摄影：觉果
摘要：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研读，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概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视角、观点及方法等，可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现状。对藏传佛教音乐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问题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音乐；汉藏佛教音乐文化交流；文化交融
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中，至今仍有古代汉乐遗存的现象。据笔者考察，如西藏楚布寺、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等均有汉乐活态。由于历史渊源及地理位置的不同，呈现出差异性；又因各寺院汉乐传入年代和途径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遗存状态。
例如，楚布寺只有活态，无乐谱；拉卜楞寺佛乐“道得尔”既有藏文工尺谱“切冈来”(藏语音译)，又有活态演奏等。不同藏传佛教寺院宗教音乐中遗存汉乐的功能、乐器及佛曲也各有差别。
一、西藏楚布寺“汉乐十六”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或“汉乐遗存”研究文献的收集、整理，以汉藏佛教交融为论点，尝试以现有几处有“汉乐遗存”的藏传佛教寺院为核心，对西藏楚布寺、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及当卡寺之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较为宏观、全面的资料分析与构建。本文以国内外著作及论文着手，其中涉及音乐、藏学、民俗等不同领域，从而呈现重要学者们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内容。
笔者在西藏调查时，发现楚布寺的“甲瑞居者” (རྒྱ་རོལ་བཅུ་དྲུག)，汉译为“汉乐十六种”的器乐合奏。楚布寺位于西藏拉萨市以西60千米处堆龙德庆区西北方楚布河上游，海拔约4300米。楚布寺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乃历世噶玛巴的主寺，在中国历史上及藏传佛教界有极大的影响力。寺院由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创建于1187年，并开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至今，共有十七世噶玛巴活佛转世。
“甲瑞居者”合奏乐器由11种乐器组成，且多种乐器疑似明代古乐器遗存，汉地都早已消失的明代号筒(布哈)、长尖(噶里)、四面云锣(查哇玛)均在此寺保存至今。格桑曲杰①是较早关注并进行相关究的学者。他从2002年陆续发表并出版多篇论著，②格桑曲杰：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文化部优秀专家。兼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民族音乐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等职。
如《西藏传统民族器乐曲综述》(2002年)③、《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2009年)④及《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2009年)⑤等文，著作如《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2015年)⑥，数篇论著中，均对楚布寺汉乐有所阐述，属论文类、章节论。作者以一手资料为基础述要，涉及乐器、仪式、源流等方面的研究，是“甲瑞居者”研究的基石。此外，藏文文献中，卓玛次仁的《楚布寺汉乐十六研究》(མཚུར་ཕུ་དགོན་གྱི་རྒྱ་རོལ་བཅུ་དྲུག་ལ་ཐོག་མར་དཔྱད་པ།(2012年)一文属述要类文章。如上，以格桑曲杰为代表的西藏本土学者，他们精通藏语、藏文，且基于长期的田野工作，对楚布寺汉乐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上述音乐成果外，人文社科界对于楚布寺的汉藏交流问题亦有涉及。主要包含考察实录及史料分析两大类。着眼主要文献，考察实录类，如仁青巴桑著，阿旺丹增译《论<楚布寺亚羌姆庆姆其嘎羌姆>》(上，1997年；下，1998年)⑦两文涉及楚布寺羌姆法会中，汉藏文化交流活态遗存的仪式记述。此外，史料分析类，多涉及楚布寺与皇权之间的历史交流。如1981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于《文物》的《明朝皇帝赐给西藏楚布寺噶玛活佛的两件诏书》(1981年)⑧，吴俊荣《噶玛巴源流及其历史地位》(1995年)⑨，韩殿栋、刘永文《明代笔记中的西藏》(2011年)⑩等文章，均围绕楚布寺高僧哈立麻与中央王朝的往来。经学者们的史料查证，分别阐述楚布寺五世哈立麻曾受到明成祖的重视，并册封大宝法王；皇赐与郡王相同的皇家仪仗等方面的内容。此类文献对于研究楚布寺汉乐的渊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甘肃拉扑楞寺“道得尔”
自20世纪80年代，相关拉卜楞寺“道得尔”的研究逐年增多。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集、研读与思考，发现国内学者就拉卜楞寺宗教文化(包含音乐)的相关研究，广泛触及寺院历史梳理、历代嘉木样活佛传记、寺院与历朝各代中央王朝与政府的关系、寺院典籍收藏及寺院宗教音乐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文类与音乐类两大研究成果。毋庸置疑，对此类研究成果的梳理一方面有助于学术界对拉卜楞寺文化及变迁有较为完整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为再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文本资料。笔者尝试对近30年，相关拉寺文化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其中包含人文社科成果、音乐学及关联性研究成果3类，通过整体观察，略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观点及方法，以呈现其研究现状。
1.音乐学成果
此类研究可分为3个重要阶段和2种书写模式。自1989年郝毅在《人民音乐》发表《拉卜楞寺院藏文谱》⑪到1993年间，掀起一个小高潮。在此期间相继出现数篇文章，主要是一些篇幅较短的期刊论文，例如万玛多吉⑫《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1990年)⑬，才让当周⑭《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及其乐谱》(1990年)⑮，丹曲⑯《拉卜楞寺佛殿音乐初探》(1990年)⑰，薛艺兵⑱《介绍一种藏文工尺谱》(1990年)⑲，扎西达杰⑳《藏传佛教乐谱体系》(1993年)㉑，等等，以上几篇论文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介绍为目的的描述性概述。其中，一类是描述性记述文本，另外一类则是音乐学分析文本。其中“道得尔藏文工尺谱研究”成为此类研究的共同关注点。例如郝毅㉒是一位较早关注且成果较多的音乐学者，于1989年《拉卜楞寺院藏文谱》一文中，作者将藏文工尺谱与汉族工尺谱进行译对，将其中一首藏文谱译为五线谱，并在线谱下方标出对应的藏族文字，对谱面内的“图片”等四种符号逐一进行解释㉓。此文虽然篇幅不长，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随后，于2001年，郝毅出版《拉卜楞寺文化与艺术》一书，书中第三章较为详细地介绍道得尔乐队演奏形式和传统乐曲，并对曲谱做了一些相关的音乐分析，至今仍是一本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㉔。2006年，郝毅参加“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提交《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尔”音乐研究》一文，此文是2001年出版著作的精要概括(p113-131)。此外，薛艺兵《介绍一种藏文工尺谱》，将藏文版工尺谱以谱字与音高对应呈现，并运用音乐学理论加以分析，也算是一篇较早的音乐类相关研究论述，此文篇幅稍短，作者也没有就此展开后续研究㉕。
20世纪90年代，藏族本土学者的“道得尔”音乐研究至关重要，尤其一些划时代的成果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他们熟悉藏族文化、语言及宗教，这种民族优势，使他们的论述较为客观和深入。例如丹曲、万玛多吉和扎西达杰等学者先后都发表过相关文章。其中，就“道得尔”乐谱的渊源认同较为一致，均认为其乐谱属于汉传工尺谱的藏文音译版本。如丹曲《拉卜楞寺佛殿音乐初探》一文中，作者持五台山传入观点㉖。同期的另一位作者万玛多吉也具有代表性，他长期扎根于夏河县，就职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办，长期从事相关文化工作，由于没有文化隔阂和语言障碍，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促成，使得他的《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成为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文章。他发表于《西藏研究》的《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一文中也有所提及。
此文不仅对于道得尔藏文谱进行了概述，还将藏文谱与古工尺谱及新工尺谱的音阶进行了比较，“道得尔”编制与清宫廷“中和清乐”编制进行列表比较后，发现两种编制非常相近，提出藏文谱更接近于古工尺谱的音阶排列，与汉族宫廷音乐常用的宫调音阶相近。万玛多吉在此文中，将“道得尔”藏文谱《姜怀龙索》(《姜怀优索》《姜怀索》)译为简谱(主旋律)，这对于其他学者的再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除渊源追溯外，曲目来源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要点。万文中提出《巴华儿》一曲可能源自当地藏族民间歌舞曲《尕哇刚格梅朵》，虽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后续研究者有启示作用。㉗此外，现有成果还围绕“乐队编制与传承关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如都本玲《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现状与保护》一文中就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较为全面。㉘其他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多见叙述性概述，而研究层面较有深度的成果少之又少。此后，柏静《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艺术美学及现状研究》 (2015年)㉙、陶莉《“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2016年)㉚、银卓玛《拉卜楞寺“道得尔”与五台山佛乐的比较研究——以拉卜楞寺<色和>与殊像寺【万年欢】佛曲为例》(2017年㉛及银卓玛《拉卜楞寺“道得尔”仪仗音乐的历史梳理》(2021年)等文相继发表。㉜
综上，道得尔渊源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点，学者们持有3种观点：(1)传自西藏唢呐曲；(2)传自汉地五台山佛乐；(3)传自清朝宫廷音乐。例如格桑曲杰：《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一书中，倾向于西藏传入说，认为“道得尔”源自西藏宫廷音乐卡尔乐。㉝在此要提及才让当周学者，他也是一位较早涉及“道得尔”研究的藏族学者，于1990年发表《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及其乐谱》一文，列举两种渊源论述，其一，是由嘉木样二世董久美昂务在西藏学法获得格西学位离开时，由噶厦政府赠予乐器，且在《寿禧寺修建记》一文中就有道得尔乐队演奏的记载，但关于此书中相关的详细记载并无书写；其二，由四世嘉木样尕藏图旦旺秀所建，此说法来自作者对郎仓·开智格来合嘉措活佛的访谈记录，提到：“道得尔乐队是在四世嘉木样时期所建，“道得尔”乐队所演奏的乐曲来源于山西五台山黄庙。”㉞就四世嘉木样传入说，田联韬先生著作《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一书中，也有所记载，并记述了田先生与郎仓·开智格来合嘉措活佛的访谈口述，这与才让当周与郎仓活佛的口述一致。在书中，先生认为“道得尔”应该产生于二世嘉木样时期，成熟于四世嘉木样时期㉟。鉴于已有成果和后期访谈、实证，笔者认为道得尔在二世嘉木样时已有，至四世嘉木样时期，再度扩大后逐渐发展。
1993—2000年的近7年间，“道得尔”研究进入瓶颈期，没有出现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后，“道得尔”音乐研究进入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除上文提及郝毅学者的后续研究《拉卜楞寺文化与艺术》出版外，相继出现4篇相关学位论文，即西北民族大学陈霓硕士论文《汉传佛教音乐与藏传佛教音乐之比较研究》(2006年)、兰州大学何晶勃硕士论文《拉卜楞的歌与舞》(2010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杨屹硕士论文《觅世梵音——拉卜楞寺“道得尔”佛殿音乐考》(2017年)及兰州大学仁青卓玛硕士论文《音乐、仪式与功能》(2019年)㊱等。前两篇论文均以民族学、宗教学视角进行诠释。何文《拉卜楞的歌与舞》第四章拉卜楞的宗教乐舞之第一节“道得尔”乐队与嘉木样活佛迎送礼仪中，对于乐队的形成、发展及功能做了较为详实的概述，此文对于道得尔的渊源、曲目、传承等均有概括说明，并没有展开阐述。㊲陈文《汉传佛教音乐与藏传佛教音乐之比较研究》主要针对汉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寺院佛教音乐做了一系列的阐述及比较，此文除对两庙佛教音乐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史做了简述之外，还对乐队编制、曲目及功能做了简要描述，没有涉及音乐本体研究㊳。杨文《觅世梵音——拉卜楞寺“道得尔”佛殿音乐考》较为详实，主要涉及历史沿革、仪式实录、佛曲译谱及分析等内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此文缺少对藏文工尺谱与活态乐谱的对应研究和横向的比较研究，从而，缺失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和渊源追溯㊴。笔者分别于2017年与2021年，先后发表《拉卜楞寺“道得尔”与五台山佛乐的比较研究——以拉卜楞寺《色和》与殊像寺【万年欢】佛曲为例》㊵及《拉卜楞寺“道得尔”仪仗音乐的历史梳理》两文，就道得尔渊源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究，获得一些新进展㊶。
综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道得尔”的研究，国内已有一些可喜的成果，一类以民俗学、藏学家为代表的描述性概述；还有一类以音乐学家及音乐爱好者为代表的音乐分析类研究，这些成果成为此项音乐研究的基础。
2.人文社科成果
笔者认为此类文章都是对历代嘉木样及寺院的叙述，多属传记式书写。如马秉勋的4篇文章：《嘉木样一世与拉卜楞寺》(1991年)、《嘉木样二世对拉卜楞寺藏书的贡献》(1989年)、《嘉木样二世生平及其在拉卜楞寺的历史作用》(上、下，1989年)；王哲一《拉卜楞寺的创建者第一世嘉木样活佛》(1992年)；扎扎《历世嘉木样家族考略》(2006年)；索南吉《藏传佛教格鲁派圣地——拉卜楞寺》(1990年)等文。从笔者的阅读体会看，此类论文或多或少都提及嘉木样四世因酷爱音乐之事，而促使“道得尔”乐队空前的发展。
3.音乐学及关联性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相关拉卜楞寺“道得尔”研究，2000年前，大多停留在零散的文献摘录和界定等层面，缺乏深入而系统的音乐研究成果。较之拉卜楞寺“道得尔”的研究成果而言，五台山佛乐研究硕果颇多，且个别论著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参与学者也多。2000年后，出现数篇硕士论文及有一定研究进展的期刊论文。
三、青海塔尔寺“花架音乐”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据青海省会西宁市25千米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也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此寺始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寺院设有上下酥油花院，为每年正月十五前后提供酥油花制作的场地及“花架音乐”的演奏任务。寺院每年正月十五酥油花展中的“花架音乐”，传有藏文手抄工尺谱本。塔尔寺“花架音乐”主要于正月十五酥油花展架之下演奏，乃佛教供乐。《太平》《八男敬宝》《闪杆金桥》《八仙过海》《金枪洛》《尤斯格日》《八普》《白沐音》等多首佛曲。且所有佛曲均存有藏文工尺谱。乐器配置是笛子、管子、笙、云锣、鼓及镲等汉地乐器。
关于塔尔寺“花架音乐”的研究者，多为青海本土学者。早期关注塔尔寺“花架音乐”的是青海省的本土音乐学者，如马忠国与马焕兴二位老师，于 1988年12月，在《青海日报》第三版刊登的《塔尔寺花架音乐及其特点》一文，应该是最早的介绍性文章。此后，1989年，马忠国和马焕兴在《中国音乐》发表《塔尔寺藏传佛教音乐的调查研究》一文，此文是关于塔尔寺佛教音乐的概述，其中，涉及“花架音乐”的介绍，介绍到乐曲原有13首，至1989年留存7首左右，经由一位叫做“哈日火巴”的东北蒙古人传入㊷。此后，王祖阳作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音乐工作者，在其《塔尔寺的藏传佛教音乐》一文中，列出“花架音乐”乐曲中口读谱和演奏谱的节奏纵向比较谱例，且较为简练地进行了本体分析。㊸青海省的多杰仁宗、满当烈、晁元清和王玫等学者先后关注“花架音乐”，发表《塔尔寺花架音乐艺术探析》(2009年)㊹，文章除介绍性记述外，涉及“花架音乐”的渊源，作者经访谈记述“印象中乐曲来自五台山，早期花架音乐中有来自汉传佛教寺院的音乐，也有来自五台山的《万年欢》、《月儿高》等乐曲”㊺。晁元清《塔尔寺花架音乐》(2008年)涉及“花架”乐队的建制与乐器㊻。此外，满当烈、叱培虹《塔尔寺花架音乐的抢救与研究》㊼一文，基于大量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的报告及分析，涉及与塔尔寺“花架音乐”相关的酥油花院与酥油花的介绍，16首花架音乐藏文谱及解读，“花架音乐”渊源及乐队建制及6乐曲的分析等内容。此外，近年来，出现以“花架音乐”为课题的学位论文。如赵旋硕士论文《塔尔寺花架音乐研究》(2015年)，涉及“花架音乐”的渊源、佛曲音乐分析及相关文化的阐述，在文中，有10首1966年前“花架音乐”的藏文曲目。但全篇缺少“花架音乐”与汉族音乐比较的拓展性研究。㊽
“花架音乐”所用乐器、乐谱带有明显的汉乐特征，相关研究不能缺少汉藏文史及古今音乐的比较，尤其，对于渊源的追溯但尚欠究。1989年，马忠国和马焕兴介绍，“花架音乐”经由东北蒙古人传入，但至今相关研究依然缺少对东北蒙古相似音乐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地区自古至今，流传着似“花架音乐”的佛乐、庙乐或王府府乐。而再深究蒙古地域的此类音乐，应非蒙古本土音乐，而是源自汉地。所以，关于塔尔寺“花架音乐“中的“汉乐”和“汉藏佛教音乐文化交流”的考察和研究还不到位。这一问题有待深入。
四、青海当卡寺“加若音乐”
当卡寺是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郊区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建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寺属“加若音乐”译为“汉地音乐”。田联韬先生是学界较早关注“加若音乐”的学者，他于1986年进行实地调查，拍摄到较为早期的图片，收集到珍贵的一手资料。在田联韬先生的多部著作和论文中均提到当卡寺的“加若音乐”。如1991年发表的《藏族传统乐器(七)》一文，配图并详述了多件藏族宗教乐器，其中，包含“加若音乐”中的布巴(又称“大头号”或“布布号”)，并辅以形制描述及测量数据、音高等，且提到丹巴县梭坡乡黑经寺有相似乐器，亦源自汉区。㊾田联韬先生是一位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有全局视野的学者，2014年，发表《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一文，列述三大方言区拉卜楞寺、塔尔寺、当卡寺、楚布寺及北京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也保留有汉传佛曲，并对拉卜楞寺、塔尔寺、雍和宫的此类佛乐进行阐述，对这几所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现状有较为详实的了解，且较详细记述了当卡寺“加若音乐”这一器乐合奏的音乐形式，分别阐述此乐乐器，如竹笛、大头号、小铜号、五音云锣、大锣、中锣、小锣及小镲等汉地乐器；当卡寺“加羌”仪式中僧人所穿服饰，似清代官服，且“舞蹈”动作及音乐也具有汉族音乐风格的记述等，且提到作者经访谈获知“当卡寺五世活佛佛动目却吉•扎西维泽(简称“东目活佛”)曾被内地朝廷封为国师”㊿一事。此后，田联韬著《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2015年)一书。书中第八章“神界梵音藏族宗教音乐”中对拉卜楞寺“道得尔”、塔尔寺“花架音乐”、雍和宫“多特尔”、楚布寺“甲瑞居楚乐”、玉树当卡寺“加若音乐”5种佛乐进行了概述，并阐述汉传佛教音乐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此外，对当卡寺和楚布寺两寺音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两寺佛乐乐器大同小异，两寺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田先生的相关研究，对于当卡寺及诸多寺院中的汉乐遗存研究具有一定的奠基意义。
五、相关外文资料
很多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对于西方人而言一直是一块“禁地”。在中世纪西方旅行家的记述中，对这里充满无穷想象，因为高山荒漠阻隔，通向雪域的道路艰难崎岖，他们尽一切可能打听这片土地上的信息。这些旅行家、传教士不断为西方世界传输关于这片地域的报告。
笔者找到一些关于拉卜楞寺的外文研究资料。此寺地处汉藏交界地带，是藏、汉、伊斯兰文化交汇和缓冲地带，无疑为西方人入藏提供了便利条件。19世纪中后叶以后，欧洲及美国的传教士在此地越来越活跃。最早进入拉卜楞寺地域范围内的是美国传教士，1895年美国宣道会 (Christian&MissionaryAlliance)传教士威廉姆·克里斯蒂(WilliamChristie)和W.W.辛普森 (W.W.Simpson)二人，后两人因产生观念分歧，辛普森创办神召会(theAssembliesofGod)。由于有些传教士受过人类学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不仅是运用照相胶片记录拉卜楞最早的人，也是与拉卜楞高层活佛及民众接触最早的西方人。例如，辛普森的长子W.E.辛普森(WilliamEkvallSimpson)，藏名喜绕仁钦，生长在甘南，精通藏语，一口流利的藏语使他在藏族民众中畅通无阻。在五世嘉木样时期，由于活佛的父亲贡布顿珠对外国人比较友好，1919年开始，宣道会与神召会进入拉卜楞核心地带。他们及后续的传教士一方面不断进行传教活动，另一方面记述寺院各大法会、自然资源及周边民众文化等内容。此类文章有罗伯特·埃克瓦尔 (RobertB.Ekvall，1898-1983)的《进藏大门：甘藏边界》(GateWaytoTibet：TheKansu-TibetanBorder)，此书书写美国宣道会的传教史，书中包含大量的实录、图片、访谈等内容。与此同时，五世嘉木样正值年少，对于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所以，很多传教士都与五世嘉木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教活佛照相及冲洗胶片的技术、为他教授英文，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些新的观念无疑对其在之后的宗教领导过程中起到一些影响。
由于藏族人对于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使得西方传教工作在拉卜楞区域困难重重，但传教士们留下了一些书面资料。笔者发现这些文本资料对于研究藏传佛教中佛乐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六、结语
楚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和当卡寺有着与汉地宫廷音乐、五台山佛乐，乃至中国古乐的音乐风格特点，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且深思的现象。追溯其渊源将可牵出一些藏、汉文化交流的史料论据，如能将这些史料串联，便可勾勒出一条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
注释
①格桑曲杰：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文化部优秀专家。兼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 乐学会副会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民族音乐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等职。
②格桑曲杰.西藏传统民族器乐曲综述[J].西藏艺术研究,2002(02):23-30.
③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3):3-19+50.
④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 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J].西藏艺术研究,2009(01):42-54.
⑤格桑曲杰.《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⑥仁青巴桑,阿旺旦增.论《楚布寺亚羌姆庆姆及其嘎羌姆(上)》[M].西藏艺术研究,1997(03):70-71.仁青巴桑,阿旺旦增.论《楚布 寺亚羌姆庆姆及其嘎羌姆(下)》[J].西藏艺术研究，1998:20-24.
⑦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明朝皇帝赐给西藏楚布寺噶玛活X佛的两件诏书》[J] .文物，1981(11):42-44.
⑧吴俊荣.《噶玛巴源流及其历史地位》[J] .西藏研究，1995(02):5.
⑨参阅韩殿栋，刘永文.《明代笔记中的西藏》[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2.
⑩郝毅.拉卜楞寺院藏文谱[J].人民音乐,1989(06):34-35.
⑪万玛多吉，任职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办，长期从事相关藏族传统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
⑫万玛多吉.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西藏研究，1990(03):84-90.
⑬才让当周：男，藏族作曲家，1952年7月25日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镇,创作了大量的藏语歌曲。参与了文化部国家重 点科研项目《藏族音乐考察研究》课题，该课题由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田联韬教授负责主持。
⑭才让当周.拉卜楞寺道得儿乐队及其乐谱[J].中国音乐,1990(02):38-40.
⑮丹曲，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博士、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副所长。
⑯丹曲.拉卜楞寺佛殿音乐初探[J].西藏艺术研究,1990(03):53-63.
⑰薛艺兵，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重要著述有：《秧歌源流辨析》《河北音乐会调查》 《音乐民俗界说》《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等。
⑱薛艺兵.《介绍一种藏文工尺谱》[J] .《黄钟》，1990(04):28-30.
⑲扎西达杰，藏族作曲家、指挥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格萨尔》音乐专家。青海玉树人，生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和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指挥专业，师从田联韬、曹鹏。系自治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省级优秀专家，现任国家一级作曲、中 国音协会员、省文联荣誉委员、青海藏族研究会顾问、青海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
⑳扎西达杰.藏传佛教乐谱体系[J].中国音乐,1993(01):28-30.
㉑郝毅，任职于甘肃省群众艺术馆，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及研究藏族传统音乐。
㉒郝毅.拉卜楞寺院藏文谱[J].人民音乐,1989(06):34-35.
㉓郝毅.拉卜楞寺文化与艺术[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120-187.
㉔薛艺兵.介绍一种藏文工尺谱[J].《黄钟》1990(04):28-30.
㉕才让当周.拉卜楞寺道得儿乐队及其乐谱[J].中国音乐,1990(02):38-40.
㉖万玛多吉.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J].西藏研究,1990(03):84-90.
㉗都本玲.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的现状与保护[J].法音，20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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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银卓玛（女，1979-）、藏族，中央音乐学院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后。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宗教音乐研究。主要成果如专著《藏族情歌 安多拉伊》及学术专题《拉卜楞寺“道得尔”佛乐及其文化研究》等。曾荣获多个奖项，如2010年“人音社杯”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暨第四届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大赛二等奖，2014年荣获“中央音乐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原文刊载于《西藏艺术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