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帝国主义在中亚展开了势力“大角逐”，我国边陲西藏亦成为了其角力的一个重要场域。英国通过武力入侵的方式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了西藏对外通商贸易的大门，随后开始大肆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并由此让大量英印卢比侵入西藏市场，进而流通至川边藏区，夺取高额利润并试图掌控西藏的金融命脉。面对国家主权尽失、利权财富外流的局面，历届边疆大臣开始思考边疆对于国家的意义，进而积极呼吁并推进本土币制改革，强而有力地还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入侵，维护了清朝中央政府在藏主权，稳定了川边藏区的金融秩序。
关键词：川铸藏元；英印卢比；博弈；世界观
光绪八年（1882），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在其旅行笔记《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中记录了如下文字：“铸有英王头像的卢比在康区（Kham,即川边藏区）被称为喇嘛头，他们认为卢比正面的国王头像是带着帽子的喇嘛。”[1]更有甚者认为那是达赖喇嘛的肖像。[2]当地百姓之于英印卢比亲切的昵称及对于银币上英王肖像的误解也许正是让其“西游”的旅途变得顺畅。从上述记录可见，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川边藏区的市场上已开始流通英印卢比。那么在世俗眼中遥远又封闭，经济还很落后的偏远地区为何会出现一种外国货币并且流通？当地是否也存在本土货币？两者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笔者尝试通过参考史料及中外相关文献，比较中外学者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探究。这是一种溯源，以期能够回应以上的设问，还原一个脉络清晰的故事全貌；同时具体而微地呈现在动荡之时代下，身处其中的人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如何安排自身的位置、如何理解和回应时代交付的问题以及如何作出抉择与行动。
一、清末西藏地区及川边藏区的边疆危机
清朝末年，山高水长且神秘莫测的西藏地区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一派祥和与宁静。青藏高原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各类丰富的矿产及土产资源成为几股势力竞争与角力的场所，经历着政治与经济上的大动荡：光绪十六年（1890），英属印度通过《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将西藏地区的属地锡金变为了其保护国；光绪十九年（1893）通过《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打开了西藏地区对外通商的大门，亚东开埠；光绪三十年（1904）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部队直闯拉萨,并通过签订《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又称《拉萨条约》）又开放了江孜、噶大克为通商口岸，[3]以此实现对于西藏地区的经济入侵，进而开辟进入中国内陆的通道。后起之俄国在迅速完成其资本主义变革后，着眼于建立海上军事力量，想要通过西藏地区打开中国及印度洋的门户与市场，从而直逼印度，与英国相抗衡。[4]而当时的满清中央政府，正经历重重外患与内忧，其治边方针亦随着外部势力入侵青藏高原而有所变化，从最初的对外“妥协怕事，曲从迁就”，对藏“息事安民，大而化之”[5]到安排张荫棠入藏进行善后施政善后,即在西藏地区制定办法,施以各类章程以抵制英国势力的再度入侵。、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藏区积极推行改土归流，满清王朝已发现“整顿西藏地区，有刻不容缓之势矣。”[6]
川边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方向的横断山区，自元朝以来，便成为连接内地与前藏之间的交通要道，清朝曾在宁静山（今芒康山）垭口设碑，此界以东，即为川边藏区，历代王朝“将地界于酋长，官为土司，而自治者为十之五；界于呼图克图者十之一；流于野番者十之三；自清而赏给西藏地区者十之一。”[7]近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势力的入侵，各级官吏有了对国家主权及领土观念的认识，导致当时的历任四川总督大声疾呼，要求加强中央王朝对于川边藏区的管理，以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光绪十一年（1885）时任川督丁宝桢在收到总理衙门的电令，要求妥善处理印度民政厅官员马科蕾（Colman Macaulay）的游历事项，以便后期安排通商事宜时，向清廷上奏：“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8]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任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西藏地方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9]可见在当时的边疆大吏看来，川边危机已迫在眉睫，甚至已经危及到整个西南地区了。
二、英印卢比的侵入及崛起
英印卢比的流入最早可追溯至咸丰五年（1855），廓尔喀（今尼泊尔）人兴兵入藏，攻占聂拉木、济咙两地，藏军反攻失败，清朝无力出兵征讨，签订了草约十款，其中一条规定“西藏地区允诺每年给付尼泊尔一万卢比年金。”[10]虽数额不多，但已打开卢比在藏区的市场。且由于当地百姓自十六世纪中期始便有使用银币的历史及习惯，②西藏地区自十六世纪始便将大量银锭运往尼泊尔以易换银币，后期由于藏尼银钱纠纷，1788年及1791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地区，后由清朝政府派兵击退。在纠纷之后，乾隆皇帝饬令西藏地方安设炉座，铸造官钱，便出现“乾隆宝藏”，之后还有“嘉庆宝藏”，“道光宝藏”；西藏地区地方政府亦自铸有“章卡”钱币。卢比因制作精美，易于携带，自然也容易让地方百姓接受。该卢比为机制银元，重十一点七克，约合我国内地库平银三钱二分，含银量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正面铸英王头像，背面刻有花纹及“一卢比、印度还有发行年代”的字样（见图1、图2）。[11]
图1 英印卢比正面
图2 英印卢比反面
随着光绪二十年（1894）亚东正式开埠，英属印度商品倾销步伐加剧。英印政府常以国内滞销的工业制品换取西藏当地大宗土特产品，包括羊毛牛皮、药材及硼砂。[12]又因为西藏地区百姓对外需求有限且购买力低的现实因素，导致英印政府在藏贸易长期逆差。[13]陶思曾赴藏印边境考察时，在亚东海关抄录了当时历年进出口货物总值，如下表1所示。[14]
表1 亚东税关进出货价值总数一览表
在以上12年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中，除了5年以外，均为出口大于进口，都是英属印度贸易逆差。英印政府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支付卢比，既能实现贸易平衡，又可以谋取较高的铸币利润。从上表还可发现，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始，亚东税关开始由银两改为卢比记录并结算，英印卢比已开始控制西藏地区市场。[15]
在卢比未进入川边藏区之前，该区域基本为以物易物的贸易模式，而最通用的支付工具即为砖茶。当地人饮茶的习惯由来已久，明朝政府亦有“以茶御藏”的方针。当地寺庙作为砖茶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因为砖茶的广大市场以及其货币的功能而成为了最大的获利者。但随着卢比的入侵，这种砖茶贸易及支付手段逐渐被卢比替代。[16]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在光绪八年（1882）游历川边藏区时，即发现来自巴塘寺庙的僧人不得不以6折的低价用砖茶换取其他所需物品。[17]美国外交家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在光绪十七年（1891）出版的书中写道：“康区北路的商道，自打箭炉至玉树都以卢比为主要支付手段。当地中国商人都不太乐意兑换纹银，说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用处。”[18]据驻藏大臣有泰于光绪三十年（1904）记载：“自过河口①，一路不用制钱，须用印度卢比，每元重三钱二分，人民以之交易。”[19]综上可见，清朝末年印度卢比已在川边藏区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支付货币而普遍流通。
三、川铸藏元的生产与反击
英印卢比的货币垄断优势造成了满清王朝在川边藏区统治的各种危机：清廷通过汇丰银行汇兑到西藏地区的白银需要兑换成卢比方能使用，张荫棠致电外务部亦称“汇丰汇兑到藏，每万两只得六千八百之用。官价定以三藏银换一卢比，是以九分实银当卢比四钱五分，故实用一切，吃亏甚大。”[20]三分之一的款项无奈被英商侵入囊中，清廷遭受巨额的经济损失；清廷发放给驻藏官兵的军饷均为白银，官兵日常只能将白银兑换成英印卢比进行消费。这般境况，既让官兵蒙受了经济损失，又挫败了将士们的士气。面对如此危机，四川总督锡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奏称：“国币关系主权”，遂“爰饬照印度重三钱二分为一元之卢比，自行试铸，汉番亦均乐用。”[21]后经户部批准，“暂仿卢比铸造，意不过便于流通。惟货币之政，信用为先，必精其制造，足其成色。”[22]至此，川铸藏元应运而生。在锡良看来，它的产生已不仅关乎川边藏区的金融稳定，更关乎满清政府的主权问题。由于抵制英印卢比的使命，川铸藏元除重量相等外，式样亦仿照卢比，于正面铸光绪皇帝着朝冠的侧身像，背面为相似的花纹，并铸有“四川省造”的字样（见图3、图4）。[23]这种设计是否存在混淆视听以促流通的意图，在笔者看来，多少是有一些的。
图3 川铸藏元正面
图4 川铸藏元反面
面对竞争者的出现，英属印度政府通过控制西藏地区的贸易以压低藏元的购买力，拥有藏元的商人只得折价使用。由于无法获利，导致商人皆仍喜用卢比。所以在发行初期藏元并未能占据市场的有利地位。光绪三十二年（1907）随着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藏区以改革“政治制度、寺庙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等为治边方针，[24]雷厉推行改土归流。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即有大立推行川铸藏元，制定相应政策以在市场上与英印卢比争锋相对。
（一）加大发行量，打开西藏地区市场。清政府规定：“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按年扔解藏饷川铸卢比（即藏元）银五万两，由梁台派兵赴炉自领，以免番商折扣。”[25]这样既能使藏元流通于西藏地区市场内，又可让官兵免于汇兑损失。
（二）发行辅币，便于零星交易。陶思曾在其《藏輏随记》中记录道：“川省仿铸之卢比，前藏一带亦能流通，每元值藏钱三元，因无小币，不便使用，故未畅行也。”[26]除了不便交易以外，由于当地百姓多为小额零星交易，在缺少辅币的情况下，习惯将货币进行宰割用以支付。在使用卢比之时，即有“剪为四开，名约四嘴，以便零用。”[27]铸有光绪帝头像的藏元被宰割成四分五裂在市面上流通，使帝王形象受损的情形亦令当朝官员无法忍受，故下令不准剪分。综上，赵尔丰遂即于宣统二年（1910）“特由川省鼓铸当十铜元一千万元，运出关外，俾与川铸藏元相辅而行，人皆称便。”[28]
（三）统一比价，以利于扩大藏元的流通范围。陶思曾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藏时发现：“川省所造藏元，宁静山以东，每元可作三钱五六，有时涨至四钱不等。察木多（今昌都）以西，则其价仅能作藏银三枚，每枚作汉银一钱，亏损颇巨。”[29]驻藏官兵、来往川边与西藏地区的商贾均因此蒙受损失而不喜使用藏元。赵尔丰于宣统元年（1909）发布公告：“关外行使银元，不按本位重量计算，有碍币值，特出示晓谕各处，务照本位三钱二分使用。”①管理巴塘梁务详复奉发行藏元日期并照章张贴晓谕。藏元自降比价，不仅有利于百姓及商民的使用，而且当时驻藏官兵均以藏元为酬饷，亦有利于官兵士气的重振及稳定。
（四）边务当局强制使用藏元为课税结算货币，包括粗粮税、盐税、关外牧场马牛羊捐税及茶税等。[30]
以上举措，加大了藏元在川边藏区的使用及流通，遂逐渐取代了卢比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英国军人弗里德里克·贝利（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在1911年行至川边藏区时发现藏元已经比卢比更加值钱了。[31]由于藏元的大量使用是在赵尔丰强力推行改土归流并推广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后，所以赵尔丰的改革及军队所及的地方，人们都愿意称藏元为“赵尔丰钱”。
虽然川铸藏元在西藏地区仍没有像清朝政府所预设的一般打击英印卢比，取得优势，但在川边藏区几乎已经成为了主币，而将卢比限制于卫藏区域。[32]
结语
清朝末期，英俄帝国主义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西藏地区亦成为了其角力的一个核心地带。以经济入侵为重要手段的英国通过贸易将大量的英印卢比侵入西藏地区市场，进而流通至川边藏区。虽然满清王朝面临各种忧患，但由于民族主义思潮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时任历届边疆大臣均认为外币在边疆的侵入已损害国家主权，而在西藏地区由张荫棠推行“善后施政”，在川边藏区由赵尔丰进行“改土归流”，其中发行并推广川铸藏元即为改土归流中经济改革之主要内容。此举既击退了英印卢比在川边藏区的流通，同时又加强了清朝政府在川边藏区的行政干预与管理，是以“急起直追整理西藏之内政，恢复在藏之主权”矣。[33]
这场关于川铸藏元与英印卢比之间的博弈，对于捍卫国家之主权，维护民族之利益，击退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起到了积极有力的作用，同时使川边藏区的货币制度向近代化又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帝国主义加紧对于中国的入侵，时任边疆大臣们开始重新认识边疆对于国家的意义，他们极力呼吁在川边自铸银币，改革币制，同时身体力行地推进各种制度的执行和实施，肩负起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职责，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们愤而反击的抉择和行动，亦彰显了一种有别于前的世界观。而在这场博弈之中，我们也能看见一群没有出现姓名的人，他们会因为英印卢比制作精良、易于携带而喜用之，也会因为川铸藏元的成色足、制造精且大量投放而立即扭头改用藏元，显得毫无立场；但他们也会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先进枪炮进攻时，为了保家卫国而英勇反抗，充满勇气与力量。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只有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体察，才能还原时人身临其境的感受，进而无限靠近真实的过去。（作者简介：扎西永措，西藏大学文学院 ；次旦扎西，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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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