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藏传佛教“顿渐之诤”研究动态

《时代人物》 孔佩 2024-06-11发布

DSC_7953.JPG摄影:觉果

摘要:“吐蕃僧诤”是公元8世纪时期于吐蕃开展的一场佛学思想辩论会,就如何修行成佛这一论点,顿悟和渐修两派对峙,又称“顿渐之诤”。关于顿渐之诤的历史叙事世代传继,但随着对上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汉藏文禅宗佛教文献的深入研究,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近二十年来,关于此次论辩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于对汉藏文本的考释和对佛教哲学思想的剖析上,学界新见迭出。

关键词:藏传佛教;吐蕃僧诤;顿渐之诤

文本叙事上的新考辨

以藏文文本为形式的藏传佛教史料,除了少量存世的吐蕃金石、简牍,以及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塔波寺文书外,都是12世纪后的文献,大部分并非原始史料,在历史叙事上有“重构”之嫌。佛教史观对于西藏历史的书写有着巨大的渗透作用,政治影响、家族纠纷、教派之争等因素的影响也掺杂其中,不同文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因此不尽相同。在顿渐之诤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汉藏佛教在各自修习传统、依据的经典、文化语境、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皆有差异,这也是汉藏史料对辩论结果记载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在顿渐之诤的辩论内容、事件真实性及对摩诃衍的人物评价等问题上,不同学者的见解差异较大。

孙悟湖在《藏传佛教前弘期“顿渐之诤”再考释》中反驳了书信辩论说和全盘虚构说,并为被妖魔化了的摩诃衍正名。作者引用了《修习次第》中莲花戒对摩诃衍的批驳内容,和《顿悟大乘正理诀》《巴协》中关于当面辩论的描摹,否认辩论方式只限于书信来往。虽然顿渐之诤含有一定的建构成分,“而虚构亦有完全虚构和部分虚构等程度的区别,完全虚构否定了历史事件,部分虚构至少肯定了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汉藏文史料在这一事件上有部分一致性,可证明确有其事,而辩论结果难分胜负也恰恰反映了内在深度,“汉藏印僧人齐聚桑耶寺,演三乘之奥旨,示佛法之精髓,论汉印僧人之高下,辩顿渐修法之长短,确成为不争之史实”。作者又引用了《禅定目炬》和《五部遗教》等文献中中对摩诃衍的评价,由此提出各宗派对摩诃衍的否定态度来更多的来自于人性偏袒和好恶而已,难免言过其实。

久迈在《“吐蕃僧诤”汉藏史料比较研究——藏史〈巴协〉与〈顿悟大乘正理决叙〉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藏文文献《巴协》和敦煌汉文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叙》关于这次辩论的描述文本,重新梳理了事件过程,阐述了两种文献的价值和内容,认为“有很多内容可以相互补充,也有很多舞弊可以相互铲除”,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史料整合和史事重构。

法国学者戴密微所著《吐蕃僧诤记》是研究这次论辩的必读之作。对于吐蕃僧诤的政治背景,作者在史料疏义一章中做了深入探讨,认为唐蕃之间的政治矛盾是摩诃衍辩论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久迈在《驳〈吐蕃僧诤记〉关于政治因素的推论》中认为戴密微对史料的处理欠妥,指出其论点主要基于有限的汉文史料之上,却忽视了藏文史料的作用,仅作补充。戴密微认为摩诃衍失败的原因在于地位低下、受到仇唐一派的压制和军事力量的缺失。作者逐一点破了他的论证过程,认为“将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混为一谈”,最后表明渐悟派的学说是吐蕃本身对宗教选择的结果。

沈卫荣《“吐蕃僧诤”背后的历史叙事》中强调了语文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指出学者应当对藏族佛教史家对历史现实二次创造后的文本进行解构,“研究西藏历史必须将藏文文本的形成和西藏之历史叙事、传统的构建二者结合起来考察”“从前人建构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事和历史传统中解放出来”,并且以吐蕃僧诤为例,提出后弘期藏文史学中的吐蕃僧诤实际上从未真实发生,最早确立此事件的《巴协》是依照莲花戒《修习次第》进行改编,引证了《顿悟大乘正理决》中的描述,而后世在书写此事时又多引证《巴协》,但顿渐两派的确出现过分析是不争的事实。文章谈到,对顿渐之诤的历史和哲学研究不必再拘限于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经过的考释,而且是要从多层次且动态化的叙事以及其历时性意义上来综合考察,因而可以探寻微观事件之后宏阔而深远的历史构建。

论辩观点与佛教思想分析

禅宗入藏及顿渐之诤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人物、事件等历史学范畴上的考证,尚未侧重思想上的进一步探索,对摩诃衍的禅修思想也很少有全面而客观的深描。周拉在《莲花戒与摩诃衍的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对大乘佛教的界定、是否行六度、对生死与涅槃的认识、“智”的选择、修持方法差异五个方面归纳、总结了顿渐两派在思想教义及修持方法方面的差别,认为即使这场思想论辩对吐蕃固有的社会文化与佛教思想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搅扰,但同时也使吐蕃的佛教秩序更趋理性化、系统化、组织化,为藏传佛教的演变注入动力,也为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参考。

班班多杰总结二人思想差异:“摩诃衍禅师站在超越时空脉络和理性思辨的立场上发言,而莲花戒则在世俗时空框架和理性思辨的范畴内去解读,一个是以纯粹直觉为前提的宗教神秘主义”。

顿渐之争论及“无作意、离妄想”的修行方便、佛性、顿渐奥义等主题。汤绍波在《吐蕃僧净中离妄想观念辨析》中对顿渐双方关于“离妄想”这一认识的分歧进行辨析,以禅宗和中观思想为依据,分析了此次辩论的实质和焦点。摩诃衍认为众生本具佛性,不假修行,莲花戒反驳契入佛性只能依靠六度万行,积功累德按次第修行,仅仅靠离妄想就想成佛,是不可能的,否则不必说三藏十二部经,仅离妄想只能稍得轻安,不得成佛。而“藏传佛教认为,凡夫成佛的次第是以正见观察无常生起出离心,观察众生苦而起慈悲心,观察中道生起中观智慧,止观双运,悲智并行,六度四摄齐修。”作者认为摩诃衍错在对契入佛性的方便法门的应用上,以中观思想揭示了摩诃衍的学说从根本上违背了成佛的缘起论,执着于“性空”,便破坏了“缘起”,将本为一体的概念强行割裂。

班班多杰在《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解读了《顿悟大乘正理决》《修道次第后篇》及汉译藏禅宗文本《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决》三个文本,阐述了禅宗在前弘期藏传佛教中的流传和地位。而顿渐之诤的结果就是汉地禅宗逐渐融入了藏传佛教的思想中,为其所吸纳,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禅宗入藏的本质就在于顿渐合流。作者又通过解析《禅定目炬》《五部遗教》《白若扎纳传》《菩提道次第广论》等文本,揭示了禅宗对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影响。“吐蕃传播的禅宗是儒、释、道、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宗教思想体系。”

论辩经过梳理及特点归纳

周拉在《从“顿渐之争”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及发展趋向》中细致梳理了顿渐之诤时间的历史背景、起因、焦点、结果,以全面系统的视角分析了汉地禅宗入藏的影响,内容详实。索南才让也在《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中剖析了顿渐之诤的起因,“表面上看,引发辩论的直接原因是修行成佛的方法,即顿悟和渐修。实际上其中深藏着许多十分复杂的矛盾。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众说纷纭,提出了信仰说、政治斗争说、显密说和大小乘佛教之诤说等多种原因。”作者认为,思想和修行方法不同固然是是导致辩论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实质上表现了统治阶层内在的对社会文化的掌控倾向,间接反映出历史上的政治角逐。作为一次文化冲突,顿渐之诤是印藏汉三种文化在交流中碰撞的集中反映。作者还谈到,吐蕃之所以请印僧莲花戒来代为辩论,是因为尚未建立起具有本土特征的佛教思想理论体系,蕃僧更倾向于修炼密法,对佛法和佛教经典的了解有限,没有能力系统阐释,胜算不足,统治者担心面对摩诃衍那宣传的“无念”“无思”“无修”的顿悟法,原有的道德规范会遭到瓦解,人心会失去约束,于是请外僧进行辩论,但政治斗争和利益纠葛以佛教辩诤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掩盖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许德存的《试析桑耶寺僧诤的焦点》对顿悟派和渐悟派的含义和辩论核心问题进行了论述。关于辩论核心问题,作者认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心与观行,摩诃衍那认为通向解脱应观心,使心灵处于宁静状态,即是本性清净之心。“观行”是依智慧观察诸法的生灭变化,是以寂护和莲花戒师徒为代表的中观瑜伽行派学说的核心。二是佛性观。摩诃衍那认为众生本有佛性,明心见性,而莲花戒则认为觉心即佛性但获得菩提心必须止观双修。作者通过分析发现,顿悟派和渐悟派在某些问题上并非完全对立,莲花戒认为,行善、布施等功德是菩萨的方便,也是成佛的助缘,同样,摩诃衍那为代表的顿悟派也承认方便与智慧在成佛过程中的作用。

因这场辩论的历史意义重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其著作中,对辩论本身和其内容都有论述,后来的学者大多沿用了他的史论,但所述史实已经被许多学者质疑了真实性,史文《一场论辩千古悬案——从萨班和吐蕃僧诤说开去》通过对萨班著述内容的辩驳,借此梳理了顿渐之诤的前因后果,包括辩论的真实性、论辩原委、禅宗后续发展、摩诃衍的去向。接着在第二部分分别分析了摩诃衍和印僧的辩论内容,并对双方在思想上的分歧点做出了总结。

佛教宗派在思想层面上的论辩实质上难以胜败定性,但从藏传佛教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汉地禅宗退出了西藏地方是不争的事实。这场论诤不仅是藏传佛教与汉地禅宗两种思想形态的碰撞,也是吐蕃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权力的表现形式。吐蕃对宗教派别的倾向取决于宗教教义及其修行实践是否能与藏族传统文化和政权局势相融合。虽然赤松德赞宣布顿悟派失败,但摩诃衍传播的汉地佛学思想不仅触动了吐蕃社会的宗教观念,促进了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还对后弘期藏传佛教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的佛性论、修行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关于顿渐之诤的研究还会继续,研究者的讨论重点不应停留在分辨孰胜孰败以及寻求胜败的缘由上,而是应抛开纷争表象,深入文本,去发现这场论辩引申出的更深刻的哲学和历史学问题,探求真正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索南才让.《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2(3),30-36.

[4]索南才让.《禅宗思想在西藏的传播和影响——八世纪吐蕃桑耶寺僧诤研究[J].《河北禅宗》,2003,8(2),45-60.

[5]陈庆英.《西藏佛教史上汉印佛教争辩》[J].江苏淮阴师专学报文集,1987,12(3),38-42.

[6]唐景福,温华.《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关系浅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8(1),87-90.

[7]融熙.《西藏宗教与汉地禅宗的评价》[J].《海潮音》,1983年第6期.

[8]阿沛·晋美.《论赤松德赞时期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1983,7(4),12-17.

[9]才让.《从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J].《西藏研究》,2002,8(5),65-73.

[10]尹志邦,吴俊.《从看吐蕃僧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1(7),90.

[11]谢伟.《佛教在吐蕃时期传入藏区的原因》[J].《青海民族研究》,1984,12(1),23-32.

[12]安在民.《试论吐蕃赤松德赞时期的教派斗争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矛盾》[J].《西北史地》,1988,4(6),98-103.

[13]衷晓文、郎伟.《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3,8(2),14-25.

[14]沈卫荣.《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J].《新史学》,2005,7(6),60-73.

原刊于《时代人物》 202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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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阅读 2 编辑:喜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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