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发展

《西藏研究》 李天、周晶 2024-06-26发布

微信图片_20200821135134.jpg摄影:觉果

———以不丹建筑为中心

摘要:楼阁式佛殿诞生于吐蕃时期,是西藏早期宗教建筑的代表性形制之一。由于楼阁式佛殿在西藏保存完好的建筑实例较少,此类建筑的外观形态与空间象征性来源、发展历程及衰落原因尚无定论。本文以受到西藏建筑文化辐射的不丹为中心,研究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的流布,分析楼阁式佛殿的原型、传播过程与特征,探讨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对外输出与地域性发展,以扩展西藏建筑艺术研究的广度。

关键词:楼阁式佛殿;藏传佛教建筑;不丹建筑

在藏传佛教殿堂建筑中,有一类砖(石)木混合结构的多层坡屋顶建筑,平面为正方形或折角形,外观为3-4层,每层设四坡屋顶并逐层缩小,展现出类似于中原汉式楼阁的形态。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殿为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强准祖拉康与帕巴拉康[1]。有研究认为该类建筑源于尼泊尔塔式神殿,沿用西方学者对尼泊尔多层神庙称谓“Pagoda”的直译,称其为“塔式”建筑。也有学者认为强准祖拉康是延续西藏传统“塞康”石砌碉房框架,融合尼泊尔神殿外观及汉式佛塔空间布局的建筑形式[2]。实际上,藏式“楼阁式佛殿”与汉式“楼阁式佛塔”的象征性及外形有显著区别。首先,汉式楼阁式佛塔源于窣堵坡,平面可呈方形、六角形或八角形,而藏式楼阁式建筑是对曼荼罗空间的还原,平面均为正方形或折角形;其次,在建筑结构上,藏式楼阁式佛殿均为砖(石)木混合套筒式结构,汉式楼阁式佛塔多为筒体结构;第三,汉式楼阁式塔外观层数一般在5层以上,追求形体的高耸,藏式楼阁建筑一般为5层以下,形体相对稳重。此外,尼泊尔本土学者按照当地传统将多层神殿称为“斜坡屋顶式”(Tallakara)或“多层式”(Tiered),与汉语中的“塔”实际上并无联系,仅强调建筑屋顶层次的繁复性[3-4]。综上所述,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并非对尼泊尔建筑或汉式建筑的简单模仿,而是经过多种文化融合而成的新建筑模式。

由于楼阁式佛殿在西藏保存完好的建筑实例数量较少,也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其原型、发展历程与衰落原因尚无定论。然而,在喜马拉雅南坡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类似形制的佛殿却十分常见:不丹传说中修建于松赞干布时期的祈楚拉康采用与帕巴拉康类似的3层坡屋顶楼阁式形制,不丹16世纪之后修建的宗堡与寺院大殿也大多用相同的多层屋顶构图模式。此外,今印度锡金邦扎什顶寺(TashidingMonastery)等周边地区的建筑形制也与祈楚拉康相同,表明楼阁式佛殿在藏传佛教辐射区域的广泛流布。本文旨在以不丹建筑为中心,探讨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发展的3个问题:楼阁式佛殿的建筑原型、楼阁式佛殿如何传入喜马拉雅南坡地区以及楼阁式佛殿在不丹的本土化发展。

一、原型:尼泊尔聚会殿建筑

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最早见于唐蕃古道蕃尼段要冲吉隆县,其屋顶形式与平面布局均与尼泊尔聚会殿一脉相承,由藏式传统建筑技术与尼泊尔建筑形象融合而生,表现了西藏建筑对外来文化强大的汲取与同化能力。

(一)西藏早期楼阁式佛殿

西藏吉隆县境内有两座传说修建于松赞干布时期的寺院——帕巴拉康和强准祖拉康,其中位于邦兴乡的强准祖拉康属于松赞干布所建的镇边寺之一,建设年代要远远早于桑耶寺[5]51。根据《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典籍记载,松赞干布在唐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按照文成公主的“五行算图”,在西藏四域修建了12座神庙,以镇压“罗刹魔女”等妖魔,位于吐蕃与尼婆罗边境的强准祖拉康便是其中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强准祖拉康是赤松德赞时期,韦·赛囊赴尼泊尔与印度寻访高僧之后,以西藏石砌碉房为原型结合尼泊尔庙宇外形而建[2]。考古调查表明,强准祖拉康的柱础属于唐代遗存,虽无法确定现存建筑的具体年代,但因西藏寺院修葺时具有按照原有形制复原的习惯,吉隆县遗存的楼阁式建筑应可追溯至吐蕃时期[1]。

强准祖拉康外观为4层方形楼阁,高16米、底层宽22米,用片石垒砌墙体,外抹泥墙,以上各层为小型火砖砌筑,各层檐面皆以原木斫成梁架椽枋,上铺石板。建筑底层的两柱门廊设在西面,有内外两重环廊,构成回字形平面。外回廊为明廊,可以直通塔顶,内回廊为暗廊。回廊中有6间密室,每间面积为3-4平方米,墙上开20厘米×30厘米的小窗采光。建筑第3层墙面辟3座桃形壶门,屋顶为由斜撑挑出的无起翘四坡顶,四角设铜套饰,上置火焰宝珠顶刹。值得注意的是,该寺的寺志中提到,强准祖拉康为尼泊尔工匠所建[5]51-53。20世纪90年代重建之前遗存的二层尼泊尔式木雕窗,也可作为强准祖拉康形制源于尼泊尔的证据[6]。至于尼泊尔工匠的由来和强准祖拉康建筑的原型,或许可以追溯到位于吉隆镇上的帕巴拉康。

帕巴拉康距离强准祖拉康大约2公里,修建年代为640年左右,当时赞普松赞干布从尼泊尔迎娶尺尊公主时由吉隆入藏,她随行带了3尊释迦牟尼佛像,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大昭寺的建设由尺尊公主提议并主持,由尼泊尔工匠施工。《西藏王统记》中记载:“……有此四喜神变殿堂之门,皆令向于西方尼婆罗地(尼泊尔)。所余上殿,赤尊更自尼地召请来精工巧匠续为修建之。”[7]另一尊旃檀佛像瓦第桑布之尊,则应吉隆当地百姓的请求留在了吉隆。尺尊公主依照尼泊尔建筑样式,建造了帕巴拉康用以供奉[5]59。

帕巴拉康平面与强准祖拉康同为正方形,内部有楼梯盘旋至顶。建筑共4层,层层出檐,逐层收分,每层的檐角上套有黄铜制成的火焰套饰。底层佛殿由门廊及主殿两部分组成,外部环绕围廊,内有暗廊相绕。考古调查表明,帕巴拉康虽然也经过后世修葺,其主体建筑依然保持了历史旧貌[5]52-59,与强准祖拉康一样明显受到尼泊尔建筑影响。如果帕巴拉康的建造年代早于强准祖拉康,为尺尊公主依照尼泊尔建筑样式建造,其建筑原型采自哪里呢?

(二)源自尼泊尔聚会殿

在尺尊公主的家乡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有一类作为市政聚会殿的古老建筑类型———萨陀(Sattal),即四面开敞、带有顶棚的正方形亭子,是城镇和乡村中供休息和聚会的公益性建筑。这类建筑在加德满都出现于李查维王朝的黄金时代,即7世纪左右。唐代出使南亚的官员王玄策在前往印度途中路过加德满都谷地,他记述加德满都的“凯拉什库特”大厅高7层,可以容纳万人。有外国学者考证,所谓的“凯拉什库特”,可能就是位于加德满都的独木大厅“卡斯曼达帕”(Kathmandapa)[8],加德满都也因该建筑得名。现存独木大厅的建造时间可追溯至11至12世纪,虽几经修缮,但基本保留其原有布局:建筑共3层,总高度为16.3米,底层平面为18.7米×18.73米的正方形,整体结构由4根巨大的木柱支撑,中央设木梯,外部设回廊环绕,屋顶为四坡,层层出檐,逐层收分[9]135-137。

将吉隆的强准祖拉康与加德满都的“卡斯曼达帕”并置一处,会得到有趣的发现:两座建筑无论在尺寸、建筑外观、核心结构体系、空间布局等方面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首先,两座建筑的总高度同为16米,底层均为19米×19米回字形平面,门廊尺寸同为3米;其次,建筑内部1-3层的重量主要由4根L形立柱支撑,而组成回廊的木结构支柱体系形成维护建筑稳定性的核心筒结构[5]45;第三,两座建筑的屋顶斜撑挑出方式也如出一辙,屋面坡度接近,无举折,屋脊平直,与汉式建筑及藏式建筑曲面翘脚的屋面形式迥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屋顶四角的铜套饰图案母题也与尼泊尔建筑相同。但就内部空间而言,强准祖拉康以石材作为墙体围护材料,相较砖木混合结构的独木大厅,其内部空间显得封闭,更适合塑像的布置和宗教气氛的营造。

强准祖拉康所在的吉隆是唐蕃古道蕃尼段的重要节点,据道宣《释迦方志》记载,唐蕃古道蕃尼段最迟开通于658年,起于吐蕃拉萨,向西经今吉隆县,再向南至尼婆罗加德满都[10]。因此,吉隆长期以来一直是连接尼泊尔与西藏的佛教文化与艺术传播中心,并保留了尼泊尔建筑早期传入西藏后与藏式传统建筑融合的成果。强准祖拉康与加德满都独木大厅的相似性可以证明:西藏楼阁式佛殿极有可能源于尼泊尔大型公共聚会殿建筑,是尼泊尔建筑的空间布局与屋顶形式在吐蕃时期通过唐蕃古道蕃尼段传入西藏,与藏式传统建筑的石木构造融合而成的文化交流见证。

二、输出:从吉隆县玛尼拉康到不丹祈楚拉康

西藏存世的楼阁式佛殿非常稀少,但在不丹、锡金与拉达克等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楼阁式佛殿及具有楼阁元素的佛殿则较为多见。不丹与锡金的楼阁式佛殿与强准祖拉康及帕巴拉康相比有以下两个变化:其一,佛殿与寺院的整体规模均有所缩减,取消了内部回廊;其二,此类楼阁式佛殿虽仍保留多层屋顶的外观,但仅底层空间保留使用功能。可以说,不丹、锡金的楼阁式佛殿是对西藏早期楼阁式佛殿的小型化。

(一)小型楼阁式佛殿的诞生

西藏吉隆县玛尼拉康是小型楼阁式佛殿的典型案例。玛尼拉康始建年代不详,传说是由尼泊尔工匠所建,入口设双柱门廊,殿内四柱,平面为长宽均6.6米的正方形[5]112。虽外观为多层四坡顶,但内部空间仅有一层。

此类外观多层、内部单层的楼阁式佛殿,应是受到了由唐蕃古道蕃尼段传入西藏的尼泊尔小型神殿的影响。尼泊尔小型神殿的外形虽然表现为多层,西方学者也经常以中原“宝塔”(Pagoda)一词描述神殿外观。但在当地的建筑表述中,并未出现“塔”或“楼”等相关词汇,仅强调屋顶的层数及形状[9]99。大部分多层神殿(Mandir)在底层供奉神龛,上层空间无法登临,也并无功能性作用,与汉式佛塔或楼阁的功能布局迥异。虽现存的尼泊尔神殿多建于16-18世纪,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加德满都谷地第一座多层神庙帕书帕蒂纳特神庙(PashupationathDega)始建于325年,在879年之前其形态已属多层式[9]101-102。上述材料表明,在7—8世纪,尼泊尔现存各类建筑形态均已由唐蕃古道蕃尼段引入吐蕃[9]100-101,在吐蕃与西藏传统建筑工艺相结合,成为玛尼拉康形制的源头,随后传入不丹。

(二)小型楼阁式佛殿传入不丹

不丹是通过吐蕃接受藏传佛教的。7世纪时,松赞干布在吐蕃四域共修建了108座镇魔寺,其中2座在今不丹境内,即布姆塘的强巴拉康[11]和帕罗的祈楚拉康[12]。祈楚拉康是四大镇翼寺之一,钉于女魔左脚;布姆塘的强巴拉康是四大镇肢寺之一,建在女魔的左膝上,可见不丹地方对于吐蕃的重要战略价值。从不丹境内众多与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相关的寺院,则可以一窥两地密切的宗教联系,如位于悬崖峭壁之上的虎穴寺,是8世纪莲花生闭关修行之处;位于不丹与西藏交通要冲的东泽拉康,则是15世纪唐东杰布为镇压帕曲与玛曲交汇处的恶魔,造福一方百姓而修建的塔式佛殿[13]。这些以藏式建筑为主体,兼具不丹独特装饰特色的佛殿,是藏传佛教建筑文化向周边文化输送的结果。

祈楚拉康主殿觉沃殿被认为是7世纪的建筑遗存。近年考古研究也表明,该殿最早的建筑材料有1300多年的历史,且未经过大规模改建。觉沃殿墙体完全采用西藏常用的片石砌筑法,未见不丹本地建筑常用的水平椽子加固墙体,表明其建造工艺源于西藏。考古学家从建筑材质及工艺推断,觉沃殿至少经历过3次改建,第一次修缮由不丹宁玛派僧人白玛林巴(1450-1542)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主持[14]。可考的第二次重修在1836—1838年之间,帕罗宗政府和基堪布在觉沃殿前修建了经堂,并在其周围新建莲花生殿、扎仓、门房、仓库等建筑,与觉沃殿共同围合成一座院落[15]。觉沃殿平面约9米见方,外墙厚约1米,内部设2根立柱,推测正面入口曾设2柱门廊,后加建为佛殿,外观出三重檐,但内部仅为一层,上部不开门窗。其内部空间布局与外部形制均与吉隆玛尼拉康十分相似[5]112。

通过对玛尼拉康与祈楚拉康的建筑尺寸、空间布局与外部形态的考察,可以发现两座建筑同属藏式楼阁式佛殿的变体。与强准祖拉康及帕巴拉康两座可能受到大型聚会殿影响的佛殿不同,玛尼拉康与祈楚拉康更关注建筑的外部形态,内部空间小而简,虽取消了殿内回字形廊道,但保留了建筑上部的多层屋顶,通过高耸的屋顶强化佛殿外观的象征性。这种变化意味着伴随着西藏传统建筑的发展,一方面,西藏艺术对尼泊尔等外来建筑风格的吸纳能力有所增强,藏式佛殿对尼泊尔艺术的学习从规模较大的聚会殿扩展到规模较小的塔式神殿;另一方面,西藏的文化输出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藏式建筑对不丹的影响日益加深。

(三)楼阁式佛殿在不丹的独立发展

在不丹建筑随后的发展中,楼阁式佛殿的多层屋顶与下部建筑空间完全分离,并转换为仅象征建筑等级的纯装饰性遮蔽构件,被称为“四角顶”。“四角顶”运用于高等级宗教建筑中,如宗堡“乌孜”大殿及拉康中心佛殿的顶部装饰[16]。此类四坡屋顶层数不定,最少为一层,常见三层做法,传统建筑以石板瓦铺设,后更换为金属材质,顶端安装铜质顶刹,四角装饰云龙等吉祥元素[15]116。其外形使人联想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描绘的尼泊尔及北印度精舍:“菩提树东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上置金铜阿摩落迦果。亦谓宝瓶,又称宝壶。东面接为重阁,檐宇特起三层,榱柱栋梁,户扉寮牖,金银彫镂以饰之……”[17]对比不丹与尼泊尔的四坡屋顶,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顶刹均为铜制宝瓶,屋面不设举折,屋脊为直线,屋顶部分呈现三角形构图,有别于受到汉式建筑影响的传统藏式坡屋顶。

需要注意的是,不丹佛殿四角顶下部的建筑为纯藏式风格,寺院总体布局及规模与吐蕃时期寺院相似,佛殿建筑本体规模较小,以单层或局部二层为主,佛殿朝向和西藏前弘期一致,主入口大致面朝东方。

综上所述,吐蕃时期西藏建筑与尼泊尔建筑可能同时传入了不丹。不丹楼阁式佛殿将底层殿堂的藏式建筑形制与尼泊尔建筑的上层屋顶风格进行了融合,在呈现多种文化并存的建筑风貌的同时,孕育出具有不丹地域性特征的本土建筑风格。

三、本土化:从“九顶殿”到“铜色吉祥山”

11世纪之后,不丹出现了一种全新的3层楼阁式佛殿形式,被称为“桑多巴瑞”,即莲花生所居净土“铜色吉祥山”,当地人认为此类佛殿是拉康与佛塔建筑的融合。佛殿内外均为3层,一层为天宫的“外层”,即化身殿,中心供奉坐于莲花宝座之中的莲花生贤者,周边围绕莲花生贤者8种显相;中层为天宫“内层”,即报身殿,中心供奉八菩萨环绕的观世音菩萨;第三层为天宫“最深层”,即法身殿,供奉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壁画绘有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吉祥喜金刚、胜乐金刚、金刚亥母等形象。“桑多巴瑞”佛殿内部设置隔墙形成转道,三层平面均在中央安置主尊佛像,并多采用圆形基座,规模层层缩小,通过方形与圆形图案组合的佛坛及其上下左右配置的密宗佛像组成大法轮状,体现密宗“轮圆具足”的宗教精神。此类建筑的造像配置与扎塘寺具有相似的意蕴,但建筑形制与扎塘寺却有显著差异[18]。那么,不丹“铜色吉祥山”式佛殿在西藏是否有建筑原型呢?

(一)不丹楼阁式佛殿的内部空间意象

从建筑规模与空间形制来看,不丹“铜色吉祥山”式佛殿与拉达克阿奇寺苏木泽殿基本一致。阿奇寺建于11至13世纪,建设者为没卢氏贵族根敦喜饶及比丘楚赤沃[19],两人曾在尼雅尔玛寺学习,并受到仁钦桑布的影响[20]。元代管理阿里三围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设立于唐蕃古道蕃尼段的艺术交流的核心吉隆县境内[21],而位于阿里三围之内的阿奇寺则反映了唐蕃古道蕃尼段对拉达克与不丹艺术的链接。阿奇寺5座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苏木泽殿,其字面意思为“三层殿”,室内空间呈十字形,室外则表现为折角曼荼罗平面,三层平面层层缩小,形成立体须弥山的图示。“三”的元素在苏木泽殿中反复出现,入口的三座大门、门廊的三角形与三叶拱装饰、殿内正面三尊佛像强化了“三宝”“三身”“三乘”等意象[18]。

分析阿奇寺苏木泽殿与不丹“桑多巴瑞”楼阁式佛殿的内部空间,可以发现两者的空间结构与象征性完全一致:首先,建筑结构均由四根核心柱支撑,并将平面划分为九宫格,与强准祖拉康及加德满都独木大厦平面布局基本相同;其次,一至三层平面层层缩小,其中底层平面为十字多角构图,上层为矩形,层高根据平面尺寸等比例降低;最后,平面与立面的变化共同组成一个立体曼荼罗,象征着理想宇宙空间模型,阶梯状的剖面如同须弥山,建筑的几何中心也是宇宙曼荼罗的理想中心。苏木泽殿立面形象与不丹、锡金楼阁式佛殿的差异仅表现在屋顶形式上:苏木泽殿采用夯土结构墙体,仅在第三层设四坡屋顶,下层均为阿嘎土平屋顶;不丹楼阁式佛殿每层均采用四坡屋顶,并在一层顶部平面凸出的位置加设四座四角攒尖亭。

现有研究认为,阿奇寺苏木泽殿受桑耶寺影响而建,两者均继承了印度波罗王朝的飞行寺(Otantapuri)及超戒寺(Vikramalasila)的折角形平面[18]。因而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不丹“桑多巴瑞”楼阁式佛殿内部空间的形态来源为桑耶寺。更为重要的是,“铜色吉祥山”式佛殿的屋顶构图,实际上与桑耶寺乌孜大殿重檐楼阁式金顶,以及康松桑卡林、吴祥多寺等文献记载中的吐蕃时期“九顶殿”建筑十分相近。

(二)不丹楼阁式佛殿屋顶造型意象

桑耶寺于799年由寂护和莲花生贤者所建,两人均由唐蕃古道蕃尼段由印度经尼泊尔进入芒域抵达西藏。桑耶寺乌孜大殿被称为“三样寺”,得名于其三层主殿具有不同地域的建筑及雕塑风格。关于三种风格的来源,《拔协》与《五部遗教》记载下殿为藏式风格、中殿为汉式风格、上殿为印度风格[22]。虽然桑耶寺曾因火灾重建,现存建筑并非吐蕃时期原貌,但下部的藏式夯土墙及中部的汉式梁架大木作结构均与文献记载一致,其屋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有风格。桑耶寺坡屋顶最下为披檐,其上为覆盖赞丹拉康的一层四坡屋顶,再上为中央三层,四角设有四座攒尖亭的金刚宝座式屋顶。除去披檐之后叠加四坡屋顶的数量可得,桑耶寺共计屋顶9座。

从19世纪初的舆图中[23]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桑耶寺九顶的对应关系。九顶由四层覆盖下部空间的层叠大屋顶及顶部金刚宝座式构图的5座小型四角攒尖顶构成,组成“金刚宝座”式构图的5座屋顶之间以锁链璎珞相连。

在文献记载中,吐蕃时期有数座“九顶殿”,如《贤者喜宴》中,王妃蔡邦·美多纯因以父王(赤松德赞)之屋顶(乌孜大殿)为模式[24]兴建的康松桑卡林[25]。另据《娘氏教法史》记载,迦嘉措梅朵尊所建三界铜殿,即康松桑卡林[26]。《汉藏史集》记载:“迦嘉措梅朵尊修建了三界铜殿,母后金城公主修建了九顶丹巴殿”[27]98。《西藏王统记》中记述了831年赤祖德赞所建吴祥多寺:“遂从李域招请善巧工艺匠师,由尼泊尔招请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九层佛殿。下三层并其门楼等,皆用石建造;中三层并其门楼,皆用砖建造;上三层并其门楼,皆用木建造。上有顶阁,共为九层。每顶阁之游廊间,为诸沙门讲经说法之处……中间墙围之上,有宝石墙砖,飞檐、栏杆,饰以流苏璎珞。复有伞盖、幢幡、宝鬘、铃铎、小铃,其声铿锵。大殿金盖宝顶,高与山齐。……顶盖四周,系以铁链,连于四方石狮子上”[28]。《汉藏史集》记述:“阴铁猪年修建了伍香多福德无比吉祥增寿寺(吴祥多寺),佛殿高九层,有大屋顶,形如大鹏冲天飞翔”[27]107。

《西藏王统记》及《汉藏史集》等文献中对康松桑卡林与吴祥多寺的描述十分相似,两者均为铜(金)顶乌孜大殿,并以“三”为核心母题,且所述九层铜制屋顶、顶阁游廊及栏杆、飞檐、金盖宝顶、顶盖四周系以铁链等描述与怀思收藏舆图中所描绘的桑耶寺形象完全一致。笔者认为,康松桑卡林、吴祥多寺的外观正如史料所载与桑耶寺相同,为吐蕃时期乌孜大殿的定例形制,当时习惯以“三界(层)”“九顶(层)”等表征建筑风格来源及外观形象的词汇描述桑耶寺等多层楼阁式佛殿。文献中的“九顶殿”并非现有研究所认为的根据“辽金之际的石基九层密檐木塔”所创造的文学想象[29],而是对吐蕃时期“乌孜”外形的真实表达。

虽然桑耶寺、康松桑卡林顶层均几经重建,吴祥多寺也无法确定初建之时的真实样貌,但不丹保留有与桑耶寺形制相似的建筑遗存,即不丹辛托卡宗乌孜大殿和岗提寺乌孜大殿。其中辛托卡宗是不丹第一座完整结合了寺院和行政功能的宗堡,大多数建筑的建设时间为1628年至1629年,其中乌孜大殿可以追溯到1543年[13]。辛托卡宗乌孜大殿位于宗堡中心,建筑内部划分为4层,底部为与桑耶寺相似的曼荼罗平面石木混合结构,顶部为木质多层四坡屋顶。岗提寺是不丹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两个中心寺院之一,传说15世纪末由莲花生的伏藏挖掘者白玛林巴亲自选址,因白玛林巴的启示而修建,也有传说认为岗提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莲花生时期[30]。岗提寺现存建筑建于1613年,由白玛林巴的孙辈,第一世岗提活佛(1564—1642)建立,命名为“传授佛法的顶峰”[31]。传说岗提寺乌孜大殿的建筑设计师是来自西藏的匠人,带领当地的工匠完成了大殿的修建。虽然岗提寺屋顶结构于2000年进行了整修,但仍基本保留了原有形制,底层佛殿主体布局与辛托卡宗类似,内部为立体曼荼罗空间模式。

从内部空间布局模式来看,不丹辛托卡宗与岗提寺是对桑耶寺的模仿与再现,两座乌孜大殿的屋顶也采取了层叠状的四坡顶以展现建筑较高的宗教等级。但从建筑外观来看,不丹的建筑不仅装饰较西藏更为简朴,并根据当地气候与自然条件对建筑风格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三)不丹楼阁式佛殿的地域性特征

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不丹楼阁式佛殿的地域性特征表现在墙体、屋顶、门窗等外围护结构体系中,以适应当地较为湿润的气候与多山的地理环境[32]。

首先,不丹楼阁式佛殿的外墙下部材料与西藏基本一致,以石材或夯土砌筑,外墙表面粉刷白色石灰;上层墙体多为木质或以竹片编织抹灰,墙体顶部不采用边玛墙做法,而是在竹编或木质墙面上直接涂饰红色,替代较为复杂的边玛草构造。不丹建筑上层开窗面积更大,顶层多开与整面大窗或设阳台。同时,外墙在细部装饰上与传统藏式建筑有所差异,突出表现在“三叶拱”形的窗框结构与彩绘装饰上。

其次,不丹楼阁式佛殿屋顶采用层叠的木瓦坡屋顶,屋顶局部架设于阿嘎土平屋顶之上,梁架结构与穿斗式较为接近,主梁支撑于四周墙体与中心木柱上,两层屋顶之间设有开口,为中央的通高经堂提供自然采光与通风。最重要的是,不丹坡屋顶未受我国汉式建筑影响,不设弧形屋面,屋脊无起翘。

第三,受限于经济水平与人口数量,不丹楼阁式佛殿的规模较西藏有所缩减。各地多存如祈楚拉康一般的小型楼阁式佛殿,大型建筑如辛托卡宗与岗提寺大殿的空间尺寸,约为桑耶寺的三分之一左右。

结语

形成于吐蕃时期,下部采用藏式建筑空间配置,上部加设装饰性四坡屋顶的楼阁式佛殿是西藏建筑艺术与周边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一方面,西藏遗存的强准祖拉康等楼阁式佛殿表现了吐蕃时期尼泊尔建筑风格与传统西藏建筑技术的融合;另一方面,不丹的楼阁式佛殿是藏式建筑对外输出之后的地域性艺术变体。作为丝绸之路西藏通往印度及南亚次大陆的重要节点,不丹艺术在融合了印度、尼泊尔与中亚艺术之后[33],仍以西藏为精神家园[34],保留并发展了在西藏已经式微的早期楼阁式佛殿建筑形制。将不丹艺术作为参照系融入西藏艺术的研究之中,有助于我们探寻西藏艺术的早期发展与对外辐射特点,扩展西藏艺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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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天,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周晶,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原刊于《西藏研究》2022年2月第1期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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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阅读 15 编辑:喜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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