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内容提要：藏传佛教格鲁派在17世纪初开始传入卫拉特蒙古中，对卫拉特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卫拉特蒙古初期，准噶尔部上层积极接纳，至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子僧格时期，藏传佛教在准噶尔部的地位日益巩固，准噶尔封建上层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使其势力不断扩展，至噶尔丹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已在准噶尔蒙古中根深蒂固，它也成了准噶尔蒙古封建上层统治者企图整合蒙古各部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藏传佛教格鲁派也借助准噶尔封建上层统治者的支持，迅速扩大了其在卫拉特蒙古各部中的影响。
关键词：准噶尔汗国；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与发展
一、卫拉特蒙古西迁后的局势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初传
明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其父脱欢为太师，兼并蒙古各部，并乘胜东攻入良哈三卫、女真诸部，西控赤斤蒙古、哈密诸卫。卫拉特蒙古势力不断增强，1451年（明景泰二年）12月击败元室嫡裔脱脱不花，进一步巩固其统治，明正统四年（1439年），1453年也先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1454年（明景泰五年）8月，也先因内部矛盾被杀，“（巴固）抓住他而杀死，悬于呼和山麓的树上。”也先死后，曾暂时统一的蒙古立即解体，绰罗斯势力随之分裂，卫拉特势力也开始衰落。随后因漠南蒙古对卫拉特蒙古的几次征战，迫使其不断西迁，至17世纪初时，卫拉特蒙古迁居至“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上游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游牧”。
卫拉特蒙古西迁后，面对着复杂的内外局势与矛盾，从外部来看，至少有三股力量是卫拉特蒙古不得不面对的，首先是东部蒙古的压力，喀尔喀与其毗邻的一些卫拉特部落依然不断爆发冲突，甚至在1580年左右杀死了和硕特首领，也即当时是卫拉特丘尔干的盟主哈尼诺颜洪果尔。16世纪末赉瑚尔汗迫使卫拉特人离开了坤奎、扎布罕河流域，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起隶属于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的和托辉特部与卫拉特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多次战争，和托辉特部一直是卫拉特东部的威胁之一。此外，16世纪末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俺答汗）时期，东蒙古正式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1578年（明万历六年），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会面后，格鲁派在东蒙古地区迅速扎根传播。阿勒坦汗被索南嘉措认定为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此后阿勒坦汗开始觊觎蒙古大汗位，遂借助格鲁派不断巩固其统治，当然也对卫拉特进行了征战，但结果是阿勒坦汗派出的军队初战受挫，卫拉特“以实际行动抵制了忽必烈后裔阿勒坦汗以传播宗教为名而进行的征服活动”。而这也成为一部分学者解释格鲁派传入卫拉特为何比东蒙古晚了近四十年的原因之一。
其次，卫拉特蒙古西迁后，还受到察合台后王的攻击，双方争战激烈，持续时间长，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察合台后王占据优势，以致于卫拉特人给“阿黑麻汗起绰号为‘阿拉吉汗’（嗜杀的汗）。”16世纪30年代起卫拉特人与哈萨克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增多，且多处于劣势之中。
再次，西迁后的卫拉特人还受到俄国的压制。卫拉特蒙古人西迁之时，正值俄国东扩时期，西迁游牧于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托波尔河、伊施姆河的部分卫拉特人随后便与俄国势力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接触，之后更多的卫拉特人与俄国势力发生了交集。后来俄国企图使一部分卫拉特人宣布效忠沙皇，并在贸易、税收、游牧领地及司法等方面对卫拉特施加影响，但最终的结果是，卫拉特领主们约在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的一次丘尔干上，拒绝了俄国的建议。阿勒坦汗发动对卫拉特人的战争后，俄国同时保持着与卫拉特人和阿勒坦汗接触，且承诺保证双方都不会受到对方的侵犯，但战争开始后，俄国政府并没有履行他的保证，战争波及了所有卫拉特各部，这样更加加深了卫拉特蒙古与俄国之间的矛盾。
在遭受外部围攻的同时，卫拉特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凸显，“16—17世纪，由于长期遭受外部围攻，卫拉特各部牧地大为缩小，由此卫拉特诺颜之间经常发生争夺领地和属民的争斗，社会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是由于“卫拉特西迁之后，人口及牲畜的增长，牧场相对紧张”。外部生存环境被压缩，内部矛盾不断，使卫拉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局中，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也就为黄教传入卫拉特，并成为卫拉特汗权的精神支柱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追求强有力的汗权成为卫拉特解决内忧外患局势的关键，在建立强有力的汗权过程中拜巴噶斯成为卫拉特第一次推选出来的盟主，在拜巴噶斯独自领导四卫拉特时期，打退了喀尔喀的进攻，力图加强内部团结，同时“大恩大德的拜巴噶斯让人们皈依了佛教”。其后，随着准噶尔势力的不断强盛，卫拉特四部中逐渐形成了以拜巴噶斯为首和以准噶尔部的哈喇忽剌为首的两大集团，在准噶尔部崛起和日后的发展中，藏传佛教格鲁派也与其政治、社会充分结合，促进着各自的发展与二者的联系。
最晚至贵由汗时，卫拉特人已信仰佛教，至元世祖时期，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人中也得到发展，明初脱欢、也先等就很重视藏传佛教的作用，“不仅允许喇嘛在瓦剌地区主持宗教仪式，还派遣喇嘛作为瓦剌的使臣往返于瓦剌和明廷之间。”也先被杀后，卫拉特式微，萨满教得以重新兴起，“但藏传佛教仍有流布，喇嘛的地位仍旧相当高，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流入，中间并未有间断。”17世纪卫拉特蒙古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早提出要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是土尔扈特部墨尔根特穆纳，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两部最早皈依了格鲁派。准噶尔部信奉格鲁派要晚于这两部。卫拉特部联盟盟主拜巴噶斯时期，曾派人冒险穿过昆仑山到西藏和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取得联系，藏传佛教格鲁派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卫拉特使者，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也派出了他的使者察罕诺门汗到卫拉特去宣讲佛法，察罕诺门汗给大家教佛法，使大家了解佛法精义。这样卫拉特蒙古人对佛法便更加深信不疑。拜巴噶斯听了佛法的宣讲后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决心出家，但被一些卫拉特诺颜们所阻止，他们担心拜巴噶斯出家会使准噶尔部的哈喇忽剌为所欲为，最终（1615年）这些卫拉特诺颜们各出一子去当喇嘛，据记载当时共计有三十二个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在这些卫拉特诺颜中包括了准噶尔部的哈喇忽剌及其第三子楚库尔，哈喇忽剌派一子前往，楚库尔“当时也出一子到西藏为僧，此人后来有一个‘罗卜藏呼图克图’的称号”。这说明，至少是在1615—1616年（明万历四十三年至万历四十四年），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正式传入卫拉特蒙古中，准噶尔部上层就已经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对哈喇忽剌来说意义重大，是准噶尔部后期逐渐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此时期被卫拉特首领们欣然接受的原因也在于通过格鲁派的“转世论”“佛授转轮王权”为他们夺取汗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当时阿勒坦汗被认定为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一样，卫拉特诸封建主们也可以通过此与成吉思汗联系在一起。而且当时西藏上层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卫拉特诸部，格鲁派领袖开始在蒙古诸地寻找新的靠山，格鲁派的护法权开始转移，其原因在于漠南蒙古右翼的衰落与卫拉特的崛起。
根据伊·亚·兹拉特金的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卫拉特蒙古初期，由于卫拉特封建主和西藏喇嘛教的联系不太紧密，藏传佛教格鲁派并不像在东蒙古那样深入人心，也没有建立呼毕勒罕制度，而且卫拉特蒙古的寺院及喇嘛也只有东蒙古的几分之一，这就决定了后来准噶尔部没有形成喇嘛教集权组织，而世俗权力逐渐集中到追求独裁的卫拉特汗手里。而在卫拉特各部中，绰罗斯的哈喇忽剌已有着独揽大权的计划，他正是追求强权的卫拉特领主之一，他的力量也足以使其有能力与当时的卫拉特盟主拜巴噶斯展开日益激烈的争权斗争。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由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初期在卫拉特蒙古中传播不深的特点，恰恰给了准噶尔部的首领们壮大起来的契机。当然从政治层面来讲，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自然会造成思想上的统一，再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追求专制的卫拉特首领，自然而然有利于一个强大的汗国的崛起。自16世纪末开始，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发展受到沙俄、东蒙古、察合台后王和哈萨克贵族们的阻遏，其牧场日益紧张，牲畜数量的众多以及其他社会及政治原因。这就促成了后来的土尔扈特部的西迁与和硕特部的南下，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准噶尔部的强大，以及哈喇忽剌死后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准噶尔部政治地位的日益巩固。而其时青海和西藏的政治局势也促使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更加关注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播。
二、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准噶尔部的强盛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播
巴图尔珲台吉名和多和沁，是哈喇忽剌的长子，巴图尔珲台吉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部的发展更盛。他继位后针对准噶尔部内部的情况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各部之间的团结，在此过程中借助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展活动是其重要举措之一。例如，在处理东西蒙古长期对立的问题上，他便借助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力量，协助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人物东阔尔呼图克图的使者——喇嘛达音墨尔根往返于东西蒙古之间，完成了调解任务。这一时期，青海和西藏的政治局势也加速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部的传播。17世纪初中期在青海，一个被驱逐的喀尔喀王公绰克图（却图汗）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一起杀死了大批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在西南地区，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栋月多尔济仇视藏传佛教格鲁派，毁掉了大部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在西藏，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派与格鲁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并与各地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势力联系，与绰克图、白利土司、林丹汗等结成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同盟，藏传佛教格鲁派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便把希望寄托在已信奉黄教的卫拉特各部身上”，派人经青海前往卫拉特请求出兵。当藏传佛教格鲁派处于危机之际，正值巴图尔珲台吉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之时，1634年（皇太极天聪八年）巴图尔珲台吉继位，于是“格鲁派寺院集团派到卫拉特四部去请求帮助的使者，代表达赖五世赠给巴图尔珲台吉‘额尔德尼巴图尔’的称号”。
卫拉特联盟决定出兵支援藏传佛教格鲁派，“固始汗、鄂尔勒克及其六子、巴图尔珲台吉、昆都仑乌巴什、车臣汗、阿巴赖等卫拉特大小诺颜们决定，（我们）供奉达赖喇嘛吧！土伯特人不是属于达赖喇嘛吗？卫拉特不要约束自己，到最想去的地方去吧。”这促成了之后和硕特部进军青海和西藏。此时准噶尔部在巴图尔珲台吉的统治下，已经逐渐成了卫拉特诸部中实力最强大的一部，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巴图尔珲台吉是有关系的，此次会议的决定使和硕特部迁居青海和西藏，之后准噶尔部便能够在卫拉特各部原游牧地加强其影响力了。
早在1635年（皇太极天聪九年），为观察地形，制定计划，出兵青海和西藏，固始汗以香客的身份去拉萨与达赖、班禅联系，“与他同行的还有曾经和他发生摩擦的绰罗斯，也就是准噶尔部的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同年，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却图汗之子阿尔斯兰还在通天河上游“遇到固始汗和巴图尔珲台吉一行。”1636年（清崇德元年），固始汗进军青海，巴图尔珲台吉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发重兵参加了这次战争，“火鼠年，固始汗不考虑自身安危，一心为了圣教，从准噶尔起兵，助战者有巴图尔珲台吉。”固始汗的兵马和巴图尔珲台吉的援军从伊犁地区出发，穿越塔里木盆地，于秋冬之交进入青海。战争结束后，固始汗给巴图尔珲台吉送厚礼进行了答谢，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之后“巴图尔珲台吉及其随从等请求了《金刚鬘》灌顶之后，返回家乡。”
巴图尔珲台吉继位之时，正值藏传佛教格鲁派处境险恶，向卫拉特求援之际，也就是在此时达赖喇嘛授予其“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的称号，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有意加强与日渐强大的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的联系，加深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部的影响，而巴图尔珲台吉也协助固始汗南下青海，消灭却图汗，解除藏传佛教格鲁派面临的危机，“蒙古族的统治阶级之所以乐于帮助格鲁派，接受格鲁派的请求，千里驰援，冲锋陷阵，也不单纯是为了宗教信仰的原因……还可以利用西藏佛教，特别是借助于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而号令于蒙古族社会。”准噶尔部也不例外。通过介入此次战争，和硕特部南走青海和西藏，卫拉特诸部之间不仅解决了原有的矛盾，还使准噶尔部在诸部中势力坐大。巴图尔珲台吉返回准噶尔部后，营建城市，尽力加强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联系，遣其子噶尔丹到西藏出家，并修建了不少格鲁派寺院，准噶尔部进一步强盛起来。
巴图尔珲台吉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对准噶尔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日益加深，这可以通过此时期著名的喇嘛咱雅班第达的活动来说明。上文提到卫拉特诸诺颜们各选一子去西藏当喇嘛之事，当时拜巴噶斯无子，便从和硕特部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当喇嘛，他就是以后名声卓著的咱雅班第达。咱雅班第达到西藏学佛时期，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派等反格鲁派势力，正千方百计地压制格鲁派，形势严峻。因此，西藏格鲁派上层欲求援于卫拉特诸部，而卫拉特内部也亟待加强统一，需要强化统治权，故经受了锻炼与考验，深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信任的咱雅班第达在达赖喇嘛与班禅的支持下于1639年（清崇德四年）回到卫拉特地区传教，咱雅班第达肩负着不凡的使命。“准噶尔是咱雅班第达弘扬佛教的中心，也是他的后方基地。咱雅班第达以准噶尔为中心，游历四方，弘扬佛法。”1640年（清崇德五年），在巴图尔珲台吉的努力下，卫拉特、喀尔喀各部封建主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著名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以下简称《法典》）。在《法典》的制定中，咱雅班第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学者若松宽指出：“巴图尔珲台吉之所以能完成此举，是由咱雅班第达背后领导所赐予的，而以后巴图尔珲台吉在推行《法典》所制定路线过程中，依赖咱雅班第达作出贡献的事例也不少。”除了咱雅班第达外，还有三个呼图克图参加了《法典》的制定。
《法典》规定藏传佛教格鲁派是蒙古各部共同的宗教，规定了宗教阶层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利用宗教的影响制定了许多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内部团结的条文。而且在《法典》中，专谈藏传佛教的条文占有显著地位，“这些条文以法律形式规定喇嘛教为全蒙古各部的正式国教，这些条文公开向萨满教和萨满巫师宣战，同时鼓励阿拉特改当喇嘛，早已经实际形成了的喇嘛教与蒙古封建主的结盟，在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中得到了法律上的又一次肯定。”《法典》是在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的倡导下召开丘尔干并制定的，其反映的是巴图尔珲台吉在卫拉特各部中的实力与地位的日益凸显，而将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加强与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联系，这既是出于宗教的需要，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法典》为卫拉特蒙古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这对于势力强大的巴图尔珲台吉来说大有裨益，为准噶尔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当然，咱雅班第达在准噶尔内部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准噶尔部能够成为卫拉特蒙古的中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咱雅班第达和巴图尔珲台的合作努力，或者可以说是准噶尔上层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联盟，因为“尤其是当时的寺庙控制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领主们熟知与大喇嘛结成联盟对自己是完全有利的。”且藏传佛教格鲁派在统一卫拉特诸部的思想与行动、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加强互相之间的团结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直接促使卫拉特强有力统治政权的出现。
1646年到1647年（清顺治三年至顺治四年），巴图尔珲台吉与和硕特昆都仑乌巴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咱雅班第达直接参加了双方的调解工作，最终使昆都仑乌巴什承认了巴图尔珲台吉的盟主地位。1648年—1649年（清顺治五年至顺治六年），咱雅班第达在巴图尔珲台吉的支持下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托忒蒙古文。伊·亚·兹拉特金在其《准噶尔汗国史》一书中说：“准噶尔汗国在巴图尔珲台吉死后，没有在封建执政者彼此普遍混战的情况下完全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应该归功于咱雅班第达个人的努力与影响。”这一方面与咱雅班第达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他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喇嘛的身份在起着作用。
在发展准噶尔部经济方面，巴图尔珲台吉也借助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聚集商人、行旅等的功能发展贸易、活跃经济。巴图尔珲台吉在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圣殿”的基础上开创了土木结构的寺院建设，他修建城市，城市最早的居民便是喇嘛，用石头和砖瓦修建的寺院成了定居的基地，寺院旁边分布着汗和王公们的牙帐，商人们来到这里建立货场并从事贸易。1643年（清崇德八年），俄国使臣报道了“在塔尔巴哈台附近有一座作为居民点的和布克赛尔，在那里修建了喇嘛寺，并把布哈拉农民迁移到和布克赛尔进行耕种”，“在和布克赛尔数百里范围内兴修了四座土木结构的寺院”，“还在很多地方修建了格鲁派的寺院”。可见喇嘛寺为城市之中心，它既是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又是贸易集市，寺院不仅承担着其宗教功能，还兼有社会经济功能，“寺院的兴建标志着准噶尔的农业、手工业与圈养畜牧业的发展。”同时喇嘛还教授蒙古人农业耕种的技术，“珲台吉处住着一位喇巴（喇嘛），为珲台吉制定耕作方法。”
总之，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因卫拉特上层的提倡，加上其自身的积极作为，已经在准噶尔部享有很高的特权和威望，“加班沙拉勃讲到，固始汗战胜达赖喇嘛的对手以后，以固始汗、和鄂尔勒克及其六个儿子、巴图尔珲台吉、昆都仑台什、阿巴赖和杜尔伯特的陀音等人为首的所有卫拉特大、小诺颜‘承认达赖喇嘛是自己的喇嘛’，也就是说公开宣布自己是黄教的信徒”，“并立即决定允许所有一般藏民在准噶尔自由来往，后来规定，凡抢夺藏人东西者，不论其封号与身份，一律判处死刑。”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见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部的地位。
三、僧格时期的藏传佛教格鲁派
1653年（清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死后，其子女邀请咱雅班第达为巴图尔珲台吉举行了隆重的法事，“同时还给巴图尔珲台吉的遗孀受戒，讲诵经典和世俗道理，因而颇受巴图尔珲台吉继承人僧格的敬重，他还给僧格做了灌顶仪式。”⑥在汗位继承的争夺中，“有理由认为，僧格还是受到咱雅班第达的支持，据咱雅班第达传记的作者所写，还在僧格向鄂齐尔图的女儿求婚时，咱雅班第达就喜欢了他。咱雅班第达把僧格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诺颜，喇嘛教的忠实儿子和一位亲戚。”⑦咱雅班第达的支持也是僧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的原因之一，“僧格依靠喇嘛教以及出身于和硕特贵族王公的盟友们的帮助，终于战胜了敌人的反抗，巩固了他在汗国内的权力。”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咱雅班第达在巴图尔珲台吉时及其死后奔走于卫拉特各部之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调停，在1647年（清顺治四年）咱雅班第达和鄂齐尔图的一段关于他为什么奔走于卫拉特各部之间的对话中，咱雅班第达回答：“第一位的原因是传布神圣的教义，其次是收集礼品和捐款，以便酬谢在我求学时期曾给我巨大恩惠的达赖喇嘛金库。”⑨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执政时期，准噶尔部历史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喇嘛教得到进一步传播和深入，随之而来的是宗教影响的加强，使之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经济、政治组织。”
四、噶尔丹时期准噶尔部的崛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继续传播
“到了清代，准噶尔部以支持格鲁派为名，进而欲执蒙古族各部牛耳的做法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准噶尔部不仅在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时充分利用格鲁派，在与清朝的斡旋中也借助着格鲁派，企图利用格鲁派在蒙古各部中的影响，巩固并扩大其在蒙古各部中的统治。同时，西藏格鲁派上层在噶尔丹兴起至覆亡的过程中也给予了其极大的支持，以便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支持噶尔丹的势力来驱逐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以恢复其统治。格鲁派寺院集团与蒙古王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在此时期表现得更加显著，与噶尔丹关系密切的达赖五世、第巴桑结嘉措同情、偏袒噶尔丹，“多次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清朝为噶尔丹说情，并为他进行解释，甚至暗地里为他出谋划策，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
噶尔丹，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生于1644年，出生时就被西藏格鲁派认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温萨活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领导人。噶尔丹自幼赴西藏投于达赖喇嘛之下学习佛法，颇受达赖喇嘛重视，“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达赖喇嘛还授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噶尔丹在佛学上有一定造诣，不仅主持卫拉特蒙古的一些重要宗教仪式，还曾为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儿子做超度仪式，还用蒙古文翻译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典籍。1670年（清康熙九年）年底，僧格被他的同父异母兄车臣台吉卓特巴巴图尔所杀，僧格被害的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的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噶尔丹打着达赖喇嘛的旗号，在僧格旧部和鄂齐尔图汗的支持下击败政敌，掌握了政权。噶尔丹时期“黄教在准噶尔汗国更为兴盛”。
噶尔丹本人在卫拉特中有很深的宗教影响，噶尔丹在西藏时期就曾多次返回卫拉特地区，广为布教，在返回准噶尔后，噶尔丹就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使得卫拉特各部很快聚集在其旗帜之下，1676年（清康熙一十五年），噶尔丹成为卫拉特四部的盟主。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噶尔丹获取政权的过程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正如伊·亚·兹拉特金所指出的那样，“噶尔丹如果没有喇嘛教的支持与帮助，就不可能指望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噶尔丹也计划在藏传佛教的庇护下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此后噶尔丹不断强化其权力，逐渐使卫拉特联盟盟主大权过渡到有强有力的汗权，1679年（清康熙一十五年）达赖喇嘛授予其“博硕克图汗”的称号。除此前自称为汗的也先外，这在准噶尔蒙古中还是第一次，且由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授予，噶尔丹之前的执政者，不论是僧格还是巴图尔珲台吉抑或再往前的执政者则都未有此称号，足见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噶尔丹的关系之密切，“同时也使噶尔丹在信奉格鲁派的蒙古各部封建主中取得一个特殊显贵的身份。”而此背景是噶尔丹在掌握政权后，采用“近攻计”的方针对卫拉特各部和邻近部落发动一系列战争并取得胜利，他在击败了楚琥尔乌巴什、侵袭鄂齐尔图汗接着挥戈东向，并于1679年（清康熙一十五年）占领哈密、吐鲁番，开始计划控制天山南路。藏传佛教格鲁派授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也并非仅仅是授予一个称号，其背后反映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希望扩大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在与喀尔喀蒙古的争斗中，噶尔丹始终是以藏传佛教格鲁派教规守护人的身份出现，如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曾向清朝大臣等表示“喀尔喀居民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唯有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除外，因为他们两人破坏宗喀巴之教和玄烨的旨令。”
在处理周边关系时，噶尔丹也充分利用了藏传佛教格鲁派。1680年（清康熙一十九年），阿帕克和卓拿着五世达赖喇嘛要求噶尔丹帮助其夺回政权的信找到了噶尔丹，噶尔丹当即发兵12万进军叶尔羌汗国。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为了进攻喀尔喀蒙古地区，借口两年前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尊重达赖喇嘛的使者，率军3万，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且事先派千余喇嘛做内应。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时，也积极利用藏传佛教，他曾向康熙皇帝上书表示只要是“达赖喇嘛所言之事，若与圣上敕谕相同，我自无他说也。”1679年（清康熙一十八年）9月，噶尔丹在达赖喇嘛加封他为“博硕克图汗”后，急于将此事告知清政府，便很快派出使者，向清廷献锁子甲、鸟枪等物并请求承认其“博硕克图汗”的称号，清廷当时并未承认，但最后还是对这一称号及噶尔丹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给予默认。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噶尔丹因贸易之事与康熙皇帝交涉，在给康熙皇帝的行文中，“将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置于同等地位。”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圆寂，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以后噶尔丹所持喇嘛教所行之事，是直接授意于第巴桑结嘉措的，但不管其行动是授意于谁，其利用宗教进行活动却是事实。
从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开始至噶尔丹逐渐败退之时，“达赖喇嘛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对于拯救噶尔丹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并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他和他的残余兵力免遭极其惨重的打击。”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第巴桑结嘉措又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提出“南征大吉”，噶尔丹领兵南下，最后败于克鲁伦河。昭莫多战败后，噶尔丹曾言：“我初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清政府在9月遣使至西藏第巴桑结嘉措处，痛斥其对五世达赖之死秘不发丧，又唆使噶尔丹兴兵，并提出了几项要求使其奉行，否则将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之兵，兴师问罪。”在噶尔丹最后的岁月中，随着清政府与西藏宗教上层关系的调整，噶尔丹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逐渐恶化。西藏宗教上层在给康熙帝的上书中将其称之为逆寇，双方在给清朝的奏书中都将战事责任推给另一方，在五世班禅未能进京及西藏格鲁派上层听凭青海蒙古与清朝频繁往来事宜上双方都有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的影响削弱，在策妄阿喇布坦及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依然在准噶尔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噶尔丹执政后出于信仰和统治的需要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先，大量修建寺院，“建立甚多之显密僧院”，“修建了特尔尼、拉马木、沙丹巴等三座寺庙，并从西藏请来喇嘛，帮助其发展黄教”，“设立讲解显教教义的学院，拟将伊犁地区建成宗教活动中心。于是在伊犁河两岸多处建立了寺院，建成了供养喇嘛的鄂托克。号称‘五集散’，后来又扩大为‘九集散’。”其次，多次遣使入藏、朝拜布施，从1676至1681年，噶尔丹一共派出使节出使西藏23次，年均近5次。再次，噶尔丹还邀请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来准噶尔部，这些喇嘛的到来，一方面有利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准噶尔部的传播，另一方面对周边势力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五、结语
藏传佛教格鲁派于17世纪初传入准噶尔部时，萨满教还盛行于卫拉特蒙古中，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过对抗与较量，这是符合宗教传播的一般规律的。事实上藏传佛教严谨的教义、严密的组织队伍等适应了当时卫拉特蒙古贵族希望结束蒙古四分五裂格局的需求。这可以在准噶尔部壮大过程中和巴图尔珲台吉及其继承者执政时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格鲁派，并用藏传佛教格鲁派巩固自己的势力得到证明。故藏传佛教格鲁派自传入准噶尔部之时就与卫拉特上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先是由封建贵族阶层接受藏传佛教后，再自上而下地大力推行，逐渐影响广大民众。”当然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卫拉特各部，尤其是至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开始，积极与准噶尔贵族合作，也是出于其自身传播与发展的需要。
哈喇忽剌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已初步传入卫拉特蒙古中，并被准噶尔部所重视，这是其在准噶尔部的初传时期。至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子僧格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已经在准噶尔部得以巩固，并在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至噶尔丹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已成为噶尔丹企图整合蒙古各部的强大思想武器。准噶尔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到它的影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入不仅对卫拉特蒙古诸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时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刊于《西部蒙古论坛》2023年第2期注释及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