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近来，常看到一个颇具趣味的观点：申时行帮了努尔哈赤大忙，应是清朝立国的大功臣，更有人说，若非申时行，建州小部落不会成气候，也不会御宇中原。鉴于此观点背后映射出的诸多严密的背景知识，虽然笔者个人觉得略显荒唐却也不乏是值得探究的。本文便由此出发，闲谈笔者对其之拙见。提前声明的是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尚不能算是学术论文。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此观点之出处。申时行是状元出身，为皇帝讲经筵而入阁的，中国古代科举实行以来状元很多，可能坐到文臣最高位置的状元却少之又少，申时行便是其中代表之一。明朝1587年，也就是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像往日般在内阁当值之时，收到了一份来自辽东的消息：时任辽东巡抚因发现一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酋长很不老实，居然打起了歪心思，吞并着周围小部落，明朝历来在军事上是强硬的，因此文武大臣身上也都自然而然沾上了这股子强硬气，这位大明巡抚怎会惯着努尔哈赤，本着绝不让其做铁木真的决心，马上出兵欲剿之，可不尽人意的是居然被“反剿”了，巡抚大人气不打一处来，追查发现负责此事的参政偷改军令，变强硬厮杀为安抚劝降，这一下直接点燃了巡抚大人的内火，刻不容缓上书求申时行罢免这位参政。了解申时行的人都知道此人是继张居正、张四维后的大明内阁首辅，是个明哲保身，打阴阳太极，玩弄权术的高手，主张天朝君臣，臣臣关系的和平，也因之被冠名为“和事佬宰相”，因此申时行看到这份奏报并不着急，也没有准奏，而是做起善人，以一位贤惠仁慈的老领导身份劝说巡抚爱护下属官员，并自己票拟了一份向努尔哈赤求和的奏章交给万历皇帝，这也说明申时行默认了这位参政的做法。也正是这样，申时行便戴上了“清朝开国功臣”的帽子。这件事情真实性不存疑，可详见于各类明史记载，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时申时行真的是不愿意出兵吗，如果出兵在当时符不符合实际呢，此事的罪魁祸首就是元辅申时行吗？

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清楚当时的制度局势再做定论。先来就此简单说一说当时的中央地方官制。太祖废丞相以来，内阁以皇帝秘书的身份日渐做强，世宗嘉靖皇帝由于一心问道求仙，惰于政事，内阁权力便达到了顶峰，成为文臣之首。内阁大学士在明朝按办公地点分为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和文渊、东阁两阁，大学士通常加上六部尚书之衔，其中的“一把手”称为首辅或元辅、其余的叫次辅。内阁大学士的主要任务便是帮皇帝批奏折或者起草诏书，也叫票拟，而皇帝大部分时间只需对票拟好的诏书发表同意意见或者加之修改，也叫朱批。到了万历皇帝时，由于大行皇帝隆庆殡天时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作为托孤大臣，以帮助这位年幼不谙世事的小皇帝处理国事，之后不久，经过一场宦海沉浮的权力斗争，首辅高拱被罢免，张居正取而代之，张居正与小皇帝万历的关系非同一般，已不是简单的君臣，更有着一份微妙的不可分割的介于师徒和父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万历皇帝成长过程中其大小之事，国事私事均向张居正询问请其定夺，而正是因为这份情谊也为张居正日后埋下了祸根，万历皇帝从小到大处处也受到张居正牵制，就连为自己做衣裳，给后宫赏赐珠宝也会遭到张首辅的教育与拒绝，再加之自己的母亲李太后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全力支持张居正，万历皇帝便这样在一种窒息的控制之下长大。举一实例，万历皇帝青年时期一次被其身边两个小太监带去御花园和宫女行苟且之事，被李太后发现以后，寒心夹杂失望，竟要废了他的皇帝位，而张居正此时站了出来，劝说李太后保住了他的皇位，可随后张居正的做法更令万历皇帝阴霾缠身，尊严尽失。张居正亲笔为万历皇帝写了一道“罪己诏”，此中内容更是写遍了万历皇帝不愿提及的丑事，并让万历皇帝自己将其公之于世，笔者认为这件事情绝对是张居正日后悲剧的诸多原因之一。对于这对师徒便不多加以赘述，笔者列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恩怨情仇旨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万历皇帝这段心理阴影，申时行上位后处处小心谨慎，遇大事不会自作主张，而万历皇帝本人也再见不得权臣架空自己的情势，所以说关于出兵女真的决定绝无可能是由申时行刚愎自用，自行做出的，这段历史更与宋朝皇帝赵构，秦桧，岳飞三人的关系相类似，试问若不是高宗的意思，秦桧怎能肆意搬倒岳飞......

接下来省略介绍当时的地方官制和军制。明朝时期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名义上是布政使，可类比为现在的省政府省长，后来由中央派出巡抚到地方坐镇军事和监察，因此巡抚的职责本是由中央派出临时掌管军事监察的，如同巡视组组长，而发展到后来成了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相当于省委书记。前文中提及的参政是设在布政使之下的官职，履行“掌布宣德意，抚安人民，达民情，协理戎务，慎固封守，以佐知府”的职能，相当于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直接由布政使领导。而此事发生之际，巡抚制度尚不成熟，参政违抗巡抚令倒也可以理解通。明朝地方军事实行卫所制度，也可理解为府兵制，军人自己种田不交赋税，这样的军事制度有诸多好处，也存在致命缺陷，军队日常训练不能保证，长时间不作战，单兵作战实力自然会下降，而当时明朝税收经济都已经面临了严重危机，军队给养、作战兵器等都大打折扣，据史料记载，许多地方军库中的剑戟刀矛都已经如同当时大明国势般印上了不可消逝的锈记。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每天处理国家万记军政要事的申时行看不明白吗，如果出兵就能保证胜利吗，之后在萨尔浒的战斗也可看出军队羸弱的战斗力，再者军费开支国家供得起吗，因此我认为申时行放弃尝试而采取折中方式也是时局所限，并不全无道理。嘉靖皇帝以后由于边界军事形势变得紧张，仅靠卫所世袭继承已经供不应求，采取了调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征兵方式，调兵又是一项大工程，从各个行省按比例调取，当时的明朝还受着北方蒙古与海上倭寇等的侵扰，这些地方兵力本就吃紧又怎样调去辽东呢，于当时来说，努尔哈赤的威胁是比不上蒙古和倭寇的，因为一个部落而大费周折，让本就喘不上气的国家徒增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划算的。

还有部分持申时行首罪的人常把著名历史书《万历十五年》拿出来说，书中黄仁宇教授的确在申时行一章节提到了此事，可细读过就知道只是记述而并没有下任何相关结论，并且这部分人恰好忽视了黄仁宇先生毕生所提倡的“大历史观”和其写作《万历十五年》的初衷，将历史事件简单地归结到某个人或某件事上是同大历史观根本上违背的，自然也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总体上看，万历新政结束后明朝已经走向颓弱不可挽救之路，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封建王朝是不可能克服根本劣势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就算没有努尔哈赤也会有别的什么哈赤出现，因此说如果申时行出兵可能就怎么怎么样，从本质上就是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将此此种假设当做茶足饭饱后的笑谈倒也未尝不可，但注定是不能拿来做学问的。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本文行文迅速，言不达意，省略颇多，仅从几个方面论证了自身所持观点，还望读者加以原谅，如果能不嫌文粗鄙，读至文末，加以批判斧正，感激不尽矣！

作者简介：阿贾·文昌太，藏族，武汉大学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