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本文对布达拉宫馆藏永乐版《甘珠尔》和相关汉藏历史文献对永乐版《甘珠尔》刊印缘由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当时的主要历史人物及相关事件，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印造永乐版《甘珠尔》刻本的缘由及相关过程。
关键词：永乐皇帝；永乐版《甘珠尔》；文化交流
永乐皇帝在纂修史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其在位期间命解缙改修《元史》，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敕令雕印《永乐南藏》《永乐北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等典籍。《甘珠尔》是藏文大藏经的核心内容，永乐版《甘珠尔》是史上最早刊印的整套藏文《甘珠尔》，在西藏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永乐版《甘珠尔》的问世对当时以及后来西藏的雕印艺术、文化传播、宗教发展、民族交流以及对密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强化西藏地方的政治从属属性，都有极大的作用和影响。随着人们对永乐版《甘珠尔》的研究不断深入，对其在文化交流、民族交往、政治影响等方面己有了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反战角度探讨印造永乐版《甘珠尔》的因由。
一、永乐朝的政治措施
“修书撰史”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也成为中国史家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不仅有君主的成就感，还蕴含着延续文化的情感。“易代修史”之所以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除了总结前代经验教训、寻找治乱兴衰的方法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借修史来说明新王朝继承的合法性，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
永乐朝大修史书、遣使四方各国，锐意通四夷，协和万邦，对当朝和后世影响甚巨。永乐帝因其特殊的继位方式，更需要修书以明志。他一生最大的两个困扰应该是北元蒙古汗廷的存在和其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为解决或消除这些困扰，他费巨资修书撰史，极カ笼络天下士子。在经营管理西藏的措施中，他效仿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之例，迎请噶玛巴进京为太祖夫妇荐福做法，封以大宝法王；效法忽必烈汗刻印西夏大藏经之例，组织刻印藏文《甘珠尔》以示承继元朝之大统，向世界明确其为中华之正统。
中央政府主持刻印少数民族文字经典并非明朝首创，早在元朝就有刊刻西夏文大藏经的事迹。故而永乐帝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纳入修书范围，也是表明承继元朝正统的外在体现，更是中央王朝的必然选择。
二、雕印《甘珠尔》的客观条件
1.西藏藏文《甘珠尔》内容的成熟
吐蕃时期由赞普主持从古印度和唐朝翻译了大量佛经，经过诸多译师和佛学大师们的校勘审定，逐渐形成了《丹格尔目录》《旁塘目录》《青朴目录》三大目录，这也成为藏文大藏经在吐蕃时期的雏形。吐蕃分裂割据时期藏地大师也陆续翻译了很多显密经典，由于当时藏地诸侯林立，佛经译本也比较零散，据《东噶词典》记载直到1312年在元朝和西藏地方的支持下，由炯旦热比若智大师主持将各地零散的《甘珠尔》《丹珠尔》进行搜集整理，并逐一点校、誉抄、分类，最终汇集成首部藏文大藏经书写本，并供奉于纳塘寺。元代蔡巴万户长贡噶多杰在位时期邀请布顿大师至纳塘寺专门对《甘珠尔》进行校对和审订，完成校订后用金银汁誉抄《甘珠尔》共260部，这成为当时最标准的《甘珠尔》版本，史称蔡巴《甘珠尔》。“《蔡公堂目录——护佑教诫》第19页中明确指出，蔡巴《甘珠
尔》后来又经过宗喀巴大师校订，由皇帝派人取回京城制版印刷，广为流通。”由此可见，在明永乐时期的藏文《甘珠尔》内容已非常完整和成熟。但因其书写本的复制成本高，很容易出现错漏等原因，使之成为这一经典传播的一大瓶颈障碍。于是印造刻本《甘珠尔》成为时代使命。
2.汉地的印经条件不断成熟
西藏受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恶劣等条件的限制，少有具备刊印大藏经的条件，直到15世纪初才有《甘珠尔》刻印。当时明朝已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精湛的雕刻技艺及完备的雕版、刊印等工艺和完善的管理体制。加之，在大一统集权王朝皇帝的支持下刊刻《甘珠尔》，已非难事。明朝初年已经有刊刻藏文佛教经典《洪武南藏》的例子，南京的名寺古刹较多，这些古寺庙又是历代王朝刻印经藏的重要场所。
藏文是拼音字母，字母笔画的识别和文字的认读方面都简单易学，有雕刻的天然优势。据记载，早在1394年“班丹扎释十七岁时，随法尊本师(班丹坚错)往山西游五台山。晋王对班丹坚错‘待以师礼，广说法要，印施西番字《妙法莲花经》《圣妙吉样真实经》《白伞盖》等经’。在明朝的藏文雕版印刷史上，晋王与班丹坚错印施的这批‘西番字’经典应当是开创之举，为后来雕印永乐版藏文大藏经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如此充分的主客观条件下，首个《甘珠尔》刻本在南京问世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甘珠尔》中有不少翻译了来自中原佛教的经典，中原佛教中也有许多藏传佛教内容，如明初"《初刻南藏》’何’字函(585)录入元沙罗巴译《彰所知论》二卷，正好可补《硕砂藏》同函缺本待访之典籍。”《彰所知论》并非源自天竺，而是萨迦派喇嘛八思巴所著，以小见大，说明藏传佛教内容在当时的南京等地已有了一定的认同和信仰基础，雕印《甘珠尔》己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カ所趋。
3.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进京
永乐皇帝在修书，刊印经藏等方面有不菲的成绩，他深谙修书和刊印佛经的对治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重要意义。他还为燕王时，山西晋王府已有雕印藏文佛经的事迹，如若藏文《甘珠尔》等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典籍由藩王操作或者由地方私刻，大明王朝的政治利益会大打折扣，所以永乐元年便“敕晋府长史龙坛等曰：……今王府擅与西番往来，……今后慎毋复尔勉之戒之。”这充分表明永乐帝非常重视西番等边疆事务，他主张边疆民族事务应由中央对接处理。
永乐帝深知刻印《甘珠尔》的巨大影响，因此他需要一个在宗教、政治、修为等方面具有很高地位的人物作对接才算合乎礼制，才能使这皇皇巨制发挥其应有作用。永乐皇帝最终选择了噶玛巴，因为噶玛巴当时在西藏的宗教地位很高，政治影响也非常大，永乐帝为燕王时已得知噶玛巴活佛系统在西藏的影响，据明史记载’有僧哈立麻(噶玛巴)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成祖为燕王时，知其名。”待到永乐帝继位时第五世噶玛巴已成年，学法已有所成。永乐元年(1403)二月“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同时得银协巴作为当时有名的佛学大师，深知藏文《甘珠尔》内容已完整和成熟，亟需刊刻推广。因此他进京觐见永乐皇帝成为促成刊印藏文《甘珠尔》的关键因素。
三、永乐版《甘珠尔》刊印过程考述
1.促成印造永乐版《甘珠尔》的重要人物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在南京雕印除得到永乐皇帝的支持外，还有汉藏精英们的努力。其中僧人智光、内官侯显、番僧班丹坚错、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等官员和大师为刊印创造了条件。智光大师在明初招谕吐蕃各部的过程中功劳卓著。他通晓佛法，汉藏皆通，戒行严洁，获得了汉藏民族的认同和敬仰，为朝代更替后的中央和西藏地方搭建起了有效的沟通桥梁。智光大师数次往返于西藏和京师之间，深入了解到大藏经《甘珠尔》的情况及刊印的必要性，故而推荐有刊刻番文经验的班丹坚错大师进京。
班丹坚错和班丹扎释师徒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已“至山西、与晋王印施西番字经典”。“永乐乙酉(1405)，因智光上师推荐法尊班丹坚错于朝，太宗文皇帝遣使驰驿召至殿延，赐坐，与语大悦，赏赍恩宠特加。于是奉命按经依法，教令各エ制造坛场诸法仪像、铃杵供器，乃奏遣使西域，请取西番大字藏经，刊版印施，散于西土，功德无边，文繁不录。”于是班丹坚错向永乐皇帝奏请刊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成为永乐皇帝“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绪之德助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的关键因素。根据藏文大藏经的在藏情况及相关汉藏史料，当时"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就是蔡巴《甘珠尔》，永乐版《甘珠尔》是直接依据蔡巴《甘珠尔》为母版制造的。
目前汉藏史料中还未发现蔡巴《甘珠尔》是谁带到南京的明确记载，但是从当时的史料看，这跟侯显、智光一行人是分不开的。智光通晓番经，数次进藏招谕西番各部，“(侯)显有オ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迎请噶玛巴侯显算首功，1403年永乐帝’’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根据永乐帝的旨意，从三月初五(1407年3月140)至三月十九日(1407年3月28日)噶玛巴得银协巴率领僧众在灵谷寺设普度大斋十四昼夜，修十二坛城，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荐福。侯显担任整个“普度大斋”活动执行官。噶玛巴在南京灵谷寺做法期间肯定接触到了很多汉藏佛教高僧，了解到不少江南的佛教文化和南京雕印佛教经典的盛况，在灵谷寺必定目睹了郑和在“大明永乐五年(1407)，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禅寺流通供养”的经藏。据考证，郑和一生印造了不少经藏，他本人又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法名速南吒释。噶玛巴到南京时，郑和也从第一次下西洋回来，他们共同在江南的期间必然谈了很多关于印造《甘珠尔》的事宜，这无疑是推动印造永乐版《甘珠尔》的积极因素。
噶玛巴到南京之前具有刊刻番字经文经验的班丹坚错大师已圆寂，于是永乐皇帝对其徒弟班丹扎释委以重任，“永乐丁亥(1407)，闻太宗文皇帝以佛子(班丹扎释)盛年，オ行老成，命侍大宝法王，嗣佛宗旨，传佛心印及诸观门。”班丹扎释跟随大宝法王期间曾到西藏各地修行悟道，研习佛法，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驻京大智法王。待永乐版《甘珠尔》刊印完成后也是班丹扎释亲自前往乌斯藏，奉旨将新刊印的永乐版《甘珠尔》呈送至大宝法王噶玛巴面前。
2.南京刊刻永乐版《甘珠尔》的环境
元代，藏传佛教密宗和藏传佛教石窟造像艺术随藏传佛教传播至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雕版印刷质量数当时最佳。宋朝是我国活字印刷发展的重要阶段，位于江南的杭州路更是中国当时雕版印刷的中心。“元朝雕印的《普宁藏》《硕砂藏》、河西《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都是在杭州路雕印。藏传佛教僧人和汉地僧侣、居士共同校勘，是汉藏文化交流值得记载的大事情。藏传佛教僧人绝大部分学贯三藏，通晓五明，精通汉、藏、蒙多种文字。”江南的刻经印刷等相关行业已成体系，非常成熟。
到了明代，江南的这一优势并未因改朝换代受影响，而且江南还成为明初《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的刻印基地。“《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记载：'洪武五年(1372)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蒋山寺便是后来噶玛巴为太祖荐福的南京灵谷禅寺。永乐五年(1407)是永乐帝最值得庆贺的一年，该年有3件大事可载入史册：首先是迎请噶玛巴到南京，举行了太祖和马皇后荐福做法活动，出现了很多样瑞，在僧俗各界影响非常大；第二件是郑和首下西洋后成功返回南京；第三件是历时近5年修纂的《永乐大典》在南京成书。这些好事都汇聚在南京，成为促进刊印《甘珠尔》的积极因素，使得南京成为刊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最佳之选。
3.永乐版《甘珠尔》入藏考
目前在西藏发现的永乐版整套《甘珠尔》只有布达拉宫馆藏106部和色拉寺馆藏的103部。据《明实录》载：“尚思昆泽思巴入见，賜藏经、银钞、彩币、鞍马、茶米等物”。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陛辞，赐图书及佛像、佛经、法器、衣服、文绮、仪仗、鞍马、金银器皿等物，命中官护送”，其中所赐藏经和佛经便是现珍藏于布达拉宫的这套《甘珠尔》，永乐帝当时颁赐藏文《甘珠尔》刻本后还安排专人护送，该套经典应是永乐十二年入藏。“永乐十四年(1416)五月妙觉圆通慧慈辅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地失辞归，御制赞赐之，并赐佛像，佛经，法器，衣服，文绮，金银器皿。”其中所赐佛经便是现珍藏于色拉寺的那套永乐版《甘珠尔》，色拉寺所收藏经书应是永乐十四年入藏，相对较晚。
而最先到达藏地的永乐版《甘珠尔》应属于第五世噶玛巴的那套经藏，但在汉藏史料中很少有相关记载，《明史》和《明实录》中都不见相关痕迹，历代唱玛巴的驻锡地(楚布寺)中也未发现相关文物实物。不过在2007年张润平先生在甘肃岷县发现的《西天佛子源流录》中提到了永乐帝遣使往噶玛巴处赐《甘珠尔》的相关信息、。该套应是最早入藏的经书。其中记载“永乐辛卯(1411)……是年三月，复召佛子(班丹扎释)至奉天殿，……仍奉命入乌斯国，传宣圣化，赍持大宝法王西番字大藏经。”布达拉宫馆藏永乐版《甘珠尔》中大明皇帝御制经赞的落款都是永乐八年(1410)三月初九，可见永乐版《甘珠尔》刊印完成后不久，永乐帝便立即遣使送往第五世噶玛巴处。
五、结语
综上所述，藏文《甘珠尔》经过历代大家的整理和校对，到了15世纪初己经非常完整和成熟，亟需刊印；我国造纸技术不断提升使得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宋元时期南京的佛教氛围愈加浓厚，江南地区的雕刻技艺更加成熟，佛经印刻事业已非常发达。加之，明初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政局稳定，汉藏佛教界频繁交流，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增强等因素为亥，印《甘珠尔》创造了优良的客观条件。又有智光大师、班丹扎释师徒及侯显等汉藏精英的努カ协调，使得印造《甘珠尔》这项事业得到了皇帝和汉藏精英及僧俗百姓的支持。
总之，印造永乐版《甘珠尔》满足了当时明朝当政者的政治需求和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为永乐版《甘珠尔》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我国社会生产カ的不断提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推动《甘珠尔》刻本形成的根本原因。
作者：尕藏桑知布，西蔵大学文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阿央章态，西藏大学文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原刊于《西藏艺术研究》2023年第01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所限，注释及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