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廖斌

摘要：公元8世纪是吐蕃王朝崛起与鼎盛的关键阶段，亦是青藏高原本土宗教苯教与外来佛教文化碰撞、交融与重构的核心时期。彼时吐蕃苯教已形成象雄部、印度部、斯巴本三大传承体系：象雄部以象雄耳传、麦日本尊、巨邦三法为核心，流传于阿里、木斯唐、勃律与雅砻雅鲁藏等传统苯教文化核心区；印度部系毗卢遮那、喇钦・占巴南喀等大师主导的宗教改革，融合外来思想形成的新苯教体系；斯巴本扎根民间，涵盖占卜、历算、禳灾、医学、天文等世俗信仰与实用文化。为完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系，吐蕃王朝广泛吸纳勃律、吐火罗、古印度、中原、象雄等多元文明，外来文化的强势涌入对原生苯教形成巨大冲击，引发朝野贵族、王室眷属、平民信众与苯教法师的普遍抵触。为守护文脉，大批苯教古幸携典籍法器迁居边地，其文化基因融入彝族毕摩、纳西东巴、普米韩规、摩梭达巴、嘉绒阿米、羌族释比、甘肃迭部莱芜等族群文化之中；大量苯教经典被埋藏于卫藏、阿里山林、古寺与岩洞，自 913 年起苯教伏藏陆续现世，成为后世苯教核心典籍遗存，其埋藏始末与篇目明细载于《扎巴林扎》《苯教伏藏目录》。本文以八世纪吐蕃宗教格局为背景，系统梳理苯教象雄部与印度部传承脉络，阐释《妙乘释镜》的文化内涵，辨析苯教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还原这一时期苯教传播、变革与传承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八世纪吐蕃；苯教；象雄部；印度部；妙乘释镜；伏藏文献

一、引言

公元八世纪，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之后步入全盛期，疆域大幅拓展，政治体制日趋完善，文化层面进入本土传统与外来文明深度交融的变革阶段。苯教作为青藏高原原生宗教，植根于象雄古文明与吐蕃早期社会，历经数千年传承已形成完整的教义、仪轨与传承体系，是吐蕃早期政治、文化与民间信仰的核心支撑。随着佛教自印度、尼泊尔传入，以及中原、西域、中亚文化持续涌入，吐蕃宗教格局发生剧烈变动，苯教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构。

这一时期，苯教内部形成三大传承体系，既坚守本土文脉根基，又在文化碰撞中主动或被动地吸纳外来元素，衍生出融合型新体系；同时，苯教与佛教的教义辩论、典籍互鉴、权力博弈，深刻影响了吐蕃王朝的宗教政策与文化走向。苯教高僧为保存教法开展伏藏、迁徙弘法，其文化脉络延伸至西南各民族，成为青藏高原与周边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本文基于苯教古籍文献、藏史典籍与现代研究成果，聚焦公元八世纪苯教在吐蕃的传播、传承与变革，厘清核心传承脉络、关键典籍内涵与宗教互动关系，还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苯教发展全貌。

二、八世纪吐蕃苯教的核心传承体系

公元八世纪，吐蕃苯教在长期发展与文化交融中，形成象雄部（ཞང་ཞུང་བོན་སྐོར）、印度部两（རྒྱ་གར་བོན་སྐོར）大核心传承脉络，辅以扎根民间的斯巴本传承（སྲིད་པའི་བོན），三大体系共同构成彼时苯教的完整格局，各自承载着本土本源、融合创新与世俗实用的文化功能。

（一）象雄部：苯教象雄本土本源传承

象雄部是苯教最古老、最核心的本土传承，源自古象雄文明，以原生教义、密宗与大圆满法脉为核心，是苯教 “本源文脉” 的载体。该传承主要流传于阿里、木斯唐、勃律、雅砻藏布等古象雄与吐蕃早期核心区域，衍生出密宗与大圆满两大分支，法脉清晰、典籍完备。

1．大圆满传承：以《象雄耳传四部法》《心识九部大圆满》《菩提密藏大圆满》为核心典籍，是苯教最高阶的修持法门，注重心性觉悟与本觉显现，传承方式以口耳相传为主，保留了古象雄时期的修行精髓。其中《象雄耳传四部法》七世纪成书于达若地区，分为四部耳传、广中略三法，是象雄部大圆满的核心载体，现存于民族出版社典籍丛书。

2.密宗传承：以《巨棒三法》（密宗三总论）、《盖阔桑瓦扎钦》、《麦日》为核心，法脉体系庞大。《巨棒三法》涵盖密宗六续，先后涌现上部六尊上师（སྟོད་ཀྱི་བླ་མ་ཆེ་དྲུག）、中期十三位世袭上师（བར་གྱི་གདུང་རྒྱུད་བཅུ་གསུམ）、晚期四大论师（སྨད་ཀྱི་མཁས་པ་མི་བཞི）、持明八大译师（རིག་འཛིན་ལོ་པན་གཤེན་བརྒྱད）、苯教二十大智者（བོན་ཆེན་མཁས་མི་བཞི）等，总计八十位大成就者弘传此法，修行地达三十七处 “都乃”，奠定了西藏早期寺庙的基础。其传承覆盖象雄、卫藏、康区木雅、门巴、木斯唐等区域，囊括吐蕃赞普、大臣、国师、王族等阶层，足见其在吐蕃王朝的尊崇地位，三十七处修行地方位载于《世间根本藏注释》（མཛོད་འགྲེལ）《扎巴林扎》，现代田野考察已基本印证遗迹存在。

据《世间根本藏注释》记载，吐蕃自聂赤赞普至止贡赞普时期，苯教已分立神本四门（བཤོས་ཀྱི་ལྷ་བོན）、超度法门（གྲོང་གི་འདུར）、清净心法（ཡང་དག་པའི་སེམས་བོན）三类传承：神本四门统摄占卜、历算、禳解、医术，对应民间实用信仰；超度法门细分男性、女性、婴童、老者等丧葬仪轨，是吐蕃早期丧葬文化核心；清净心法包含巨棒三法与心识九部大圆满，为高阶修持体系。止贡赞普时期，苯教典籍遭遇损毁，神本四门得以留存，超度法门半数失传，清净心法尽数断绝；直至止贡赞普至赤松德赞阶段，吐蕃与象雄地区仅存续象雄部苯教传承，成为苯教文脉延续的核心支撑。

赤松德赞时期，苯教与佛教的信仰冲突凸显，《扎巴林札》清晰记载其信仰变迁：国王早年尊崇苯教，举国民众信奉本土教法；中年佛苯并行，民间坚守苯教信仰；晚年王室偏向佛教，民间信仰根基仍为苯教。此间，象雄国师囊谢勒波修持麦日法门，以神通劝谏赤松德赞终止打压苯教、篡改经文的举措，“象雄灭苯风波” 就此落幕。未遭篡改、未曾埋藏的《象雄耳传四部法》《麦日》《律宗六部》得以留存，被称作非伏藏的 “噶玛”（བཀའ་མ）文献，成为象雄部传承的直接见证。

象雄部传承核心典籍可分为两大体系：其一为《巨棒三法》（སྤྱི་སྤུངས་སྐོར་གསུམ）《心识九部大圆满》《菩提藏大圆满》法脉，《巨棒三法》收录于苯教《甘珠尔》120 至 123 卷，11 至 12 世纪广泛流传于嘉绒、青甘、西藏、康区；《心识九部》（སེམས་སྨད་སྡེ་དགུ）《菩提藏》（བྱང་སེམས་གབ་པ）于 1017 年由幸庆鲁噶掘藏，分别收录于《藏族典籍精选》《岗底斯雍仲苯教文献丛书》。其二为《象雄耳传四部法》（ཞང་ཞུང་སྙན་རྒྱུད་བཀའ་བརྒྱུད་སྐོར་བཞི）《麦日本尊》（མེ་རི），盖阔桑瓦扎钦（གེ་ཁོད་གསང་བ་དྲག་ཆེན）与麦日本尊同源分化，相关仪轨至今收录于易日寺诵经文集。两类传承文风、结构各具特色，分属不同时空的文化遗存，虽经后世少量篡改，仍保留核心原文，是研究古象雄与吐蕃早期苯教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象雄部传承的核心典籍为《象雄耳传之苯教不灭之因》（ཞང་ཞུང་སྙན་རྒྱུད་བོན་མ་ནུབ་པའི་གཏན་ཚིགས），由李弥嘉国师囊谢勒波撰写，经卡尔梅・桑丹坚参、南开诺布等藏学家考证，成书早于十世纪，11 世纪初即有注疏问世。文献记录了大师劝谏赤松德赞终止改教的史实，以及吐蕃与象雄邦国的纷争往事，现存于《吐蕃与象雄历史文献》上册，是还原八世纪佛苯互动与苯教抗争的关键史料。

（二）印度部：苯教融合创新传承

印度部是八世纪吐蕃王朝宗教改革背景下，本土苯教与印度佛教、南亚文化融合形成的创新型传承，是苯教在文化碰撞中主动调适、重构教义体系的产物。该传承核心推动者为赤松德赞义子毗卢遮那（བཻ་རོ་ཙ་ན），喇钦・占巴南喀（དྲན་པ་ནམ་མཁའ）、觉萨苯莫（ཇོ་ཟ་བོན་མོ）、李西达让（ལི་ཤུ་སྟག་རིང）、泽翁仁增（ཚེ་དབང་རིག་འཛིན）等高僧协同助力，通过译经、弘法、改制，将佛教中观、唯识、因明等思想与苯教本土教义融汇贯通，形成全新法系。

《巴协》记载：“赤松德赞国王离世后，毗卢遮那从康区返回雅砻，与苯教大师一同主持丧葬仪轨。毗卢遮那还对苯教丧葬仪轨进行革新，导致其他苯教法师不高兴。毗卢遮那发誓从此不做苯教徒。” 可见毗卢遮那在康区、嘉绒弘法期间，仍以苯教法师身份活动，其宗教实践始终扎根苯教土壤，融合改革是为适配吐蕃王朝文化需求，而非背离本土传承。

印度部传承划分为毗卢遮那法系与喇钦・占巴南喀法系两大分支：

1.毗卢遮那法系：吸纳佛教中观、唯识、声闻等思想，重构吐蕃宗教文化体系，确立苯教印度传承的九乘次第，核心经典为《妙乘释镜》（ཐེག་འགྲེལ་མེ་ལོང་དགུ་སྐོར）《妙乘经》（ཐེག་པ་རིམ་པ་མངོན་དུ་བཤད་པའི་མདོ་རྒྱུད），构建起系统化的教义框架。

2.占巴南喀法系：以保全苯教文脉为核心，受赤松德赞之命参与宗教改制，同时恳请王室封存经典，将大量苯教典籍埋藏于桑耶寺、扎玛尔、冈底斯山等地，埋藏细节收录于《扎巴林扎经》（བསྒྲགས་པ་གླིང་གྲགས）《斯巴授记经》（སྲིད་པ་རྒྱུད་ཀྱི་ཁ་བྱང）。该法系留存《耶赤大圆满经》（ཡེ་ཁྲིད་མཐའ་སེལ）《了义除暗明灯经》（དྲང་དོན་མུན་སེལ་སྒྲོན་མ）《因明钥匙》（ཚད་མ་འཕྲུལ་གྱི་ལྡེ་མིག）《地道钥匙》（ས་ལམ་ལྡེ་མིག）等海量典籍，构成印度部传承的核心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塞米经》《妙乘释镜》等署名幸饶弥沃的经文，实则由毗卢遮那译自勃律（克什米尔）文、占巴南喀译自古印度文。这一史实清晰划分出苯教两大发展阶段：古象雄原生苯教与八世纪融合改制苯教，二者在行文风格、民俗内涵、教义结构上差异显著，印证了印度部传承的融合创新特质。

（三）斯巴本：民间世俗苯教传承

斯巴本是扎根吐蕃民间的世俗苯教传承，未纳入高阶密宗与大圆满体系，以实用主义为核心，涵盖占卜、历算、禳灾、医学、天文、祈福等民间信仰与生活技能，是吐蕃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灾异祈福的文化依托。该传承贴近世俗、流传广泛，是苯教 “民间根基” 的体现，与象雄部、印度部形成 “高阶 — 民间” 互补格局，共同维系着吐蕃社会的信仰体系。

三、《妙乘释镜》与八世纪吐蕃文化融合

《妙乘释镜》（藏文名《ཐེག་འགྲེལ་མེ་ལོང་དགུ་སྐོར》）是八世纪印度部苯教的核心经典，全书 72 页，收录于《岗底斯雍仲苯教文献丛书》第八卷，是古象雄、南亚、西域、吐蕃多方文化交融的结晶，集中体现了八世纪吐蕃宗教文化的创新与包容。

（一）经典源流与翻译背景

《妙乘释镜》相传源自古象雄时期，八世纪由毗卢遮那冒生命危险，从勃律（克什米尔）、吐火罗译为吐蕃文。经文标题依次采用象雄语、梵语、勃律语、吐蕃语四种古语，历经多语种辗转翻译，直观反映了八世纪吐蕃与周边文明的深度交流。彼时，冈仁波齐神山为印度教、婆罗门教、苯教共同奉为圣地，古象雄语与梵文词汇、语法互通交融，“阿德瑜伽” 一词的象雄古语本义、后世梵文释义、藏文释义形成清晰文脉关联，《塞米经》记载的先祖称谓亦佐证象雄古文化与南亚文化的深度联结。

勃律（克什米尔）自古与吐蕃、象雄往来密切，七至八世纪部分勃律贵族迁居阿里，依托苯教传播拓展势力；十世纪阿里宗教动荡，当地望族迁至卫藏，知夏家族（རྒྱལ་རིགས་བྲུ）人才辈出，兴建寺院学府弘传苯教，成为中古苯教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历史脉络亦印证了《妙乘释镜》的传播背景。

（二）伏藏传承与文献价值

《妙乘释镜》跋文记述，毗卢遮那译传经典后进献王室，后续高僧将经文埋藏于扎耶巴圣地，十世纪中叶被三位僧人发掘，属于中伏藏体系，法脉历经传承延续至今。该经与《塞米经》（མདོ་གསེར་མིག）在文体、内涵、民俗表达上区别明显：《塞米经》传承自古象雄，保留原生苯教特质；《妙乘释镜》为融合型经典，构建起系统化的九乘教义，二者共同构成苯教 “本源 — 融合” 的文献体系。

毗卢遮那另一部译作《驳邪见因明学论》（མུ་སྟེག་ཚར་གཅོད་གཏན་ཚིག་ཐིགས་མདོ）侧重辨析异端见解，与《妙乘释镜》阐释九乘次第的内容相辅相成，构建起印度部苯教完整的义理体系。自十一世纪起，《妙乘释镜》成为苯教伏藏研习的必修典籍，十二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噶敦、卓贡洛珠坚参、良美・西饶坚参、西匝扎西坚赞等多位教派宗师相继撰写注疏，相关著作收录于各大藏文典籍丛书，其学术价值与宗教地位延续千年。

（三）九乘次第：多元文化融合的教义体系

《妙乘释镜》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苯教九乘次第，兼容本土传承与外来思想，是八世纪吐蕃宗教文明的集中体现。九乘教义分为九大层级，各层级借鉴融合多方文化元素，既坚守苯教本源，又吸纳佛教、古印度教思想：

1.人天依他乘：（ལྷ་མི་གཞན་བརྟེན་གྱི་ཐེག་པ）偏重世俗祈福、禳灾仪轨等斯巴苯教内容，与宁玛派人天乘理念相近，立足民间世俗信仰；

2.幸饶辩论乘：（རང་རྟོག་གཤེན་གྱི་ཐེག་པ）契合佛教部派思想，注重教义辩论与逻辑阐释；

3.大悲勇识乘：（ཐུགས་རྗེ་སེམས་དཔའི་ཐེག་པ）参照唯识三性学说，强化心性与慈悲修持；

4.雍仲勇识乘：（གཡུང་དྲུང་སེམས་དཔའི་ཐེག་པ）秉持中观思想，阐释空性与中道要义；

5.本性净行乘（བྱ་བ་གཙང་སྤྱོད་ཐེག་པ）

6.普明慧通乘（རྣམ་པ་ཀུན་ལྡན་མངོན་ཤེས་ཐེག་པ）

7.大悲直观乘：（དངོས་བསྐྱེད་ཐུགས་རྗེ་རོལ་པའི་ཐེག་པ）融汇古印度教密宗元素，相关法脉东传衍生唐密、东密；

8．殊胜妙意圆满乘（ཤིན་ཏུ་དོན་ལྡན་ཐེག་པ）

9.无上大圆满乘：（རྫོགས་ཆེན་བླ་མེད་ཐེག་པ）坚守苯教本源，囊括本尊修法、大圆满核心要义，回归苯教最高修持境界。

苯教九乘教义打破了单一文化的局限，将本土世俗信仰、高阶密法与外来宗教思想有机整合，形成适配吐蕃王朝文化需求的系统化教义，既是苯教自身发展的创新突破，也是八世纪吐蕃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四、八世纪吐蕃苯教与佛教的互动关系

八世纪是吐蕃佛苯互动的核心时期，二者历经碰撞、辩论、融合，共同塑造了吐蕃宗教文化格局，其关系并非单纯对立，而是在权力博弈与文化互鉴中实现动态平衡。

（一）佛苯辩论与教义共存

藏文苯教史料与佛教史料均记载，八世纪吐蕃发生佛苯教义辩论，史籍对胜负结局记述各异，但核心诉求均为教派存续与文化主导权。参与论战的主要为印度中观自续派与苯教正统传承，彼时苯教分为密宗大圆满、民间世俗苯教、小众邪本三类，唯有正统密宗与大圆满教义体系完备，具备与佛教辩驳的理论基础。

此次辩论早于印度部传承成型，思想碰撞直接推动了融合型法系的诞生。《扎巴林扎》提出，两派教义宗旨并无根本冲突，摒除门户偏见即可相融共生。佛苯在九乘次第的见地、修法、行为，以及基道果三法上存在共通基础，这是二者能够开展深度辩论、实现教义互鉴的核心前提。辩论胜负仅为表象，本质是吐蕃王朝借教义研讨，推动本土文化革新，调和朝野信仰分歧，巩固政治统治。

（二）教派界定与文化属性

八世纪藏地宗教形成两大体系：苯教为青藏高原原生本土文化，植根于古象雄与吐蕃早期社会；班迪教（藏传佛教）为印度佛教入藏后，结合本地风俗演化而成的新生教派，又称喇嘛教。二者相互汲取思想养分，同时吸纳古印度文化元素，不断丰富教义体系。

现代学界将藏地佛教划分为汉传、南传、藏传三大体系，旧时多称喇嘛教，后世才有苯教与佛教的明确划分。宗教管理层面将苯教归为藏传佛教分支，这一界定在学界与宗教界尚存争议。从藏文词汇释义来看，“曲”（ཆོས）泛指一切文化与信仰，等同于汉文 “法”；“丹曲”（དམ་ཆོས）专指正统佛法。八世纪之前，“本”（བོན）是吐蕃全境文化信仰的统称；苯教与雍仲苯教概念不同：前者是高原多元古文化总称，后者是提纯精进后的正统教法，内涵与殊胜佛法相通，不可简单以佛法、非佛法割裂界定。

（三）典籍互译与文化重构

八世纪宗教变革时期，吐蕃王朝为简化教法、统一思想，推动宗教典籍混译、改编，出现苯教与佛教混合译、密宗与显宗混合译、历算与医学混合译的现象，这是王朝官方主导的文化改革举措，并非单纯的 “篡改盗用”。

佛教认为苯教窃取改编佛经，苯教则主张自身文脉起源更早，二者各执一词。客观而言，当时译经事业刚起步，典籍多为融合编译，毗卢遮那等人的译作兼具佛苯两派特色，是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后世部分典籍将苯教划分为三类、记载 “三期改经”，经藏学家考证属于后人增补内容，与史实存在出入；核心译经大师均受王室重用，并无惩处记载，印证了译经改制的官方属性。

十一世纪经典改编争议，经后世学者考据典籍源流、人物传记，证实诸多篇目归属记载存在偏差，经文篇幅增减、译本差异属于翻译流传中的正常现象。毗卢遮那译作文风凝练统一，兼具吐蕃本土文字特色，得到历代译师高度认可，其译经成果成为佛苯文化融合的珍贵遗存。

五、毗卢遮那与苯教伏藏文献传承

毗卢遮那是八世纪吐蕃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亦是苯教文献传承、伏藏埋藏的关键推动者，其一生致力于苯教典籍的译制、校勘、埋藏与弘传，留存下海量珍贵文献，成为后世苯教传承的核心依托。

（一）扎耶巴伏藏：核心典籍遗存

赤松德赞时期，毗卢遮那与喇钦・占巴南喀共同主持，将大批苯教经典封存于扎耶巴（བྲག་གཡེར་པ），由护法守护，十世纪重见天日。这批伏藏包含《法性要义广论经》（བོན་ཉིད་སྙིང་པོ་བདལ་འབུམ་）十涵（《甘珠尔》第92-101卷）、《现证明智顶经》（མངོན་རྟོགས་རིག་པའི་རྩེ་འབུམ）十涵（《甘珠尔》第12-121卷）、《妙乘释镜》等义理经典，以及本尊仪轨、心性修持类经文，分藏于多部苯教《甘珠尔》与文献丛书，是印度部苯教的核心典籍遗存。

（二）塞沃日伏藏：边地弘法遗存

毗卢遮那遭流放嘉绒期间，再度汇编封存典籍，形成塞沃日伏藏（སེ་བོ་རའི་གཏེར་མ），以修心诀窍、迁识法门为主，侧重民间实用修持与心性教法，后世被高僧发掘弘传，成为嘉绒地区苯教传承的核心文献，印证了苯教向西南边地传播的历史脉络。

（三）《塞米经》与多吉林巴伏藏

《塞米经》传承自古象雄，由毗卢遮那译为藏文，朗达玛时期吐蕃内乱，该典籍经朗达玛贴身法师章阿・华尔吉云丹遵照遗嘱封存为伏藏，成为苯教核心传世经典。此外，多吉林巴发掘的伏藏文献，留存大量毗卢遮那埋藏的本尊仪轨、祖师传记、授记经文，全面展现了其对苯教文献传承的卓越贡献。

六、苯教的边地传播与伏藏传承

八世纪吐蕃王朝宗教改革与佛苯博弈，推动苯教向西南边地迁徙传播，同时伏藏成为保存苯教文脉的核心方式，二者共同维系了苯教的千年传承。

（一）边地传播与民族文化融合

八世纪吐蕃疆域空前拓展，北抵天山、东达关中、西南囊括南亚次大陆多地，与唐朝、回纥、南诏等政权频繁交战，跻身亚洲强权之列。新旧《唐书・吐蕃传》、敦煌藏文文献P.T.1286详细记录了吐蕃吞并苏毗、象雄、突厥、泥婆罗等部族政权的历史，甘肃宕昌出土早期文献亦留存雍仲苯教、幸饶雍仲相关记载，足见彼时苯教文化传播广度。

面对外来文化冲击与王室宗教政策调整，大批苯教宗师携带典籍、法器迁往西南边地，其文化基因深度融入当地族群，成为彝族毕摩、纳西东巴、普米韩规、摩梭达巴、嘉绒阿米、羌族释比、甘肃迭部莱芜等族群文化的源头，苯教的占卜、禳灾、神山信仰、丧葬仪轨等元素，至今留存于这些民族的传统民俗之中，成为青藏高原与西南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二）伏藏传承与典籍复兴

为守护千年文脉，苯教高僧将大量经典埋藏于卫藏、阿里各处山林、古寺、岩洞，形成规模庞大的苯教伏藏。自 913 年起，大量苯教伏藏文献陆续现世，成为后世苯教重要典籍遗存，其埋藏始末、篇目明细详见《扎巴林扎》《苯教伏藏目录》。

伏藏传承分为上伏藏、中伏藏、下伏藏，《妙乘释镜》属中伏藏，《心识九部大圆满》《菩提藏》为下伏藏，各类伏藏涵盖教义、仪轨、历算、医学、历史等诸多内容，完整保存了古象雄与吐蕃时期的苯教文化精髓。伏藏的发掘与弘传，使苯教在历经政权更迭、战乱冲击后得以复兴，十一世纪阿里、康区苯教的再度兴盛，均依托伏藏文献的支撑。

从历史脉络来看，苯教势力在九世纪仍掌控卫藏、阿里核心区域；十一世纪阿里苯教衰败，十四世纪卫藏法脉萎缩，十七世纪康巴、甘青苯教遭受重创，清代嘉绒地区本土文化逐步没落，但伏藏传承始终维系着苯教的文脉延续，成为苯教 “不灭之因”。

七、结论

公元八世纪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期，亦是苯教发展的变革与传承关键期。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深度碰撞中，苯教形成象雄部、印度部、斯巴本三大传承体系：象雄部坚守古象雄本源文脉，以密宗与大圆满为核心，是苯教的 “根脉”；印度部融合佛教与南亚文化，构建九乘次第教义体系，是苯教的 “创新”；斯巴本扎根民间，服务世俗生活，是苯教的 “根基”。

以《妙乘释镜》为代表的融合型经典，集中体现了八世纪吐蕃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毗卢遮那、喇钦・占巴南喀等高僧主导的译经、伏藏、弘法事业，既推动了苯教自身的革新，又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苯教向西南边地的传播，实现了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共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

八世纪苯教与佛教的互动，并非单纯的对立冲突，而是在教义辩论、典籍互译、文化重构中实现了动态平衡，共同塑造了吐蕃宗教文化的包容特质。苯教的伏藏传承与边地弘法，使其在历史变迁中始终延续文脉，成为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原生宗教，至今仍在藏区及西南民族地区发挥着文化纽带作用。

公元八世纪苯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变革，不仅是藏传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更是青藏高原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为研究吐蕃王朝政治、文化、宗教与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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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泽绒洛吾，男，藏族，1970 年生于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仁达乡格色村。长期从事苯教历史文献研究、地方村落文史编纂与藏区古籍普查保护工作。

著有《古藏文化探源》《吐蕃历史漫谈》《认识苯教》《古藏文历史文献研究》《青藏高原的人与自然》《本土传奇》（苯教大圆满人物传记）及《易日村史》《吉绒村史》《旺达村史》等多部著作。

2022 年受聘为甘孜州康巴文化研究院特邀专家，2024 年受聘为甘孜州古籍普查州级专家，2025 年 9 月任甘孜州佛教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