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易日寺作为甘孜州炉霍县苯波教重要寺院，坐落于炉霍县、道孚县与新龙县交界的文化交融地带，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鲜明的红色记忆。本文以易日寺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地理方位与历史文化背景，结合口述史料与实地访谈信息，系统挖掘易日寺在红军长征时期的红色事迹，剖析红色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内在关联，最终结合宗教中国化时代要求，探讨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路径与健康发展策略，为民族地区宗教场所红色文化保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易日寺；红色文化；宗教中国化；民族团结；传承发展

一、引言

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为川康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军长征途中民族工作的关键区域，留存了大量珍贵的红色遗址与红色记忆，易日寺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宗教场所。易日寺不仅是苯波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在1936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炉霍时，谱写了僧民同心支援革命、民族团结共渡难关的红色篇章。当前，推进宗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核心任务，要求宗教场所将爱国爱教、民族团结、革命传统融入自身发展，实现宗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基于此，系统梳理易日寺的红色历史，挖掘其红色文化内涵，探索宗教中国化背景下易日寺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对于保护红色遗产、凝聚民族共识、推动宗教场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所用红色资料主要来源于多批次口述访谈，结合长辈回忆与老僧人叙述，力求还原历史原貌，确保史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二、易日寺的地理方位与历史文化背景

（一）地理方位

易日寺，全称“易日扎西闵珠岭寺”，民间又称“黑金寺”“立交寺”，隶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仁达乡易日沟，地处炉霍、新龙、道孚三县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特殊，是青藏高原东部文化交融的重要节点。其地理坐标位于雅砻江以北、鲜水河以南，属于木雅热冈山脉范畴，海拔3245米，距炉霍县城约39公里，距仁达乡人民政府11公里，交通虽不便利，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历史上多民族文化、多宗教文化交汇的重要场所。

作为苯波教寺院，易日寺隶属于革什扎土司家庙体系，而革什扎土司作为嘉绒藏区明代最早授封的土司之一，其势力范围涵盖丹巴、道孚、炉霍等多地，这一隶属关系也为易日寺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发展奠定了独特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二）历史文化背景

易日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其发展历程贯穿多个历史时期，始终与民族交融、国家统一紧密相连，形成了兼具宗教性、民族性与包容性的文化特质。

在前吐蕃时期，汉藏翻译师李丁芒波（敦煌文献P.T1285）曾到访此地，开启了中原文化与藏地文化在该区域的早期交流；吐蕃时期，印藏翻译师白若杂纳从雅砻辗转至此，传播佛教文化与翻译技艺，为青藏高原东西文化、印藏文化的交汇交融奠定了基础。明朝时期，革什扎土司从丹巴迁至道孚格西乡，后又迁徙至炉霍虾拉沱甲居村，主动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积极推动汉藏彝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易日寺作为土司家庙，也随之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革什扎土司正式归顺清王朝，被加封为安抚司，进一步强化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易日寺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完善自身建制，成为康区苯波教的重要活动场所。19世纪末，喇嘛·雍敦从尼泊尔木斯唐来到易日寺，积极推动寺院发展，促进了青藏高原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丰富了易日寺的文化内涵。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炉霍，成为易日寺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寺院与当地村民一道，与红军结下深厚情谊，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事业，为民族团结与革命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易日寺注入了珍贵的红色基因，成为其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红色历史，与甘孜州境内其他红色遗址一道，共同构成了川康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的重要脉络。

三、易日寺红色历史的史料梳理与核心事

（一）史料来源说明

易日寺的红色历史史料主要来源于口述史料，通过多次访谈亲历者后代、老僧人、当地老人等，逐步还原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炉霍时与易日寺僧民交往的历史原貌。具体而言，史料收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笔者幼时聆听读经老师桑吉丹增（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འཛིན）、母亲他洛（ལྷ་ལོ）等长辈讲述老红军事迹，虽未及时笔录，但留存了大量鲜活的口述记忆；二是2004年、2008年，泽绒洛吾先后采访孜勒彭措（ཕུན་ཚོགས）、巴龙邓洛（བསྟན་ལོ）等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些老人均为红军途经时的亲历者，其口述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三是2021年9月，笔者再次走访易日寺老僧人嘎绒尼玛（བསྐལ་བཟང་ཉི་མ）、巴龙·阿达（ཨ་སྟག）、冉恰·南嘉（ར་ཆ་རྣམ་རྒྱལ）及沙闷村·泽洛（ས་མར་ཚེ་ལོ），进一步补充完善史料，其中嘎绒尼玛、巴龙·阿达等虽未出生于红军途经时期，但长期聆听长辈讲述，对相关历史有着清晰的认知。

据访谈史料记载，红军抵达炉霍时，桑吉丹增年仅15岁，巴龙邓洛7岁，他洛与孜勒彭措仅2岁，这些亲历者的记忆的碎片，与老僧人的口述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易日寺红色历史的核心史料，虽存在部分细节差异，但整体能够还原历史真

（二）易日寺红色核心事迹

1936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抵达炉霍时，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独立团的部分部队在张师、李军官的带领下，进驻仁达乡卡萨村，后大部分红军转移至易日沟巴龙村长家中，开启了与易日寺僧民的深厚交往，谱写了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红色篇章。

红军初到易日沟时，由于当地村民对红军政策不了解，加之国民党势力的恶意蛊惑，村民们纷纷逃至噶丹巴日森林躲避。为打破隔阂，红军通过若海·益西多吉（当地头人）、卡萨松洛（斯木博巴政府成员）与易日寺住持喇嘛·雍敦旦增坚参、卡隆喇嘛取得联系，详细阐释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侵犯群众利益，致力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解放。在喇嘛·雍敦旦增坚参等人的积极宣传与协调下，逃至森林的村民逐步放下戒备，返回家中恢复生产，并主动向红军提供帮助。

在喇嘛·雍敦旦增坚参、若海·益西多吉、卡萨松洛的统筹安排下，红军借宿于易日沟村长秋洛家中，时长约两个月。秋洛家的房屋为三层结构，可容纳上百名红军，剩余红军则分别借宿于易日寺及其他村民家中，形成了“僧民共待红军、军民同心共济”的良好局面。为解决红军军用马匹的草料问题，当地村民主动前往芦苇草坝（ལུ་འུ་རྩ）割草，及时运送到红军驻地，保障了红军的后勤供应。

据阿洛、扎罗口述，当时进驻易日沟的红军军官中，张师擅长绘画与风水，曾为秋洛村长家看风水、绘制房屋图纸，以实际行动拉近了与当地村民的距离；另一位李军官则负责统筹部队后勤与群众沟通工作，深受村民信任。长征结束后，张师与王登安因身体原因未能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被巴龙村长家收养，其后代至今仍居住在炉霍朱倭地区，与村长家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军民情谊的延续与见证。

喇嘛·雍敦旦增坚参（全名雍敦·丹增坚参，别名雪山活佛、博巴喇嘛）作为康区各大教派中极具威望的宗教领袖，在红军途经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与弟子莎玛尔嘎绒扎西一道，积极宣传红军政策，鼓励易日寺僧人与当地村民支援红军，组织筹备粮食、酥油、牛肉、牛皮、元根、洋芋等军需物资与生活用品。据史料记载，易日寺与当地村民共同为红军筹备了5万余斤粮食、酥油、皮子、氆氇等物资，为红军长征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这一举措与丹巴藏民独立师为红军筹粮的事迹一样，彰显了康区各族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在物资筹备过程中，沙门·嘎绒扎西受喇嘛·雍敦旦增坚参嘱托，承担了主要统筹工作。因其家族为当地地主，拥有大量粮仓，嘎绒扎西首先从自家拿出250袋（约12500公斤）粮食支援红军，随后又协调沙闷·泽洛家筹备2500余公斤粮食。尽管当时易日寺自身条件困难，但仍积极动员群众，筹集酥油、牛肉、猪肉、元根、萝卜、野菜等生活用品，仅青稞、小麦就达25000余公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民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卡萨松洛作为斯木博巴政府成员，同时担任红军的翻译，既是红军与当地僧民沟通的桥梁，也是易日寺红色历史的重要推动者。他对易日寺有着深厚的情感，积极协调寺院与红军的关系，为物资筹备、住所安排等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然而，由于其积极支援红军，国民党势力与地方抵抗分子对其怀恨在心，最终将其全家灭口，用生命践行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其事迹也成为易日寺红色记忆中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中共中央慰问团曾赠予易日寺一幅画卷，以此表彰寺院在革命时期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当，该画卷已遗失，但这一事件本身，成为中央政府对易日寺红色贡献的肯定，也成为易日寺红色历史的重要佐证。

根据红军后代泽绒扎西（又名吴长生）、巴龙尼玛所述，红军战士老吴（本名吴章明），隶属于红四方面军，系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得胜镇人。在雅安期间，老吴脚部负伤；红四方面军抵达炉霍时，他随部队一同进驻甘孜境内。因伤势未愈、行动不便，老吴未能跟随大部队继续前进，遂留在甘孜地区养伤。

养伤期间，老吴曾用银元与当地村民交换粮食。一次，他在甘孜与炉霍交界处遭遇强盗，险些被抢走全部盘缠。之后，老吴一行前往道孚，听闻道孚松林口一带常有强盗伏击，便不敢继续前行，在道孚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因物资匮乏、实物短缺，老吴等人四处觅食，历经诸多艰辛。

同年冬天，老吴返回炉霍扒里村。彼时，易日寺刚从旧址迁移至格色寺（即新址），当地村民告知老吴：“易日寺有不少汉人，你去那里可获得食物接济。”老吴随即前往易日寺，凭借缝纫技艺，为易日寺缝制柱子旗、宝伞、宝幢、寺庙舞服、帐篷等物品，逐渐成为易日沟小有名气的裁缝师。后来，老吴与当地村民四郎拉姆结为夫妻，育有三兄妹，分别为德庆、仁青拉姆、泽绒扎西。

四、宗教中国化背景下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的价值与路径

（一）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

易日寺的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爱国爱教的生动体现，其传承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价值：易日寺的红色历史，是红军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实践的重要见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执政理念，传承红色文化，有助于强化宗教场所与信教群众的爱国意识，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其二，文化价值：易日寺的红色文化与苯教文化、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传承红色文化，有助于丰富民族地区文化内涵，保护红色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有机融合。

其三，社会价值：易日寺的红色事迹，蕴含着军民同心、民族团结、互助奉献的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有助于凝聚民族共识，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同时，易日寺的红色传承也与宗教中国化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场所坚持爱国爱教，弘扬爱国精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易日寺的红色历史的传承，正是宗教中国化在民族地区宗教场所的具体实践，为其他宗教场所的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借鉴。正如五世格达活佛作为宗教界爱教爱党爱国的杰出典范，易日寺的喇嘛·雍敦旦增坚参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爱教的精神内涵。

（二）宗教中国化背景下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的现实困境

当前，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虽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在宗教中国化背景下，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一是史料保护力度不足：易日寺的红色史料主要以口述史料为主，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匮乏，随着亲历者及知情老人的逐年离世，口述史料面临失传风险；同时，缺乏专业的史料整理与保护团队，史料的系统性、完整性难以保障。

二是传承形式单一：目前，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主要以口头讲述为主，缺乏多元化的传承载体，如红色展览、文化宣讲、新媒体传播等，难以适应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接受习惯，传承覆盖面有限。

三是红色文化与宗教文化融合不够深入：部分传承活动未能充分结合苯波教文化特色，未能将红色精神与宗教教义中的爱国、向善、奉献等理念有机结合，导致红色文化传承与宗教场所自身发展脱节，未能充分发挥宗教场所的传承优势。

四是传承人才匮乏：缺乏既熟悉易日寺红色历史、又掌握宗教知识与传承技能的专业人才，导致红色文化传承难以持续推进，难以实现创新性发展。

（三）宗教中国化背景下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与健康发展路径

结合宗教中国化要求，立足易日寺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前传承困境，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与健康发展的路径，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宗教场所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

1.加强史料整理与保护，夯实传承基础。一方面，组织专业团队，对现有口述史料进行系统整理，抢救性记录老僧人、亲历者后代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字、音频、视频资料，建立易日寺红色史料数据库；另一方面，积极寻访与易日寺红色历史相关的实物史料，如红军遗留物品、书信、照片等，同时加强与当地党史部门、博物馆的合作，整合史料资源，确保红色史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此外，可借鉴甘孜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的史料保护经验，建立专门的红色史料陈列区域，妥善保管各类史料。

2.创新传承形式，拓宽传承覆盖面。结合新时代传播特点，丰富红色文化传承载体：一是在易日寺内设立红色文化展览区，展示红色史料、实物，播放红色纪录片，让信教群众与游客直观了解易日寺的红色历史；二是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邀请老僧人、党史专家、亲历者后代，定期讲述易日寺的红色事迹，弘扬红色精神；三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制作短视频、图文推文等，宣传易日寺的红色文化，吸引青年群体关注，扩大传承覆盖面；四是结合苯教传统节日，融入红色文化元素，举办红色主题活动，实现红色文化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的有机融合。

3.深化红色文化与宗教文化融合，践行宗教中国化要求。立足苯教文化特色，挖掘红色精神与苯教教义中的契合点，将爱国爱教、民族团结、互助奉献等红色精神，融入宗教教义阐释、宗教活动开展中，引导信教群众树立爱国意识、民族团结意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以喇嘛·雍敦·旦增坚参等爱国宗教人士为榜样，弘扬爱国爱教、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推动宗教场所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彰显宗教的社会价值，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宗教中国化的深度融合。这一实践也契合了佛教中国化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核心要求。

4.培育专业传承人才，保障传承可持续性。一方面，加强对易日寺年轻僧人的培养，开展红色历史、党史知识、宗教政策等培训，让年轻僧人了解易日寺的红色历史，掌握传承技能，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引进专业人才，如党史研究人员、文化传承工作者等，与易日寺僧人合作，共同开展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提升传承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同时，可与当地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易日寺红色文化研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为传承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的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政策支持，推动易日寺红色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红色传承+宗教发展+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

结 论

易日寺作为甘孜州炉霍县兼具宗教文化与红色文化的重要场所，其地理方位独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历史事迹鲜活感人。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炉霍时，易日寺僧民在喇嘛·雍敦旦增坚参的带领下，打破隔阂、主动支援，用粮食、住所等物资助力革命事业，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军民同心的红色篇章，为易日寺注入了珍贵的红色基因，也成为川康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宗教中国化背景下，传承易日寺红色文化，不仅是保护红色遗产、弘扬红色精神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宗教场所健康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必然要求。当前，易日寺红色文化传承面临史料匮乏、传承形式单一、人才短缺等困境，需要通过加强史料整理与保护、创新传承形式、深化红色文化与宗教文化融合、培育专业传承人才等路径，推动红色文化传承走深走实。

未来，易日寺应立足自身优势，坚持爱国爱教，将红色文化传承与宗教中国化、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相结合，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让宗教场所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凝聚民族共识、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为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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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革什·雍仲丹增著：《革什·雍仲丹增自传》，手写板，现存甘孜州新龙县尤拉西乡的村民家。

[17]阔邦洛珠妥麦：《斯巴授记经》，手写本，现存甘孜州炉霍县泥巴沟。

作者简介

泽绒洛吾，男，藏族，1970 年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仁达乡格色村（易日村），苯教僧人、易日寺堪布；1983 年于易日寺出家；1988 年远赴阿坝夺登寺拜师求学；1998 年就任易日寺堪布，建立易日寺爱心学院；2006—2021 年连任第九至十一届炉霍县政协委员；2023年受聘炉霍县政协文史特邀专家、驻会委员；2004—2010 年甘孜州佛教协会理事，2010—2025 年甘孜州佛教协会常务理事，2025 年起担任甘孜州佛教协会副秘书长；2016 年出任炉霍县佛教协会副会长，兼任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2—2022 年四川省佛教协会理事，2017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委员；2022 年受聘甘孜州康巴文化研究院特聘专家；2024年被甘孜州藏研所聘请为藏文古籍普查州级专家，兼任炉霍县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著作：《古藏文历史文献研究》《青藏高原的人与自然》《本土传奇》《吐蕃历史漫谈》《认识苯教》《象蕃文化探源》《发现自己》等，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北京民族出版社等正规出版社出版；受炉霍县政协委托编撰《易日村史》《旺达村史》《吉绒村史》三部地方村史。

发表论文：先后在藏人文化网、中国藏族网通等平台刊发《试论八世纪青藏高原的苯教文化》《藏族早期史籍中与丝绸之路相关地名的记载》《〈塞米经〉炉霍吉绒寺藏本详解》《汉藏古籍中的古象雄》等多篇藏学论文。

[1]《泽绒洛吾堪布简介》，藏人文化网，https://www.tibetcul.com/people/dangdai/gsdd/48546

[2]《〈青藏高原的人与自然〉：溯源文明，探寻共生》，藏人文化网，https://m.tibetcul.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0&id=48539

[3]《〈青藏高原的人与自然〉〈古藏文历史文献研究〉新书发布会》，中国西藏网，http://m.tibet.cn/cn/news/zcdt/202401/20240103_7549293

[4]《藏族早期史籍中与丝绸之路相关地名的记载》，中国藏族网通，https://www.tibet3.com/wenhua/zxyj/2018-11/24/content_300094259.html

[5]《试论八世纪青藏高原的苯教文化》，藏人文化网，https://m.tibetcul.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21&id=48533

[6]《与自己对话》图书介绍，青海人民出版社官网，http://www.qhrmcbs.com/Book/Detail?doi=1e7c6e54-6fa3-4a2e-aadb-b25e8dbc3d24

[7]《南巴加瓦福禄典籍（南巴加瓦福禄汇聚经）简介》，藏地阳光网，https://culture.zangdiyg.cn/detail/27447

[8]《泽旺吉美活佛和泽绒洛吾走进康巴卫视〈法治明镜〉》，雍仲本教联合会官网，http://www.xizangbenjiao.org/cn/html/7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