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创始人达波拉杰大师融通阿底峡尊者“三士道”道次第思想以及噶举派先贤那若巴和米拉日巴传承的密宗“大手印”实修思想，结合自己的修证体证，在弘法宣教过程中对学习内外缘、修学次第的构建和实践方法的表述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佛教教育思想，开创了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支系的佛教教育宗规。这些认识对于当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师生关系的重构、教育学习规律的明确、教育方法途径的开拓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达波拉杰；教育思想；启示
达波拉杰大师(公元1079年-1153年)是藏传佛教史上一位著名历史人物。作为米拉日巴的两大承法弟子之一，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的实际创立者，构建出具有藏传佛教本土化特色达波噶举派支系独特修学宗规的佛学大师，他在自身修证、弘法宣教的一生中所开创的“大手印”显密融通教授、因缘施教的弘法事业中展现出的相关教育理念构成了其佛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及其教法传承的重要内容，在藏族传统教育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至今仍对当代我国国民学校教育特别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多重启迪借鉴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本文依据达波拉杰大师的相关专记、著述、言教，对达波拉杰大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体系进行勾勒，并对大师相关佛教教育思想对我国当前学校教育的启示加以阐释探讨，以期更好地展现达波拉杰大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以及现实价值，推动藏传佛教教育思想的研究。
一、达波拉杰大师的生平与教育事业
达波拉杰全称冈波巴·达波拉杰，本名达玛嘉，公元1079年出生于前藏达波涅地方的尼氏家族，父名尼哇·杰布，母名喜饶姆·才江。幼年时，达波拉杰即依止印度智者盖梅学习书法、声明、历算等大小“五明”，并跟随噶当教典派夏惹瓦大师学习《菩提道炬论》《宝性论》等论典，而倍受称道。后来，在藏地名医毗齐等人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八支”论著等医典及其实践，由此成为一名以看病治疗为生计而远近闻名的“全合大众的心意者”。二十六岁时，由于一双子女天逝，妻子亡故，内心深受打击，遂由玛域哇·洛丹喜饶任亲教师，香雄巴．喜饶宁布任羯摩师，益德哇·强秋森巴(米拉日巴弟子)任轨范师，在让卡寺受戒出家，法号索朗仁钦。此后先后跟随秋森巴学习禅定口诀，格西嘉云丹、柳茹巴等人学习噶当派教法，玛域哇·洛丹喜饶学习胜乐和金刚亥母等密法，由此而成为“以三门的殊胜相、分别、方便和智慧而束缚的持明者密乘比丘”。达波拉杰大师三十一岁时，因从三位乞丐处听闻尊者米拉日巴大师的声名，心生敬仰，遂于公元1110年，到后藏卓德扎西岗处拜会米拉日巴大师，并跟随大师学习“大手印”密宗教法十三个月。继而，在米拉日巴大师授记下，独自到卫藏沃卡地方隐修数年，由此证得米拉日巴大师所传“大手印”无上见地。公元1121年，达波拉杰大师四十二岁时，在达拉岗波地方头领欧色贡觉之子达拉岗布的资助下在当地兴建了岗波寺，此后便常住该寺，收徒传教，弘扬显密结合的“大手印”教法思想，从而渐开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一代宗风，并成为其后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八小”传承之首座。公元1153年，达波拉杰大师在岗波寺逝世，享年75岁。
在达波拉杰大师的一生中，传业授众、弘法利生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是贯穿了他的弘法传教事业整个过程。特别是建立岗波寺，摄收第一个弟子洛嘉顿巴后，大师逐步形成了以岗波寺为据点，以米拉日巴大师所传“胜乐空行耳传教授”为基础，结合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思想和《究竟一乘宝性论》中如来藏思想确立起来的“俱生大手印教授”为独特授教内容，以“方便道”和“大手印”分别开来单独口授传讲为授教策略的佛教教育思想逻辑，由此引来前后藏及康区的求法者络绎不绝，先后培养了为后世称道的“五百多名执伞弟子”“四大成就者”“四大主持传承者”“四亲近者”“四近侍者”等众多弟子。其教育影响延伸至1153年达波拉杰大师逝世后，他的四大门徒都松钦巴、帕木竹巴、向蔡巴·达玛扎和拔绒·达玛旺秋以各自在达波拉杰大师处所学的教法为依据，在前藏地区建寺摄徒，开创了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教育的四大支系传承，以及以肖绒帕巴、盛新·益西宁波、色贡·益西宁波、让尼哇·却季雍仲为代表的“四大成就弟子”和以觉顿、勒哲、色绛、色耶为代表的“四侍卫弟子”在藏地延续发展下来的隐居苦行修学传统。
二、达波拉杰大师佛教教育思想的内容
(一)突出“授众”和“上师善知识”的地位
佛教教育是佛教修学的重要内容，佛学思想的构建过程中体现了佛教教育思想表达的多重逻辑。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佛教民间化的推动者以及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教法思想构建的开创者，达波拉杰大师在他的佛学思想阐述表达中，对作为教育对象的“授众”和作为教育者的“上师”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论及，体现了大师在这方面的教育认知。对于“授众”，达波拉杰大师认为虽然“六道”有情都具有如来藏佛性，有成佛的可能，但由于众生自身本具有“断灭种性”“不定种性”“声闻种性”“缘觉种性”“大乘种性”五种种性的差别，因此仍需要听闻佛法、如法修行。而真正能够通过听闻佛法，为践行成佛理想进行修行的却只有“人身”。因此，达波拉杰大师将“人身”视为成佛内缘，认为只有“人身”才是成佛的载体，才能修习佛道，他说：“成佛的所依是指那具有暇、满两种条件和三种信心的人身而言的，具足这种条件的人身才是修持佛道的良好所依”。进而，他以“人身就像是如意宝一般的极为难得和具有重大利益”的态度，表达了对“人身”是“宝”的肯定。
对于学佛外缘的“上师善知识”，达波拉杰大师首先肯定了学法过程中依止上师善知识的必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教导和激励……我们难以趋向菩提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止善知识才行”。又说：“若欲获得圆满佛位的人，就必须要积聚一切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消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而积聚二种资粮和清除二种障碍的方法是一定要依靠善知识才能掌握，若不依靠上师善知识则不能掌握这个方法”。继而，达波拉杰大师从“上师善知识的类别”“上师善知识应具备的条件”“依止上师善知识的方法”“依止上师善知识可以获得的利益”四方面对“依师法”作了阐释和论及。对于“上师善知识的类别”，达波拉杰大师具体将其分为“普通众生一类的善知识”“地上菩萨一类的善知识”“化身佛的善知识”和“报受用身佛的善知识”四类。他认为这样的分类主要是因为每个修学弟子水准不一样，才造成所依止上师善知识的类型各不相同，“四类善知识，要按照学佛人自己的位阶来选择，如果自己是一个初业修道者，就很难去依止佛陀或地上位阶的大菩萨们，而应该去依止一个普通众生类的上师善知识。当自己的业障大部分已经净除以后，那时即可依止地上位阶的大菩萨。如果自己已经证得了资粮道以上的果位，才能依止化身佛的善知识。那么，等到自己证得地上果位的时候，就可以依止报身佛之善知识了。”而对于刚刚修学佛教入门知识的学法者，达波拉杰大师认为依止“普通众生一类的善知识”最为重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初学佛法的人都是被困在业障和烦恼的暗室当中，根本没有能力见到佛菩萨一面，遑论依止。因为遇见了众生类的善知识，依靠他的指示明灯才能知道学佛之道，逐渐亲近诸佛菩萨”。对于“上师善知识应具备的条件”，达波拉杰大师认为总的来说“一位具备一定表相的大乘善知识”应具备“传承与传承相连”“传承与法音相连”“法音与‘法音的传续’相连”“传续与加持相连”四个特征。而具体来说又各不相同，“普通众生类善知识”应具有多闻大乘经典、持守菩萨戒律、具足修行证悟、悲心济众、无有畏惧、忍耐谦和、心离悔戚、善于言辞八种相；“地上菩萨善知识”应具有第八地以上之菩萨具足摄受众生之十力功德自在；“佛陀善知识”(包括“化身佛的善知识”和“报受用身佛的善知识”)应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二障，证得二种智慧。对于“依止上师善知识的方法”，达波拉杰大师认为弟子依止上师善知识的方法主要有“恭敬与供养”“爱敬并承事”“修行及努力”三种，其具体步骤应按照：首先具足菩提心；之后把自己当作病人、佛法作为药物、上师作为医生来进行思考，来认识到自己如果努力去研修佛法，就能够治疗宿疾；最后将自己设想成一个孔口朝下的器皿或无底之瓦罐，以便把所有的毒液排出去。对于“依止上师善知识的利益”，达波拉杰大师认为如果能如法地依止上师善知识，不但可以不为恶友的种种恶行所引诱，所得大乘法位阶不退转，而且可以迅速脱离凡夫异生位阶，实现解脱生死轮回，进入涅粲境界。对此，达波拉杰大师引用《入法界品》中的话说道：“菩萨若为善知识所摄则不堕恶趋，若为善知识所护则不为恶友所诱，若为善知识所佑则于大乘法得不退转，善知识善护念诸菩萨必能速疾超离异生位，《般若经》云善知识善护念摩何萨能速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
(二)构建显密兼修的道次第学习体系
作为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的实际创立者，达波拉杰大师根据自身的佛法修证，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各教派纷纷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米拉日巴大师所传密乘“大手印”口授传承为基础，结合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思想创造性地构建起了藏传佛教噶举派显密结合的道次第修学体系，为后世噶举派传承提供了一套可供因循的学习路径规范。在这方面，达波拉杰大师具体从“波罗蜜多道”“秘密真言道”以及它们两者的关系三方面对他所构建认识的显密道次第学习体系进行了阐述。
“波罗蜜多道”即佛教显乘的修学次第，达波拉杰大师认为自己所学承的“波罗蜜多道”源于阿底峡尊者著述的《菩提道炬论》以及噶当派传承对“三士”思想的相关解释。具体来说，它体现在从“入仪”“所守”“所修”“所闻”“作业”和“果位”六个方面对“下士”“中士”“上士”三个修学层次的阐释论说上。“下士”是指“那些由于听学作为佛法根本的下士法门，而深信因果，自此之后，无论再做何事，都会因为惧怕恶道的煎迫，而尽力避免不善恶业的修行人”。这一层次以上师所教导的皈依为“入仪”，以皈依的各种学处为“所守”，以三恶道苦为“所修”，以业果之法为“所闻”，以积集福德资粮为“作业”，以人、天善趣为“果位”，该层次主要学习“生命无常”“三恶趣苦”以及“业、因、果”等内容。“中士”是指“那些走在声闻(或是缘觉)之路上的修行人”。这一层次求授“沙弥戒”者以“沙弥十戒”为“入仪”，求授“比丘戒”者以二百五十三条比丘戒为“入仪”；在“所守”上，沙弥戒者除守护皈依学处外，还需听闻守护《具光》《偈颂》等戒典以及“轮回过患”方面的教法，比丘戒者主要学习《别解脱经》，并依照调伏戒律而行；在“作业”上以乐积智慧资粮，勤修戒定慧、息来贪嗔痴为内容；在“果位”上以希求涅粲解脱，证知阿罗汉果为追求，该层次主要学习“轮回过患”“四谛‘十二因缘”等教法。“上士”是指那些为了众生的义利而争取佛果的修行者。这一层次以作“殊胜皈依”，发起“行菩提心”，传授“三聚戒”的仪则为“入仪”；以按照《菩萨戒二十颂》教诫如法守护为“所守”；以发修习慈心、悲心和菩提心为“所修”；以听闻利乐一切有情之法为“所闻”；以注重积集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为“作业”；以证悟空性，成就大觉佛陀为“果位”，该层次主要学习发“菩提心”、行“六波罗蜜”。
对于“秘密真言道”，达波拉杰大师认为它是加持道，是依靠上师加持产生“觉受征相”，并借助这种“觉受征相”来认知“真正的本然之知”，进而现证“俱生本然之知”的密乘修法。它包含“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两个修学层次。“生起次第”是借助“三种仪轨”“刹那念圆”等修法，来明观本尊天身，以使下等成就的修行者可以在来世获得天道或人道的清净身体，中等成就的修行者可以在来世投生为“转轮圣王”，上等成就修行者可以真实地亲见自己就是本尊。“圆满次第”即印证“大手印”见第的修证，它是通过抉择“大手印”的见解，在修习中懂得将“光明”转化为“无垢之道”“本自开解”的助伴，以使下等成就修行者能在有为戏论当中练习心意的专注，中等成就修行者可以亲见自心的无生体性，上等成就修行者可以亲见“即心即佛”。
对“波罗蜜多”和“秘密真言”的关系，达波拉杰大师认为虽然表面上“波罗蜜多”是借助逻辑推理和理路分析，用远离“一”“多”立论来坏除事物表相的修证，“秘密真言”是不对“所执之境”作太多的审察和剖析，只用“印定”的方式来进行直指确断的修证。但实际上“‘秘密真言’教法与‘波罗密多’教法，二者的道路其实是一致的””，两者的不同只是体现在“秘密真言道”比“般若波罗蜜多道”胜出一筹上。
(三)“通授”与“别传”相结合的教育教学实践
方法作为米拉日巴大师的亲传弟子，达波拉杰大师继承了米拉日巴大师在藏传佛教“大手印”教法弘传过程中对“口诀”和“实修实证”方法的强调。达波拉杰大师认为“口诀”是“从上师先贤们那里所听授的佛法的文辞，以及文辞所表达的义理，以便使我们能够自修教人，把这些佛法的文辞义理，再传授给后代的载法之器”；“实修实证”是“隐栖在幽寂的岩洞，去踏实实修曾所听闻过的佛经义理；通过这样的踏实实修，再使真实的证悟，在自己的身心之中，真实地展露出来”，并指出学习“口诀”不是终点，而是应在学习过“口诀”教法后，深入到无人的山间去实修实证所听闻、所思考过的“教法”。“假如仅仅了解经续的理论，那我们就会流于‘所知的总相’；倘若耽延于这种地方，那么，我们就不会懂得如何地将这些经续的道理，和自己的身心关联起来，而踏实地体会实修了；假如不了解这种过患的存在，那么，我们所学过的经续理论，纵高如山、纵广如海，也都无法成为烦恼与妄想的对治工具呀。”
而在具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达波拉杰大师则构建了具有藏传佛教噶举派特色的“通授”与“别传”教授相结合的教育教学实践方法。“通授”即共通教授，这方面，达波拉杰大师以“大手印”思想为指导强调了对“四瑜伽”和“那若六法”修证方法的提倡。“四瑜伽”即“专一瑜伽”“离戏瑜伽”“一味瑜伽”和“无修瑜伽”，达波拉杰大师认为“四瑜伽”是自派修习一切“止观”的阶梯。“专一瑜伽”是修法人将自己的心达到专注一境而不散乱、不起念的精神状态，从而获得“禅定”的修习方法；“专一瑜伽”是通过观想佛像、字像法和金刚诵进行修证的方法；“离戏瑜伽”是通过认知众生受幻象所迷，一切皆为戏，离戏方能离一切分别与边际，而获得修证成就的修法；“一味瑜伽”是修行者在行、住、坐、卧，待人接物中保持所证见的心体而不迷乱，而了悟色和空事实上是相同的修行方式；“无修瑜伽”是将所修的性空和能修的心合二为一的瑜伽层次。“那若六法”即“脐火”“幻身”“梦境”“光明”“中阴”“往生”，它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不共修证法门。达波拉杰大师认为“拙火法”是一种精炼内在能量的方法，是通过控制风息、积聚福慧二资粮、忏悔罪障等方法，在体内生起“暖乐”，引起乐空俱生智和离一切戏论相的“乐空大手印”，从而证得“法”“报”“化”三身，实现究竟解脱的修法；“幻身法”是借助人的想象力和意念力，把不净幻身最终修证成极净幻身，而实现大乐俱生的双运身或圆满身境界的修法：“光明法”是用甚深的圆满次第修持，将业风转化成为智风，由此引发“明空俱生智”，从而实现洞见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万有，超越任何二元对立限制的修法；“梦境法”是通过对一切众生的存在都只是睡梦的证知，来实现对梦中所现认识，由此体悟到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妄想执着，以便从“我执”大梦中觉醒，进而证知“人法无我”，实现脱生死、成就佛果的修法；“迁识法”是通过发心、观想、修持等训练，转化迁移自己的心识脱离轮回，以便与佛相应，融为一体，获得佛身成就的修法。
对于“别传”，这主要反映在对教内弟子的具体教授过程中。如达波拉杰大师对弟子都松钦巴除开示大手印要旨外，专门给予其传授“不可思议”“四要”“风心无别”“甚深内义”“指明三身”等教证，对弟子尊追扎巴单独传予“唯一白法”“方便道”“究竟胜道”“圣法一密意趣”等经续教证，对弟子拔绒巴·达玛旺秋单独传予“溶迁法”“小道”等经续教证，对帕木竹巴专门授予“午姿论”“总持陀罗尼”等经续教证，而其他的众多闻法弟子也根据自身因缘得到了不同的修法教授，并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这种因缘施舍的“别传”教授，《青史》中记载道：“岗波巴曾对适合密宗法器诸人开示方便道。对于虽然没有灌顶然而适合法器诸人，岗波巴则传授《大手印教授》。他还撰著了《俱生合教导次第》，又名《达波证法》。他说：‘诸经中虽是说有许多上师和弟子应具性相，但对弟子不需要有许多性相，唯有敬信也就可以传法。’他甚至对一些愚蠢粗鲁、贫困、罪恶诸人传授《大手印》，在很短的时间内生起《大手印》之通达。”
三、达波拉杰大师佛教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启示
达波拉杰大师身体力行，建寺弘法，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教派兴起初期，以自己一己之力对授众和上师地位、学习的次第规律以及修学实践方法等方面的认识表达体现了其所创立的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在佛教教育修学思想上的理解，由此，指导了后来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八小”支系寺院经院教育，成就了藏传佛教噶举派教法传承的繁荣，并为藏传佛教其它教派所借鉴而一直延续至今。作为藏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财富，其积极成分对当前藏区的学校教育具有诸多启示。
(一)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在当前藏区学校教育中应给予充分重视。达波拉杰大师从教育活动的基础出发，对教育活动中上师和授众的肯定，特别是对上师善知识的地位、品行、类别，从知识、道德、行为等方面进行的规范明确，为我们描绘勾勒了一个关于教育和被教育者的行为规范。在当前藏区“普九”攻坚基本完成，巩固已有教育成果，提高“普九”教育绩效成为时代主要诉求的背景下，基于现代学校教育理念，肯定学生和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高度重视教师在知识、道德等方面素质的深刻影响，以教师的人格魅力来推动提高当前藏区学校教育的绩效水平，应成为提高当前藏区学校教育水平上台阶的重要切入点和契机。
(二)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应尊重教育规律与教学内容的结合。达波拉杰对教育次第及其学习内容的构建明确，不但为学佛弟子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修学路径，更重要的是其中已经被证明的合理的修学路径至今仍为藏传佛教噶举派所延用，并在藏族传统教育中延续。当前藏区学校教育在构建与藏区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探索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诸多不足。在深化藏区学校教育改革，推进藏区学校教育制度化构建的时代背景下，达波拉杰大师在佛教教育显密次第的理论表达与实践指导，特别是对不同阶段弟子所学内容的明确，为当前藏区学校教育不同年级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设置，进而提高藏区学校教育的现实应用性提供了诸多借鉴和改革思路。
(三)在藏区学校教育的推进开展过程中应尊重全国学校教育的普遍性与藏区学校教育具体现实相结合。达波拉杰大师对弟子在“共通教育”中，又根据弟子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而开展了“别授”教育，这成为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开枝散叶、枝繁叶茂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是在藏区己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教育教学科学理论。在当前，现代学校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在藏区学校教育的实践开展时间不长，且藏区原有文化、传统思维影响仍很深远的情况下，在藏区开展的“通授教育”应该符合藏区的社会发展，与藏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相适应，这是推动藏区学校教育发展的前提。而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除了要关注不同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按教育规律开展系统教学外，还应对所处学校的文化氛围、经济生活水平、生产方式都予以周全考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唤起藏区各年级学生的认识共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第一作者简介：何杰峰，男，汉族，河南伊川人，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3期 (总第131期 ) ，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