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泸定桥作为川藏驿道的咽喉，不仅是清王朝“治藏必先安炉（打箭炉）”战略的关键，也是中央政权对川藏边地有效管辖的交通保障。康熙朝既平打箭炉，在泸河安乐地方修筑铁索桥一座并附《御制泸定桥碑记》一则，不仅记录了泸定桥修建工程的细节，更承载了清朝边疆治理的政治意图。纵向上文章通过考据学研究方法，以梳理收录泸定桥修建史实且注有明确时间的史料文献作为切入点，结合泸定桥时任主要参与官员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证明了康熙四十年始建或赐名泸定桥存在记载错误；通过比较不同类型体裁的史料对修建泸定桥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认为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告竣是正确的修建时间。横向上文章将泸定桥置于宏观的大历史背景与浪潮之中来讨论造成这一记忆偏差的历史因素，从中华帝国方志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史料文献之间的联系，从微观视角观察了清代中央政府对川边地区治理的政治态度和国家认同观念的信息传递路径。

关键词：康熙朝；泸定桥；始建时间；地方志；考据学

三、泸定桥正确的修建时间

从史料文献记载分析的角度来看，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建成告竣这一历史记载，应是正确时间，此说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经得起反复推敲。记载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告竣这一史实的地方志书能与《清实录》中的奏折内容遥相呼应，不同体裁史料对同一史实的记述可相互印证，与上文中同一方志体裁的记载相比，此类跨体裁的史料互证结论更有可信度。

乾隆年间《雅州府志》和光绪年间《打箭厅志》对于泸定桥修建的史实记述均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匾额桥东建立，御书泸定桥碑文一座，设兵于桥东西两岸，盘查过往奸宄，朝夕启闭，封锁稽查更甚严密，其桥势如长虹，为泰宁扼要垂汛，建自康熙四十四年成功，四十五年四月告竣，桥东铸铁牛一只，桥西铸铁蜈蚣一条以镇水性，以垂悠久。”[22]③两部史料在文字记述上完全一致，存在明显的相互借鉴痕迹。为避免地方志书因彼此借鉴而导致的记载偏差问题，本文在《清实录》中找到了更为准确的记载：“工部议覆，四川巡抚能泰疏言，泸河安乐地方建铁索桥告成请移化林营沈村防守十总一员、兵一百名镇守，应如所请。”[23]这份奏疏记载时间在康熙四十五年六月，此时工部大臣及碑文中向康熙帝建议在安乐地方修筑铁索桥的主要官员四川巡抚能泰仍称之为“铁索桥”而非“泸定桥”，那么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年始建并赐名这一观点则在此处再一次被有力驳斥。

此外，从泸定桥修建过程来分析，在泸河之上修建铁索桥于一年内竣工，是十分困难的，但基于我国在修建泸定铁索桥前有着千年的桥梁营造技术经验，且泸定桥建造方式相对其他地区铁索桥搭建要容易得多，如史料记载：“云南地方于两石崖贯铁索建桥极其坚固，今安乐地方立石柱贯铁索为桥久之恐未必坚固尔。”[24]这为一年内建成泸定桥提供了理论上可行的基础。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康熙中修建此桥，曾于东岸先系铁索，以小舟载铁继过重，未及对岸辄复，久之不成。后一番僧教以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十数短竹筩贯之，再以铁索入筩，缚绳数十丈，于对岸牵拽其筩，筩达铁索亦至。”[25]从技术上解释，泸定桥的修建是简单的，其采用了溜索桥的方式搭建桥身且不需在中间固定，在确定使用这一建桥方法后，铁索桥的确能够在一年内竣工成型。从建桥成本上来看，泸定地区既不产竹也不炼铁，维修泸定桥的所用铁料采自荥经冶铸，铁工和竹子均来自天全，并且在天全长河坝上设一片御用林专供泸定桥营建维修使用。可见无论是泸定桥的修建还是后续维修，其人工成本、建材成本和维护成本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巨款从何支出，成本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本文所关照的。据雍正年《职方典》载：“泸定桥，在泸水上，地属沈冷姜村，康熙四十五年所制铁索桥也，西炉復木鸦附置戍守税茶市而桥因以建桥工甚巨……”可见泸定桥是用“税茶市”的方法筹得巨款而修建的。桥成后，由于该桥系贯石柱以架铁索桥，恐不能抵御泸河一带恶劣的自然气候，遂下令责成当地土司负责后续的维修和保护，“例定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费洋五千元”[26]。辖区内的本地土司亦以参与修建泸定桥之事为功绩，声称“周至德冷边长官司，乐善好施，请康熙四十五年，撰夫督修泸定桥以利行人；余明奇沈边长官司，勤劳任事，请康熙四十五年督修泸定桥颇出力”[27]。这就与《御制泸定桥碑记》中康熙帝所说的“土者责”一致。综上所述，泸定桥应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告竣，是川边地区少数民族智慧与内地工程技术结合的产物，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才造就了这一铁索桥工程典范。

四、康熙四十年是泸定桥修建的“政治时间”

《御制泸定桥碑记》现仍保存完好，石碑落款时间为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相关史料对于碑记落款时间记载虽少，但学界对此一时间的认定并无争议。在目前所能找到收录《御制泸定桥碑记》的史料文献中与石碑落款时间一致的仅乾隆五十九年成书的《打箭炉志略》一部。根据赵心愚先生对该书来源的考述，其所涉资料主要来源于档册、实地考察和在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28]。根据雅州府编修地方志的“凡例”记载，因地方文人所作文章未足彰显地方文献价值，志书遂从残碑断碣中搜罗采辑相关篇目，将宸翰、名臣奏疏、序文辨议等类文稿合为一卷《，御制泸定桥碑记》则被列入宸瀚卷，收录于《雅州府志》卷十四艺文门，此卷共收录碑记十六则，除《圣祖仁皇帝御制平定西藏碑记》明确是在雍正二年立石外，其余碑记均未载明立碑时间，可能受《雅州府志》编纂的规则限制，其虽全文收录《御制泸定桥碑记》，却无立碑时间记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打箭炉志略》中所收录的《碑文》并不是以《雅州府志》为文献底本。《打箭炉志略》将《碑文》收录在“津渡”卷中，作为打箭炉厅的第一部志书，从地方志书的编写凡例来看其编修志书的地域范围远远小于雅州府，其编修目的是为现任及继任官员提供地方性指南，助力打箭炉地区的地方治理。而泸定桥作为打箭炉地区最重要的津渡类标志性建筑，其相关《碑文》在《打箭炉志略》中的收录，或有两种可能：一是编纂者在编撰的过程中参考了《雅州府志》所收录的内容，但因两部志书编修目的和编修规则的不同，《打箭炉志略》对《碑文》的呈现更为精细完整，还补充了石碑刊立时间；二是未借鉴府志，而是直接参考石碑内容予以收录。

清政权从关外入主中原后版图不断扩大，为巩固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认同，每逢重大战事之后，清政府都要建立纪功碑，并且自始至终都贯彻着这种由“帝王一家之私事”到“天下一统之共识”的宣传策略[29]。清朝帝王笔墨的赏赐始于顺治时期，在康熙时兴起并一直延续至清末，而御制碑是所有碑刻中规格最高的一种，从选料制作到保存，每一道工序和操作流程都十分严谨规范。《御制泸定桥碑记》亦是如此，其撰写完成于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在泸定桥建成后，桥头匾额、碑文清廷特遣“内府员外郎纳木萨礼、内务主事马准赍送”[30]，使团约35天后行经西安。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时任川陕总督博霁专门为御赐泸定桥匾额、碑文撰写满文奏谢折，折内写道：“今泸水不扬波，桥工既竣,益于民渡,真亘古所未有者……”[31]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来看，泸定桥被赐名于桥工告竣之后；而从统治者的视角来看，“泸定”二字的赐名则决定于图纸绘制完成，桥工修建之前，如史料所载“绘图来上深惬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可见，康熙帝看到泸定桥图纸时即决定为铁索桥赐名“泸定”；而从御赐帝王笔墨的政务流程来看，此时赐名信息还并未正式传布到地方，此时仍属于帝王层面的内部政务初议，至康熙四十七年时桥工告竣，清政府通过御赐笔墨的形式，定义了打箭炉地区修建联通川藏要道泸定桥的社会价值：“凡命使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戴咸得安趋急驰而不致病于跋涉……”待其作为“天下一统之共识”的信息进行官方传布时，《御制泸定桥碑记》才真正实现了其作为文化载体，承载并传达国家治理价值的功用。

从历史背景来看，泸定桥修建的政治军事战略意义要远大于通商便民的经济意义。康熙帝在碑文中强调，泸定桥建成后将有益于“军民商贾”，军事层面的效益实为其首要价值，着重强调的是西炉战役后川边政治军事交通线的通畅，将切实保障泸定地区的安定；其次才是打箭炉区域贸易经济复苏和社会民生秩序的稳固。康熙三十九年喇嘛营官喋吧昌侧集烈殴死明正长河西土官蛇蜡喳巴[32]，此举不仅是对清王朝川边管理制度的挑衅，成为西炉战役的直接导火索，更为清王朝进一步深入打箭炉地区、完善并巩固川边治理体系提供了正当理据。清廷遂借此契机，于“康熙三十九年各遣发师旅三路，徂征四十年，春师入克之土壤千里悉入版图，锅庄木鸦万二千余户接踵归附西炉之道”[33]。此处碑文所记载内容，与《清实录》康熙四十年正月十三日四川提督唐希顺所奏番民归附之数一致，但此番归附后，唐希顺仅“赏给银币鞍马令其各回安业下部知之”[34]。而对于打箭炉地区战后重建与制度深化并无进一步举措，亦未见康熙帝有明确的旨意，这说明唐希顺此时的奏报是西炉战役阶段性的捷报，而非正常战事的总结性汇报。至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才开始对打箭炉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推行整体性重构，对参与西炉战役的官员进行封赏，对当地投诚部落进行安抚。正月间，清廷先是恢复了边民贸易“，命喇嘛达木巴色尔济、郎中舒图、员外铁图等往打箭炉地方监督贸易”[35]。后又有政务举措落地：“鸦陇江瞻对地方策冷滚布等及喇滚地方喇嘛布木等，各带领所属人口投诚，缴明代印信。请授为五品安抚使之职，换给印信，仍令管辖瞻对喇滚之地。”[36]至当年闰六月辛丑四川巡抚贝和诺称“打箭炉木鸦一带地方归顺番民一万九千余户，应添设安抚使五员、副安抚使二员、土百户四十五员，以专管辖”[37]。九月十二日命打箭炉驻扎官兵撤回成都[38]，至此西炉战役才告一段落。因此在史料文献梳理过程中可知，康熙四十年是“既平打箭炉”重要的历史记忆时间节点，更是泸定桥工程始建的“政治时间”，这也是在诸多地方著述中出现记载讹误而一直未有纠错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一手史料的记载差异，学术界对泸定桥始建时间的界定也存在着分歧。自清以来泸定桥作为大渡河上连接川藏的关键交通战略要道，一直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涵与革命象征意义，是学界探讨打箭炉区域历史无法忽略的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因此，笔者认为，考据泸定桥始建时间这一史实，不仅可为精确其断代提供理论依据，亦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基础。

通过对记载泸定桥修建事件史料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史料文献中对于泸定桥始建时间的记载确实存在争议。出现讹误记载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藏地方志书，此类文献记载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年，这部分史料文献以历史地理志、私人著书、游记为主要体裁，编修凡例参差不一，导致其记载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本之间的相互借鉴，其资料内容大多源于乾隆五十七年成书的《卫藏图识》；另一类是由清代中央政府统一编修的国家级志书记载泸定桥被赐名于康熙四十年，这部分史料文献以编修全国范围内各地区重要历史记忆为目标，修纂凡例规整统一，文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强调康熙四十年“既平打箭炉”这一政治事件是比此桥何时获得赐名泸定更为重要的历史记忆。

其二，通过比照康熙朝《御制泸定桥碑记》中所提及的两位主要参与官员巡抚能泰和提臣岳昇龙的个人政治履历可以认定“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年始建或被赐名”这一观点确实存在记载讹误。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位官员的就任时间均晚于康熙四十年，不仅与碑记中所写由巡抚能泰建议修建铁索桥提臣岳昇龙勘定安乐坝的记载无法对应，亦与《清实录》奏疏内容、《打箭厅志》土司功绩所记载的时间及内容不符，这是本文认为泸定桥始建时间出现错误记载最为有力且确凿的证据。

其三，泸定桥的准确营建时序应为康熙四十四年动工兴建，且于次年即告竣工。从史料的整理情况来看，记载这一准确时间的文献相较于记载康熙四十年这一讹误时间的文献数量要少许多，仅乾隆年间《雅州府志》和光绪年间《打箭厅志》有明确记述，但这一时间记载不仅能与《清实录》中康熙四十五年工部奏折内容相互印证，且与《泸定县乡土志》中对周至德冷边长官司、余明奇沈边长官司于康熙四十五年督修泸定桥的功绩记载对照一致；从史料体裁类型上来看，支撑这一记载的史料，较之于记载康熙四十年这部分局限于地方志书的文献资料更为丰富。且从泸定桥修建技术来看一年内即告竣工是有充分理论和技术支撑的。因此泸定桥于康熙四十四年始建康熙四十五年告竣这一时间，是经得起史料从多个层面不同角度反复推敲并印证的。

其四，将泸定桥始建时间的史料记载偏差置于特定历史大背景下，理解为“帝王一家之私事”与“天下一统之共识”之间的信息时间差则更为准确。无论是从各类地方志的记载角度来看，还是从《御制泸定桥碑记》的文本信息传递形式来看，清政府希望通过编纂书籍、营建承载共同历史记忆的标志性工程等举措，都是中央向边疆地区传递国家认同观念的一种政治传播载体。将《御制泸定桥碑记》的“御赐”流程结合泸定桥修建的历史背景来看，在史料中所呈现的共同特征是都更为强调康熙四十年“既平打箭炉”这一历史记忆，而这一时间也正是泸定桥始建的“政治时间”。

总之，本文借助考据学的研究方法，立足微观视角，不仅从史料梳理维度纵向考察了康熙朝川边打箭炉地区的治理方略，同时将时任地方官员参与情况串联其中横向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理念及技术在实践中的智慧结合，以及国家认同观念的信息传递路径。在明确泸定桥修建的准确时间后，本文从宏观角度探析了康熙四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出现记载讹误的可能原因并给出了合理的政治史层面阐释，无论是对于泸定桥相关研究的基础断代工作，还是对打箭炉地区的深入研究，本文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后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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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5年度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揭榜挂帅”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阶段性成果，项目号：CSDZL25-45

作者简介：罗岚鑫（1998-），女，汉族，四川营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边疆史、民族史、藏族史。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总第164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