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著名作家李辉、著名编辑作家叶开以及资深媒体人丘眉正式发起“返乡画像”，呼吁创新“书写”故乡。
张新颖、梁鸿、白岩松、梁永安、孙良好、薛晋文、张欣、汪成法、赵普光、谭旭东、赵建国、严英秀、刘海明、陈晓兰、曾英、唐云、徐兆寿、胡智锋、辜也平、杨位俭、刘广远、吕玉铭、庞秀慧、晋超、张德明、金进等与李辉共同成为《返乡画像》首批“返乡导师”！带领首批近20所高校学生，共同推动“乡”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告！
从导师李辉开始，《头号地标》将陆续推送丘眉与各位导师的对话，以对《返乡画像》的作者作出广泛的书写指导。
丘 眉：您跑了全国的多少个县城？您认为目前区域文化仍然较为凸显的是哪个区域？最叫您遗憾的是哪个区域？
严英秀：应该说，那种带着自觉的问题意识做田野调查的跑县城的经历，我至今没有过，所以不敢对区域文化问题妄加评论。但尽管如此，我对县城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的少年时期在家乡县城度过，许多亲人至今仍然在那里生活。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大都来自县城，乡村。太多的“城里人”和县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甚或说，我们离开了，但根还在那个小小的城里。除了我的家乡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管辖下的七县一市之外，我也去过甘肃陇南，天水，河西走廊的一些地方，深感甘肃地貌之复杂，文化之多元。近年来，因着参加笔会的缘故，甘肃之外的其他省区，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基本都有涉足，停留过的县城算来也是比较多的。印象中，安徽、浙江、四川等一些地方，也包括我们甘肃敦煌一带，因为文化底蕴深厚，且有大量物质载体譬如建筑、文化得到了自觉的保护，所以能比较完好地凸显区域文化。另一些地区，因为地处偏僻，经济相对落后，没有赶上大开发的加速度，所以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区域文化。西藏就不用说了，甘肃、贵州、青海等省的许多县，乡，确实是极为美好的地方。云南虽然是旅游大省，看似已过度开发，但依旧有一些天然乡野之地，让人流连忘返。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通境遇，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洪流中，区域文化面临动荡变迁，留下遗憾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有些地方，明明传统已经泯灭，特色已经消逝，但他们等不及新的传统的自然生发，于是开始打造“传统”，炮制“历史”，涂抹“特色”。这种没有根基的区域文化，究其实质不过是以保护传承的名义进行的急功近利，戴着文化特色面具的商业招揽。从中原到边疆，在今天的许多省，许多县，都可以看到如此性质的“古城”，“民俗村”。这是我最以为遗憾的。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旅游中。那种所谓的民俗表演已泛滥成灾，它满足了猎奇者的观赏欲和当地人的表演欲，但却和少数民族的当下生活与本真的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其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悖论式、表象式、悲剧式的做秀展示。
丘 眉：您将怎样推动您的故乡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又将怎样推动更为广泛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严英秀：推动故乡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我想我其实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譬如我的教学工作，我的文学创作，我在家乡的一些文化活动等等，从多个方面尽着一份绵薄之力，只不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我曾经以为，故乡永远在我的身后，等到了怀旧的年龄，总会有大把的时间可供回望。可几乎是在短短几年间，灾难中的新生，废墟上的崛起，不仅仅是故乡的样貌发生了变化，而且太多的人与事，使我深感自己一直以来不过是站在故事之外，站在故乡之外，打量着故乡。我需要重新进入，重新懂得。
“返乡画像”活动是一次契机。当我教导学生“一个有根的人，才能走向更广远的世界时”，我也开始审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欢乐与忧愁，文化的消逝与生长，传统的沦陷与重建，其实根本不可能与你痛痒无关。故乡对太多的人都意味着天然的血脉渗透，是一种底色般的文化基因，荣辱悲欢与共。
我正在进行的长篇小说，应该是我写作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故乡书写。 “往事不会逝去，往事甚至不会成为过去”，它必将在文字的镌刻中留下见证。我会在在一次次的渐行渐远中，重新抵达岁月深处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更广大的学子，“发现”故乡，建设故乡，为广泛的区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做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丘 眉：您会以怎样的标准来甄选您所指导的《返乡画像》书写学生？您希望他们从怎样的细点切入？
严英秀：目前看来，设置标准还有一定难度，首要是鼓动同学们“重返”故乡的热情，培养“发现”故乡的能力。他们还小，更倾向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对身后的故乡往往会视而不见。落实到具体写作上，学生对非虚构写作的特性不是十分清楚，非常容易写成他们中小学阶段写腻了的 “寒（暑）假见闻”之类的那种文章，要么就是家乡游记。空泛的不及物的抒情多，纪实性的人事开掘少；表象的呈现多，真实的表现少；套话滥调多，自己对乡土对时代变化的思考少。眼下主要就是从这些切入点，慢慢提高学生。
丘 眉：您怎么理解当下的“乡愁”？
严英秀：从我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的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乡愁表达都是天经地义的，“乡愁”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单说诗歌，就是一个无比强大久远的谱系。从《诗经》中“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的乐句开始，乡愁便再无断绝、历久弥新。屈原说：“陟陞皇之赫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李白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贺知章说：“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马致远说：“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当代诗歌中，郭沫若有《黄浦江口》，闻一多有《太阳吟》，戴望舒有《游子谣》，余光中的乡愁诗更是以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震撼了海峡两岸共同的心弦。“乡愁”一路走来，风情万种，“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虽然当下的“乡愁”，其产生的背景时势已大不同，但无论怎样，文化意义上的“乡愁”还是基于对民族的认同、归依，对故乡的思念、眷恋，对传统的凭吊、反思，对文化的挚爱、追寻。对已经丧失了空间乡愁的现代人来说，精神的乡愁实在是一种健康的疼痛，积极的情怀。
丘 眉：您怎么看待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现状？青年知识分子返乡，深入报告“乡愁”，您认为对于区域文化以及乡村振兴将会产生怎样的推动力？
严英秀：时下大家习惯了代分法，张口就说“70”后“80”后如何如何，“90”后“00”后又怎样怎样，似乎一代人就有一代人整齐划一的行状。但其实，在我常年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观察者的眼里，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不构成“群体”，学生也好，年轻的老师也好，他们更接近一个一个孤立的存在，良萎不齐，很难一言以蔽之。所以说，探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现状，其实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个体。整体说来，我还是发现很多优秀的青年，他们有思想，也有责任担当意识，头脑活跃，视野开阔，关键是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强，敢闯敢干。学生中有这样的人，常常令人欣慰。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返乡”报告“乡愁”，势必会为“乡愁”注入新鲜的血液，推动“乡愁”走进新时代。事实上，我们的学生，不光是“返乡”，更是“驻乡”。他们有很多人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投身于各行各业的建设。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自觉，他们今后的作为一定会对区域文化以及乡村振兴，发挥巨大的推动力。
丘 眉：您会推荐相关文本给所有参加《返乡画像》的作者吗？为什么？
严英秀：肯定会的，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我教中国现当代文学，每天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就是推荐相关的文本要求学生们看。至于“返乡画像”的书写，除了一些可具体借鉴的作家作品之外，我认为每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他的“精神返乡”史。每一个用心灵写作的人，都是终其一生跋涉在“返乡”的路上。
鉴于我的专业方向，就不班门弄斧涉猎太多领域了，向大家推荐五部文学读本——《呐喊》（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9月版），《呼兰河传》（萧红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心灵史》（张承志著，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版），《海子的诗》（海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省首届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文学评论50余万字，出版《纸飞机》（中、英）《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获“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甘肃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教科文卫系统优秀女职工”等荣誉和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