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智嘉先生是作家龙仁青的文学启蒙者，在众多与文学有关的问题中，龙仁青都提到了他的名字，他被人们称为“藏族的鲁迅”。受端智嘉先生的影响，龙仁青也基于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的背景之上进行创作，在他看来，青海这片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土地，让他找到了文学创作上的异质性，讲述一个又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在龙仁青看来，故乡，是一个外延无限大的词汇，它是祖国的同义词。写作就是深情凝望故乡，从故乡看过去，放眼世界，又从世界回眸故乡。这种信仰，一如真正的爱情。
龙仁青，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出生于青海湖畔。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创作出版有“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约300万字。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红豆》文学奖等，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评。
□本期对谈嘉宾 龙仁青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刘大先
1、青海是一片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土地，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地域上的人们给予我的一切，都需要我用我的作品去表达。
刘大先：首先请你谈谈你的文学观。比如你理想中的文学是什么样的？你想象中文学批评应该如何贴切而不是仅仅附着于文学作品？
龙仁青：多年前，刘醒龙老师主编的《芳草》杂志让我写一篇创作谈，记得这篇创作谈的题目叫《文学：故乡的赞美诗》。我在这篇创作谈里表达了我对文学的一种看法：写作是一种深情注视故乡，并从故乡看过去，放眼世界，又从世界回眸故乡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坚持我的这一看法，并且认为，这也是一种信仰的方式，这种信仰，一如真正的爱情。我也认为，故乡，是一个外延无限大的词汇，它是祖国的同义词。
文学批评应该如何？这是你要经常思索的问题，至于我，是不是让我做一下“减法”——我涉猎的事情太多，比如还有歌词写作、摄影、影视等，这也可能是我的写作没有呈现出应有的起色的原因吧——是否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打理写作，还有我宿命般的翻译？
刘大先：你是个多面手，诗歌、小说、散文、翻译均有尝试。我刚刚读了你的“藏地文典”三卷本，我们就从小说谈起吧。我直观的感受是，你的许多小说并没有首尾连贯、层次分明的故事，而往往着力于铺写一种场景和心境，这种尝试体现在许多戛然而止的短篇小说中。你似乎较少受到西方小说“正典”关于人物性格塑造的影响。那么，请你先说说自己所接受的文学资源和精神资源是什么？
龙仁青：谢谢你专门花时间看我的作品，但愿没有让你枉费时间，看了一些不值得一看的东西。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个人其实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我写小说，比较随意，这可能与我对写作这样一种生活或者工作方式的态度有关。我一直认为，作家原本就应该是一种业余生活或工作状态，他应该是一个从事着某种工作，比如教师、医生，或者是农民、商贩什么的，而在业余书写着他所熟悉的生活或工作，这样才可能让一个作家永远在生活或工作当中，而不仅仅是去“贴近”。如果让写作职业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作家“束之高阁”了。我们也看到，我们熟悉的一些著名作家，随着他声誉的提高，原本处在类似业余写作状态的他们，脱离了原本从事的专门工作，离开了原本的生活圈子，逐渐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这个时候，他们的写作便也少了许多的一手资料，他们的作品有了一种“二手烟”的味道。不论自己做什么，让自己始终在生活和工作的“场”中，写作，只是一个作家需要表达和抒发生活或工作的一种方式，这是我对写作的一种态度。同时，我也认为这可能是每一个作家都需要警醒和提防的问题。
小说应该怎么写，这是每一个小说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对小说形式的考虑，个人认为，对小说形式的过分在意和表现，在某些时候，也是因为“一手资料”，抑或说是富有质感的生活或工作经历、经验的缺乏，从而需要从形式上弥补内容不足的一种做法吧。写作上的这种业余心态，也可能有许多的负面影响。我的小说，之所以看不出某种师承的从属性，看不出某种写作训练或学习的痕迹，个人认为，也可能是一种“不上路”的表现，或者是作品数量少，尚未达到一定规模的原因。我需要更加努力，通过不断地写作，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我走上文学写作之路，最早是因为端智嘉先生。我在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当时已经在藏族文坛名声鹊起的端智嘉先生忽然到我校任教。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那样一个时候，我们的这位老师已经在许多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端智嘉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藏族作家，有人称其为“藏族的鲁迅”。他的作品有原创，也有翻译。那时候，他成了我和同学们共同的偶像，正是由于受他的影响，在那段时间，我的同学中出现了许多文学爱好者，其中有许多至今坚持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先生，他的电影作品在国际上屡获大奖，而他的电影处女作，则是专门到端智嘉先生的家乡青海尖扎取的景。这部电影获得大奖后，有记者采访问及选景的问题，他说他之所以在尖扎拍这部电影，是为了向把自己带到了文学艺术之路上的先生表达敬意。我后来翻译出版了端智嘉先生的小说作品集，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报答吧，希望他在天之灵有知，看到我们依然走在他曾经挚爱的这条文学之路上。
但是，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有一种内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起初我受到端智嘉先生的影响，写作也是基于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背景之上的，如此，我通过阅读，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一批藏族作家，比如受扎西达娃老师的影响，我又会找到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是为数不多的让我一读再读的作品。在我写作的早期，以魔幻现实主义（尽管“魔幻”二字明显表露了站在某一文化立场上观望和评判另一文化的偏执口吻）文学表达藏民族现实生活，是我非常着迷的一种写作手法。后来，正是因为发现了他者所谓的“魔幻”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庸常的生活，从而开始了新的探索，陷入了创作上的迷茫。这时候，我曾与艾·辛格相遇，这位美国作家，致力于美国犹太人生活的发掘和写作，作品中氤氲着与多数美国作家不一样的异质风格。他的写作，对我这样一个在青海写作，作品一直表达着某种地域、族裔情怀的作家来说，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一个作家的阅读，随着这个作家的不断成熟，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阅读逐渐会成反比。
刘大先：和很多着力于“藏地风情”的作家不太一样，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题材内容很芜杂，并没有某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既有《大剧院》那样写非理性的自然合理性，也有《鸟瞰孤独》中边卡哨所不为人知的青春，还有《咖啡与酸奶》《看书》那样充满了机智幽默和讽刺效果的世相小说，更有很多写淳朴简单情感的短章。
龙仁青：小说题材内容的芜杂、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首先说明了我写作上的不上路，这个我刚才也说过。虽说写作多年，但依然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路子，没有在某一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进行深度挖掘，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带着茫然的探索性。不论是题材和手法，都显露出没有自信的尝试的意味，说起来也为自己感到汗颜。但是，正如你所说，如果说我的这种所谓的探索和尝试，于我有一点收获的话，那就是让我发现了我的与众不同。当然，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求自己的与众不同——那就是，我在青海这样一片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土地上写作，这片地域以及生活在这片地域上的人们给予我的一切，都需要我用我的作品去表达，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那我就做到了与众不同。如果说，我们承认人类所历经的历史是一种惊人的重复，人类内心情感的表达方式，同样有着惊人的相同，超越了人种和东西方，那么做为作家，他的作品可以做到的与众不同，就是他所在的地域和地域承载的文化带给他的作品的异质性。
2、文化是平等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优劣之分，所以对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有褒贬的态度。
刘大先：“地域性写作”或者“地方性文学”是当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文学热点。你是怎么看待青海或者更广阔意义上的“藏地”文化之于文学的意义？请结合你所了解的藏族小说、诗歌等作品来聊一聊。
龙仁青：世界大同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方向，已经有一些端倪显露出这一命题所显示出的力量。在我国，一些致力于经济发展诉求的政策行为，比如新农村建设，比如城市化进程，使得作为农业大国的我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我们也与一些传统文化渐行渐远。这在沿海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内陆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样的时代特征一旦进入作家的笔端，作品呈现出的便是一种同质化，作家本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书写的已经不是一个“中国故事”，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趋同化表达。
藏地由于有着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的围拢和保护，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异质性，这种现象呈现在作家作品中时，作品中的民族地域特色就呈现出了毛茸茸的中国元素，从而也大大增强了他的作品在众多作品中的辨识度。
对一个作家来说，异质性就是自己的作品有别于他人作品的一个标志，也是可以让读者从众多作品中发现他的识别体系。当然，作品一经诞生，它就进入了一个传播系统，过于浓郁的民族地域色彩可能会影响它的传播度，所以，如何让差异的东西合理地“化”在作品文本之中，如何节制地表达民族地域文化，可能也是从技术操作层面上要注意的问题。在当代藏地书写中，我个人比较看重万玛才旦的电影和小说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是一种在表达上脱离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藏地题材作品刻意强调“魔幻”、“神奇”等一些站在他者立场上的审视叙事，逐渐回到藏地本位立场上的书写。他强调作品直面当下，不刻意对藏地进行田园牧歌般的诗化表达，对当下藏地的写作，有极好的启示。
刘大先：在“寻根文学”的思想脉络中，“地方性”被赋予复兴中国本土文化主体的意义，到了新世纪以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文化多样性的话语中，地方性文化又获得了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活力因素的内涵。你是如何看待某种特定的地方文学、文化，比如藏族自身的民族性格、文化特点、美学传统等这样一些“特殊性”与文学的“普遍性”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的。
龙仁青：文化是平等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优劣之分，所以，对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有褒贬的态度。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能够有这样一种文化审视目光的人却少之又少。
正如你所说，新世纪以来，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也越来越看到边地的族裔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分量，以及这种文化中的“中国元素”。有着浓郁的地域和宗教特色的藏文化，近年来备受青睐。藏文化所包含的普世价值，比如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比如对野生动植物的热爱和呵护，以及乐观向上的生命观、对他人向善利他、互助的朴素理念等等，如此就把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了起来。个人认为，文学中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标志，使得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异质气质，从而从众多的书写中脱颖而出，成为作品所特有的显而易见的辨识度。但是，如果作品一味地沉湎于民族地域的表达，可能会使作品限于某种狭隘的语境之中，缺少开放性。所以，世界性的开放态势和民族地域表达的合理结合，可能是这个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作家个人的一种追求吧。
刘大先：藏族母语文学无疑是藏族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脉，悠久的母语文学传统暂且不说，仅就你翻译的藏族母语诗歌和母语小说，我们也能间接感受到他们的魅力。比如端智嘉那样带有“民族性”批判意味的小说，拉加先那极具现实批判精神的小说，而在扎巴和扎西东主的作品中也能明显体会出他们与其他民族写作尤其是汉语写作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写作手法上，更多是精神旨归和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无疑对丰富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是有益的。那么，你在翻译这些作品的时候选取的标准和采取的“译法”是什么样的？
龙仁青：如果把藏语母语小说翻译成汉语，不论是内容还是语言，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一种异质性。所以说，是否“异质”，显然不是我要选取翻译的条件之一。第一次比较集中地翻译藏族母语文学作品，是对端智嘉小说的翻译。那是在2007年，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万玛才旦来到西宁，与我谈起将端智嘉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事，他约请我加入他的这一计划，我欣然应约。那时，他刚刚拍摄完成他的处女电影作品《静静的嘛呢石》，获了大奖，一时间名声鹊起，便想把对自己走上文学和电影之路产生深远影响的端智嘉先生的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们曾是同一中专师范学校的同学，彼此相熟并十分了解，这也是他特意找我的主要原因。我们计划先把端智嘉的作品翻译成汉语，下一步再做改编影视的工作。如此约定之后，便分头开始翻译。后来，万玛才旦由于电影创作上的成功，使得他无法从上一工作中脱身，先生作品的翻译工作，便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
我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成了他8篇中短篇小说，通过端智嘉先生家人的授权，于2008年在青海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件事情，使我和文学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你所说，端智嘉先生的小说作品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且有着很高的质量，有人认为，端智嘉先生的母语创作，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者”，此言虽然夸张，但也说明了端智嘉先生作品的精湛。这也成为我后来翻译的一个标准，那就是作品质量，就我个人来说，那就是好看，是翻译前的阅读打动了我。
谈及译法，就我个人经验，首先是阅读。为了翻译的阅读是真正意义上的细读。翻译工作者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投机取巧，不能在没有阅读前就进入翻译，这种细读，不光光是文字，也不光光是文字背后的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揣摩这些文字背后的作者。他的气息、情绪、感觉等，他是在怎样一种情状下写下这些文字，是什么样的情怀和动力让他需要倾诉，这些只有通过对原文的细读慢慢感悟，然后便是让自己能够体会和感受作者的意图和内心，然后进入翻译，这类似于演员揣摩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一般。
翻译也是一种途径，顺着这种途径，可以抵达原文的近处。这个过程，很像是面对一个体系繁杂的玩具，拆解之后，再进行组装，最终让它以另一种外形呈现，我对这个游戏充满好奇，并认定这是一个崇高的游戏。
翻译让我有一种穿越感——自由穿梭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隐身、消遁在一种语言文字中，又在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复原、出现，这是一种享受。这样的享受，我想是不亚于魔术师面对观众的惊讶与赞叹的。所以，其间的欢乐与甜蜜，有时候似乎超过了文学创作。
3、写作需要一种向下的深度，似乎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似乎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刘大先：能否再介绍一些其他的优秀藏语作者和作品，不一定要局限于青海？
龙仁青：网络时代，写作者辈出。面对这样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却有些茫然。藏族作者，特别是藏族母语作者，因为缺少发表、推广、介绍的渠道，他们往往不为人知。新世纪初，在藏族母语文坛涌现出一个诗歌写作群体，他们自称是“第三代诗人”。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涉及安多、卫藏和康巴等地区的作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嘎代才让、嘉布青·德卓、日·岗林、赤·桑华、达·赞布、马克·尖参等，他们有着明确的诗歌主张，他们的书写从藏族传统诗歌的母体中离析而出，在西方诗歌和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影响下，在形式和意义上进行探寻、开拓和展延。他们的诗歌不再是对群体意识的强调，而是在个人体验的前提下凸显个性，有着张扬自我、回归内心的个体意识的追求。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向上、有为、探索等精神，他们是值得关注的一群诗人。我曾经参与过藏族女诗人诗选的翻译。藏族女性，在藏民族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旧时代，她们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在这个时代她们站立在文学写作的前沿，以诗歌的名义发声，她们同样是值得关注的群体。这个群体，有华毛、梅朵吉、德吉卓玛、白玛措等女诗人。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双语作家的群体。这个群体遍及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省区的藏地，这个群体的特殊性，除了他们在用双语创作之外，同时也承担起了翻译者的角色，他们深谙自己所处的地域民族文化，同时又能够游走在时代前沿，穿梭在汉藏文化之间。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民族代言人。但他们的写作翻译等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从而也没有挖潜出他们所具有的能量和价值。
刘大先：你长期在青海工作，对于青海整个文学尤其是安多藏族文学的生态应该比较了解，他们在近些年有哪些成就和不足？他们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龙仁青：端智嘉先生是藏族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巨大贡献的作家，他写作的年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被誉“藏族的鲁迅”。我个人非常赞同这一赞誉，因为就藏族现当代母语文学来说，端智嘉先生的创作本身，不但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和突破，对后来的作家们也有着巨大的启蒙意义。从这一赞誉引发出的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如果这一赞誉成立，那么，藏族现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整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发展滞后了几十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时间断层，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上，一是显露出藏族母语文学在创作手法过于单一、作品内涵尚待开掘等问题，这也使得藏族母语创作有了一个比之汉语文学更为开阔的挖潜空间。然而，由于中国大环境的影响，藏族当代母语文学的创作在发展速度和丰富性上要更快更好，许多藏族母语作家的创作，完全可以与同时代汉语作家比肩。
我在回答你上一个问题时提到了双语作家。青海的藏族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有一批双语作家，比之其它省区，青海的双语作家更为集中，力量更为强大。许多双语作家，已经卓然于中国文坛之上。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青海需要着力打造的一种文学品牌。
藏族当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让它具有了更加浓郁的“中国元素”。许多作家的小说，如果把其中的地名、人名置换成西方或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成立的话，这恰好让“中国元素”缺席。而藏族作家的作品，立足于青藏高原上浓郁的藏文化背景之上，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文化、塑造的人物都有着不可置换的特质。
刘大先：我知道你也从事记者、编辑、导演和制片等工作，这些工作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或者有不利影响吗？我记得上次在鲁迅文学院的“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地域书写”会议上，你说到“藏地文典”三卷本算是对前一个阶段自己创作成果的总结。那么，你本人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写作或翻译的规划？
龙仁青：此前我一直在媒体工作。这个工作，让我可以比较深入地去感受和体察许多事情，比之普通人，记者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给我提供了走近一些人和事的更多可能性。单单从这一层面说，它对我的写作是有帮助的。但是，媒体的工作很庞杂、琐碎，比如影视作品的摄制，是由团队共同完成的，独立的一个人不可能承担影视工作中的每一项工作，而写作恰好是“单打独斗”，这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塑造着不同的人格，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视野、思想等，应该说，媒体工作可能有着一种宽泛的广度，而写作，需要一种向下的深度。最好的状态，可能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吧——这又要求一个人要有足够的勤奋。
说来惭愧，粗粗算来，我的写作已经有30年的时间，但这样一段人生的长度，并没有撑起我文学的高度。近年来，我一直想突破我的平庸，让我在写作这件事上有一个好的表现，但收效甚微，所以，我也时常在想，是不是就此告别写作？但是，对写作的挚爱，又让我不能放下手中的笔。“藏地文典”三卷本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我此前创作的全貌，虽然做了诸多的“包装”——除了出版社精细的编辑和精美的印刷，还有诸如名人题写书名、大家撰文推荐等，但仍然难掩它的平庸。这让我更加有一种“就此打住”的想法。
但写作似乎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它似乎已经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目前正在准备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前期的采访、大纲的罗列等一些工作已经完成。至于翻译，那更是我一件停不下来的工作。有记者采访我时，我说，翻译是我的宿命——一个写作者掌握了两种语言文字，怎么可以不涉足翻译呢？所以说，翻译，也是我的使命。目前我参与了西藏的《格萨尔》汉译项目，并完成了两部《格萨尔》史诗部本的翻译，这件工作还要持续几年。
原刊于《青年报—新青年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