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向东是当代藏族作家群体中颇具艺术个性的作家家。他的创作以康巴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笔力主要集中在“康定城镇书写”和“康区草原书写”两个方面。无论是哪个领域，他的小说创作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2016年夏天，尹向东受邀到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做关于文学创作方面的讲座，我有幸与他碰面，并就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做了简单交流。之后，我开始搜集有关他创作的种种资料。2017年春节期间，乘寒假空闲，我集中阅读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尹向东不但是一位创作态度认真、虔诚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思想追求的小说家。他的作品除了带有地域、民族特色外，还带有鲜明的寓言意味和哲理性。对朴素生活的体悟，对生存困境的思考，对文化冲突的体察，对人事纷争、情感纠结的体察等，都使我感到他在创作上的孜孜以求、潜心努力、心怀关爱的艺术情怀。在与他沟通之后，我联系自己的阅读感受，就他的创作与他进行一次更为深入细致的交流。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一些独特的生活、创作经历，能否简略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尹向东（以下简称尹）：对我来说，独特的生活算是工作调动。我最早是在银行工作，后调到文化局，再调到《贡嘎山》杂志社。我的创作经历和调动紧紧相贴，最初喜欢文学，有多方面的原因，那时候文学的热潮刚刚过去，浪潮之后遗留给我的，是生活不能太简单地过，总得干点什么，就开始学写诗，写了几年，转为小说。感觉在银行工作，不自由，没太多写作时间，想法调动，到文化局后，还是感觉时间不够，自由度不够，又调到《贡嘎山》编辑部，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别人越走越好，我则越调越差，银行本是企业，内部不存在身份问题，调到文化局，身份成为工人，考虑到我是人才引进，任的聘用干部身份，后调杂志社，彻底成为工人身份。相对于身份越来越底，我的目的开始达到，比过去有更多的时间写和看，也相对更自由。

        胡：对于您而言，文学创作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在您的生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尹：我是个一根筯的人，做事爱认死理，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自我喜欢上文学，它和我的生活已紧密结合起来，我的文学即生活，生活即文学。

        胡：您给自己的创作设定过理想目标吗？

        尹：我的目标说来简单，就是写出自己的好小说。如果按可计量的话来说，我希望仅仅写作，就能支撑生活，但显然，这希望不大，也和文学本身相隔较远。

        胡：作为编辑，平日里肯定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为了筛选优秀的稿件，喜欢不喜欢都得阅读大量的来稿）。这些作品往往会参差不齐、各不一样，阅读那些来自四面八方、风格相异的作品，会不会不断地修正您对文学的认识，会不会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尹：编辑中的阅读对写作影响不大，因没当编辑时，一样会大量阅读，包括经典，许多文学认识是过去阅读时奠定的。

        胡：康定是一个听上去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地域。有关它的各种浪漫传说已经很多很多了，想必您也从小就是听着各种关于它的传说长大的，您的小说中也常常提及这方面的内容。您觉得康定这块土地给予您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对您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尹：康定是边地，藏与汉同时的边地。康定也是个小地方，这样的地方有其共同性，不管世界如何精彩，也不管康定被潮流怎样引领，夜郎自大般的自恋却一直存在，这自恋不好的地方是盲目，好的地方是有个性。康定给予我的正是这样一个看世界的视角，既小又大。

        胡：康区是一个文学创作比较活跃的地区，引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出现了一个名称：康巴作家群。我个人对康巴作家的创作了解不多。您觉得目前康巴作家作为“群体”，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显著特色？还存在哪些局限？

        尹：我觉得作家群作为群体，其特色是共同在一片土地上生长，在共同的环境中，文化中书写。康巴作家群也是这样，康巴的文化和自然是这个作家群的特色，但我始终认为，文学更强调独立精神、独立审美，康巴作家群只是一种社会面上的提法。

        胡：我注意到，康巴作家中除了藏族作家外，还有不少其他民族的作家，这种情况与其他藏区的作家构成基本相似。作为编辑，您一定会以“工作”的便利阅读各个民族作家所写作品，您觉得其他生活在藏区（康区）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与藏族作家创作的作品有何显著的差异？

        尹：这中间得有些分别，比如有一些外族人，从小生在康区，与后来才到康巴的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生在康区的作家，在书写这片土地时，显得更“深”。后来才到康区的，感觉更“面”一点。

        胡：我看到您有几篇小说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这种情况在小说创作中较为特别。能否谈谈合作创作的体验？

        尹：这是个私下的问题，我有一篇是“合作”性的，先听别人讲，然后自己写。另一篇是帮别人评职称挂的名字。

        胡：阅读您的小说，能够感觉到佛教文化观念和心理意识对您的影响比较深刻，同时也够感觉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意识的某些影响。这仅仅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已。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或者说，您比较偏爱哪些西方作家？

        尹：喜欢的多，他们的创作都特别自由，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更自由、更创新一点？这问题有点复杂，很可能是自由、创新的作品，在我们这里，写出来，也没有发表和出版渠道，无法进入大众视野。我相信我们有许多作家，也有自由、创新的作品，不过都锁在抽屉里。

        胡：从您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您对藏族民间故事和传说比较了解。当然，您并没有在作品中过多地叙写这方面的东西；但您的行文方式和对待被描写的对象的态度，以及作品中带有民间故事和传说的那种审美气息，都表明您在这方面的素养。不知我的这种判断是否准确。藏区民间文化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影响？

        尹：我刚调入文化局时，帮着编辑一本康巴地区的民间故事，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其中不乏有许多很经典，很超出想象的故事。我从小在康定长大，民间文化的影响是渗入性的，是带入血液中的。

        胡：您有不少作品都描述了不同民族或人群因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冲突。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像您这样较为集中地关注这方面问题的作家似乎不多，有些作家可能也遇到或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出于谨慎，有意回避。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去反映这方面的现象的？

        尹：我生长在康定，康定是汉藏乃至别的民族交融最集中的地方，包括我自己的家庭，也是汉藏结合，混血，从小在家中，在康定，这类问题都不时出现，很必然地成为我关注的点。

        胡：虽然您是一个生活在藏区的藏族作家，但您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很多作品的内容涉及到了其他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写得非常细致精彩。这对那些习惯了用“民族身份”和“民族眼光”来评介您们这类“民族”作家的人来说，可能有些意外。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出这样的选择的？

        尹：我觉得作家不应该用民族划分，因为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世界的，是共有的精神财富。真正优秀的作家，别人也会忽略他的民族性。我自己也是基于这认识而回避了藏族作家这称谓，一直以汉名发表作品，没用藏名。

        胡：像康巴地区这样民族交流和融合比较频繁深入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很多。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将成为大势，但交流与融合并不是毫无波澜的。您觉得作为民族地区的作家，应该如何在创作中描述、反映这种社会文化现象？

        尹：民族交融，无论在历史中，当下，还是未来，注定会不断发生。我所在的康定，是个交融城市，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是，在历史中，无论是国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国外的天主、基督教，从未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大家在坚守自己的文化、信仰的同时，尊重别的文化、信仰。这种大度应该成为民族地区的作家共同追求的大度。

        胡：一个作家的心态对作家的创作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所接触过的藏族作家中，不少都怀有平和淡定的心态。您便是其中一个。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尹：文学有其社会的一面。藏族作家因信仰藏传佛教，往往都会带着信仰看这问题，也即写不写得出来，在社会上有多少影响，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停地发现，不停地能写，像修行一样，一直了悟，才是最重要的。

        胡：对您而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尹：语言、思想、形式都到达自由同时能引起尽可能多的人共鸣。

        胡：从您的创作经历看，《红痣》是您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线索很明晰，叙述很简略，看上去质朴、简洁，但很有生活气息。许多人也许会忽略这篇小说的存在，因为您之后的小说似乎引起的关注更大一些。但我个人觉得，这篇小说在您迄今为止的整个创作历程中意义重大。这种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作为处女作，给您带来创作的勇气和自信，促使您坚定创作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它定型了您小说写作的叙述风格和看取人生、审视世界的眼光和态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叙述上，冷静、含蓄、温和而不露锋芒；态度上，对人事怀抱宽容，以顺其自然的心度看取生命流程，以众生平等的态度尊重每一个生命存在；情感上，对每一个生命都寄予怜悯与同情，对每一种生命境况都能泯然释怀。《红痣》中的女主人公林凤早年命运多舛，不幸像影子一样缠绕着她；更令人痛心的是她被周围的人视为“不祥之人”，在流言蜚语中痛苦地生活。这本是一个令人痛心悲伤的故事，但小说的叙述却如静无声息的流水一样，缓缓流淌，看上去是那样的平静。当然，这样叙述并不意味着作品无视不幸的存在，但叙述者（作品中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子）“有心无心”的讲述故事的口吻，确实给人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我发现，您之后的小说绝大多数都采取的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说您的“叙述伦理”从一开始就定型了。您是否还记得创作这篇小说时的心境和感受？这篇小说对您以后的创作有何影响？

        尹：这篇小说是刚开始写小说时写的其中一篇，当时还写了许多，到现在我已记不清当初的创作动机了。我想，那时候的创作，更多的是模仿。叙述方式也许像人的性格一样，无从改变，是根上的东西，之后的创作是对其“提纯”，越来越让它形成自己的特点。

        胡：讲述小城镇民众的生活故事，反映他们平静而无奈的生活境况，揭示他们遭遇到的种种生存困境，表现他们解决或应对生存困境的种种手段和方式，是您作品较为集中的一个主题。但您在叙述这类故事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描摹生活、还原生活，而是寄予了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对生命存在的体悟。我的阅读感觉是，您是一个思考型的作家。也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您喜欢考虑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这种倾向在您的不少作品中比较明显，比如对生存困境的考虑，对生死的考虑。当然，您不会通过议论去直接表现，而是借助人物所面临的特殊境遇来达到这一目的。在创作时，您对作品题材和内容的选择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尹：我喜欢关注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历史所记都是王朝、统治者，而世世代代，有多少小人物推动了这个世界的进程。他们相对于符号化的历史，更鲜活，更代表人。我在创作时，首先得有一个触动我的点，由此延展。正如你说的，我喜欢想些问题，一些小说也是呈现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说，我是思维大于形象的写作者，这让我小说的故事一直不太重要，我也一直在努力扭转这方式。

        胡：我想特别谈谈您的三篇小说。它们分别是《一百年》《像阳光一样透明》《城市睡眠》。这三篇小说似乎在您的创作中并不起眼，人们对它们的谈论比较少。但把他们放在您的整个创作当中看，我觉得这三篇小说最能够体现您的小说创作的精神特征。我对您小说创作整体精神特征的概括是：寓言性和哲理性。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那些反映城镇民众日常生活和情感纠结的作品中。《一百年》、《像阳光一样透明》和《城市睡眠》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三篇作品恰好能够体现您对生命存在和人生困境的感悟与体味。先说说《一百年》。这篇作品通过几个年轻人的人生经历，演绎了一个残酷的结局：人都是要死的（“人都是要死的”这个说法来自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的长篇小说《人都是要死的》）。小说中几个关系不错的年轻人先后意外死亡，活着的也生活在不安、恐惧、失望之中。尽管小说的叙述很是平静温和，没有过度的渲染与夸张，但阅读这篇小说时，我仍然感觉到凉意穿透了整个身体。我感觉到是您在向人们宣示一个无法逃避的“预言”。我很想知道，您在用平静温和的口吻讲述那些不幸故事的时候，是否有某些理性的思考在支配着您的创作思绪？

        尹：正如上一问中所说，我喜欢想些问题，《一百年》是我思维先行的一篇小说，其实我没写好，我那时候认为，写生与死，是一个作家一辈子都能写下去的“重大”主题，现实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得面临的死亡问题，这篇小说理性更重一些，也是没写好的原因，我相信再写这类题材，会好得多。

        胡：《像阳光一样透明》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着力表现。虽然故事的讲述存在着过分雕琢的痕迹，刻意编织情节使得小说行文不那么自然圆融，但小说题旨揭示的生存困境却具有很大震撼力。事与愿违、好心没好报、自欺欺人、人性的复杂、与人交往的尴尬、被误解的无奈与痛苦等充满荒诞感的生活景象在这篇小说中一一呈现。概括来说就是：生活是残缺不全的，人生是破碎不堪的，情感是无处寄托的。“像阳光一样透明”，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题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不同的读者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和领悟，您为何选取这样一个看上去与小说内容反差很大的题目？

        尹：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名字，之前写过另一篇小说，写僧人修行中的障碍，用的是这名字，那篇小说没发表出去。后写这个，就再用了这名。这名字和我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蓝天白云，直接、透明，恰恰高原人多数也被认为有这样的性情。而现实生活中，直接、简单会造成许多麻烦，也让人不理解。

        胡：《城市睡眠》在您的所有小说中是一篇比较独特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在构思上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当然，刻意为之并不意味着不是好小说。事实上，我认为这篇小说也是一篇相当不错的作品。我用“奇妙”二字来评说它。“奇”指构思行文带有一些“魔幻”、“荒诞”意味；“妙”指整篇小说叙述口吻自然平静，让奇幻的东西变得真实可信。小说通过一次醉酒后意识混乱而引发的种种荒谬可笑的举动行为，揭示了人的“潜意识”活动（或者说不可示人的隐秘心理），有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味道。构思这篇小说时，是否受过精神分析学的启发吗？还是受生活本身的启发？

        尹：这篇小说写得早，也是一篇模仿性的小说。精神分析学一直在影响着我的思维方式，但在小说里，还没真正按那方式写。

        胡：除“城镇书写”外，您还是一位对草原牧民生活描写比较集中的藏族作家。您的许多作品描写反映的是康巴地区牧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这与其他一些藏族作家有着很大的区别。选择这样一种题材作为叙写对象，是不是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尹：甘孜州有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往往纯牧区的人，其天性都与别的不同，具有极强的特点，我因此而很关注。

        胡：您的作品中凡是描写与草原生活的场景，都与一个常见的地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夺翁玛贡玛。这个草原在您的笔下几乎成了一个演绎故事的固定场所。做出这样的选择或安排，有什么样的写作目的或动机？

        尹：像我觉得从“小人物”身上可以写世界一样，一个小地方，也可以概括一切。当然，这和福克纳的影响不无关系。

        胡：您对草原生活的描写有一个较为鲜明的倾向，那就是故事本身或故事里面的人物都会带一些奇幻色彩。这是生活现实的“客观再现”，还是您为了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

        尹：我一直以为，自己写的那些是超越了猎奇的，在草原，神奇的故事非常多，那些神奇的故事，在他们嘴中像真实生活一样存在。我在写作时，往往会主动回避“神奇故事”，主写生活本身的事。我不喜欢小说猎奇，奇幻色彩可能与草原本来这样相关。

        胡：在所有关于“草原书写”的作品中，我觉得《时光上的牧场》是较为成功的一篇。这是一曲草原生活的挽歌，但哀而不伤。小说的成功之处是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大势，但却向普通的生命个体投去了深厚的同情，以伤感的笔调描绘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他们眷恋传统生活方式的精神渴望和朋友邻里间深厚友情应有的尊重。这与那些从保护传统习俗出发，以简单的认识逻辑来批判社会进步发展的写法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一个今后依然会书写草原的作家，您认为如何把文学写作与现实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

        尹：我认为现实社会的变迁无可阻挡，也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就能区分，这一点我倾向于存在即合理这一说法。不过，所谓对与错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认识，我更择重于反应时代更替时人的喜怒哀乐，因为历史不会写这些，多年之后，只能从小说中触摸他们的呼吸。

        胡：相比“城镇书写”，您的“草原书写”似乎显得不那么圆熟。故事情节缺乏转折，人物形象性格单一重复。你笔下的草原人物大多定格于“淳朴、勇猛、耿直”等一面，很少有其他类型的性格。尽管这类作品也有一些特色，但我的感觉是稍显薄弱。我猜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您对草原生活了解的还不丰富深入，或者说关于草原的生活积累不够丰厚；二是受限于题材，在写到草原生活时很难放开手脚，放飞想象，让艺术思维无拘无束地驰骋开来。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阅读猜想，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尹：我写草原，有一个简单的选择，也即你说的“淳朴、勇猛、耿直”这像阳光一样，很感染人，不过现实的草原，比这个复杂太多，正如现实的城市一样。我一直寄一种理想化的草原，我更愿意一遍遍写那种单纯，给这个复杂的城市，带一点清澈。

        胡：您的叙述很是克制含蓄。主要是指很少有修饰性和议论性的表达方式。整体看只是一种自然呈现。所谓自然呈现的主要含义是：第一，在伦理意义上，不做任何明确的道德、价值判断；第二，在存在意义上，顺其自然、随性而为。在您笔下看不出悲苦喜乐有何本质性的区别，无论何种情绪，它们都是生活的一种情态而已，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把您的这种叙述态度称作：佛眼看世界，佛心待世事。在现实生活中，您是否也怀有这种伦理态度？在艺术创作中用这样一种叙事伦理的缘由是什么？

        尹：这一点你总结的很到位，因藏传佛教的影响，我的确是这样看待人和事，包括现实中。

        胡：您的小说像平静的生活流，毫无波澜但生气勃勃。在对小说美学的认识上，我的感觉是，您推崇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叙写方式。“天然”指的对日常生活进行“原生态”式的呈现，不修饰、不设计，很少有概括、提炼的痕迹。顺其自然。《他就是不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唐三娃只是按照生命安排的流程生活着，不做任何人为的“修正”。生活就在那里，就是那样，作家的任务就是把它呈现出来，无所谓好坏对错，无所谓幸与不幸。——无论欢乐和愁苦都被时间一一抚平。这种叙写方式，是否隐藏着您的叙事伦理和生活态度？

        尹：对，生活原本如此，所有修饰、设计都有画蛇添足的感觉，我的叙事伦理和生活态度也如此，我自己有取舍有想法，但我会尽量做到不影响别人。

        胡：无论是小城书写，还是草原书写，您笔下人物似乎往往偏好、迷恋、痴迷于某个方面而不能自拔；或者说在某个方面的个性特征非常明显。比较典型的小说是《牧场人物小辑》。里面的几个人物，索、阿禾、仁青志玛、降泽。除此之外。《阳光普照》中的阿妈、降央、次仁多吉；《相隔太远》中的德培，《一百年》中的刘亮，《炎症》里的老潘、吴大同等，都是这类人物。这些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感、意念）而无法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谐，这类人要么很孤独，要么很痛苦，要么很满足。塑造这类人物是您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人物显著个性的着力凸显和刻画，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创作理念。这种创作理念指导下的创作往往能够塑造出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这种艺术表现方式的选择，是否与您对生活现象进行形而上思考有关？

        尹：我在写这类人时，没过多考虑过小说本身，我只是按自己的喜好在写，我对他们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也是这类人中的一员。

        胡：您的许多小说带有寓言性质，哲理意味非常浓厚。我的感觉是，您是一个在创作时喜欢思考的作家。是这样吗？

        尹：我习惯思维先行，对于小说来说，这其实是个不好的习惯。

        胡：在当代藏族作家中，您对哪位作家的印象比较深刻？听说您与西藏作家次仁罗布关系不错。这几年，次仁罗布创作势头相当不错，引起了广泛关注。能否谈谈您对他创作的看法？

        尹：老一批的作家中，对扎西达娃，色波等印象都很深刻。次仁罗布的创作，在我看来，他和老一批作家的区别是，老作家无论是小说方式还是切入藏区的点，都受外来影响极大，而次仁罗布的创作是这片土地原发性的创作，是融合了外来文学，真正属于藏区的现实主义，因此他的作品，会在藏族作家中形成一个真正的高峰。

        胡：能否简单评说一下新时期以来藏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对今后藏族文学的发展有何期待？

        尹：我对当代藏族文学史不是太了解，阅读也有局限，还无法评说发展状况。我认为，今后藏族文学的发展，是必将以文学本身，向世界洞开藏族文化、信仰等心灵深处的美妙与幽暗。

         尹向东，藏名泽仁罗布，1969年生，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多种选刊、选本。荣获多种文学奖项。

       胡沛萍，1973年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等6部。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