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娃央金 纳穆卓玛:用朴素文字构建藏族生活的又一空间——访作家尼玛潘多

本站原创 达娃央金 纳穆卓玛 2020-10-14发布

        年末了,没有等来2019年的第一场雪。就在这天,我们如约见到了尼玛潘多。音乐如浓雾漫过西餐厅所有的角落,午后的人们和阳光一样炽烈,相约进餐,热情交谈。尼玛潘多出现时,如很多熟悉的藏家女子,黑色的长款羽绒服、长发盘起,银色眼镜下娇小的脸庞,不太张扬的笑。这就是《紫青稞》的作者,西藏知名女作家。择一处幽静的拐角处,与文学有关的故事便如欢畅的小溪,泛着清香流淌而来。



        每一个走上文学道路的人,都是因为热爱,而仅仅拥有激情是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喜欢文学的尼玛潘多,在西藏民族学院读书时,对文学课格外上心。有一年她去济南看望在那里上学的妹妹。此行一是了却了姐妹俩的思念之情,二来也让尼玛潘产生了写作的念头。回到学校,她把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认认真真细读了一遍,“假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文章精致美妙的文字令她着迷,也让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她以自己在济南的经历仿写了一篇抒情散文《别了济南》,这篇饱满真情却稚嫩的文章,被教写作课的张力凤老师看到后,决定代投给《西藏日报》。那一篇小散文后来石沉大海,但在尼玛潘多的心湖中已经掀起了涟漪,激起了她继续写作的冲动。后来,她的第一篇散文诗《思乡曲》被语文系《练笔》杂志发表,这次的试笔成功让她兴奋不已。从此,文学之梦在尼玛潘多心中生根发芽。

        一个人的文学性格并非天生而来,其中成长环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尼玛潘多出生在日喀则,她的童年在农场度过。当农场工人的母亲不识几个字,但随口道来的谚语俗语,让年幼的尼玛潘多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欣喜。她将母亲的谚语俗语记录在小小的笔记本上,日复一日,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便印在她的脑海里。同样身为农场工人的父亲,精于农事,乐于农活,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农闲时节,父亲的农民朋友就带来了关于秋收、关于嫁娶、关于生死等村里的故事。尼玛潘多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感受着来自乡间的酸甜苦辣,仿佛和他们生活了很长时间。这些传统与现代中不断发展的农业文化,不知不觉中滋养了她的精神生活。乐于观察、善于聆听和勤于书写,一个个带有乡村生活气息的故事开始在尼玛潘多小小世界里萌生,并鲜活地成为一行行文字。



        《紫青稞》是尼玛潘多第一部长篇小说,可在此前除了一篇小小说《舞厅逸事》外,她从未接触过小说。这在很多作家的经历中应该是不常见的。提起《紫青稞》我们不得不提到《走出大山》。在基层生活工作多年后,尼玛潘多细观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务工者们,思考大山中的人们在改革开放中的阵痛和重生。她从拉萨回眸乡村生活,中篇小说《走出大山》就诞生了。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存、出路的关注,更是对一个民族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中的关注,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没人能料到,这篇发表在《西藏文学》上近三万字的中篇小说,竟成就了后来在文学界引起关注的尼玛潘多。

        话还得从一次作品研讨会说起。2005年西藏作协在拉萨召开作品研讨会,时任西藏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加央西热将《走出大山》复印给了参会专家和作家。一位在西藏大学援藏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看后说,这篇小说就像西藏的《平凡的世界》!教授简短而高度的评价,坚定了她的文学梦想,产生了以这篇小说为基础,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研讨会后,她便开启了向更高文学山峰攀登的旅程。回想自己结识的很多来城里谋生的农村青年,“他们就像高寒地区生长的紫青稞,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不一定挺拔苍翠,但一定迎风而舞。”几经思索后,她把作品更名为《紫青稞》,并进行了历时六年多的创作和修改。六年光阴,世事变幻,唯她的坚守和执著依旧。这部优秀长篇小说的成就,是尼玛潘多不断成长和丰满的过程。

        在完成了最后一次修订后,她请作家出版集团的编辑对《紫青稞》给予指点。那些日子,她像等待孩子放学归来的母亲,平静中不乏几分期盼。没多久的一天深夜,她接到了盼望已久的电话。编辑老师打来鼓舞人心的电话:《紫青稞》可以出版,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接下来的四五个月里,尼玛潘多一鼓作气,认真地打磨敲打每个细节,如同再次打量已被自己装扮停当的孩子,并期许愈加精致。2010年元月的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深造的她,意外收到第一版《紫青稞》,当天恰逢她的生日。但尼玛潘多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激动与兴奋,她想起了一路帮助扶持过她的那些可亲可敬的前辈们,特别是更加深切地缅怀起央西热老师,如他所愿,《紫青稞》出版了,但他已离深爱的故土而去。之后,《长篇小说选刊》很快刊发,编辑不禁由衷而出:《紫青稞》是独特的。她的写实如此迷人,当下生活被讲述的如此生动,这得益于西藏生活的特殊性,也展现了作者尼玛潘多的才情。之后,《紫青稞》又先后被翻译成了藏、英、维等多种文字。

        《紫青稞》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藏族村落——普村的年轻人向往城市,走出大山的故事。以阿妈曲宗三位女儿的命运贯穿整部长篇,通过对桑吉、达吉、边吉三位姐妹命运的叙述和摹写关注了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农民的生存境况、他们的奋斗以及在苦难之境中为了生存和尊严所付出的努力。尼玛潘多的文笔含蓄而细腻,将普村人的苦难、勇气和善良仿佛过电影般铺展在我们眼前。她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色彩鲜艳。桑吉的漂亮是普村人受欢迎的漂亮,她柔弱善良,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迷茫。和普村很多女人一样,未婚先孕,进城寻找孩子的父亲多吉。对于一次次伤害自己的多吉一忍再忍,走投无路之时却为留城还是返乡的两难中踟蹰迷惘。达吉的美和荒凉的村庄极不协调,她果断敢于追求,有着强烈的自我解放意识,代表了西藏农村女性中最早被时代变化惊醒的女性。“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地方。”为了离开普村,她擅自做主将自己过继给达村的阿叔,“走时连个眷恋的眼神都不曾有过”。在森格村,达吉不仅将家里打理得很好,还与别人合作去城里卖奶渣、酥油茶,有了积蓄以后,还开起了茶馆,挣了一些钱,赢得了阿叔的接纳和信任。阿妈曲宗去世后,腰包渐渐鼓起的达吉风风光光办了后事,并毅然决然带着边吉离开普村。当她的爱情出现裂变时,她也迷茫,但在迷茫之后她又重新踏上了人生之路。“她要逃离,她要改变,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因此她的背叛和打拼,便有了一种豪迈和悲壮”。评论家刘培国先生这样评价尼玛潘多笔下的达吉。小妹边吉懵懵懂懂,有些随波逐流。但在与姐夫的几次吵嘴后,她开始萌生反抗的念头,并选择离家出走。她的出走是赢得了幸福还是悔不当初,小说留给读者以无尽的遐想空间。三姐妹故事的起起落落,像一根隐形的线绳始终牵着读者的心。通过对女性心路历程和命运变化来呈现西藏转型期的乡土社会,应该是《紫青稞》对于当下藏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问及谁是《紫青稞》中她最喜欢的人时,尼玛潘多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桑吉的名字,这使我们有些诧异。她笑称达吉的冒险精神的是自己身上所缺乏的,故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而桑吉则承载着她自己的梦想,善良、真诚、具有牺牲精神,给人以温暖,这是她极为珍视的。在她看来,各种文化的冲击造就了太多有个性的人,反之能为他人改变自己,愿意为他人隐藏自己,甚至牺牲自己针芒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她在桑吉身上倾注了真情,甚至用“我的桑吉”来称呼她。在桑吉初到城市,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别无出路时,“桑吉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求救的大拇指。空气凝结了,呼吸停止了,大脑空白了,时间停滞了,体面丢失了,堤坝冲毁了。”“懊悔终不能战胜饥饿,桑吉求救的拇指一次次在慌乱中伸出……当腹中的胎儿轻轻地踢着她,她就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亲切的,爱怜的,好像在用踢的方式撒娇地告诉她,我要吃饭。”坐在家中电脑跟前,不断敲击着桑吉的命运,尼玛潘多泪流满面,为她的桑吉遭受凄惨命运鞭打而落泪。而此时她的女儿正躺在身后的婴儿床里,沉浸在梦幻般的睡眠中。时隔十多年,谈起这段经历,尼玛潘多的眼睛里瞬间又闪烁起晶莹的泪光,显见她在美丽善良、多灾多难的桑吉身上倾注了几多心血。桑吉是无数个进城务工人员的一个缩影,她很渺小,但她的不计回报的爱、善良柔软的方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倔强向往,传递出不可撼动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尼玛潘多巧妙地利用城市的两面性,最终为桑吉赢得了城里阿妈曲宗的收留和强巴的爱怜,城市中三个孤独的灵魂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

        除了成功塑造三姐妹形象外,她还充满理性和洞察力地书写了藏民族门第血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和现实冲撞。通过描写阿妈曲宗、强苏家和铁匠扎西三家儿女恩恩怨怨,呈现着鲜明的现实批判。最先闯荡出普村、生意得心应手的强久,因为生活富裕,城市中的人们忘记了他铁匠后代的身份。而“高贵”的强苏家儿子多吉,却在城市灯红酒绿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好吃懒做,不惜一次次地伤害桑吉。阿妈曲宗的儿子罗布丹增和铁匠的女儿措姆相互爱慕,任“面子比什么都重要的”阿妈曲宗万般阻挠,老实巴交的儿子最终娶了“黑骨头的女人,成了铁匠家的上门女婿。他们爱情的胜利,成为生活考验的开始,幸福或无奈,这样的爱情格外引人注目。

        小说用平实的语言,对于普村的坝子文化、春耕仪式、丧葬礼仪等藏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俗,也做了真实的再现,这也是《紫青稞》成功的法宝之一。在尼玛潘多看来《紫青稞》是愿望。看了太多关于西藏的神秘,她希望还原一个生活的西藏。《紫青稞》是天意。自从她计划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只有这个故事盘旋在脑海。



        尼玛潘多生长在农场、当过农牧局干部、《日喀则报》编辑,2002年考进《西藏日报》成为一名记者,一干就是近二十年。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她有幸接触到很多朴素的人,尼玛潘多体会着他们的艰辛与欢喜,他们的疼痛与温暖,他们改变了她对文学的认识。在《日喀则报》上发表的散文诗《奶奶的转经路》是她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表达了作者对普通小人物的最初关注和情感。此后,在不断社会实践和观察中,她的文字转而开始关注更多小人物命运,小人物身上有时代烙下的深刻印记,反过来时代促使小人物改变的阵痛格外凸显。于是,她开始用女性含蓄的笔、沉静的思考触及一个个小人物故事,就有了《羊倌玛尔琼》《协噶尔村的央宗》《琼珠的心事》《针尖上的日子》《晒太阳》等短篇小说。这些清一色的普通人物,他们像尼玛潘多小时接触过的农民、采访过的某个对象或身边的某些熟人,却又不完全是,他们有着比身边人物更丰富的内心,因为被尼玛潘多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力量。她喜欢朴素的故事,朴素的叙述,她着魔于这样的表达。《羊倌玛尔琼》是尼玛潘多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之一。讲述了协噶尔村的玛尔琼在中考失利后回到农村成为羊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他很难融入乡村生活中。老羊倌洞察到玛尔琼的心思:想干什么就去干吧,听从心的旨意。为了改变命运,他选择出走,来到圣湖之畔。一个旅行团司机请他替自己十岁的孩子转圣湖十圈,并支付了两张崭新的百元钱。这份新奇的工作和高昂的收入,使他的情绪一直亢奋,他甚至唱起了歌。但在朋友的怂恿和物欲的驱使下,转完第七圈他决定搭车回家。在返程途中,同行一位老人对着远处的山峦说了一句:没有愧疚的心是最快乐的。玛尔琼毅然回到圣湖边,此时转湖的人已经少了很多,但他真诚地转完余下的三圈,面朝圣湖替那个生病的孩子祈祷。尼玛潘的文字是淳朴的,不矫揉做作,阅罢她的短篇小说,你的心灵无形中已经被触动,她认为这才是她想表达的文学核心精神。

        在尼玛潘多的短篇小说里,故事常常发生在一个叫“协噶尔村”的地名,很多村民就像串场的演员,让读者对故事中的人物格外亲切。如同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所说:“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一小群人的日常生活......我们都住在小地方,生活在邻里。村子仍然在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我们离开多久。” 协噶尔央宗的丈夫去藏北做活挣钱,他从牧区带回了一个女人!央宗气愤至极。让央宗绝望的是,在那个女人想回牧区看看时,丈夫放心不下,雇了个拖拉机要陪着她。拖拉机一开动,气急败坏的央宗解下邦典,对着她们的背影抖了三下。她希望用这种古老、最恶毒的诅咒帮助自己化解心中的愁恨。没成想,拖拉机在翻山时出现事故,丈夫中了诅咒般去世,留下两个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丈夫临终前告知,因为性格木讷,在牧区找不到好活,甚至乞讨度日。好在遇到一个好人,每年秋天丈夫才如央宗所愿大包小包背回家。这个朋友病逝,按照他的请求,丈夫同意把女人当成一家人。而当她知道这一切时,丈夫再也听不到她的一句对不起了。“这辈子互为亲人,我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了赎罪,央宗剃发居家修行,陪伴在她身边的是那个牧女。在这篇小说里,尼玛潘多一如既往思考人性、欲望本真和解脱的主题。让读者在央宗曲折人生经历中,感受藏族女性坚强、善良、隐忍的本性。《协噶尔村的央宗》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

        尼玛潘多善于从细小的生活情景展现宏大的主题,《晒太阳》对逐渐忽视的乡村老人给予了关注。协噶尔村的桑丹老人,曾经是家里当家的,而今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儿媳当家,儿孙满堂的家里,却逐渐没有了她的位置。人到八十穿白袍,桑丹觉得这或许是个机会。她穿上白袍那天,恰逢藏历初八,村里人偏偏盛装去了热坚寺竖经杆,只留下曾孙和两三个小孩。村里静得像夜晚,桑丹想着往事往转经筒上添油。“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牵挂的亲人,在心里已和她有了距离,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判断,让她的眼睛潮乎乎的。”被心事压着的桑丹,不小心与玛尔琼他们的摩托车相撞,引来村民一阵哄围和争论,大家这才注意到桑丹的白袍。白袍上面标新立异的数字80,被村里们争先恐后地议论着,有赞许的,也有嘲讽的。好事的孩子们还传言桑丹把摩托车给撞倒了,把她说成了“会武术的魔鬼”。人们关于玛尔琼他们是否撞了桑丹的议论,甚至超过了桑丹年满八十穿白袍这件事。协噶尔村最温柔的老人嚎哭起来,她哭离开自己三十多年的丈夫,哭孩子们竟将她视为孩子对待,哭自己的八十岁白袍竟这样被村民传说。孙女担心会有后遗症,但村长、玛尔琼他们亲自登门算是道歉,这场风波算是过去了。桑丹去村西晒太阳,碰到了刚从县城医院回来的玛尔琼,他的腿骨折了。人们对玛尔琼的关心压过了对桑丹的热情,令桑丹坐立不安。桑丹起身准备回家,尾骨处一阵刺痛袭来。到家后,刺痛仍然在继续,在家人紧张的目光中,桑丹只得谎称:差点踩死了一只小虫子。故事就这样嘎然而止,可桑丹的心痛、刺痛仍将继续,并且将以无以言表的痛陪伴她。对于老人的这种被遗忘、被边缘化,是时代变革的产物,是城乡共有的特征。但对于乡村老人存在感和价值意识的思考,是相对被忽视和冷落的。《晒太阳》的故事有些幽默,有些伤感,触及乡村老人老龄化情感关怀,触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社会的信任危机,呼唤社会和家庭对桑丹们的关注,体现了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引导价值。



        《紫青稞》的出版给了尼玛潘多精神上的自信和创作上的收获。创作的道路将继续,她更加喜欢深思,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无论是人声鼎沸,还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她的思索从未停止。尼玛潘多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巨大变迁的社会镜子。文学作品不应该去迎合时代,而应该有引导的作用,要敬畏文字,严谨地对待文字。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她下笔总要经过深入思考,要有充裕的打腹稿时间,决不会盲目轻易下笔。对作品的主题、期待有了清晰的条理,坐在电脑前就会有文字自然流淌,仿佛有另外的意志在支配着你,你和主人公合二为一,以文字的温情述说一个个敬畏生命的故事。这样的写作习惯也使生活中的她闹了不少笑话。尼玛潘多上下班经常乘坐公交车,她曾说过“公交车上有你看不懂的风景。车上的趣事也很多,有些人物走进了我的作品。”有一次搭公交车下班回家时,她面朝窗外陷入了一段正在构思的作品情节中。公交车朝着她家的方向快速行驶,她的大脑像台机器紧张地梳理着,人们上上下下,尼玛潘多却多纹丝不动。待她回到现实中,才发现自己坐过了三四站,已经到哲蚌寺脚下了。在往回走的公交车上,她暗笑自己的傻样,但也暗喜她的构思获得了新的途径。

        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尼玛潘多深知脚踩西藏广阔大地对于自己的创作是多么的重要。谈到民族文学的根基,她自然说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尼玛潘多在鲁院学习时,西藏著名女作家、《拉萨往事》作者央珍请她吃过一次饭,她们天南海北聊得非常舒心。尼玛潘多心目中央珍老师博览群书,知识储备丰富完善,她的文字赏心悦目,是西藏女性作家中文字实力最雄厚的。央珍老师的英年早逝,是西藏文学界的极大损失,说过这句话后她有一段时间沉默着。她认为,在文学创作中能将深厚根基与广阔视野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本土作者不多,央珍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在她看来,既要守好民族优秀文化带来的渊源不断的创作滋养,也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用传统文化的积极力量推动现代化,通过现代化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共同发展好西藏的民族文学,尼玛潘多认为这需要一个良好的氛围。西藏有一批勤奋向上的写作群体,也有部分知名作家逐渐被国内外所肯定和推崇。但从整体水准上看,我们的道路还很长。尼玛潘多担任着《西藏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工作,在这个平台上,她也积极发现并努力为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牵线搭桥,与他们一道共同繁荣西藏文学,是她内心的美好愿望。

        2008年、2015年她先后两次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进一步打开了她的视野。她最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重读经典的计划,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平凡的世界》,欧亨利和毛姆的短篇小说都使她震撼,经典的魅力,经典的力量,让她觉得手中的笔更加神圣。

        尼玛潘多偶尔也写写诗歌,很多评论家把她列入了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但面对着诗歌,她说自己就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是每个人都有双面性的缘故吧。我们和很多人一样没有拜读过她的诗歌,但在她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她的诗歌将以女性知识分子的心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部小说中,她的目光凝聚在一名来自县城,在城市中求学,被命运又安排回县城的女性故事,她希望这部在小说的深度和广阔性上有所突破,能体现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无论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女性始终是尼玛潘多创作的主题,不仅仅因为性别使然,更因为“当今时代,资讯前所未有的发达,交往更加密切频繁,地球变小,但矛盾和冲撞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太多的人,更愿意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看事情想问题。这样的现实状况,呼唤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而我很想为此发出一些声音。”

        中国文化讲究“文如其人”,注重作家和作品性情的统一。在为数不多的藏族作家中,尼玛潘多的作品透露出一种朴素、温情、干净和沉着的精神气质。她喜欢静静地写作,除了创作她不愿谈及其他,期盼尼玛潘多能写出更多现实题材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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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玛潘多,女,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媒体。作品曾刊于《长篇小说选刊》《民族文学》《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等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紫青稞》,被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藏文、维吾尔文,及英文出版。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第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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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娃央金,女,藏族,媒体人。有小说、散文发表于《西藏文学》《章恰尔》《中国西藏》《西藏日报》等刊物。获第八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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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穆卓玛,女,藏族,媒体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文发表在《诗刊》《西藏文学》《香格里拉》《贡嘎山》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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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2阅读 62 编辑:索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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