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去海边，阅读大地的诗篇；一定去海边，万水千山走遍。5月6日，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终评获奖作品揭晓，共有散文集、单篇散文26部（篇）获奖作品。其中，韩少功的《态度》（四川人民出版社）、韩小蕙的《协和大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等5部作品获得散文集大奖；陈仓的《我有一棵树》、雍措《凹村》等5篇作品获得单篇散文大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作家雍措的同名散文集《凹村》还曾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那么，屡次斩获殊荣的《凹村》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凹村”对雍措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又怎样影响着雍措的文学创作？对此，《读者报》第一时间对雍措进行了独家专访。
“夜里，我听风刮树的沙沙声。那是树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柿子树说话的声音像我阿爸的声音，粗粗的；核桃树的声音像我阿妈，柔中带尖；苹果树的说话声像我那死了的阿哥，硬硬的；葡萄树说话的声音像我和阿姐，叽叽喳喳的。我越来越注意凹村的很多东西，包括土地、畜牲、每场落在凹村门口的雪、每条经过凹村的路、每天挂在凹村天上的星星、白云甚至是生长在谁家门口的一棵野草、一朵野花，我都认真观察过。观察得越多，我越肯定，每样东西都在模仿凹村人的一辈子。那些模仿凹村人一辈子的东西，汇集在一起，又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凹村。”这就是作家雍措笔下的凹村，其原型就是她熟悉的故乡——四川甘孜康定的一个小山村。雍措说：“我从小生活在大山深处，前后都是高大险峻的山峰。山与山的夹缝里，生长着线条一样细的天空，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渡河。这狭窄的地理环境，构成了我对整个世界最基础的认识。小时候，我调皮又爱哭。实在没辙，父母就把我关在家里，任由我哭。每次看见他们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我就爬到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哭着闹着，看他们离开的背影。那扇小小的木头窗户，让我再一次感觉到了世界的狭小。”
这么多年来，雍措都在写凹村，写她熟悉的故乡，土地、亲情就是主线，这条线年轻且充满活力。只不过，“凹村”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了，而是她永远渴望达到的一个精神高度。雍措坦言：“我的写作，就是站在凹村之中或凹村之外，讲述那里的人和事。在这些有关凹村的文字中，我更多想呈现的是一种向内的命运，但或许不仅仅是命运本身。”
“凹村”是雍措一个人的乡愁，同时也是所有人的乡愁。正如雍措在散文集《凹村》里的《记忆里的人儿》中所言：“时间是条长河，流着，流着，也就顺其自然了；记忆是串珠子，穿着，穿着，慢慢就数不清了。而那些遗留下来的人和事，将会成为我们永远值得珍藏的珠子。”
“凹”字符合我对一种理想空间的向往
《读者报》：首先祝贺您的作品再次获奖！此刻，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雍 措：很荣幸。感谢三毛散文奖评委会，感谢《凹村》原发刊物《十月》，感谢责任编辑。当然，最该感谢的是三毛女士。
《读者报》：“凹村”是以您的家乡为原型，这两个字有何特殊的意象呢？
雍 措：我挺缺乏安全感的，常常胆小如鼠。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在我11岁就形成了，一种不容改变的形成，无可奈何的形成，我只剩无条件地接受它。这里我不太想对这种状态的形成过多阐述，见谅。我挺喜欢独处的，就是那种面壁思过的感觉，呵呵，感觉挺傻的。密闭、逼仄的空间让我安全的同时给了我最大思维的自由，因为你会发现那种紧逼，那种自己困自己，自己面对自己，自己剖析自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包括写作本身也是自己逼近自己。我挺喜欢“凹”字的，符合我对一种理想空间的向往，一种仿佛无路可退，其实有更多出口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是“坐井观天”并不贬义，别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陌生人才是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家乡处于一座大山凹陷下去的地方，她纤细，古朴，仿佛我和她与生俱来就很默契，我想她也喜欢“凹”这种感觉，一种对局限对狭义最美好的期待。
《读者报》：您对家乡更多深刻的记忆是什么？而它又是如何影响到了您如今的文学创作？
雍 措：人和事，风和动物。还有西坡，一个离我们村子不到1.5公里的一块坟地，我们每天面对它呼吸，面对它说笑，面对它生机勃勃地想活好自己，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日常，但其实那是生和死对我们的昭示。生和死离我们每天的生活很近，抬一下头可以看见，说一句话可以看见，咳嗽一声可以看见，眨一下眼可以看见。我见过村子里的一次吵架，吵得轰轰烈烈的，吵得似乎可以把两家的泥巴房马上掀翻还解不了气似的，吵得大家都不想听他们的吵而回家了，但他们却突然不吵了。后来听说是一方突然醒悟，说怕自己的吵惊扰到西坡刚离世的阿妈。这是我在凹村体悟到真实的生和死的距离，和我那么贴切。闲暇时，我常常喜欢坐在自家石头房的小楼上往西坡看。那时的看，是一种很平静的看，那时的看让我和西坡有一种内心的共鸣和对话。在我无数次地观望中，常常看见一个放牛的人慢悠悠地往西坡那边去了，一个背着背篓的人弓腰驼背地往西坡那边去了，一个娃追着一条狗蹦蹦跳跳地往西坡那边去了，当看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西坡的那片荒芜中时，一种巨大的丢失感困扰着我，我常常感觉我是一个卑微的存活者，被遗弃在一个村子角落里的遗留者。他们都是我的文学，我心疼并爱护着他们。
最早的孤独来自于一扇窗
《读者报》：“晚上，我从一场大梦里醒来。之所以是大梦，是因为我把凹村的天和地都梦完了。”在散文《凹村》中，为何会多次提到“梦”？
雍 措：我有一个朋友，她说她一年都不做一次梦，我挺疑惑的。我常常做梦，我有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梦，它一成不变地出现在每年它该出现的时候，我像宝贝一样珍惜着它的每次到来。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做梦的频率高起来，而且这两年我的梦越来越荒诞，像马尔克斯的小说。其实我有时挺享受做梦的，梦总是给我惊喜，梦没有边沿。在写凹村系列文字时，我常常感觉出现在我文字里的每个人，每棵树，每一粒尘土都像在梦中一样。还有好几次，我突然很想念村子里的某一个人，感觉好久好久没有见过他，于是打电话给阿妈问这个人的情况，阿妈说这人死了几年了，你忘记了？我挺惊讶自己的，这个死去的人在我朦胧的现实生活中又存活了几年，这几年的活，他是怎样的活？一切都如此的真实。我依赖梦。
《读者报》：阅读您的文字，明显感觉有一种孤独的味道。这种感觉对吗？孤独在您这里，意味着什么？
雍 措：对的。最早的孤独我是从一扇窗上面感知到的。那扇窗至今都留存在我家老房的一面残墙上，充满岁月的流失感。小时候，阿爸阿妈无法照管我的时候，就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面，让我独自面对一屋子的空。我最先挺害怕的，后来我找到了二楼的那扇窗，等阿爸阿妈走后，我就爬到那扇窗上面看外面的世界，有时看着看着就睡了，看着看着我对窗下的那条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小路有了很多莫名的期待。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娃，当年村上分地时没有我的一份，阿爸阿妈怕我长大了没有吃的，就在荒坡上给我开了一块地，这让我有一种和他们格格不入的感觉，总觉得我比他们永远少什么东西。直到我11岁时阿爸去世后，阿妈在一个夜很黑的晚上当着全家人的面说，阿爸的那块地以后就是我的了。那晚，阿妈说话的语气又黑又重，让我同样感觉到我的孤独。孤独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没有孤独人生不会完美。当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现在的人，人人都处在孤独中。我认为孤独是孤独者最大的自由，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读者报》：您在散文《凹村》中说“有好长一段日子，凹村好像不是我认识的凹村了”，您又说“这次，我有个想法，我想像凹村的风一样，翻越那座锋利刀刃一样的山尖回到我的凹村。”这是否隐藏了您对家乡的一种矛盾心态？
雍 措：我不信任“果断”这个词，一种非黑即白的感觉，太缺少柔软的一面了。处于矛盾是特别正常和特别合理的状态。我对家乡的感情同样如此。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读者报》：您对柿子树、风等并不引人注目的一些事物赋予人性之美，具体是想给读者传达什么？
雍 措：那些文字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并没有想传达什么的想法。在我心里，万物有灵，什么都可以有人的思想。还有，我喜欢会呼吸、会飞翔的文字。
《读者报》：您的作品充满了诗性的语言，这是否跟您喜欢写诗有关？另外，您为何选择了用散文这种体裁来书写家乡？
雍 措：我特别想写诗，喜欢诗那种惜字如金，每个字都像珠宝一样的特质，每个字放在哪里都有光的感觉。可惜我不会写诗，这是我的遗憾。选择用散文方式表达也并不是刻意，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刻意的人，更确切地说是我能力有限，散文是我目前适合表达家乡的一种方式。
《读者报》：您平时都喜欢阅读哪种类型的书籍？散文类的多吗？
雍 措：说来奇怪，写散文应该和散文类型的书籍更亲，但实际我汗颜的是自己阅读的散文并不是太多，有时读得也很潦草。也可能正因为此，我才能写出自己想写的文字，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种说法也许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也可能是这种借口恰恰就很适合我这类人。谁说得准呢？我挺喜欢读小说的，特别是国外小说，喜欢他们文字表达的自由和勇敢，挺膜拜波拉尼奥、斯坦贝克等大家，梦里梦到过他们。我说过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
《读者报》：接下来您还会继续书写“凹村”吗？
雍 措：我已经写了十几年的凹村系列了，越写越觉得亲，越写越离不开凹村了。凹村是我始于文学创作的根。当然，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写的凹村是我的家乡凹村，但也可以不是我的家乡凹村了，她可以是藏地的任何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中国的任何一个村落。现在我的凹村写作，是一种辐射性的写作，她更博大，更辽远，更具时代性。
原刊于《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雍措，女，藏族，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散文、小说作品发表于《十月》《花城》等期刊。出版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有作品收入各种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