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兰的话
长篇非虚构甘南三部曲《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车巴河笔记》的作者王小忠，是一位地道的藏族青年作家、使用汉语写作。为什么强调他是“地道的”，是说他是一位纯正的藏族人。但在他的文本里，我们读到的是娴熟使用汉语言从而具有充分现代性的作家气质。
王小忠刚刚获得中国作协评选的“2020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称誉，全国仅十位。该项目出版了王小忠的中短篇小说集《五只羊》。
王小忠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精于田野调查的非虚构写作者。他的作品有一个岿然不动的核：人心的生态——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生存的关系，它们交织并行，表达着对传统和美德的坚守，同时藏地浓郁的风土情味在王小忠笔下尽情打开。
对话
忽 兰：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夜如铅》是你的最优秀代表作。一个草原上的孩子，牧羊放马，成年后和发小一起买卖虫草，但因为遇见的一个美丽女人而被骗，亏空了十几万。他唯一的办法是卖了家里的羊，还发小的垫资。在他穷途末路时，一个风尘女子扔给他五十块钱，故事的末尾，他回想起那个给他钱的瘦女人竟然心里生出温暖。
小忠，这篇小说发表在了哪个期刊上？责编是怎样评价它的？你认为自己的代表作应该是哪一个？
王小忠：《夜如铅》发在《广州文艺》（2019年第7期）上。责任编辑是姚娟，她说，虫草生意场的故事对于她来说，本是陌生的，带有异域的新鲜感的，但是她从中读出的复杂的人性却是优秀作品中相通的。有时，信任和熟识背后却隐藏着奸诈和阴谋，陌生和凌厉背后，反倒充满温情。《夜如铅》是责编力荐的，大概从拿到稿子到发表历经了两年，责编说，她看好的稿子都会力荐的，所以等了两年才发出来。发表后《小说月报》的编辑老师联系过我，可后来又说，题材敏感，就没有转载。我自己喜欢《虚劳》，更喜欢中篇《谁厉害》。
我从小在农牧区交汇地生长生活，农牧区的情况我太熟悉了。中篇小说《谁厉害》探讨的就是农牧区交汇地的家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小说以小孩子的视角展开，以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来洞悉当下农牧交汇地的生活及家庭，反思两种不同文化冲突带来的家庭悲剧。大到文化冲突，小到从名字上对两个孩子的族性归属加以分别和界定，从而显现刘启林和卡卓草之间无法逾越的民族文化矛盾和各自灵魂的孤独。跳出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客观地看，刘启林这个人物形象是作家所塑造的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现实中的一类畸零人的代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了乡村社会的男人几乎所有的陋习与恶行：懒惰、失信、猥琐、自私、丧失了尊严感、羞耻感、荣誉感，甚至连是非对错的价值观也沦丧了，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尽管在乡村的历史上每个时代都不乏这一类人，但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在乡村伦理和乡土价值观急剧崩坍的环境中，这一类人的身影更加活跃更加刺目一些。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客观现实。
而作为叙事者的“我”，无疑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就这个人物自身来说，他是一个不幸的少年，生活在这样一个畸形家庭中，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他对发生在爷爷、父母亲身上的一切，懵懂不解，但每天都处在父母言语、肢体冲突的暴力、丑陋环境中。于是，一颗幼小的心过早变得敏感、复杂、乖戾、阴暗、冷漠，甚至早早地在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谁厉害》通过这个孩子的眼睛和内心世界，写出了乡村生活阴暗、丑陋的一面，从而更严峻地突出了关于当代乡村的一个启蒙主题和拯救主题。
我聚焦草原上农牧交汇地带的家庭故事，尤其是那些藏汉结合的家庭，如何从隔膜、冲突、再走向融合的故事。这些小说中，人物以半农半牧区为背景，因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生活矛盾与冲突，涉及善恶、道义、情义、爱，以及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样的冲突，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当下具体农牧区真实生活的反映。但我所着眼的是：有着不同身份及信仰的个体，是如何超越现实的物质困境、道德伦理困境、跨越情感障碍，而在生活、情感上完全融合到一起，如何在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中，使人性的真诚和温暖尽显光芒，从而彰显民族的珍贵的伦理传统和个体人性中那些深厚的民族美德基因。
小说难发，取得大家的关注更是难上加难，说白了，就是努力程度还不够。你当年编过我的散文《一路与你同行》，从散文到小说，而且一直认真看，算是遇到贵人了。
忽 兰：《虚劳》是小说集《五只羊》里的第一篇。可见你对它的重视和珍爱。出家人因母亲生病而往家里去，这样的一个故事主线。我却觉得《夜如铅》的写作明快利落，颇有《东邪西毒》之韵味，因而魅力不同凡响。而《虚劳》过于沉重迟滞。你是喜欢《虚劳》缓慢悠长的哲性表达，对吗？
坚守自我判断是一个作家能够成功的一个元素。小忠，当有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不一样的看法，你会有调整自己写作笔法的主动意识吗？你正值血气方刚时候，我觉得你的个性是很强大的，它成就了你。
王小忠：《虚劳》以中医药为镜子，展现的是本为清修之地的天伦寺在市场经济中变为名利场的故事，同时也影射人心的复杂与多样，以及现代社会伦理的多种面相。僧人不枯钻研中医药学，本为疗治母亲的病痛，却在无意间治疗了张老板等人的疾患，为寺庙带来了可观的布施，为此，不枯在寺庙的地位直线上升。这就成为一个悖论，弘法之所竟以创造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而虔诚的母亲依然要求不枯将苦心积攒的钱财交给智慧长老作为功德；智慧长老将不枯作为摇钱树，要求他答应众位老板的请求进程作法、治病；最终不枯以虚劳为由拒绝智慧长老的要求而还俗。小说似乎为我们的生活诊断出“虚劳”的伦理病灶，而至于如何疗治，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喜欢《虚劳》也是因为我喜欢那样表达和叙述，后来的小说中，我一直没有找到那种叙述感觉。
就小说集《五只羊》而言，我是有点刻意选编了，因为主题都是反映农牧区交汇地的故事。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我是非常重视的，其间也有过主动改变叙事方式，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我很固执，一直坚持现有的表达和叙事方式。
忽 兰：虽然你说发表作品不容易，但其实你的作品都已见刊以及出版。你的这种感觉我很能理解，我的写作量较大，几乎都能够发表，但我依然觉得发表是一件很难的事，主要是投稿后等待三审判定的过程是煎熬的，以及对自己作品时而肯定时而怀疑的不完全自信。我记得《红豆》刊发过你的一个五万字的中篇散文《兄弟记》，这篇散文的责任编辑是张凯老师，《红豆》刊发的散文通常篇幅有一定限制，但《兄弟记》被刊用了。我之前读过你的小说，已叹服你的写作实力，这篇散文我在2018年初秋到达甘南的那夜一口气读完，我知道叫王小忠的作家他确实已经成立了。《兄弟记》是写家族内部事务，也是写土地和人的关系，在亲情乡情面前，你的冷静怜惜之情满篇皆是。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里的人物刻画可以抵达慈悲也可以抵达冷酷自私粗蛮，而在散文里你的柔情总是居于主导。一个创作多面的人，他本身也是多面的，且每一个面都是棱角清晰的。能说一说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王小忠：由于地缘关系，我们一直处在农区与牧区的交汇地带，尤其是我的众多亲人，因脱离了纯牧业的生活方式，转入农业耕种之后，显得愈加贫困了。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优良的天然牧场，都不见了，那种巨大的生存空间和相应产生的高原游牧文化似乎成了遥远的传说，剩下来的只有适宜于高海拔地带的简单生活了。而千百年来积累的丰厚而实用的高原生存经验，也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大家拼命挣扎的同时，也渐而迷失了方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加之外来人口的迁移和融合，使这片土地原有的游牧文化在不断丧失的同时，渐而多出了形同城市的文明，以及文明掩盖下的难以说清的复杂与颓败。田地荒芜了，人心在经济大潮里日益涣散，似乎失去了道德的约束，沿着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礼俗、兄弟、亲情，乃至故乡，渐渐成为记忆中的名词，没有了情感，也失去了温暖。《兄弟记》里，有我对乡村生活的不舍与悲伤，有对牧区发展的思考和构想，有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和眷恋，有对信仰的理解和认识。总之，是我年轻的生命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过的足迹。《兄弟记》里记述了兄弟几人的恩恩怨怨，实际上，我只有一个哥哥，而这个散文的素材来源却是集合了村里的许多兄弟们。我想，不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才能写，我想散文更多的应该是要写出某种可能性，已经发生的，即将发生的，可能发生的，都是某种真实吧。现实生活中，我的话不多，但我热爱生活，热爱写作。身居高原，身边有几个好朋友，雪天喝几杯青稞酒，说说“宏大”的理想，对一切都充满了热情。
忽 兰：再回到你的小说创作。其实它们不仅仅是用棱角来形容，我觉得峥嵘陡峭更适合它们，就像崖壁上行走的山羊，它们不仅善于攀登，还善于飞跃。你的叙述背景决定了人物故事如此生动——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甘南（甘肃境内），人们以农业、牧业、手工业、采摘业、种植业为生，你笔下的人物有出家人、银匠、皮匠、牧人、农民、挖虫草厥麻党参的、买卖药材的。可以说，你所有的小说都在写甘南的人们在怎么活。大自然生态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萎缩紊乱，人心的生态在物欲横流的时下受到惊扰，人们一面混乱一面试图回到原初的清明。你注视着甘南大地，你抚触到甘南人的心，你是见证者，你用小说再现了这一切，小忠的写作是有功德心的。既然生态特征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就一定是螳臂当车吗？
王小忠：是的，作家的主要责任或许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至于如何解决问题，当然也有责任。但我想说的是，个体的力量在大的社会里，毕竟太渺小了。我的小说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像《羊皮围裙》《金手指》，都或多或少涉及了人与环境。至少是在作品中怀有忧虑感。事实上，生态环境需要全人类来拯救，作品中的拯救只是提醒与警示。我反对没有来过草原而大肆抒写草原的作品。因为对没有深入或未曾有过草原生活的人来说，草原的确美丽辽阔，因而其笔下的文字无不沾染华丽。这样的叙写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个理解上的误区，这样的误区也可能使大家丢失生活进而沉迷于虚构。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言，他必定会有所坚守，更重要的是在坚守中寻找到生存的尊严。热爱草原和尊敬草原却又成为某种道德规范的延伸，而现在的草原似乎是旅游与经济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作品中集中反映草原人民的生存状态，自然状态，还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个环境时刻在变化着。
忽 兰：小忠的眼睛像鹰的眼睛，善于洞悉。小说《夜如铅》里，你写买卖虫草，谙熟其中的来路去路。你身边常遇形形色色的甘南人，对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你比其他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每天都在深扎——甘南你的故土，它袒露怀抱，请你检阅。而你的性格里的亲民使得你与他们相融，你的观察得以更精准更深刻。给我们讲一讲你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皮匠银匠等手艺人的故事吧。
王小忠：先说铁匠，因为我的姑父就是位地方很有名的铁匠，后来他将衣钵传于表哥。表哥和我们从小一起玩，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在村子里打铁。可他并没有学到真手艺，只能钉个马掌。《铁匠的马》里有一段描写——废铁在酸刺炭火上渐渐红了，这时候更要拉紧风匣，不能停歇。等铁完全变软，才可以用长嘴钳子夹出来，然后放到砧子上，一阵猛锤，之后又放到炭火上，翻来覆去，直到不同的几块废铁完全糅合在一起。糅合在一起的铁要继续锻打，要打成铁条，一直到初具蹄铁的形状。这时候就不需要太大的力气，力气用大了反而会坏事。锤要抬高，但下落的时候要柔，要准。钳子要捏紧，拿稳。因为铁条在砧子角上最容易拐翻，一旦拐翻，锤子落下，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是打马掌。接下来是钉马掌——木凳不高，凳面上有一寸多深的几道槽，那是专门放马蹄子的。旁边是拴马桩，桩上钉了几个废弃了的蹄铁，那是专门用来拴马的……六指儿一边抬着马前腿，一边用脚勾过木凳，然后将马蹄子放到木凳的那个槽子里。他将铲刀的一头顶在右肩上，小心地铲了起来。铲刀很锋利，坚硬的角质一片一片剥落而下。马掌铲平之后，他又很小心地掏干净了蹄腕里的泥沙和石子，并将蹄子边缘处裂开的角质铲得圆滑而整齐。铲好马掌后，弯腰取过一块蹄铁，将蹄铁在马蹄子轻轻按了下，然后便从木凳上放下马蹄子，转身去小房子里，接着叮叮当当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六指儿很快就修好了蹄铁不合适的地方，同时嘴边衔了四颗钉子，走出了小房子。他继续将马蹄子轻轻抬起，但这次没有放在木凳上，而是半曲着腿子，把马蹄担在大腿上，将蹄铁按在马掌上，然后从嘴里取了一个钉子，稍倾斜着放在蹄铁的钉口处，咔的一声，锤子下落，钉子不偏不倚，恰好从马蹄子很厚的角质一侧冒出尖来。接着左手握紧靠板，右手捏紧锤子，咔咔咔接连几下，钉子在靠板的作用下，彻底倾斜了过来。等四个钉子完全钉好后，他又用靠板轻轻将那些冒出来的钉子盘成了鸽子粪的形状。如果没有见过这一切，我想是写不出来的。原本这些也是可以省略的，恰好我熟悉这一切，将这些写到小说里，会增加小说细节的可信度与生动性。这一切也印证了创作源于生活的真理。
《羊皮围裙》里写的是银匠，就拿熔化碎银而言，起初我是想当然去写了。有一日，我回村里，和我家族里的一个爷爷说起了银匠的许多事（那个爷爷的姐夫是有名的银匠，常年在寺院里做佛塔）。听他一说，我才发现想当然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熔化银子必须在红泥灌中进行，如果选用铁或铜，银子会沾上去，再也取不出来。
《缸里的羊皮》同样是一个与传统手工艺有关的故事。我们小时候总是会遇到来村里替大家缝制皮袄的皮匠，皮匠的性格很暴躁，动不动就会骂我们。或许是因为泡在缸里的皮子很臭，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银匠、铁匠，还是皮匠，这些手艺人实际上在农牧交汇地的甘南已经很少了，然而我想写写他们。每一个小说都要有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要完成他的历程，要完全成熟，要站起来，同我交流，对话，甚至打架。我觉得自己是个万能的指挥者，可路到半途，他们就不大听我指挥了，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些人和事都不是偶然间遇到的，每个故事，也不是陌生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在甘南大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来的真实表达，也是我对农牧区交汇地的生存思考。我的作品中似乎没有好人，也似乎没有绝对的坏人，他们的好与坏都是随着事件的走向而变换着的，他们工作的细节我也是参与其内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或多或少代表了他们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地域的所作所为。然而小说作为艺术，反映生活的大概也只是一个截面。于是我一直在探索着，冒失地去猜摸他们的心思，让许多消失的和正在消失的故事重返尘世。
忽 兰：读小说集《五只羊》，不禁想到老舍的小说《月牙儿》。悲悯情绪是一个原因，还因为你们都是现实主义写法，都是在写小民，剥茧抽丝般的述说，人物的命运走向无不令人扼腕叹息。小忠的小说几乎都是沉重的，《凶手》为了牛黄的暴利而折磨群牛，你说这是罪。作为一个八零后青年作家，你自主选择了使命加身——记录和揭示。这种自觉性你是如何坚定下来的？其实这也是你的文学观和文学态度。也说一说你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
王小忠：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藏区的作家，对于游牧文化的衰落感同身受，对那个传统手工业的时代充满留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现代工艺制造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手工作坊势必衰微，这似乎是一个大趋势。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在银器生产方式和制作技艺的新陈代谢上，而且更深层次地触及精神层面，涉及情感、伦理、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内在变化。《羊皮围裙》这篇小说表面上写的是新旧的工匠职业伦理与精神操守的冲突，进而带来的家庭婚姻伦理的畸变，实质上在这篇小说中我想表达的主要的东西是：人心的变化。随着人心的变化，人性也被异化了。而让我感到难以处理的是：在藏地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与人物生存选择的必要性，对于种种新的现象，我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予以强烈地谴责。因为小银匠的选择中似乎有某种新的合理性。我们该如何面对新的现实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我在这篇小说中重点关注的，但也是无力解决的。应该说，我的许多小说都贯穿着这一主题。我还觉得，这种自觉的坚守和一个作家的出生环境有关，身居高原，环境恶劣，要不断挑战自我，才能找到自我，保持一个作家应有的尊严。喜欢的作品很多，当初特别喜欢张爱玲的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后来不太喜欢了，感觉有点阴冷。回过头来，我现在依然喜欢金庸的作品，缘由太多，说不清，我想，应该和许多金庸的想法一样。
忽 兰：我读了你2021年完成的甘南三部曲第三部长篇非虚构《车巴河笔记》。像是在读萧红的《商市街》。我不是在说你模仿她。你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作家。萧红即使写战争和苦难，也是轻盈的。你的小说笔法则是粗重的。《车巴河笔记》里的你仿佛推开一扇古老木窗，春暖花开鸟儿啼啭，看见大地充满希望，于是你的文字也俏皮起来，清澈起来。如果你的小说里“罪”的书写太多，到了散文和非虚构里，“救赎”则多起来了。每当读到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地实施，读到山林百姓与自然和谐共生，就仿佛小忠用他的眼睛替我们注视了这一切，享得了心灵的安慰。
非虚构的即时书写，能够保留住当下的情感体验和观察细节，这些富有价值的记录。但因为是一种时序书写，难免有流水记录的感觉，考验读者的耐心。你是怎样让你的非虚构文本更有吸引力？
王小忠：2019年9月，我在甘南州某县纯牧区一个叫龙多的村子里，开始担任扶贫村第一书记，历时两年。脱贫攻坚工作琐碎，除了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情，还有帮群众出谋划策，目的是让地方贫困群众彻底告别贫困，迈入富裕。《车巴河笔记》写于驻村期间，既写到帮扶工作的点滴，也写到“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当地生态保护情况。“我”作为叙事的主体，对所涉及事件没有做是非判断，帮扶工作在整个《车巴河笔记》中只是引子，而事实上，“我”在作品中集中反映的是新时期以来牧区群众的观念、思想、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上的变化与群众的真实生活现状，以及他们对小康社会的强烈向往。《车巴河笔记》采用年鉴式结构，相对独立，却又不可分割，是以一个村子为中心，集中反映农牧民的生活变化的长篇散文作品。《车巴河笔记》是继《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之后的散文作品集，是以年鉴形式整理记录下来的一部高原驻村生活实录，其特点在于琐碎与真实——家长里短，农事仪式，文化观念等，再现了高原农牧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叙述的是真实的牧区乡村，叙述手法又是文学的。《车巴河笔记》除了年鉴叙事结构之外，还加有附录。附录分两个部分，一是六个小故事，集中反映车巴河两岸的人情风貌和人性变化。二是日常点滴记录，包含了个人在车巴河驻村期间的各种想法。如何让文本更有吸引力？我采用小说细节的处理方式，用小说的笔法写散文，我觉具有较强的阅读性和代入感。
忽 兰：收入《黄河源笔记》的非虚构散文《做珠记》，在我看来是上乘之作。曾有人评价你是中国讲述者之一。这个评价不为过。你少年时代在农牧区生活，师专毕业后去纯牧区支教，近两年你则一直在乡下做扶贫工作。深入生活第一现场的你水乳交融般的游走在人们中间。《做珠记》中你因机缘巧合而对佛珠产生兴趣，从而深度调查“甘南的迭部是否真的有檀香木”。厚重的文章往往因其有探索力量的推动，迭部是个神奇的场域，她不仅拥有许多稀有古木，至今几乎绝迹的赤玉在古代就来自迭部。说到甘南，迭部最迷人，我很惊喜你写佛珠而进入迭部场域，给我们讲一讲迭部吧。
王小忠：迭部县古称“叠州”，藏语的意思是“大拇指”，被称为是山神“摁”开的地方。有红军长征中的“俄界会议”会址，茨日那毛主席旧居，天险腊子口战役等革命遗址。此外，还有然闹马家窑文化遗址和藏传佛教寺院。迭部县全境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形崎岖。林区出产乔木、灌木、半灌木，木质藤本等木本植物种类三百多种，被称为森林王国。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待过几年，他的行程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考察，绝非我这样走马观花。他在迭部发现了至少10种云杉树，而中国全部云杉也只有17种。曾经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有关照片和文章，为希尔顿创作《消失的地平线》提供了难得的素材。约瑟夫·洛克在扎尕那采集树种时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迭部是如此令人惊叹，如果不把这绝佳的地方拍摄下来，我会感到是一种罪恶。这里的峡谷由千百条重重叠叠的山谷组成，这些横向的山谷像旺藏寺沟、麻牙沟、阿夏沟、多儿沟以及几条需要几天路程的山谷孕育着无人知晓的广袤森林，就像伊甸园一样。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美丽景色，如果《创世记》的作者看到迭部的美景，就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它将成为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和所有观光者的圣地。”
迭部扎尕那现在是国内有名的风景区。扎尕那是一座完整的天然“石城”：正北是巍峨恢弘、雄伟壮观的光盖山石峰；东边耸峙壁立的峻峭岩壁，凌空入云，云雾缭绕；南边两座石峰拔地而起，相峙并立而成石门；再南至业日、东哇一带，峭壁矗立，清流跌宕，流转不息。扎尕那村寨以三面秀峰环绕，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犹如高峻浑厚、坚不可摧的城墙，把扎尕那四村一寺围在城中。半山坡上的藏族村落、藏式踏板木屋，鳞次栉比，层叠而上，嘛呢经幡迎风飘扬。东哇村和拉桑寺院正好坐落在石城中央。寺院和村寨相对而望，众神和人朝夕相处，那么和谐，那么自然。阳光稠密，僧侣们的诵经声隐约可闻。村寨不显得寂寞，也不单调。踏板木屋在阳光下像饱经沧桑的老人，不紧不慢地享受时间给予的幸福。
城内左上角有一道出城进山的北门，是石山断裂形成的陡坡状石质狭道，南北走向，长百余米，宽仅数尺。石峡两面是垂直挺拔的岩壁，一股溪流悬泻而下，声响如雷。静卧在时间深处的是一座座小小的水磨房，它们不动声色，古朴而又壮观。青翠谷中，蓝天之下，仿佛生命的搏动，动静相宜，安详自如。
忽 兰：到了栏目统一设置的问题，你最喜欢的一个物件是什么？描述一下它。
王小忠：我喜欢这方小小的鱼砚。2019年10月初，我用半月时间走完了洮河，洮砚石是从离洮砚镇十里开外的喇嘛崖捡来的，其石方正，纹理清晰，碧绿如玉。九甸峡工程启动之后，这一段恰好成为库区，大量农田被淹没，人家均已搬迁，盛产优质洮砚石的喇嘛崖也被葬于水底。喇嘛崖被淹之后，一石难求，就连不是出自喇嘛崖的洮砚石也身价大增。我所捡之石，的确具备一流的石质和水纹，是喇嘛崖的老坑石无疑，只是可惜有点小了。
朋友弄文舞墨，并非无砚而不成字。洮砚石自唐代成名，一直都是皇室文豪、富商巨贾才拥有的宝贝。洮砚镇居洮河之左，偏居山底，交通不便，但却集中了雕刻洮砚的大小匠人。从喇嘛崖回来，我怀揣宝贝，便走进了一家挂有雕刻洮砚牌子的人家里。匠人四十开外，神情和睦，语言客套。不用说，我的确捡到了一块好石头。匠人拿在手中，眼中尽放羡慕、甚至嫉妒之光。因石头太小，做不了大件。不过越是小石，越能考量匠人的手艺。匠人建议做成鱼砚，因其形适合雕鱼。一块石头变成工艺，其间浸满了挖石人和匠人的心血，也倾注了收藏人的眼光与鉴赏水平。不过到常人之手，也只是块石头。到收藏家手中，就成了工艺品。
我不是收藏家，它在我这里依然是一块石头，但我无比喜欢。
王小忠，藏族, 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小说集《五只羊》、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散文精选集》《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十余种选本。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文学奖·小说奖、散文奖，《莽原》年度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等。
忽兰（曾用笔名张好好），小说家，诗人。1975年生于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尔津的怀抱》《布尔津光谱》《禾木》《草原之子》等。有作品转载于《长篇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曾获新疆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征文新人奖、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长江丛刊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小说选刊优秀编辑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学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居武汉。《文艺报》聚焦文学新力量人物。《中国作家》新实力人物。《新文学评论》文学新势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