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晓悦:在路上穿行,就这样日益丰盈——阿来的诗歌与散文创作新论

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公众号 2021-11-05发布

【摘    要】对阿来的诗歌与散文创作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阿来的文学理想,也能为小说研究提供新视角。阿来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与他最初的诗歌创作及穿行而来的散文写作密不可分。带着反思自觉、不停在路上穿行的阿来用炙热的内心贴近故土、近乎零距离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文本中充满了自然力。阿来用广博悲悯的内心、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谦逊态度去关注现实、观照历史,他的作品越来越接近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境界——“语自在”。

【关键词】语言经验;自然力;语自在


        倒着回溯阿来近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当回到他创作的起点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忽视他的“诗人身份”,虽然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已有成果刊发出来,但关注和提及者以及专题性的研究数量远不及对他后来陆续发表的长篇小说所做的研究。如果想要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阿来的创作全貌,那么他最初的诗歌创作是不应该被绕开的。一个作家在文坛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都始于默默无闻的萌芽时期。诗歌创作就是阿来成为参天大树的萌芽阶段。而阿来的散文创作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枝杈,也可以说是树皮上的纹路、叶片上的脉络,因了芽和枝叶的供给与支撑,这棵大树才有了粗壮的主干,就这样日益丰盈了。


一、诗人身份与语言经验


        “1982年,阿来在《草地》第2期发表诗歌《丰收之夜》。诗尾标明‘作者系中文教师,这是他的处女作’。”2016年10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阿来的诗》,阿来在自序中说“此前,这本诗集的主要部分出版过两次。但这一回,算是基本完全了。这些诗不仅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也显露出我的文学生涯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姿态。我始终相信,这种寂静之后,是更加美丽与丰富的生命体验与表达的开始”。

        阿来道出自己从贝多芬的音乐中汲取了灵感,直言自己的诗歌受到诗人聂鲁达和惠特曼的巨大影响。仔细读完《阿来的诗》,笔者更加确认阿来的诗歌创作是他后来小说创作的基石。萌芽阶段的诗歌创作也许稚嫩,但诗歌里充沛而饱满的情绪为阿来以后的创作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丰收之夜》写的是“小麦”和“青稞”的收获:“拥一怀小麦的甜美/枕一片青稞的芬芳”,诗人的内心喜悦轻盈,对未来充满期待;“过去的日子弯着腰,在浓重的山影里/写下这样的字眼:梦,青稞麦子,盐,歌谣,铜铁,以及四季的桥与风中树叶”,此段诗中出现的“梦”、“青稞麦子”、“歌谣”等意象都在阿来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可以一次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麦子”在后来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旺盛、昂扬生命力的象征。令阿来在文坛扎根的《尘埃落定》的第24节名字叫作“麦子”,“麦子”是使得傻子少爷赢得越来越多人臣服的重要食物。

        一株“麦子”在阿来的小说里细化为麦粒、麦穗、麦花、麦苗等多种样貌,这与阿来平日喜爱细致入微地观察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是密不可分的。“成熟的麦粒在人们脚前飞溅起来,打痛了我的脸①。我痛地大叫起来②。麦粒跳起来,打在我脸上,已不是麦粒而是一粒粒灼人的火星了③。”整段中的“我”居于叙事的中心,麦粒是副中心;①②中的“我”情绪饱满、感觉异常灵敏,麦粒飞溅起来的动作是迅速的一瞬;这时的“我”是动态的,而“麦粒”虽然飞溅起来,却是被狂奔的人们踢起来的,实际上“麦粒”只是麦粒本身,是静态的粮食。叙述由“麦粒”到“我”,处于往外伸展的状态。③中的“麦粒”成了该句的叙事中心,是动态的,有“跳”的动作,具有了昂扬的生命力;而“我”只是傻子少爷本身,是静态的,退居副中心;本句将叙事的中心收缩到“麦粒”的视角。③中将“麦粒”比拟为“火星”,不仅是因为阳光下的麦粒带着温度,还透过麦粒反映出人们狂奔的热情程度,而人们的狂奔与少爷的冷静在此段中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段文本叙述因此有了先伸展后收缩的折叠效果。铁凝回忆过:“我曾与阿来同去新疆参加一个活动。我们都为那拉提草原神话般的仙境所迷醉,大家都在留影,只有阿来,抬着他沉重的相机离开了喧闹的人群。后来,他趴下来,侧身半躺,镜头对准了草原上一支独自摇曳的小花。那朵小花,打从来到世上,是从未被人注意过的。一路上,阿来都在专注于这样的无名花草,发现它们短暂而异乎寻常的美丽”。

        “身材魁梧的恩波急急地从中闯过,正在扬花的麦穗上,一片片花粉飞溅起来,在阳光下闪烁着细密的光芒。江村贡布还看见:麦苗深处的露水也被身材魁梧像一头野兽的光头男人碰得飞溅起来②”。此时的麦子正在扬花,①中的叙述者像拥有着一把放大镜,看到了闪烁着细密光芒的麦花的花粉,此时的麦花正在孕育生命。②中借助江村贡布的视角,看到的是“身材魁梧的像一头野兽”的恩波,此段中出现了两次“飞溅”二字,分别表现了动作的速度之快与身体的壮硕敏捷,让叙事呈现出恣意昂扬的效果。①与②呈现出来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画面:①可以称作是“微型画面”,那么②就是“巨型画面”;二者虽然反差极大,但它们又呈现出和谐共存的状态,都指向了旺盛的生命力。

        阿来在《翻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中提到了“语言经验”:“我们在使用‘汉语’或者说‘华语’这种公共语言的时候,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我们也曾主动地把自己原来的方言,或者是不同民族语言中的审美感受与表达方式带进了这种语言。一种语言独特的词汇系统中一定还包含了当地的独特的生活体验,很多少数民族也把自己的语言经验带进了汉语之中。”阿来在进行他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时一直处于主动状态,他始终将自己在家乡独特的生活体验、审美感受以及藏族的语言经验带进汉语之中。

        《宽广谷地之歌》是阿来写给家乡的梭磨河谷的:“梭磨河,我的衷情记忆之手/滑行于你的宽阔谷地/抚摸到流水中的阳光和花粉/划过被冰川损毁的岩石的面孔/抚摸到清晨的霜针与黄昏的雨水/抚摸到你庄重的沉默,我只看到你夏日天空下/一群裸浴的女子/以及一团狗状的云朵看护洁白的羊群。” “流水中的阳光和花粉”、“被冰川损毁的岩石的面孔”、“裸浴的女子”等等,这些都与阿来在故乡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诗人轻轻地“抚摸”这些故乡的印迹,即便是被损毁的岩石面孔也被放置在美好而柔软的氛围里,丝毫不显得突兀。“诗歌从某种心境中自然流出,这种心境自然表现为一种有节律的语言,从而形成韵文;同时也表现为形象的、绘画般的语言,它是‘作诗心境的自然结果’。”阿来的诗歌就是他对家乡如婴儿依赖母体那般热爱地自然流出,他擅长用光的变化来衬托自己的心境,他的诗颜色绚丽,宛如一幅幅唐卡,呈现出“美丽而丰富”的特点。

        “美丽”体现在他诗歌的色彩耀眼夺目:湖是蔚蓝的(《抚摸蔚蓝面庞》)、光是金色的(《金光》)、冰镶满星光(《冰冻》)、花朵是鲜艳的、火烛是明亮的(《夜歌》)、野花像火焰(《这些野生的花朵》)、柏树滚出金色的泪滴(《俄比拉尕的柏树》)、月光像牛奶般新鲜(《灵魂之舞》)、青稞与燕麦有绿色光焰、野草成熟的籽像黄金点点(《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等等,这些描写都是阿来对于自己家乡独特的审美体验在诗歌中的自然流露。

        诗歌的“丰富”体现在其中很多诗歌整篇涵盖的意象较多,内容充实饱满,而这些经常出现在诗歌中的意象常带着阿来家乡的生活体验,经幡(《抚摸蔚蓝面庞》、《岩石上面》)、歌谣(《高原,遥遥地我对你歌唱》、《牧场》)等等常常出现。正是由于阿来有着自觉的文化归属,才使得他的诗歌有了“美丽而丰富”的特点;也正因为阿来从最初的诗歌创作就主动将自己在家乡独特的生活体验、审美感受以及藏族的语言经验带进汉语之中,并在以后创作中一直保持这样的自主性,才使得我们在读他之后创作的小说时,时常发现带有独特的藏地味道。


二、自然力与穿行反思


        《大地的阶梯》(2000)、《就这样日益丰盈》(2002)、《看见》(2011)、《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2012)、《语自在》(2015)收录了阿来近些年来发表的主要散文,这些散文大致分为三类,可以用三个直观的词语来概括:花草、穿行、反思。

        无论是最初的诗歌创作还是后来的散文与小说写作,阿来都用最贴近自然的姿态去进行叙述,他的内心与大自然近乎于零距离,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然力”,从没见过其他任何一个作家像阿来这样如此热爱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阿来能准确地说出风毛菊属和景天属的植物在最短暂的东南季风中绽放,清楚地知道草原上盛开的蓝色花儿们是翠雀、乌头和勿忘草等等。阿来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侯记》,“就在这不断穿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只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物们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它们也与人互为环境”。阿来不仅喜爱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他还在心中充满对它们的敬畏,如同故乡一样,这些花花草草也是阿来文学生命中的一部分。

        自然力首先表现为阿来非常喜爱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对渺小的花花草草的叙述,这常与文本中大的历史背景反差极大,阿来在叙述它们的时候,一直保持着轻松自在的状态。诗歌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羚羊在四时不断的花香中奔跑(《歌唱自己的草原》、苹果花香气四处游动(《春天》)、穿过核桃树荫里午寐的村庄(《穿过寂静的村庄》)、斑头雁的灰翅膀也这样柔和地起落(《哦,草原》)等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这时,我才开始发呆。望望天空,天空里的云啊,风啊,鸟啊,都还在。望望地上,泥巴啊,泥里的草啊,草上的花啊,花丛里我的脚啊都还在,好多夏天的小昆虫爬来爬去,显得十分忙碌。”如果单纯只看这些文字,谁能想到这是《尘埃落定》里的段落,而正是有了这些文字,《尘埃落定》叙述的不仅仅是土司王朝的分崩瓦解,还有动物们、植物们与人们共同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处于这个环境下所有物种的生存状况。这个“环境”不会因为一个王朝的瓦解而消失,“动物们、植物们与人互为环境”像是真理,不会因为一个王朝的瓦解、一种制度的解体而有任何改变。

        自然力还表现在阿来从创作之初就将探究人与植物、动物们的关系作为重要的主题。自然力同时属于人与植物、动物们,所有生物的关系始终被自然力平衡着。阿来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谦逊态度去对待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接受了来自于它们的自然力,同时它们也赋予了文本以积极正面的力量。在《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侯记》中,阿来提到了一本叫作《植物的欲望》的书,书中说植物长出炫示的花朵和大大的种子,以此吸引其他的物种,并依赖它们将自己的种子散播出去,让自己能够继续繁衍,阿来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也是被植物利用的动物之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谦逊态度也被阿来延续到小说创作之中。“那头熊蹲距在梦境中央。那头熊是他多年的敌手。这样的敌手,是一个猎手终生的宿命。死于猎物之手,也是猎人善终的方式之一。熊却只是伸出手掌,拍了拍厚实的胸膛,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从从容容地离开了。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他又与这头熊交手几次,因为仇恨而生出一种近乎甜蜜的思念。”机村中的猎人与熊不是杀与被杀的关系,而是“英雄惜英雄”。猎人与熊的故事穿插到整卷小说当中,一是丰富了猎人格桑旺堆的形象,再是舒缓了人与政治之间激烈的冲突,调节文本的叙事节奏,丰富小说的内涵;读者也在阅读过程中有了适时的喘息机会,还会好奇这样的“甜蜜的思念”——猎人与熊的关系到底是真是假。

        阿来不是一位专业的植物学家,也不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并不仅仅用纯科学的方法观察那些花花草草,写下观察笔记,而是通过它们反映过去、思考现在,因此这些散文也具有了很强的文学性。在散文《看望一棵榆树》里,阿来讲述他去马尔康镇真正要做的两件事情之一是去看一棵树。这棵树在当地人的口中有自己的传说,阿来想从这棵树的传说里找到过去历史中的些许感性碎片。当马尔康寺已消失不见,“只有这株树还站在这里,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中,努力向上,寻求阳光,寻求飞鸟与风的抚摸。有风吹来的时候,那株树宽大的叶片,总是显得特别喧哗”。那些象征了人类过去痕迹的建筑已经被摧毁,可这棵树却依然朝气蓬勃地站立着,阿来深知只有关注到这棵树的来历,才能更好地观照当地人过去的历史。这棵树一直存在,不曾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消失,这样看来“喧哗”的似乎不是这棵树,而是人类的历史,这是有余味的结尾。阿来借助一棵树的力量打开的是过去的历史,看到的是历史带来的结果、行进着的现实与人类自身的命运。

        另两类“穿行”与“反思”的散文,也可以合并为一类,一句话概括为“在路上穿行,在穿行中反思”。阿来对穿行的热爱不亚于对花花草草的热爱,对于花花草草的热爱其实也是在穿行中实现的。三十周岁那年,阿来穿行于若尔盖大草原,写下诗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1999年的西藏之行之后阿来写下《大地的阶梯》,为了准备《格萨尔王》的写作,那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时常在川藏交界的金沙江边行走。“现在去瞻对,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驱车西经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再转而南下,大半日之内,就已抵达新龙县城了。从县城出去,乡乡都有公路相通,最远的乡也可当天往返”。《瞻对》作为非虚构的纪实小说,可想而知,阿来绝不是坐在书斋里闷头苦写出来的,为了搜集资料、查阅县志、寻访旧事,一定是在这条线路上穿行奔波了许多次。

        阿来在不断的穿行中收集素材、丰富自己的创作,同时因穿行于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之间,得到了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新的精神启示带来了更多、更深的反思。阿来对于穿行的态度是“顺着大地的梯级、历史的脉络,拾级而下”,最后为我们呈现的是有温度的回忆、切身的自我体验与心存悲悯的忧思。阿来是反思意识强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反思着正失去活力的教义、担忧生态的恶化、欣喜于土地上的巨变同时又怀着深重的忧虑等等。阿来将这些因“穿行”而得来的“反思”注入到散文与小说文本中,使得这些作品不仅仅是穿行时的记录与回忆,更具有了很强的思想性,发人深省,耐人寻味。阿来心中的西藏是平实的、丰硕的,同样充斥着人间悲苦欢乐。他认为要走进西藏首先要走进西藏的人群,走进西藏的生活,于是他借由双脚与内心的切实丈量、亲身体会的穿行,用如同观察花花草草那样谦逊的态度最终将自己融化进了所要写的那片土地里。


三、“语自在”


        阿来在《离开就是一种归来》(收录在《就这样日益丰盈》,2002)里写下:“‘语自在’,从古到今,对于一个操持语言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时刻理想着的,却又深恐自己难于企及的境界”。201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集子,题目就叫作《语自在》,里面收录了阿来过去的一些散文,并且分了三辑“大地的咏叹”、“草木之名之美”、“病中读书记”。“语自在”统领着这三辑,是这些文字的首领;可见,它是阿来一直以来的文学理想与追求。毫无疑问,阿来已经在文坛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他不仅凭借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还陆续推出了《空山:机村传说》、《格萨尔王》与《瞻对》。对阿来来说,三十几年的文学创作,四部长篇小说问世,数量看上去并不多,但每一部都来自于他用心的勘探与追寻,“穿行”像是他进行写作时必经的过程与仪式,这四部小说都不是速成得来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持续创作的阿来有没有达到“语自在”的境界呢?“语自在”包含了几层含义:有没有语出自在的内容,语出这些内容时是不是自在的状态,呈现出来的文本有没有给读者带来自在的感受。笔者认为,阿来在进行最初的诗歌创作时已经拿到了通向“语自在”的钥匙,而阿来这些年创作的散文使得他入了“语自在”的大门。笔者注意到《瞻对》之前的小说写作与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相比,呈现出了较大差异。这四部长篇小说中,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语自在”的作品是非虚构的纪实作品《瞻对》。

        萌芽阶段的诗歌创作有着天真烂漫的气韵,阿来可以完全跟随自己的内心,眼前的实物只需包裹着那时那刻的心情,加上天然的感触、颜色的装点,诗意自然而然就流淌出来了。阿来的诗歌里没有多少异化的形象与感受,而是像一颗颗人人都可能吃过的蜜糖,放在嘴巴里都不需咀嚼,慢慢自己就融化了;融化之后的甜味还可以在嘴巴和心里留存一会儿,但留存的时间不会太久,这也许就是萌芽时期稚嫩的体现。虽然稚嫩,但阿来在这些诗歌里存放了他的天真与浪漫,而这天真与浪漫的气质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阿来在谈及《尘埃落定》时说“虽然过去似乎意味着落后,但那是一个盛产英雄的时代,而且允许浪漫出现。这种浪漫不同于现实生活中调情那种浪漫,是一种精神气质鲜明的大浪漫。”这种精神气质鲜明的大浪漫不仅是时代所有的,更是阿来在他的创作之初自己也拥有的。“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是《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评论界一致的评价,2002年在“阿来作品研讨会”上,李敬泽认为“阿来作品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透明的气质,在写作中以新鲜、单纯、透明的状态,真切地接近事物的质地,并变得诗意、华美甚至壮丽”,这“透明的气质与状态”与阿来最初写诗的经历直接相关,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充满了“诗意”。

        起先阿来对于“散文”有很多困惑:“必须承认,对我来说,所谓散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当诗歌因为体裁本身的问题,开始限制自己作更自由更充分表达的时候,我便渐渐转向了小说。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宽泛之处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之间的游击地带,但这种无从定义的文字多多少少还是会写下去吧。”这些“无从定义”的文字被阿来坚持记录着,这是他找到的更自在表达内心的言说方式。散文集《大地的阶梯》就是这样产生的,他坚持用感性的方式进入西藏,进入西藏的人群,去反应真实的西藏,他企图化解形容词化的西藏。太过虚拟化的小说很难使他做到这一点。同时,这些“无从定义”的文字很好地满足了他记录花花草草与穿行反思的需要,他能够动情快速地记录下那时那刻的感受,这些文字是形成小说文本之前的预演。阿来的散文里呈现出温软、舒缓、甘甜的气韵,而他发表的前三部长篇小说里却多有挣扎、痛楚、沉重和矛盾,写散文时的阿来是最轻松自在的。只有在他随手记下的笔记里才会有“雨停了,四野里,花草们细密的声音絮絮地响起,星光还没有来,我要睡了”。

        阿来对于穿行的热爱,勤奋记录“无从定义的文字”直接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写出《瞻对》是必然。《瞻对》是部有些复杂的纪实小说,气韵和之前的《尘埃落定》、《空山:机村传说》、《格萨尔王》都不同,大气与扎实的程度超越了前三部。阿来大量引用历史文献,借助史料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叙述采取了夹叙夹议的方式,叙述者时不时跳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文本里经常有阿来讲述自己是如何收集史料的、对一些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阅读这部小说,可以经常看到写散文时的阿来,到目前为止,阿来在《瞻对》里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语自在”。

        《瞻对》在叙述策略上作出了非常突出地改变,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个公共的叙事顶点,取而代之的是对群像的描摹。小说里不仅有统一瞻对全境的贡布郎加、瞻对人的英雄布鲁曼,还有领导瞻对民间起义的铁匠撒拉雍珠;有清朝政府的官员纪山、庆复、琦善、赵尔丰等人;还有噶厦政府、国民政府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县城乡镇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在历史上真实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作者着墨多少不同,他们共同支撑起整部小说。在《瞻对》里,笔者看到了一个从过多聚焦个体生命到展现群像与时代风云变换的阿来。阿来是能够写历史的,也是能够写群像的,这部小说已经充分表明他对历史叙事有很强的把控能力。《瞻对》使阿来在小说创作上实现了一次革新与突围。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三层含义,“语自在”还是作家本人、文本与读者三者达成的平衡关系,笔者在阿来的诗歌与散文创作中看到了他的质朴与本心,更看到了他为让三者逐渐达成越来越和谐关系所作的努力,对阿来的诗歌与散文创作的重新审视,可以更全面地贴近他创作时的内心状态。我们以往在判断一首诗歌、一篇文章、一部小说是否达到“语自在”境界时,过多地关注了有无独创的声音,却渐渐忽视了内容本身是否合乎自然,是否合乎我们经验里的基本形态。变异、扭曲、花样翻新可以成为一种审美追求,却绝不是文学的终极审美追求。朴实的文字、饱满的情绪、对历史的审视、自然的表达等等,应该依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追求。对阿来而言,这些都可以在不停地穿行中实现。也许作为诗人的阿来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回归,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停下穿行的脚步。阿来始终在路上穿行,并且在穿行中实现了文学创作的日益丰盈。


原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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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晓悦,女,1989年出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绘本。《中国原创绘本的多维度研究》取得一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为美国凯迪克银奖作品《吉莱斯皮和守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写给孩子的诗》、中国原创绘本《如果我不去上学》、《俺老孙来也》等撰写了导读,前两种已作为绘本夹页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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