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以西藏现代史进程为小说叙事时间的基本构成，将主人公晋美旺扎的生命历程安置于西藏现代社会变革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回顾历史和直面现实的双重写作姿态，在重述历史中探秘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民族精神内涵，展现了地方史中的人性构成与道德内涵。在这一意义上，《祭语风中》既继承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历史叙事的文学传统，又将独特的地理空间及民族情感与伦理关怀融入其中，赋予了文本重要而独特的审美维度。
一、对话正史中的历史书写
小说叙述中故事的开端往往是引起阅读兴趣的第一步，其不仅奠定此后的叙事基础，也决定文本意义的最终指向。《祭语风中》以一篇叙述生死的短小“引文”作为故事开端，第一章又以一个外在叙述者的全知视角引出清晨晋美旺扎在帕崩岗天葬台为逝者诵经祈福的场景，并将主人公与儿子及上师希惟仁波齐转世活佛希惟贡嘎尼玛三人的对话进行穿插叙述，展开了一则关于“再生轮回”与“生命结束”之“聚散离合”的故事。故事中晋美旺扎初遇上师转世活佛到最终生命的殆尽，一天的时间成为他生命的终点，也成为生命新的起点。这样的叙述在开端就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它所暗含的象征意义———生命的关怀———是不言而喻的。开端后，故事进入主人公晋美旺扎一种回忆性的自述，此前的全知性视角变成一种限制性视角并成为整部故事的主体部分。当然，故事中的外在全知性叙事视角并未完全消失，它以希惟仁波齐转世活佛与晋美旺扎之间的对话方式断断续续散落于回忆叙事之间，成为一种对回忆的补充和说明，凸显旁观者对过往历史的判断与评价。
尽管历史与回忆有不同指向，但两者都关涉过往经历及时间流中的场景，也都涉及个体或群体的过去记忆。因此，历史与回忆都涉及过往的时间意识。在这一意义上，回忆性叙事也将呈现一种关于历史的叙事。《祭语风中》里晋美旺扎的回忆性叙事起始便指向了西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开端及其场景———1959年西藏叛乱期间色拉寺一座僧院中的情形。故事中希惟土登却吉坚赞仁波齐等人在那个时局动乱的年代感到惶惑，为避免卷入叛乱战争上师与师兄弟共四人一同出走拉萨，经种种坎坷来到了山南。然而，途中小师弟失去了生命，希惟仁波齐也决定不在前行，打算留在查拉亘寺后的岩洞中闭关修行。晋美旺扎和师兄两人在回去的路上抵达收容所，进行劳动改造，后来两人各自散去，晋美旺扎回到了色拉寺。时代变革中，晋美旺扎还俗在家，期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支援前线队伍，经历了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他又参加建设新西藏，最后他决定放弃所有，前往天葬台，做一名天葬师直至生命结束。因此，从西藏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在激烈的制度变更与生活变迁中近半个世纪的西藏地方史通过主人公晋美旺扎的回忆呈现出来，不仅构成小说叙事的主要时间段，也为文本赋予了浓厚的历史感，而其中西藏民主改革至“文革”结束前二十年作为主人公回忆叙述的主体部分，又呈现了西藏急剧变化的时代面貌与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
回忆在《祭语风中》里承载着基本的故事结构的和美学的功能，也是叙事时间的纵向维度。小说中对回忆时间未做太多技巧性修饰，叙事大体按故事时间展开。换言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在文本中以平稳的言说顺序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时间轴线，彰显了“漫长的五十年里，西藏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由此引发的个体命运的起起伏伏。”1次仁罗布曾言: “为了写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我翻阅了无数本西藏历史书，还采访了许多个依然健在的老人，翻阅了很多的历史档案，到西藏不同的地方去实地考察，花去了近三年的时间。”2可以看出，书写变革时代历史是这部小说最为重要的叙事动因之一，而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又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正如有研究者称: “从时间跨度来看，《祭语风中》叙述了自西藏平定叛乱到市场经济时期的历史风云。表现和叙述西藏社会历史巨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传统。”3宏大社会叙事中呈现过往时段与集体记忆，以此全景式地展现地方历史进程正是这部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然而，《祭语风中》续接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历史叙事传统却又不落以往历史书写的窠臼，它在西藏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言说中发掘个体经验，挖掘民族生存状态和精神内核，由此呈现西藏现代转型的历史图景无疑成为了其独特的叙事特点。
历史不仅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经验及历史活动，还包括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换言之，历史书写是一种看待历史、言说历史的选择性叙事行为。我们回朔过往并赋予逝去时间意义或将历史文本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阐释策略。海登·怀特指出: “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昭示了历史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4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是对过往的描述，也是主体体验性的情感表达，是一种具有历史与文学双重维度的“再现”，其中隐含着主体对历史的想象和评价。如果说，书写历史事件与历史场景是文学历史书写较为表层的叙述，那么，文本所表达的历史评价和判断则体现着文学深层次的历史意味。《祭语风中》里晋美旺扎的回忆性叙述结构中穿插他与希惟仁波齐转世活佛之间的对话，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论析，表达了一种后世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形成了“在与正史的对话”5中展开历史的叙事策略。此外，小说中瑟宕二少爷土登年扎对西藏旧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现实处境的深思追问同样可被看作对西藏过往历史的理解与判断。因此，《祭语风中》将真实历史事件与虚构人物并置，使抽象的、扁平的历史事件具象化，以此书写西藏现代转型史，形成了历史想像性叙述的独特叙事特征。南帆曾言: “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6次仁罗布《祭语风中》的历史叙事不仅场面宏大广阔，呈现了一幅社会变革史的整体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叙事视野聚焦于激烈社会变革中普通小人物的生命历程，从一般人性和独特民族文化的双重角度描写重大历史事变中西藏人的生存及其精神心理状况，进而表现西藏普通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情感遭遇及生存状态，激活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赋予了历史新的生命力。可以说，《祭语风中》将社会宏大历史与个体生命历程相融合，并以细腻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细节充填小说内部构造，以人物之感受体现历史发展逻辑，以历史场景观照人物性格命运，由此书写了西藏现代社会变革与转型中的社会矛盾、文化纠葛，以及个体人物的情感与性格。
总之，近半个世纪西藏现代史在《祭语风中》主人公的回忆性自述中展现开来，而作者又以平实、简约的风格，将顺时时间线条和因果发展关系相结合，为故事悲剧的产生提供了历史空间。换言之，这种历史叙述不仅关注事件影响，更是将视点聚焦于人物身份、道德、价值及命运，彰显了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日常小叙事及其伦理意义。
二、走向优容的价值选择
《祭语风中》将社会“宏大历史”与日常“细小历史”相结合，展现了小人物的历史遭遇与生命历程。小说主体以“我”的“回忆性”言说表达对历史与生命的理解。《祭语风中》开头提及天葬台，最后结尾亦回到了天葬台，这种结构形成了一个关于死亡和生命认知的叙事模式。次仁罗布之前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也极为注重生命价值的叙述，在他的小说中几乎都有一种舍离怅恨，走向优容的道德价值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次仁罗布小说的一个基本情感结构，《祭语风中》亦是如此。
次仁罗布小说的生命叙事中“死亡”无疑承载着重要意义，正是面对生命最后的终结，人物才会最终放下扰乱内心的痛苦，放下仇恨，走向宽容，这也是他小说审美的重要构因之一7。《祭语风中》也在死亡叙事中呈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起伏画面，无论是在与希惟仁波齐一同出走故乡的途中目睹陌生人的死亡，还是途中面对小师弟多吉坚参的惨死，亦或在支援前线时得知上师希惟仁波齐圆寂的消息，以及“文革”中邻居卓嘎大姐的去世和最后妻子美朵央宗和师兄罗扎诺桑的先后离世，死亡给晋美旺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无比的痛苦，在一次次生离死别中所体会到的生命可贵，认识到的生命脆弱致使他最终选择了天葬师的职业，欲以一种“东方式”的宗教救赎来选择自己生命的最终意义。
从伦理视角来看，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的形成与人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其中传统习惯的约束力和规范性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人们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形成的传统习惯由一种稳定的经验、常识、情感和行为构成，是一种基于地域历史文化传统、一定社会经验及民族文化心理的独特结构形成的价值观念，它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不断积累、世代相传，逐步成为了特定的评价体系。小说中主人公晋美旺扎无论是出家为僧，还是还俗在家，他始终将上师希惟仁波齐的话语作为箴言。换言之，上师引导着他的精神，晋美旺扎面对苦难时希惟仁波齐的言辞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引导着他。上师教导他“无论世道怎样变化，你都要具足慈悲的情怀和宽容的心”“心唯有具足了慈悲，仿佛披上了坚实的铠甲，任何挫折都不能损害到你……”8如此，希惟仁波齐的言传身教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撑，他认同这种价值并将其从外在观念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信念，深深扎根于他的内心深处，构成了晋美旺扎道德心理产生的基础和对自我与他人道德评价的重要依据。
小说中晋美旺扎以僧人身份出现无疑展示了文本所蕴含的强烈的佛教伦理观念。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也随因缘而灭，有缘起形成业报轮回思想，认为人生活在轮回之中，其中业，即身心活动是重要缘由。因此，消除恶业，积攒善业，从恶业转向善业，最终得到解脱是佛教基本的伦理观念。晋美旺扎身上他所信仰的宗教是其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乃至道德信念的基础。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个具有强烈同情心的人，在受到外在触动后，他时常通过对方的感受来理解事件，对别人的不幸处境他不仅在“心里为他们现在的境遇难过”9，也付诸行动提供切实的帮助，从对待瑟宕二少爷、努白苏管家、卓嘎大姐等许多人物的态度上都能发现这一道德情感，这种同情心一方面确立了主人公一种宽容仁慈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他自我控制的美德追求。10
所以，强烈的道德感使他为他人的命运而悲叹、祈祷，在这样的道德意愿下他更多地承担着道德责任，而“一旦主体准备承担道德责任，他同时也坦然接受这种承担带来的一切，包括牺牲自己。”11因此，晋美旺扎为报答邻居卓嘎大姐的恩情，他孑然彳亍在天葬台的道路上，为卓嘎大姐举行天葬。同样，为感恩努白苏老太太的关怀，他不顾“文革”批斗，决定为她赎一尊度母像。这些举动都是晋美旺扎道德情感的外化表现，而内心信念构成他道德行为的动力。当然，晋美旺扎受环境与自身阻力干扰也做出了一些伤害他人之行为。譬如，晋美旺扎认为师兄罗扎诺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由此产生的怨气使他内心充满仇恨。同样，他无法容忍妻子美朵央宗的冷漠，最终对她实施暴力，导致两人情感完全破裂。然而，对于危害他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晋美旺扎又总能依靠自我道德观念进行反思、忏悔，为自我的过错感到内疚和悔恨，形成一种在道德意识推动下他对自己违背道德信念而产生的痛苦体验。在这一意义上，主人公也形成了他的忏悔意识，即他“一方面坚持自我的原则，行为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或欲望，出于个人的爱好;另一方面良知又在内心把忏悔者从自我迷失中唤醒，使之产生反省和产生对更高心灵原则的领悟。”12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代，晋美旺扎从少年到老年、从僧人到俗人，命运跌宕起伏，随着外在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主体经历的日益丰富，他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也逐步完善，每每在道德境遇中面临取舍时他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痛苦，关怀他人，在友爱、仁爱的义务感和恻隐之心的激发下最终都会选择宽容的道德价值追求。换言之，晋美旺扎在自我反思中审视自我，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最初的道德意识到最终的道德信念，在多舛命运中完成自我道德心理的塑造，最终以宽容的胸怀化解了内心怨恨。
三、重述传统中的伦理探寻
次仁罗布是一位对藏族传统文学感悟至深的作家，在他的许多小说中能发现大量西藏传统文学的影响因子。他曾言: “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它们是我创作的源泉与灵魂，那就是关注内心，审视精神的高度，这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和灵感，激发着我文学创作的热情。我在利用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从人类共通情感出发进行小说创作，这样我们创作出的作品与其他民族能产生共鸣，相互接受，相互理解。”13这种对传统文学的挖掘也充分体现在《祭语风中》的叙事拓展上。小说中一条重要叙事线索是藏族文学经典《米拉日巴大师传》的诗意化复述，从小说的“开端”希惟贡嘎尼玛仁波齐送给晋美旺扎一部《米拉日巴大师传》开始，到希惟仁波齐在出走路上讲述米拉日巴大师的生平故事，再到“我”的完整重述，《米拉日巴大师传》成为了小说一个重要的叙述部分。
米拉日巴大师是十一至十二世纪藏族文化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经历更是突出了他非凡的人生。米拉日巴大师七岁时父亲米拉西热坚参去世，此后他们一家遭受伯父永忠坚参和姑母琼察欺辱，深受苦难的他被母亲娘擦嘎坚送去学习咒语进行复仇，米拉日巴拜娘·永顿绰杰和库龙巴·云丹嘉措为师学习咒术，后施展咒术杀死三十五人，并用冰雹摧毁了村庄里的农田。复仇后米拉日巴感到愧疚，离开了家乡，拜玛尔巴大师学习解脱之道，经种种磨砺米日拉巴大师最终放下内心仇恨，并希望得到伯父和姑母的谅解。因此，从“积恶”到“救赎”米拉日巴大师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所遭受身心苦难，突显了他传记的悲剧意蕴，而《米拉日巴大师传》的榜样力量也来自他面对困苦的勇气和对救赎的坚持，这部传记的独特意义在于它叙事的可感性、可信性，以及强烈的亲近感，由此，米拉日巴大师构成楷模和追求的典范更能激励后世不断面对痛苦，修炼意志。《米拉日巴大师传》的深刻意蕴和生动表现方式使其在藏族文学史上声名显赫，对藏族文化影响至深且远，成为藏族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叙事资源。
《米拉日巴大师传》的故事穿插在小说内部进行分段叙述，尤其在主人公晋美旺扎遭遇重大事件与变故时大师的生命历程便会浮现出来，以此化解晋美旺扎内心的悲痛与困苦，并以此返照人物的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形成一种对照性结构。晋美旺扎说: “在我心烦意乱之时，每每都要回想您走过的人生轨迹。这样，我就能慢慢降服内心里那些蠢蠢欲动的念头。”14小说中《米拉日巴大师传》共分四次进行重述，第一次是在山南面对小师弟多吉坚参的死亡，第二次是中印边境自卫战中他在前往支援前线之时，第三次是“文革”期间见到瑟宕二少爷土登年扎等人被批斗，第四次是面对师兄罗扎诺桑的离世，以上四个片段在小说中分别以“磨难”“复仇”“救赎”“宽恕”四章出现。可以说，从积攒罪恶到求得解脱，从感知罪恶到自我忏悔，小说中米拉日巴大师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一种经验的道德叙事。在对照性结构上，米拉日巴大师“从富裕到贫穷，从憎恨到宽容的过程”15与晋美旺扎从“磨难”到“救赎”的故事构成内在关联。由此，米拉日巴大师的人生故事在小说中成为一种符号性存在，而叙述者的历史叙事正是在这种内在关联的精神追寻中展现的。所以，《米拉日巴大师传》既是历史想象的题材，又是人物认同的对象。换言之，米拉日巴大师是主人公的情感依托，是其信念得以坚持的楷模，大师克服困难，最终达到目的的过程是晋美旺扎的榜样、决心和毅力，更是他矢志不渝地追求道德价值的坚定信念。像“米拉日巴大师那样把苦难当成精神历练的魔石，让自己变得坚强和超脱”16的执著追求，构成晋美旺扎内在道德的支柱。从在寺院时就阅读《米拉日巴大师传》到上师希惟土登却吉坚赞仁波齐教导晋美旺扎“学习米拉日巴的救赎精神和坚定的修炼意志”17，再到自觉地观想米拉日巴大师的生平，道德信念使他忘却了内心的仇恨与痛苦，使他能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离别和死亡。在这一意义上，传统文化为主体心理形成提供了基础，规定了其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及行为过程。基于《米拉日巴大师传》产生的信念也成为了他向善避恶的重要心理机制。面对苦难、磨砺意志是藏族传统文学表达的重要主题，也是《米拉日巴大师传》的重要表征。在佛教语境中，苦难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理念之一，而脱离尘世的苦难，寻找解脱之道成为最终目的。作为现代小说，《祭语风中》有着不同指向，其突出表现了人物坚定的意志和内心宽恕的伦理主题。
次仁罗布在传统文学叙事因素中找到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契合点，使传统文学经典焕发出新的价值，他对《米拉日巴大师传》的重述“意在作品里传达忍耐、担当、忠心、宽容等这些人类固有的高贵品质。”他说: “为了在小说里较好地表现这些品质，我在小说里引用了米拉日巴大师的故事，通过观照他一生的遭际、心路历程的变化，来映照晋美旺扎每次的精神升华过程，让主线和辅线在故事发展中遥相呼应，增加文本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18“通过重新叙写米拉日巴，让更多的读者读懂藏族人的心灵，那种隐忍、那种宽阔、那种救赎的精神。米拉日巴是藏族人心目中的一位精神导师，通过他的遭遇反省自身的境遇，从而让心远离仇恨、远离苦难，让心归于平静”19是作者重述经典的写作动机。在这一意义上，《米拉日巴传》是“作家理解人、理解人性的思想资源。作家以这种领悟来独照善恶兼备的人性”20，由此《祭语风中》在人物性格与心理塑造，以及在生存处境的理解与表达等方面吸纳民族文学传统形成了具有强烈伦理内涵的意义指向。
结 语
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叙述宏大历史，展现了现代西藏社会转型的独特风貌，但其历史叙述又不是简单地“复述”，其中渗透着创作主体浓厚的情感态度。换言之，《祭语风中》不仅以一种全景式的图景呈现了近50年西藏地方史的面貌，更是从细节出发，以精细的笔触书写西藏历史中的日常生活，建构人物心灵图景，拓展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历史书写与生命存在感知的深度和广度。
注释
1.胡沛萍、次仁罗布: 《作家的担当意识与文学的苦难救赎——<祭语风中>访谈》，《阿来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2.次仁罗布: 《扎根大地书写人性》，《时代文学(上半月)》，2014年，第9期。
3.周新民: 《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以《<麦河><《祭语风中》<己卯年雨雪>为考察对象》，《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4.[美]海登·怀特: 《话语的转移——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95—96页。
5.类维顺、马斯慧: 《“独异”与“神性”——再论次仁罗布新作<祭语风中>的民族史书写方式探秘》，《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
6.南帆: 《文学理论十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7.冯清贵: 《藏地叙事的民族审美建构——论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8.次仁罗布: 《祭语风中》，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页。
9.次仁罗布: 《祭语风中》，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页。
10.何怀宏: 《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
11.刘再复、林岗: 《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2.刘再复、林岗: 《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3.陈进、张照涵、胡艳丽: 《苦难与救赎: 藏族文学的精神溯源——访著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先生》，《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4.次仁罗布: 《祭语风中》，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15.次仁罗布: 《祭语风中》，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16.次仁罗布: 《祭语风中》，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2页。
17.次仁罗布: 《祭语风中》，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18.次仁罗布: 《从传统文学中寻找新的叙事点》，《新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19.徐琴、次仁罗布: 《关于次仁罗布长篇新作<祭语风中>的对话》[A]，《阿来研究(第4辑)》[C]，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20.刘再复、林岗: 《罪与文学》[M]，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来源《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二辑）
增宝当周，藏族，青海黄南人，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汉藏文学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