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诗人的诗歌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元民族文化和深厚的精神信仰为根基，成为中国现代诗界独特的存在。其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地理和生活意象上，雪山、湖泊、草原、冰川等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文化符号酥油茶、牦牛、经幡……，都不同于其它地区。另外，藏民族的宇宙观、生死观所呈现的独特哲学深度，赋予诗歌独特的精神向度。同时，现代化时代节律也引发西藏诗人们对于现代与传统，民族与世界关系的思索，促使西藏诗人用意象群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基因库，在神圣与世俗间保持张力，于澄净和纯粹中展现丰富而深刻的文化独特性和多元性，形成既富有鲜明地域色彩又超越地域局限的审美范示。本文从以上层面，以西藏青年女诗人纳穆卓玛的诗歌为例分析其在地性特质、精神向度和美学意境。

一、个体经历与在地性特质

作为出生在西藏日喀则，从小生活在西藏，长期工作在西藏的藏族汉语诗人，纳穆卓玛对西藏自然情状、历史人文、风土民情、宗教信仰极为熟悉且理解深入，因而其创作极大程度受到西藏历史、文化、生存环境和民族习俗、思想观念的影响，使其诗歌创作表现为一种长期的物理与精神双重的原生在地性创作。正如她在诗集《拉萨月光》后记中写道自己“对这片养育我的高天厚土，始终充满着热爱和敬畏之心”，她对高原生活的体验和对自然万物的观察理解是独特的，她从日常生活到山川游历、从个人情感到生命感悟的诗意书写融于日常，这种由直观体验到理性思考的长期在地性观察，使得她的诗歌意象具有浓厚的藏地气息。比如《说吧，西藏》中的乌孜山、迎亲桥、吉曲河、大昭寺、八廓街等拉萨地标和地名；比如：诗歌中的大量高原专属意象如雪山、湖泊、草原、冰川、风雪、鹰隼、经幡、玛尼石等等，在诗歌中都不再只是物质的存在，而是高原文化符号的存在。一些特别的文化符号，如果没有长期在地经验，是很难有所发现和理解其文化价值的，比如《对话》中的意象：“煨桑的糌粑袋、被经铜磨孔的海贝、从榆树上垂下的藏纸经卷”，这些带有特定定语的藏地名词，对藏民族文化缺乏了解的人很难理解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对藏民族文化了解不深的诗人因为缺乏这样的生活经验，一般也不会选择这样的意象，更谈不上对其精神象征的文学表达。

藏地故乡是诗人的出生地，也是诗人的精神原乡，这使得纳穆卓玛的诗歌传递着浓郁的原乡情结。这一情结反映到写作题材上，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比如：《思念》中对家乡桃树和母亲的回忆，《在帮普沟》温情叙事里的亲情眷顾，再如《故乡河》《故乡病人》中的个体身份意识，她写到：“这么多年来，它给予我的快乐/和忧伤一样多,我爱过的/像我左臂上的胎记般/越来越清晰）”，在这一类题材的诗歌里，“童年、故乡、河流”意向都有浓烈的对“家园”的动态定义。我们看到诗人对乡愁的诗性表达尤如诗集的名字《拉萨月光》一样，在藏地故乡的温度中氤氲着淡淡的忧伤。另一类是对藏地生命个体的观照，比如《她》写一个西藏乡村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依托，这类诗歌体现了细腻的情感和独到的视角。还有一类是由古老历史遗迹、人物的怀旧与致敬凝结成的民族记忆，如《古如桑巴》中的铁索桥和汤东杰布的诗性记忆。对那些日益远去的事物的思考与情感，体现了诗人于历史的褶皱中捕捉沧桑，于沧桑中提炼厚重与成稳的能力，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态度和怀旧情绪。

无论是她对高原文化意象的选取捕捉与表现，还是对故乡的人、事、物的牵绊，以及对藏民族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诗意呈现，都体现了诗人的原生在地性特质，这使得纳穆卓玛的诗歌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体现了对藏民族文化的独特理解和精神解读。

二、价值观念与精神向度

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在这里，圣洁、广博、寂静的大自然仿佛具备某种神秘的特质，又因此处人类的生存和活动兼具超脱物外的神圣与人们世俗生活的日常，这种神圣与日常带给诗人纳穆卓玛广阔超脱的想像空间，如在《恩光》中写到：“昨日翻涌的云团，兴许也动了凡心/此刻，应该都到人间忙一份俗事去了”，在诗人的眼中，平常事物亦有灵性，如这般神圣与世俗的关联与反差在诗中不胜枚举。仔细阅读便不难发现，在她的笔下，高原自然中的物质存在如雪山、草原、冰川、湖泊，生命存在如：牦牛、鹰隼、黑颈鹤，文化符号存在如玛尼石、经幡等等在诗歌中广泛具有形而上的象征意义。它们一方面成为高原诗歌表达对象，一方面启发诗人对于宇宙自然万物的想像和思索，与自身经验和情感体验结合作用于诗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向度。

高原环境影响下的宇宙观。高原的辽阔与寂静容易引起诗人对于宇宙的思考。惠特曼说：“不论你望得多远，仍然有无限的空间在外边。”纳穆卓玛的诗歌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着强烈的宇宙意识，体现了自然与信仰的交融和对生命与宇宙的观照，她写：“宇宙的某一部分/似乎/从来都指向我们抬头的那一瞬间”（《望天》），如：“宇宙边缘，星河是巨大的发光体/云朵挂在自己的虚无中”（《夜曲》），折射出诗人对于人、人类世界与宇宙存在及其内在关联的哲思。

在无垠的宇宙中，诗人对高寒缺氧的环境下生命韧性给予礼赞，在她的诗歌里，对高原生物的理解带有深度的隐喻性，比如：鹰是生物，也是沟通人间与天空的使者，承载着关于时间与空间的隐喻。如“牦牛”象征负重前行的族群精神，承载着生存的隐喻。在风霜中绽放的“格桑花”暗喻生命的顽强等等，众多富有象征性的意象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哲学理念。正因如此，纳穆卓玛常使用拟人化表达，在她的笔下“在人间散步的星星”“屋檐下打坐的露珠”都有性格、有悲喜。如：《那天，在玛旁雍措边上》里的风、经幢、天空、星辰、湖水、人、佛在诗的节律中完成了闭环诗性叙事，所有的意象都以人格化的形态互为关联即互为观赏对象，比如：“星子夜夜在庙宇中打坐被湖水看见”，“天空献出更多白云时被星辰看见”，体现了万物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自然观，也体现了诗人入微的观察和基于高原生活经验的自由想像。在诗人的笔下人是渺小的，在诗人拟人化的想像里世界万物也渺小而神圣，诗集《拉萨月光》中多次出现“尘埃”意象，以此象征生命的渺小，如：“今夜，我突然坐在尘世的窗口/看着风吹落的事物/像尘埃一样寂静、悲悯”（《冬至》）。渺小体现了诗人对宇宙空间的想像与认识，而神圣则体现了诗人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也正因生命的渺小诗人对它们充满了真诚的悲悯，诗人甚至关注没有生命的微小的事物且对它们充满了热爱，如“借一场雨水，远离随时爆发的火山/不走多余的路，去爱一滴露珠/……借一次闪电，冲出未知的风暴/不吟诵泛滥的词语，去爱尘世屋顶漏下的一束光”（《远离》）。在纳穆卓玛的诗里，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充满了神圣的温暖与纯粹，是人与万物相关联的宇宙观和自然时序更替、生命更序的规律性认识的诗性体现。

在诗集《拉萨月光》中，她也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的影响，以诗意显现传递一名写作者对生态危机的隐忧。如：“像冰川，停在古世纪的风里/对抗善变的季节，拒绝被你融化”（《我好想停下来》），“湖水溢出的部分/何止是不该融化的冰川/失控的速度，从事物的内部坍塌”（《色林错》）。此处，作为自然存在的高原地质变迁的见证者、气候变化的标志物，冰川承载了环境的隐喻。再如：她写到“群山都是归隐者，我们放空自己，不必提起人类擅长的勘测器和挖掘机，”将“神性”自然与现代工业意象并置，突显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环保意识，将高原生态危机提升至人类文明存续的隐喻层面，赋予地域性书写以普世价值。

民族文化给养下的生命关照与现代反思。在诗集《拉萨月光》中，诗人对民族文化所给予个体生命的给养表达了感恩之心：“一团热气延续着祖辈的恩典”（《恩光》）。诗人对世间生命的新生与消亡也有通透的体悟，在其诗歌中的“轮回”指向生命新旧交替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通达的生命哲学：“终究，需要被一粒尘埃认领/从逼仄的尘世边缘起身”（《时间的礼物》）。同时现代生活节奏和新生事物也带给诗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如：“灯红酒绿的间隙里/我们说到的星辰如此遥远”（《拉萨的洒吧》），反映了时代浪潮带给传统文化的冲击，并由此引发诗人的文化自省：“流经我们的河流太长/我们用心跳追溯源头的时候/究竟握住了/几次潺潺的流动声？”。诗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并非简单的批判或拥抱，而是通过独特的文化透镜与生存经验，在传统与物质文明的撕扯中构建出多维度的思想空间。比如对速度神话的解构具体表现为游牧时间对机械时间的反抗：“从草原走出来的牧人/最终没有从现代人群里走出来”（《在垭口》）。 比如物理速度（火车）与高原慢节奏形成对抗，“风景/隔着玻璃/穿越尘世隧道的一束光/领着你飞过千山万水”（《在前方有什么》），暗喻现代性线性时间观在高原遭遇循环时间哲学的消解。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交融表达。纳穆卓玛诗歌的独特性并不排斥多元的包容与转化。正如高原上的河流每条支流保持自己的水质，却共同汇成哺育文明的浩荡之水。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地域边界的消融，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带给诗人精神和情感上的冲击，诗人也在当下语境中呈现了新的诗性表达。在她的诗歌里，有酥油茶，也有碧螺春、茉莉茶，如“唯有碧螺春泡开的几粒往事/片刻走神,都有了山水的默契”（《女友》），在生活场景感中体现了汉藏交融与宁静和谐的意境。其诗歌标题涉及时间概念的除了四季、月份，也有汉文化中的节气标题，如《夏至》《冬至》等等，在语汇和意象上表现出语言的嵌套和拼贴。《在成都，春日值得沉醉》写诗人在西藏以外的生活感受，在诗中诗人把白玉兰比作酥油灯，诗人将二者并置一处，赋予了白玉兰藏地文化的精神气韵，形成跨语际的灵性共振。

三、时空美学与虚实意境

海拔4000米以上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人文生活环境催生出独特的空间与时空美学。这在纳穆卓玛的诗歌中，可以概括为一种时空场域中的孤独美学。

首先，以俯瞰视角营造空间意境。诗集《拉萨月光》的物理空间常常呈现为俯瞰视角，就人的感受而言高处本就具有孤独的意味。诗歌中频繁出现“俯瞰性”意象和“垂直性”意象，如直抵苍穹的雪山、坠向大地的星辰、散落清晖的月光，特别是诗集中频繁出现的“尘世”一词多达30多处（尚不包括近意词：人间、世间），甚至在《燃灯日》《尘埃落定》等诗中该词出现3次，《在达丹日追》等诗中出现2次。在物理空间场域中，“尘世”相较于人间、世间，有更浓的宇宙意味与虚空之感，诗中以“尘世”营造的场景常常给人俯瞰视角下的模糊空间感，比如：“尘世的绝壁上/风化的石刻变得更加神秘莫测”（《风不知道自己是空的》）；“那些被时间没有磨平的重量/也被它轻轻的，轻轻的挂在了/尘世的枝头”（《三月，乌孜山下》）。在诗人笔下，具有浓烈高原辨识度的场景：八廓街、甜茶馆、古庙、桑烟、经幡、吉曲河、雪峰、草原等仿佛处于一双慧眼的俯视之下。而这双慧眼是诗人的想像也是哲学的观照，诗人特别擅长以意境营造尘世的纷繁与宇宙的寂静，常让人感受到动与静的巨大反差。比如：《恩光》第2、第3小节写人间的清晨、桑烟、候鸟、路人，写黄昏时爱人煮好的面疙瘩，具有浓烈的烟火气，第5节、第6节写“今夜星河无眠，万物生出寂静”，写大地托起的光明似大海般沉静和神秘，这种巨大反差使其诗的意境极富感染力。

第二，以时空想像构建虚实张力。时间与空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康德说：“时间和空间是人头脑中固有的‘先天形式’，人通过这种‘先天形式’去感知事物，才使事物具有了时间性和空间性。”。诗人纳穆卓玛对时空的感知相较于普通人尤为敏锐，在她的诗中，时间与空间常常并置出现，共同构建独特的时空审美场域，除了“尘世”之外，诗集中另一个高频词是“时间”。在诗集《拉萨月光》中，诗人以高原场域为核心，诗意传递对于时间与空间的哲学思辩，表现出对于世界整体性、关联性的强烈认知。她善于从人与自然、宇宙与尘世、生与死、新与故、现实与虚幻的对应关系中营造张力场域。比如：“是的，在西藏/我相信神鹰俯瞰是超越时间的人间”（《我相信》），“云朵集结各自的风暴和闪电/时间的废墟上覆盖着疲倦的月光”（《回音》）。 另一方面从空间和时间序列延伸至对旧时光的怀念，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比如对童年、友情的怀念与追忆，如：“我们轻谈时间的单薄/人的牵绊”，“隔着时光的尘埃，风中的每一片雪花/都是故人寄来的信件”（《屋檐下的露珠打坐在星光里》）。 

这种诗意的哲学思辨性，促使诗人将个体的生命历程、四季流转、日月星辰运转置于时间与空间的宏大舞台上去观察、去表现，把日常微观场域放置于广袤的宇宙空间中，在宇宙空间中观照现实场景，实现在时空的虚与实之间的张力构建，正如她诗歌中写到的秋日尽时，寂寞盛放的那朵紫色的玫瑰，以宁静、寂寥的氛围中虚无的美感构建属于自己诗歌的空灵的孤独美学，她写道：“天空突然低下来/我的忧伤，却那么孤独/孤独的只想和云说说话”（《夏至》），此类表达在《尘世一撇》《梦》等诗中亦有表现，再如：《冬日午后读<吞米桑不扎传>》中出现了2次的“虚无”：“2021年第一场雪，昨夜下在了乌孜山上，高原的阳光越发接近虚无， 阳台的花开在虚无里。”这些诗歌以超然心境呈现出空灵的意境，也完成了对人生和生命终极意义的诗意追问。

第三，以形式之美营造唯美意境。绝妙的想像与深刻的思想如果没有好的句式表达，就如同无根的花木。诗歌句式的形式感往往影响诗歌的感染力，优美的句式与适当的修辞是诗歌形式美的关键，也是诗歌的点晴手法。诗人在这点上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修养，超凡的想像力总能借助拟人、象征表现手法和排比、对应修辞手法，赋予诗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拟人手法在诗集《拉萨月光》中最为常见，诗人通过赋予非生命事物的人格化特征，极大‌增强了诗歌语言的生动性与感染力‌，使表达更具画面感和情感色彩 ，而且纳穆卓玛采取的拟人手法具有高原人的性格特质‌，比如：“有玛旁雍措里一尾鱼吐纳的时光/斜阳正勾勒美人般的暮色”（《天边》）。而对应手法则使得诗歌意境更加深邃，如《脱落》中在“阳光”与“刀光”的对应，《信件》里“二月的蓝、二月伤悲、二月风”和与之对应的适当比拟。反复手法则以重复使用同一词语、句子或句群来加强语势，抒发强烈情感，增强诗歌的节奏感 ，比如《吉祥的云朵》反复出现的“一朵……”。《在成都，春日值得沉醉》诗中连用4个“值得”与动词各种姿态的“望、视”组合，把诗人在成都的几个场景串联起来，彰显了词语组合巧妙之美。

     总之，纳穆卓玛诗歌的原生在地性特征，诗人精神向度中的宇宙意识、人文关怀、文化自省，虚实意境的建构所表现出的冷静、沉静的反思力量，使其诗歌称得上当代高原诗歌的典型和代表作品。就冷峻、纯粹与精神高度而言，高原诗歌可隐喻性解读为现代性狂流中的“冰核”。这种源自雪域高原的冷峻智慧，正是当代稀缺的精神资源，体现着高原智慧的精神价值。其终极魅力或许在于，用高原圣洁意象群构建的空灵、寂静的意境，为现代社会人类的焦虑不安提供了一片可栖居的精神栖息地，正如她在《孔雀河》中的点睛之笔：“人间再拥挤/千古绝唱的爱，仍有清澈的源头。”

李雪艳，1994年起在藏工作，现任西藏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藏作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近10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文艺理论、文学和文艺评论研究与写作以及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在《中国艺术报》《美术》《西藏日报》《长江文艺评论》《西藏艺术研究》等报刊、网络平台发表理论和评论文章30余篇；散文、诗歌20余篇（首）发表于《西藏文学》、《雪域萱歌》等纯文学期刊和诗歌平台。

纳穆卓玛，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出版诗集《半个月亮》、《拉萨月光》。现供职于西藏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