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冯正玉，生于1949年五月二十八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共和国还没有举行建国60年的大庆典礼，我的母亲却撒手人寰，还没到不惑之年的我就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肝肠寸断，只能在梦中和照片上感受她的温暖。
姐姐和姐夫都远在红原工作，孩子没人照看，母亲就从金川到都江堰去给姐姐照看孩子，生活过的一直都比较开心。晴天霹雳，2007年11月1日母亲在都江堰姐姐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5天后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生病那天是星期六，女儿很早就去学校补习奥林匹克数学，我和妻子很晚才起床。我正在洗漱突然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病了，她在电话里不停的哭。我不以为然地说，病了就去医院，有什么好哭的。我立刻觉得有些不对劲，详细询问具体情况。姐姐说，当天母亲说好要去给外甥配眼镜，外甥一大早就起来了，一直在等外婆起床，直到快九点了还不见动静，就到母亲的卧室看一看。外甥傻眼了，母亲躺在地上，呼噜声大得让他害怕，他大声叫母亲却没有任何反应。外甥慌忙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接到电话后只知道哭。是姐夫让姐姐马上给我和弟弟打电话，让外甥赶紧给120打电话。我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在都江堰做生意的舅子，让他赶到我姐姐家看看情况。我让弟弟和我一同马上租车赶往都江堰。姐姐和姐夫也同时从红原出发向都江堰赶。我一直在心里宽慰自己，不会有事的。我正在上车的时候，舅子打来电话说，母亲已被120接走，估比较严重，他马上赶到都江堰市人民医院，有什么情况再给我打电话。我的眼泪刷得流了下来，身体突然不听使唤猛烈地发抖。弟弟哭出了声儿，他把我扶上车，他的眼泪滴滴答答落在我的手上，我想他此时也是非常难受。我不想让妻子看到我的样子，我怕她承受不了，我一直对她说没事，要她在家照顾好女儿。还没关好车门，妻子哭着要一同去，我估计是舅子告诉了她一些消息。我此时强烈的感到事态的严重，心痛如绞。没来得及给妻子些许宽慰，我让她多准备些钱，并且要有心理准备，做最坏的打算。深秋时节，树木变得色彩斑斓，小小的奥拓车在色彩斑斓的山谷里孤零零地匆匆前行，显得悲伤而可怜。我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我向我所知道的神灵祷告，请求他们保佑我的母亲。我许下心愿，为了母亲我愿承受一切苦难。
想起母亲艰辛的一生，想起我家世代的苦难历程，想到小时候大年三十都要到别人家去看春节联欢会的情景，我陷入极度的悲伤，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家境正在好转的时候母亲却……
198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家里聚集了好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母亲的其他10兄弟姊妹也在屋里。全家人都在哭，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在大人们的交谈和哭声中我知道我的父亲在一次意外中离开了我们。年仅8岁的我隐隐约约感到一丝悲痛，但不是很深刻。和着大人们的哭喊我也不停的哭喊，满屋子的人因为我的哭喊哭作一团，母亲更是哭得晕过去好几次。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中医，除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外还有少许外快，母亲在生产队里没有白天黑夜的辛勤劳作，一家人的生活还算不错。父亲和母亲非常恩爱，加上三个聪明的孩子，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幸福的五口之家。那时父亲在我的心中就是一座山，就是能擎起青天的巨柱。那天，山崩了，擎天柱断了，天塌地陷；那天起，母亲、姐姐、弟弟和我的艰苦生活开始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把我们姐弟搂在怀里，抚摸着我们的小脑袋，呼唤着我们的名字，泪水滴落在我们的脸上，我感受到母亲眼泪的咸味儿。那年母亲32岁，姐姐9岁，弟弟2岁，我8岁。
在眼泪和哭泣中母亲度过了最痛苦的一个多月。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到外婆家生活。在母亲离开我们后从外婆那里知道，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正在坐月子。外婆家人多，生活也过得十分拮据，个中过程不堪回首。后来母亲卖掉了我们原来的房子另外选择宅基地修了四间小土房，小土屋精巧、干净而温暖从此我们有了属于我们母子的新家。修这四间小土屋的时候母亲每天天不亮有时甚至半夜就要出门到后山去砍一些椽子和扎子，她要赶在姐姐和我到学校之前回家带弟弟。这样的重活在农村女人一般是不做的。母亲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也要在灯下一边为我们补衣裤一边守着我们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年轻的母亲有时甚至疲惫得睡着在桌上，只要谁没有完成作业她就不会离开。母亲文化不高，但她始终只认一个理儿，孩子不读书就永远没有出路。
每年冬天放寒假的时候，母亲都要领着我和姐姐到山上砍柴，来准备来年的柴火。不像现在，有液化气，有电炉。那时能用上电炉的人家都是富有人家，我们想都不敢想。记得是快到春节的一天，天寒地冻，冷的人清鼻涕长淌。我们母子没有预备干粮，只想能砍一点柴火就赶紧回家，因为家里只有弟弟一人。那天我贪心，背了比平时重许多的柴，母亲不同意，说我正长身体，不能把身子骨给伤了。我安慰母亲，说我能行。在回家的路上，我又累又饿实在是走不动了。母亲见我面色苍白，让我放下，她将我背的所有柴火全部放在自己的背上。没有走出一里路，母亲晕倒在路旁。寒风中只有我和姐姐围在母亲身旁惊恐的哭喊着。母亲醒来仍然说自己没事，让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她没舍得丢下一根柴火，歇了一会儿后咬牙将所有的柴火背进了家门。那天我的身体不停的哆嗦，始终没能为母亲分担一点。弟弟站在大门口张大眼睛张望着，见到母亲回来，没等母亲放下柴火就向母亲怀里扑去。那时我们都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等待着母亲天天为我们喂食啊！
父亲去世后母亲总是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的工作。每当一个人的时候她以泪洗面，有时甚至偷偷的哭泣。那时每到该吃饭的时间母亲总要多盛一碗，多放一双筷子，在饭桌上摆上好半天才让大家吃。她说我们不能丢下你们的父亲，他一个人会很孤独。这个规矩一直在我们家持续了将近10年。因为父亲去世时耽误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姐姐成绩都落下了，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两姊妹都被学校宣布留级。那天姐姐和我都不敢面对母亲，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回家时母亲抱着熟睡弟弟在饭桌前等着我们。姐姐和我不约而同哭着跪在母亲跟前，母亲没有责怪我们，只是不停的流泪。我能感受到因为我们的不争气给母亲带来的伤害。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用那天的情景来激励自己，一定不能让母亲伤心，一定要为母亲争气。
姐姐和我都上了初中，弟弟也上小学了，母亲除了耕种两亩承包地以外还要到一家砖厂挣一些钱补贴家用。一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得靠母亲一个人打理。每天早晨鸡刚叫过头遍，母亲就起床为我们生火做饭。我们在读书期间就没有一天是饿着肚子去上学的。别人都劝母亲悠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把自己给累垮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已经显得有些苍老。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像一个永远也停不下来的陀螺，当她感到疲惫想歇歇的时候，三个嗷嗷待哺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立刻就会变成响鞭让她飞快地旋转起来。母亲的世界是父亲，母亲的世界是她的三个孩子。
车行匆匆，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我们沉浸在极度的恐惧和悲伤之中。电话铃声响起来特别刺耳，是舅子的电话。他告诉我，母亲是脑溢血，出血量比较大，他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严重。她让母亲的主治医生给我通电话。医生告诉我，如果不马上手术，最多两个小时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问医生，手术后留住母亲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医生没有说出他的推测，只说起码我们到都江堰的时候可以看到还有呼吸的母亲。我被更大的恐惧和悲痛所包围，身体又开始不停的哆嗦。弟弟已经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我决定给母亲做手术。
母亲家兄弟姊妹多，她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要帮着家里做事。上完小学四年级她就辍学在家帮着外婆带弟妹，十一二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针线茶饭庄稼活儿在母亲手里都干得轻巧自如，行云流水般畅快。上门提亲的还真是不少，但母亲一个也没有相中。后来在外公的主持下母亲与她从没有谋面的一个小伙子定了亲。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她也不知道当初和她定过亲的小伙子究竟是谁。再后来母亲认识了当医生的父亲。无论家人怎样反对，母亲毅然决然的和父亲走到了一起。母亲对外公说，这一辈子所有的事都是父母做主，就请父母给她一次机会，让她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选择，哪怕就是错了她也无怨无悔。当然，后来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他让我的母亲和我们都感到了温暖，也让他的岳父、岳母感到了荣耀。所以在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后，外公、外婆就一直是我们的心中的依靠。外公、外婆也从来没有对母亲的选择作过否定的判断。好多人又到他们面前说媒，劝我母亲改嫁。这时外公就像山一样站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我们母子面对这个世界的唯一靠山。外公告诉母亲，当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实践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了孩子，我愿意为你们撑起这片天。这个倔强的老军人就这样守望着我们成长。
下午6点，我们姐弟和二姨赶到了都江堰人民医院。母亲已经做完手术，在重症监护室里。姐夫家的哥哥姐姐，我的岳父、岳母、舅子还有的表妹都到了。他们都在监护室外的走廊上默默地站着。随后，我的两个舅舅五个姨妈都从四面八方赶到了。看到他们，我的心里特别的感激。我真正感到亲情的伟大。经过院方的允许我们姐弟三人获准到监护室里看望母亲。监护室里有好多病人，由于手术，母亲的长发被剃掉，她躺在病床上我们谁都没有一眼认出母亲。这让我感到一生的惭愧，自己的母亲都没能一眼认出来。在护士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母亲的床前。母亲的嘴里，鼻子里还有头上、手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在呼吸机的帮助下艰难的呼吸着。我们三姊妹跪在母亲的病床前失声痛哭。很快我们被护士请出了监护室。那一夜我和姐姐一直守在监护室外，姐姐一直跪着不肯起来，我的泪水不停的流着根本就无法控制。我们被母亲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巨大悲痛、恐惧所笼罩。那一夜我想了很多。
就在母亲出事的前一周我从湖南出差回来在都江堰和母亲住了将近一周。平日里三朋四友比较多，加上很难出去一趟，经常是在母亲面前晃一下，给一点钱，买一点东西就匆匆走了，有时母亲打电话也没能到姐姐家去陪陪她。那一次我却关掉了手机，谢绝了一切邀请好好的陪母亲了几天。我们一起逛商行、逛菜市场。母亲平日里是不允许我们乱花钱的，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母亲答应和我一同去了都江堰比较好的一家火锅店，母亲很高兴，她说，自从我16岁离开家到现在好久没有这样陪她了，孩子大了，终久会飞的。能抽出时间来陪陪她，她已经非常满意了。我在心里默默许下心愿，就是再忙每年也得抽出时间来陪陪母亲，哪里想到这却是最后一次了，这成了我终生的痛。在那些天里母亲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欢笑，见到谁都要介绍，说自己的儿子来陪她了，昨天又吃了什么，今天又买了什么，遇到特别熟悉的朋友她都要介绍给我，然后总要夸我如何有本事，把我弄得无地自容，但我们都很开心。
就在那些天里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们家族的苦难历程。我们郑家是遂宁人。我的祖父那一辈是弟兄三人，在老家又一栋茅草房。民国二十四年天灾人祸谁家都不好过，三兄弟商量，两个哥哥当红军到外面闯一闯，兴许会有一点出路。老幺留在家里看家。两哥哥一走就杳无消息，加上更厉害的干旱，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的祖父就外出逃难，在成都遇到国民党派往金川任县长的黎光明正招募轿夫和伙夫。祖父身板硬朗，加上一手做烧腊的好手艺被县长相中了。就这样一路抬滑竿到了金川。在金川开了一家小饭馆勉强度日。我的祖母姓龙，没有正式的名字，大家都叫她龙六娘。祖母天生一幅好嗓子，窕声妖妖唱山歌，唱得四乡八里都小有名气。在祖母嘴里什么都能入歌，无论打夯劈柴还是家长里短，无论除草扬场还是打情骂俏都让她唱得娓娓动听。祖父就是在这悠扬的歌声里和祖母走到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通过当地民政部门他找到了他的两个伯父。一个在成都军区工作，一个回到了地方工作。关于两位老人的更为具体的情况，母亲也不清楚。只是听父亲说要将我和弟弟当中的一个送给哪一位祖父。后来父亲走了，这条线就断了，我也只能在心灵深处向我的先辈叩头。
在那些天里，我尽可能多陪母亲说说话，我们交谈的很是愉快。母亲说我小时候很能体贴人，父亲走时，我还没有灶台高就能搭着板凳给一家人做饭，母亲夸我饭做得好。在上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能帮着她分担比较重的农活儿。像给玉米除草这样的事我一个人干不了就找好多朋友一起干。最让她心痛的是有一次我病了，浑身发抖，冒冷汗，四肢无力，头也疼得厉害。母亲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重感冒，需要吃药，给我开了二块四毛钱的药，我死活没有让母亲为我捡药，说我的病不严重，过些日子会好的，就不需要花这冤枉钱。母亲说，就是看到我们姐弟听话、孝顺才觉得生活有盼头，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偶尔谈到父亲，母亲会突然变得很伤心，甚至马上泪流满面。我每次谈话都变得很小心，我怕触痛母亲的伤疤。我为母亲的一往情深而骄傲，但我深深地感到这样对母亲是不公平的。
无论我们怎样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我们怎样撕心裂肺的痛也没有挽回母亲的生命，母亲究竟还是走了。在送母亲回家安葬的整个过程中我都被亲情和友情所感动着，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候悄悄咀嚼。我们姐弟选择了最向阳、最暖和的一块自留地作为母亲的墓地，我们以最隆重的礼仪将母亲安葬。我们向前来参加我母亲葬礼的所有人磕头，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母亲送行。
母亲一生命运坎坷，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都以惊人的毅力从容应对，她把一生都献给了她的儿女。母亲用她的勤劳、朴实和智慧教会我们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生活和困难。回望母亲走过的历程很短暂但很精彩，在我的心中她永远是最美丽最坚强的。
郑刚，藏族，1972年生于四川金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行走东女国》《乾隆•金川土司与帝王的对话》《花开金川》《史话金川》等著作。现供职于中共金川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