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上，在人民军队94年的历史上，长征是最悲壮也最辉煌的诗篇，而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过雪山草地又是最艰苦卓绝的历程。因此，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与悲壮，“爬雪山，过草地”成为长征的象征。
今年欣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又是英雄的红军飞夺泸定桥86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
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历经艰难困苦，英勇奋战，来到大渡河畔。红军能不能渡过大渡河，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成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红军不是石达开
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国民党蒋介石必利用江河天堑，部署重兵前堵后追，给红军前进造成极大的困难，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欲置红军于死地。但是，天堑不助蒋，他每次的如意算盘都被红军打得粉碎。潇水—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都阻挡不了英雄红军前进的步伐，这一个个天堑都变成了通途。现在，波涛汹涌、浊浪滔天的大渡河，又横亘在红军面前。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强渡大渡河，冲破敌人的封锁，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又一关键之战。
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只要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什么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红军前进。那时的红军将如虎添翼，再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要消灭红军就更加困难。因此，红军过金沙江后，蒋介石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调兵遣将，严密部署，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一到昆明，他立即给在大渡河南北的各路部队发出急电：“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今红军已进入这崇山峻岭、一线中天、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他命令各部：“努力作战，建立殊勋。”
蒋介石还激励其部下说：“红军此次进入凉山大渡河地带，此乃我军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各部官兵，人人洞悉72年前石达开率师80万尚败亡在这里的故事。”又说，“红军的形势更比石达开困难，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的壮志，立即率部围击，在大渡河夹击红军，予以聚歼。”蒋介石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朱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还命令防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扫除障碍，假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5月26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在北校场召集四川各路军阀头子开会，制定新的围剿红军的计划。蒋介石集中川军20余万人，加上薛岳兵团和胡宗南部，共计30多万人的兵力，决定采取“南追北堵，集中兵力，分区封锁”、“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反革命策略。
蒋介石又急电刘文辉，强调指出：“大渡河之险，共军断难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随于后，望兄督励所部，严密防守，务将共军消灭于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疏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蒋介石摆好了阵势，满以为石达开的历史悲剧，将在这里重演。
大渡河在安顺场的这一段河宽约300米，水深10余米，流速每秒约4米，水中礁石很多，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又一道天险。大渡河全长1000多公里，两岸系横断山脉，崇山峻岭，高耸挺拔，河道陡峭，险滩密布，水流湍急，渡口极少。安顺场是这一带唯一的渡口，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安顺场时，山洪突发，河水暴涨数丈，致使4万人马被阻于此47天，遭清军围堵，全军覆没。历史似乎无独有偶。石达开的悲剧，蒋介石希望重演。在太平军兵败之后72年，中央红军几乎是沿着石达开的行军路线来到安顺场。中央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已是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很困难。国民党军的布防严密，从安顺场的上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长数百公里都沿河陈兵，严加防范，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被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索走了。
离大渡河仅十几里的安顺场是个小镇，有近百户人家，是四川军阀刘文辉部队的防地。这小小的安顺场，因当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命殒于此而震惊天下。72年过去了，红军将士们从吹来的江风中仿佛依然闻到了淡淡的血腥。
但是，红军不是太平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冒着大雨，日夜兼程，经过160多里的急行军，于5月24日晚赶到离大渡河只有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宿营。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8名当地船工摆渡。由于渡船很小，挑选出来的17名勇士只能分两批过河。7时强渡开始，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因而获得“神炮手”的美名。在轻重机枪掩护下，第一批勇士登上了船，奋力向对岸划去。渡船离岸不久，马上成为对岸敌人火力攻击的目标，枪弹炮弹不断在船的左右落下，形成了一道道火网。炮弹炸起的水花不断将船吞没，巨浪又不断将船推出，渡船随时都有被炮弹击沉或被急浪打翻的危险。勇士们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在惊涛骇浪中翻滚，不顾生死，奋力拼搏。所幸的是，巨大的水浪也起了掩护作用，使敌人的炮弹不能准确命中渡船。
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员们站在岸边，焦急地注视着河面，并命令红军加强火力，掩护渡河。勇士们一跃而上，一阵猛烈冲杀，占领了北岸渡口，击溃守敌，占领了滩头阵地。在强大火力网的掩护下，17位勇士扑向敌群，17把大刀左劈右砍，敌人溃不成军，向山上逃命。抢渡大渡河的战斗胜利了。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大渡河。
这便是长征途中著名的“17勇士强渡大渡河”，是长征路上又一个英雄壮举。在红军历史上，创造了奇袭成功的经典战例！
但是，大渡河河面太宽，水流湍急，不能架桥，找到的船只很少，仅红一团经过一天才全部渡完。照这个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而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近，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追敌薛岳的先头部队已到西昌，杨森二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行程。如何在短期内把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军委会上提议：“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五十三师等部队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只有夺取泸定桥，才能使大部队顺利过河，才能到四川去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
蒋介石也想到了这一点，得知红军在安顺场突破大渡河后，急忙从重庆飞到成都，严令刘文辉二十四军把守泸定桥，又急调川军两个旅增援泸定桥，并派部队分几路前往增援，企图扼守天险，阻击红军渡过大渡河。
要桥不要命
5月26日中午，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罗瑞卿任参谋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沿大渡河东岸朝北前进，策应西岸，准备攻打泸定桥；由林彪率一军团主力和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迅速北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红三、九军团从泸定桥过河。要求两路红军夹河而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火速夺占泸定桥。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240里，军委要求在两天内赶到。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兵贵神速，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先头团加速向泸定桥前进。
5月27日，刘、聂率领右纵队向泸定桥进发，他们在崎岖难行的道路上急速前进，胜利占领了泸定桥南50里的龙八步，为左纵队进军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照军委命令，林彪率部急速前进，左纵队以红二师四团为先头团，在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疾进。5月27日晨，他们从安顺场出发，第一天走了80余里，在什月坪宿营。左纵队沿河只有一条路，时而傍河，时而翻山，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他们先后遭遇到敌军两道防线、两个多团兵力的阻击。28日5时出发不久，军委来电命令他们于明天夺取泸定桥。
接到命令，红四团在黄开湘、杨成武带领下，不敢有一分钟的迟疑，跑步前进。晚上7点多的时候，离目的地还有110里，天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天黑，路滑，风狂，雨暴，这样到天亮能走一半就不错了。这时，他们发现敌人在对岸与自己平行前进，顾不得停下来吃饭，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把雨水喝，只为要赶到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恰在这时，西康省地下党组织当地群众给他们派来了向导，送来了干粮，并介绍了当地的地势地貌和川军的布防情况。这真是雪中送炭，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必胜的信念，他们加速前进。
到杵泥坝时，对岸的敌人点起了火把疾进，这给了杨成武启示，在地下党派来的人员帮助下，他命令战士们把附近村庄老乡家的竹篱笆全部找来，绑成火把，并布置熟悉敌情的司号员和俘虏在必要时与对岸“联络”，以便伪装成敌人。于是大渡河两岸，敌我双方的火把在夜空里燃烧，隔河相望，就像在山谷里盘旋的两条火龙，把大渡河水映照得通红，景色十分壮观，若不是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还会以为是民间在过节舞龙！
“啥子部队哟？”敌人微弱地问话从对面传过来。
地下党的同志熟悉川军的情况，知道白天被红四团击溃的团长的名字，提高嗓门喊：“萧绍成团的！你们呢？”
“三十八团的。你们也往泸定桥赶吗？”
“一样，都是刘长官派的差……”
就这样，敌人稀里糊涂地与红四团并行了30多里。雨下得越来越大，夜也越来越深了。突然间，对岸那条火龙不见了。杨成武看看怀表是整整12点，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他又让司号员吹号问敌人干什么了。敌人深信红四团是他们的人，因此回答：“宿营休息了！”
敌人休息了，战士们士气陡涨，打着火把冒雨前进。由于急行军，又多是走夜路，掉队的人很多，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连长找不到战士，部队的建制全被打乱了，有的指挥员很着急，担心不好指挥。这种情况反映到正在后面跟进的军团长林彪那里，林彪果断地说：“不要管什么建制，不要问是哪个部队，只要是红军就行，要桥不要命。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夺取泸定桥。”
作为先头部队的红四团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以一天一夜急行240里的速度，终于在第二天即29日早上6点钟到达了泸定桥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终于赶在了援敌前面。
但是，到达并不是目的，红四团的目的是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抢占泸定桥，占领泸定城，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
大渡桥横铁索寒
泸定桥在泸定县境内，泸定县是汉族、藏族和彝族多民族同胞聚居的地方。但是，泸定桥的名声远比泸定县本身还要大，知道泸定桥的人比知道泸定县的人还要多。
而泸定县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属于藏族地区，更是鲜为人知。著名的二郎山耸立在泸定县东面，历史上是汉藏两个兄弟民族聚居区域的分界线，也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二郎山以东是富饶的川西平原，二郎山以西是壮丽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习惯上将二郎山以东称之为“关内”，以西称之为“关外”。
大渡河的西岸连着被称为“蜀山之王”的中国第二高峰贡嘎山，东岸是二郎山。两山夹峙，大渡河水在陡峭狭窄的山谷中奔腾，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发出雷鸣般的轰然巨响，令人惊心动魄，目眩神迷。泸定桥就飞架在距离水面数丈的高空上。
泸定桥在泸定县城，为康熙年间所建。桥西岸连接着海拔7000多米高的贡嘎山，东岸紧挨着海拔3400多米高的二郎山。两岸山势险峻，巍峨陡峭。泸定桥横跨于咆哮如雷的大渡河上，长103.67米，宽3米，由13根粗铁链索组成。桥身有9根铁链，平行系于两岸。每根铁链相距1尺，上铺木板，以做桥面，左右两边各有2根铁链，作为桥栏。铁索桥高于河面数丈，悬于半空，人行桥上，左右摇晃，随桥起伏。俯视河下，波涛汹涌，浪花飞溅，涛声轰鸣，头晕目眩，胆战心悸，甚感危险，就是现在去旅游的，心脏不好、血压高的人，也不敢轻易从铁索桥走过。东桥头与县城相连。桥头有个碉楼，上面悬挂着康熙皇帝书写的“泸定桥”三个大字。
泸定桥，是四川军阀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防区，他令其所部严加防范。将桥上的木板全部撤除，只剩下13根寒光闪闪的铁索，空荡荡地悬挂在激流之上，十分险要，就连这些穿山越岭、万里征战的红军战士，看了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林彪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一番紧张地准备，决定由红四团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廖大珠任突击队长，由三连连长王友才率领三连为第二梯队，负责铺桥板。战斗部署是：以一个主力营正面突击，以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阻止两侧援敌，以军团教导营部署在打箭炉 （ 康定 ） 方向警戒。
5月29日下午4时，黄开湘和杨成武手握短枪，站在桥头上发出总攻命令，全团几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起了冲锋号，霎时所有的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炮弹旋风般地砸向敌人阵地。
突击队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大声呼叫着冲上了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三连战士紧跟在突击队后，腋下夹着木板，一边匍匐前进，一边铺设桥面，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索上激战，就在突击队几乎接近敌人桥头的时候，泸定城西门外突然燃起熊熊烈火。原来，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攻进城去，把从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加上稻草和木柴浇上煤油，企图用火阵来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突击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天烈焰，一时手足无措，呆住了。杨成武在西岸桥头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同志们，到了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啊！”突击队员精神振奋，一个一个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敌人被红军英勇的气势吓呆了，扔下武器，像丢了魂一样，纷纷从桥头攻势里钻出来，调头就跑，后续部队也进城了，与敌人展开了两个小时激战，占领了泸定城。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索上匍匐战斗的空前纪录。
这一次战斗，红四团以17名战士阵亡的代价，取得了夺取泸定桥，占领泸定城的辉煌胜利，使红军主力得以源源不断地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在大渡河畔“聚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当一轮明月从巍巍贡嘎山升起时，红军已全部占领了泸定城。与此同时，红一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一路马不停蹄，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四团的夺桥战斗。五月的最后一天，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翼纵队到达泸定桥，林彪前去迎接，两支队伍胜利会合。
半夜12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走进泸定城，顾不上休息，立即一边视察部队，一边问这问那，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已经是下半夜2点多钟了，刘、聂首长提出要去看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向桥西。他俩仔细地观察着每一根铁索，有时俯视大渡河里雾气弥漫的急流，有时远眺大渡河两岸黑黢黢的群山。当他俩从桥西返回桥东，走到铁索桥中间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停住了脚步，手扶桥栏，在桥板上重重地连跺了三脚，激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兴奋地说：“对，我们胜利了！”刘伯承又说：“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
1935年6月1日，中央红军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6月2日，全部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毛泽东高兴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毛泽东对夺取泸定桥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毛主席又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朱总司令也一再表扬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引起了巨大震惊。蒋介石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立功”，令刘文辉对负责长官“查明严处”。敌方有的高级将领对红军组织大渡河战役的卓越才能，情不自禁地加以称赞：“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章水、来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河、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殒命。而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
各族人民的援助是飞夺泸定桥胜利的重要保证
飞夺泸定桥是万里长征中的光彩华章，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飞夺泸定桥，粉碎蒋介石企图让“朱毛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阴谋，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挥，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是决定的因素。但是，泸定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谱写这光彩华章，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他们不无自豪地说：“泸定桥的13根铁索，托起了人民共和国的大厦。”
现在，一些年轻人听了红军一天急行240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仅仅是为了对年轻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无独有偶，一个美国学者写书，煞有介事地作了一番分析论证，通过对人的身体各种指标的计算，认为红军一天急行240里，还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在冰冷的铁索上匍匐100多米，飞夺泸定桥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是杜撰的故事，是“共产党的宣传”。
美国人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有很大区别，人家不相信，并不奇怪。我们有的人居然也这么认为，就有点不可思议。仔细分析，也顿悟开来。现代物理学不是讲“场”吗？对一些人来说，和平环境与战争年代，是否犹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分属两个“场”呢？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用和平环境的常态，去想象战争年代那种非常态，我们的红军战士创造的奇迹呢？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人体迸发的巨大能量确实是常态下不可想象的。正如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定律难以理解一样。
人们不相信红军战士一天一夜能走240里，还有一个原因。1935年红四团抢夺泸定桥到现在已经86年了，这期间，在解放后，尤其是在红卫兵大串联、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开展“红色旅游”，走进“红色岁月”，“重走长征路”的人，一批又一批，难以数计。但是，没有一支队伍，没有一个人，在从安顺场到泸定桥这一地段，在最好的身体状况，最好的天气条件，最好的旅行装备，最好的客观环境里，在一天一夜里走完这段崎岖难行的山路。人们做过各种试验，都失败了。更何况现在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比80多年前不知要好多少！这个事实，也是一些人不相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当年红军战士的的确确是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冒着大雨，忍着饥饿和疲劳，在高山峡谷中走了240里。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不但红军这么讲，连国民党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官兵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红军硬是凶啊！”
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无后方依托，长途奔袭，已成疲惫之师；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地方军阀，以逸待劳，严密布防，自认为布下了天罗地网，红军插翅难逃，“朱毛红军”必将成为“石达开第二”。
那么，红军为什么能够创造如此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呢？红军的英勇顽强，能征善战，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当地群众和地下党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自从红一、四方面军进入四川省境内后，四川省和西康省的地下党为了支援红军，冒着暴露组织的巨大危险，公开、半公开地出来活动，发动沿途的汉族、藏族和彝族同胞，为红军筹粮，做干粮，带路，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帮助他们归队。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是山路，有的地方是茂密的森林，有的地段是刺人的灌木林，遮天蔽日，崎岖难行，岔路很多，很容易迷路。若没有当地群众带路、做向导，夜晚打火把，很容易迷路，只好在山里打转转。急行军一昼夜，红军战士总不能一点也不吃不喝，为了抢夺时间，要桥不要命，部队不能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停下来烧火做饭。那怎么办？只能吃干粮。谁来做干粮？地下党组织群众做，并且要送到红军战士手中，他们才有可能一面吃干粮，一面走路，分秒必争，不失战机，抢夺泸定桥。
如果没有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帮助，红军不可能创造这样的英雄壮举，是英雄的红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援和帮助下，创造的常人和庸人们难以想象的奇迹。
担任泸定桥防务的是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部，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他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并给他“记大过”处分，令其“戴罪立功”。1935年5月31日，刘文辉在成都专门为“大渡河会战”失利发表讲话，极力为自己辩护。他在分析遭到失败的原因时，说：第一：“朱毛自窜入川境，极力避与军队 （ 指国民党军队 ） 接触。”就是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布下口袋阵，妄图“聚歼”、“会剿”，却找不到红军主力。红军主力在大山之中，在群众之中，没有一个人向国民党当局通风报信，领取巨额赏钱。第二：红军“与土人有勾结”。 刘文辉在这里所说的“土人”，指的就是在西康省境内的藏族、彝族和羌族等少数民族同胞。
刘文辉苦心经营西康，对康区的民心社情有深入了解，他深知康区的“土人”即藏、彝、羌等少数民族人民不满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独裁和大汉族主义统治，造成很深的民族隔阂，各界人士提出了“康人治康”的要求，反对刘文辉为代表的四川军阀统治西康人民。刘文辉的话，从反面证明共产党、红军实行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深得西康省境内各族同胞的欢迎和拥护。刘文辉说：红军“与土人有勾结”，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援，是红军能胜利渡过大渡河的重要原因。
1950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在离泸定桥不远的地方又修了一座大渡河铁桥，这是进藏部队在川藏公路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桥，也是解放后在大渡河上修建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题写桥名：“大渡河桥”。朱德总司令题写对联：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总司令始终没有忘记“万里长征”，没有忘记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业绩。泸定桥既是红军长征英勇顽强战胜敌人的历史见证，又是劳动人民建桥艺术和智慧的结晶，它将永远被载入史册。
飞夺泸定桥，万里长征得胜利，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真正的英雄汉，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脊梁。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进入雪山草地，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长征的过程，也充分证明：国民党蒋介石腐败无能，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有数百万军队，有飞机大炮，还有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的援助，他们调动一百多万军队，倾全国之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围不了，追不上，堵不住，截不断，红军剿而不灭，溃而不散，败而弥坚，眼睁睁地看着英雄的红军冲破一道又一道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嗟叹无奈！
红军走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在共产党和红军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广大藏族人民满腔热忱地支援困难中的红军，帮助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假若没有藏族人民的积极援助，红军断难走出雪山草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将重新改写。长征的胜利，也是民族团结的胜利，是共产党和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胜利！
习总书记教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重温英雄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十分受教益，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原刊于《贡嘎山》（汉文版）2021年4期
降边嘉措，藏族，1938年生于四川甘孜巴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作家，翻译家，格萨尔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