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弟智迈达瓦，生于1938（戊寅年），于2007年元月一日去世，享年69岁。

我有六弟一妹，二弟是我众兄弟姐妹中与我从小一块儿生活，一块儿玩耍，共度幸福童年的唯一一个弟弟，因为别的兄弟姐妹出生时，我已在寺院里，不在父母的身边。由于我们古老的传统，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手足之情非同一般，但我与二弟之间的感情更深一层。这还要从我的一生说起：

我在五岁时被认定为活佛转世灵童，刚达六岁的头，就被朵什寺马管家接到我出生地附近的黄教寺院夏玛寺受戒就学。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家里出了活佛，就能给家庭带来幸福，使家庭感到荣耀，会得到全家的支持。在我的认定过程中，开始时我的爷爷、奶奶、父母亲并不愿意叫我当活佛，离开家庭。第一次寻找灵童的使者来到我家登记适龄儿童的属相年龄时，我的爷爷说：“我家没有男孩儿”。但他们从邻居口中得知我的情况，便偷偷上了预选名单。被选定后寺院代表来敬献认定哈达时，开始时我爷爷仍然说：我家没有适合年龄的孩子。并提前将我藏在了邻居家，不让他们见面。但他们说明认定情况，说这是后藏的大活佛认定的，无法改变。若不接受认定，万一孩子出个三长两短，你们后悔也来不及了。在苦苦恳求和如果拒绝了孩子生命就会难保的吓唬下，家人才无可奈何地让我接受了认定哈达。当时爷爷、奶奶和父母亲感到他们的“掌上明珠”就要被夺走，便痛哭失声。后来我觉得他们的痛哭好像预示了由我引起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不幸家事。

我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我的爷爷是给人打工的，我的父亲是个裁缝，我的母亲是我爷爷、奶奶的独生女，我的父亲是上门女婿。后来他们租了夏玛寺的十来亩地，做佃农养家糊口。生我时家里有四五匹马、十几头牛、三十几只羊，在当地的佃农中算中等人家，虽不富裕，也算丰衣足食，过着农家的小康生活。由于我的出现，使我的家族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迎我坐床时，寺院给了我家三百亩土地的父母衣食田。因此，在1958年的藏区反封建斗争中我的家庭被划成了地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遭到了批斗。

随着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定，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变成了地主子女，开始了他们的倍受歧视的生活。二弟刚读到高中毕业，就被派到农村煤矿和其他受改造的地富家庭成员一起做背煤的苦活。三弟、四弟、五弟刚读到小学就辍学，六弟、七弟在小学一二年级时不堪忍受所谓“斗小地主”的打骂歧视，被迫退学。父亲1958年去世，母亲的地主分子帽子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才被摘去。

我的爷爷和奶奶最疼我，我去寺院时，我的爷爷、奶奶陪我去住在寺院里，照料我的生活起居。在1958年，我的年过七旬高龄的爷爷，以我的管家的身份被捕入狱，1960年病死在狱中，连尸骨都没有找到。我本人于1952年参加工作，曾先后担任小学和中学藏语文教师，1953年参加共青团，1956年被吸收入党，当时属民族宗教上层进步人士，担任过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在1958年未能幸免批斗和坐牢的政治劫难。我的家庭和财产因受我的牵连而遭到查封没收。1962年平反了我和我爷爷的冤假错案，恢复了我的公职，颁发了退赔错没收家产的红头文件，但财产退赔始终未能兑现。    在“文革”中，我又一次遭到了批斗和下放农村接受改造的厄运。我的夫人也受牵连，被调到一个偏僻的乡镇当护士，我的两个孩子也跟随他们的母亲，在穷乡僻壤，度过了他们受歧视的童年。

我记得1972年，我带我的7岁的大儿子瑙乳到我的老家松林度暑假时，有一次瑙乳蹦蹦跳跳，跟着村里的一群小孩儿去玩耍，那些小孩儿带他去到青稞麦地边上，摘了几颗青稞麦穗，被看田的肖老头看到后，别的孩子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敢说什么，就气势汹汹地用皮鞭抽打瑙乳，还破口大骂说：“你地主家的狗崽子，还敢破坏庄稼！”孩子搓着屁股，哭着跑了回来。我抱着孩子，从不轻易流泪的眼中，这天也涌出了伤心的泪水。当时我对着孩子说：“不知你前世造了什么罪业，为什么投胎到这样的家庭里来了？”。

我的夫人就靠每月三十多元人民币的工资维持母子三口人的生活十多年，还供两个孩子上了小学和中学，真不容易。

我的家庭亲人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和灾难都和我有关。因此，我的出生对我的家庭和亲人没有带来幸福和荣耀，相反却带来了许多灾难。想起这些事我觉得对不起家庭和亲人。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的家庭和亲人们才有了活路。我的二弟当了民办教师，三弟当了村长，七弟考上了演员，我的两个儿子也相继考上了大学。这一切来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不但救活了中国，也给像我这样的一切家庭给了一条活路。因此，邓小平恩重如山！                  

我在四五岁时蹦蹦跳跳跟着爷爷去到山上放牛、放羊、采野果、拾蘑菇，那是最幸福的童年。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至今记忆犹新。

六岁时，我去寺院里学经。那时，怕我寂寞，我的奶奶带着三岁的二弟，去陪伴我。我学习藏文和藏经，给我的二弟请了家庭教师学汉文。二弟性格内向，从小就不爱动，不爱多说话，但他天资聪明，心灵手巧，经常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房檐下，用红胶泥做玩具，捏小人儿、捏小马、小鸡、小狗等，做得惟妙惟肖。我常常羡慕他做玩具的手艺。

他朗朗背诵“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宋李，周吴郑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至于至善”等，《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等课文，给我也灌了耳音。除了读书，他的另一个学习课程是写毛笔字。有空儿的时候，我从旁边看他读书写字。这种耳濡目染，对我后来自学汉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在夏玛寺学习了三年。夏玛寺是个小寺院，只有五六十个僧人，只学诵经，没有辩经院，没有十明学科，我的经师和有些有知识的僧人建议管家和我的爷爷送我去大寺院学习。于是我在九岁时被送去天堂寺学习，那时二弟也跟随我去了天堂寺，他在天堂寺陪我住了一年多就回老家上小学去了。

天堂寺自然风景优美如画，寺院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五世达赖为寺命名，康熙大帝赐匾嘉奖，是黄河以北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巴大寺。清康乾盛世是本寺的鼎盛期，有“天堂八百僧”之称。1944年，我去天堂寺学习时，常住僧人有280多人。本寺设有五部经学院，时轮学院。五部学院学科分：摄类三品、心明、因明、七十义、般若第一品、第四品、第八品、新中观、旧中观、俱舍、律学等。设有嘎居（十明博士）学位。本寺培养出了很多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学者。

我非常荣幸，有缘拜到大格西华锐罗追嘉措、十三世东科国师、嘉义班智达、天文学家阿旺罗萨、精通密宗仪规的蔓芭冉建巴等为师，在天堂寺的八年间，在学习显密经典的同时还学到了藏文语法修辞、诗学、藏医学、天文历算等大小“五明”。我小时候兴趣广泛好学，虽非过目不忘，但记忆力较好，每天背熟十页左右的长条经文（每页四五百字）并不费劲，学习不甘居人后，得到了诸位恩师的赏识和器重。

我去天堂寺之前就能写一笔漂亮的藏文书法，在十一二岁时就帮助别人抄经写信，十五岁时就在青年喇嘛学校担任藏文书法和文法、正字学教师。十七岁时（1952年）县上调我去县城小学担任藏语文教师，1953年去新成立的天祝师范担任藏文教师，这一年二弟也考进了天祝中学。当时，天师、天中是合校分班。因此，我和二弟又到一块儿了，我还代他们班的藏语文课。二弟的文理各门功课在本班名列前茅。当时天祝人才缺乏，初中毕业就分配工作。那时，县级领导和各部局干部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多数，其中文盲也占一定比例，高中生极少。所以1958年本县高中毕业生，除家庭成分高的个别学生外，其余全部分配了工作。二弟因家庭成分和受我的影响，没有分配工作，只好背着行李卷回家。他回到家时，正好碰到抄家，全家老小被赶出家门，住在两间简陋的牛棚中。他刚到家，村干部就来搜身和搜查行李，行李除了被褥和几件旧衣服，没有别的东西。他身上仅有的三十多元人民币和手上戴的一块罗马表被拿走。那块表是我送给他的。那时，农村已经食堂化了，不劳动就不给打饭。他回到家里的第一天，食堂里不给他打饭，母亲和奶奶打来的饭分给他吃了。第二天，他去队里要活干，队长派他去大队煤矿背煤。他就背起行李，同其他一批“地富反坏”子女去了离家七八十公里的炭窑沟煤矿。小煤窑背煤是一种又苦又累，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的劳动，贫下中农谁都不愿意去，只有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二弟在煤矿上劳动了三年多，他的最后被夺去生命的哮喘肺气肿，就是那时得的。他于1962年初回到家里。这一年二月份，我的冤狱也得到了平反，回到了家乡，和二弟等家里的亲人团聚了。我回到家里不久，奶奶也带着我回家的喜悦，安然归西了，享年70岁。我在家里待了两三个月，就下达恢复公职的通知，去县中学上班。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在下乡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九月份被招回参加县上的文革学习，十月份，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公职，遣返老家，参加劳动改造。这次又与母亲和二弟等亲人得到团聚。1949年解放时我刚十四岁，1952年（十七岁）参加工作，按政策规定我是划不上“地主分子”的，但那时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所以回到农村，我便莫明其妙地变成了“地主分子”。那时，“地、富、反、坏、右”称为“五类分子”，在农村随便可以揪斗打骂侮辱，派活派的是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别的社员每天劳动八小时，逢年过节有节假日，雨雪天和农闲时可以休假，但“五类分子”和家属子女，除八小时外，晚上还要干两三个小时，常年没有节假日。当时生产队劳动施行计分制，男劳力每日计10分，女劳力每日8分，四类分子虽然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每日只计6分，节假日和晚上加班从来不给计分。这样的所谓的“劳动改造”生活过了十年。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给“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千百万人带来了落实政策的希望。那时，我也向武威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写了申诉信。工作组来调查我的“帽子”问题时，查县上的处理文件时发现，县上处理时没有给我戴任何政治“帽子”，到公社查问时，他们答复说：这“帽子”不是公社戴的，也没有接到过县上的处理文件，可能是生产队戴的。到生产队调查时，生产队里说：如果上面不说，生产队哪有给人戴“帽子”的权力。就这样上下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结果查无根据，就宣布取消了这顶错戴十年的黑帽子。1975年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已受理了我的申诉，正在调查的过程中，又碰到了“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逆流，落实搁浅，又等了两年多，直到1978年，才落实平反，恢复了工作。

在“文革”十年的苦难岁月中我与母亲和众兄弟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能享受天伦之乐，那是苦境中的乐趣。那时在所谓“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宣传蛊惑下，子女揪斗父母，兄弟互相批斗，妻子不愿受到丈夫的牵连而离婚的，比比皆是。在这方面我算非常荣幸。受我牵连而受苦受难的众兄弟姊妹，重手足之情，不但未生怨恨，而且，得到众兄弟的关心照顾和帮助。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身为国家职工的我的夫人顶着沉重的压力，与我同心同德，风雨同舟，抚养子女，料理家务，树立了贤妻良母的风范。我的家庭的温暖给了我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信仰和理念，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也从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悲观和绝望。如在1968年所谓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二级台风”中，将我打得皮开肉绽，躺在床上不能动时，生产队派武装民兵来看管我，我当时对看管的人说：你们怕我逃走的话，我现在动不了，你们何必看管我？他们说：怕你自杀。我说：你们想错了，除非你们整死我，我是不会背着“畏罪自杀”的罪名自己寻死的。因为，我的生命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还要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那时被逼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叫做“畏罪自杀”。

“文革”中从1966年到1970年，二弟在老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二弟在家时，和我同住在一间牛棚似的又简陋又黑暗的茅屋的土炕上。1977年落实政策时，有位地委统战部的杨部长来看我时说：“活佛怎能住这样的房子？”我说：“若不是活佛怎会住到这样的房子？”他听后笑了。白天除了常年卧病不起的老母亲而外，我们都去参加劳动。晚上躺在炕上，在昏暗的油灯的灯光下，我和二弟各抱着书本，默默看书，经常看到深夜。有时合起书，二人聊天。谈天说地，谈历史，谈文学、哲学，谈诗词小说，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历史谈到现实，在这块周围被土墙围起来，不到十平方米的茅屋内的自由空间中，我们弟兄俩，无所不谈，经常谈得很开心，乐以忘忧，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那时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消除沉闷，寻求思想上的解脱。

二弟和我一样，从小酷爱读书，读书认真细心，记忆力也很好，他所看过的书，经久不忘。他平常不爱说话，但我们弟兄俩到一起，就有谈不完的话题，在他的谈吐中常常闪耀着黠慧的火花。

1968年“台风”中我经受了两次大型的批斗。第一次是中学生的批斗，大约有两三百学生，戴着红袖章，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柳树枝条，赶着“五类分子”游街。学生们口里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阶级敌人！”的口号，一边走，一边用柳条抽打戴着纸帽子游行的“五类分子”，手举柳条的学生，争前恐后地拥挤在游行对象的周围，噼噼啪啪地乱打，从学校游到生产队，游了一个多小时，一拨一拨轮流地打，打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是农历五月初，我身上只穿着件单裤单衬衣，我的背部被打得皮开肉绽，回到家里时，衬衣粘在背上脱不下来，二弟他们在我背上喷上水，才把粘在血上的衬衣轻轻揭了下来。当时，母亲和二弟在旁边偷偷流泪，我说：这点皮肉之苦算得了甚么？你们没有听说过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吗？拿饭来我还要吃。看着我满不在乎，谈笑自若地吃饭的样子，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背部的疮伤刚愈合不久，又被揪去参加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我是当天重点批斗对象之一。这天搞批斗的已不是年幼无知的红小兵，而是身强力壮的“文革”积极分子，批斗的工具也不是细柳条，而是木棍和裹着橡皮的钢丝鞭，为了围斗的周围的人都能看得见，让我站在广场中心的一具一米多高的方桌上，胸前挂着宽一米多，长50多公分，厚约10公分，上面写着自己姓名的大木牌，头上戴着用柳条编织的表面糊着白纸，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大字，高一米多的纸帽子。照例主持会议的人，先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带领群众喊了几条“打倒阶级敌人！”之类的口号，要我交待罪行。我说：我没有什么罪行可以交代！这时有人喊：“打死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同时那些举着木棍铁鞭的打手们蜂拥而至，争前恐后地抽打了起来，后面的人挤不到附近，便纷纷甩石头瓦块来打。作为耻辱的象征的胸前的大木牌和柳条编织的纸帽子，那天却起到了“钢盔铁甲”的作用，护住了头颅、胸腹部和双臂。否则，那天我将必死无疑。我只听到“打！打！”的吆喝声和劈劈啪啪的棍棒声，别的什么也听不到，打得我眼前发黑，昏了过去，从桌子上摔了下来，到我苏醒时，二弟、三弟、四弟等已将我抬在了会场外的草坪上。这时头脑虽然清醒了过来，但腰腿打成重伤，身体动不了。口干舌燥，想喝水，二弟他们把我背到了一个溪水边上，喝了几口水，休息了几分钟，就背着我回家了。开会的阳山离我家有十多里路，一路上几个弟弟轮流背我，将我背到了家里。亲眼目睹那次批斗会的人都认为我是活不了的，外地的亲戚朋友都听到了我被打死的消息。但经过家人的关心和治疗护理，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次在家卧床养伤五十多天。那时正处于运动高潮，生产队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我们队里批斗对象除了我和我的母亲而外还有一个地主和一个富农分子，都要轮流进行批斗。我卧床养伤期间照样要参加这样的批斗会，我起不了床，几个弟弟就用担架抬我去接受批斗。在养伤期间虽然腰腿不能动，但却有了宽余的看书和静静思考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对建立藏语语法理论新体系方面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研究，并作了笔记。这对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系列论文和语法专著奠定了重要基础。刚能下床走路，队里派我去到高山坡上修“忠”字，花了五十多天的时间用岩石镶嵌了一个宽30米，高50米，笔划2米多宽的超大的“忠”字。修“忠”字的石料要从离施工地点五六十米远的陡峭的山坡下自己去背。上山下坡地背运石料，使被打得弯曲的腰腿，反而给伸直了。我当时想到了毛主席说的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的道理，对斗我的那些人不但不恨，反而产生了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给我提供了研究学问和锻炼治疗的机会。那时，全国大搞“三忠于”活动，不但要山坡上砌“忠”字、墙上写“忠”字，还要在每个人的衣服前胸绣上“忠”字，跳“忠”字舞。各队以所写“忠”字的数量和“忠”字的大小，进行评比，分出“三忠于”活动搞的好坏。当时对这类做法我感到非常可笑。我曾偷偷给二弟说：“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忠臣把忠字挂在嘴上，写在墙上的，只有奸臣贼子才玩弄这种把戏。”搞“三忠于”和“红海洋”（写红色标语和毛主席语录），据说是林彪副统帅的指示，后来发生的林彪事件完全证明了我的忠与奸的论断。

1970年春天二弟离开我们前去离家一百多公里的石灰沟结婚成家了。从此，除了每年的一两次回家探亲，我们彼此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按当时农村的习惯，男子十七八岁就要成婚，但长着一表人才，学识文采都属当地一流的二弟三十过头才结婚呢？一是“地主子女”，谁家的闺女愿往火坑里跳；二是二弟心高眼高，不愿低就。故迟迟未婚。这次他找到了合意的对象去结婚，一是了却了一桩母亲和我们全家的心愿，二是也想让二弟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乡，换换新的空气。因此，我们对二弟去外乡成家一事心眼里十分赞成。但另一方面，要骨肉相离，大家心里又觉得很难受。尤其是对我来说，二弟一走，就没有舞文弄墨，谈古论今的知音了，一度感到非常寂寞孤独。

二弟去到石灰沟后，他的夫人家庭成分也是地牧主。对家庭出身的歧视，到处都是一样。但少了许多历史的陈见，据说相对的宽松了许多。听到这种情况后，我们也就放下了心。

1978年他当上了民办教师。那年我去看他时，发现他所在的生产队里几乎家家户户门上的对联，都是他的笔迹。那时他已成了那个队里的文人书法家了。我当时想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那句话了。那时，他的民办教师的工资，每月只有5元钱，再加上生产队的劳动工分和其余家人的劳动，也只够维持全家的最低温饱，但那时中国大地开始解冻，“文革”结束，政治环境逐步向宽松转变，随着摘取全国“地富”帽子，对农村地富家庭及其子女的政治歧视风气开始改变，有技术才能的也可以施展自己的技术和才能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二弟才当上了民办教师。

1980年落实政策，二弟他们全家回到了他岳母华家的老家柏林牧场。牧场的劳动收入较高，二弟继续担任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的月工资涨到了50元。但一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二三十个学生分四个班级，语文、数学、音体美课程样样都要开，工作量很重，他做事又向来认真负责，因此，他的工作劳累程度可想而知。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多年，于1999年才获得了公办教师的资格，但转正时已到退休年龄，因此，转正后就办了退休手续。

二弟一生经受过许多风风雨雨和坎坷道路，大多数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因此，在他的身上形成了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与世无争，平和淡雅，少言寡语的性格特征。他为人正直善良，态度平和，在他的中小学同学以及同事、朋友和周围的群众中口碑较好，对他的人品才华都投以羡慕的目光。

二弟退休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县城，他在家里休息。天堂寺气候环境都适宜于休闲养老，正好我在天堂寺的囊谦（府邸）也无人照管。一来我想让劳累了一生的二弟来天堂寺过几年晨钟暮鼓的清闲生活，二来也可以让他顺便照管一下天堂寺的囊谦。于是，我于2001年接二弟来到了天堂寺。在天堂寺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有些人在退休后，无所事事，在下棋和打麻将中消耗宝贵的生命。并说什么“娱乐可以长寿”。如果说娱乐为了长寿，那么长寿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仅仅为了无所作为的寿命的延续吗？佛教认为人生难得，寿命只减不增。人希望长寿，长寿的目的是为己、为众生做出更多的贡献。否则，无益的长寿，不如有益的短寿更有价值。

二弟一生除了读书，写字没有别的爱好。上世纪80年代他写过几篇短文和几首诗，有的在文艺杂志上发表过。他的文学功底很好，我也曾鼓励他写点东西，他对我说：“繁忙的教学工作加上家务琐事，哪有握笔搞创作的时间。”他有写作才能而未能得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近几年来他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临帖，练毛笔字，练成了一笔好字。他在书法上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工于楷书和行书，尤其精于小楷行书。他写的一笔蝇头小字行书虽然不是仅有，也可以说达到了稀有的境界。在他的遗稿中有用行楷小字写的《金刚经》、《缘起理赞》、《古代诗文摘录》等可以传世的佳作若干篇。在整理遗稿中出人意料地还发现了他平时临摹和自画的七十多幅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他的画技也许比不上他的书法的功力，但也反映出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有些人表面上是大红大紫，光彩夺目，但其内部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芜的沙漠；有些人默默无闻地消失在普通人群中，吸引不了别人的目光，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光彩熠熠，琳琅满目。二弟属于后一种人。

2007年2月8日  脱稿于兰州民族花苑住宅

多识·洛桑图丹琼排，1936年1月生，藏族，甘肃天祝人。原西北民大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藏学专家、教育家、翻译家。出版诸多哲学、文化、历史类专集，文学理论著作有《诗学概论》、《文学创作精要解说》、《云使浅释》，出版文集中有《诗学理论卷》、《经典名著注释卷》，创作诗歌收入文集《诗歌卷》，有多篇诗歌研究论文，翻译有《热罗大师传》等，文学作品被选入大学和中学藏语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