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随着“冷门绝学”考古学的“出圈”，“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珍稀物品在这“丝路”上流通呢？

余小洪，西藏民族大学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西藏民族大学青藏高原考古中心主任，一位年轻的“85”后副教授，曾经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学习考古学、博物馆学，凭着对西藏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西藏考古的星辰大海。

在西藏民族大学，考古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专业。这两年，余小洪乐此不疲地在“云端”、线下普及考古学知识，试图让校内、校外的各民族学生增进对西藏考古的了解。

近来，他又向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生作了题为“‘高原丝绸之路’上珍稀物品的流通与文化交流”的讲座。讲座由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映福教授主持。

什么是“高原丝绸之路”？

余小洪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

结合霍巍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余小洪梳理了“高原丝绸之路”延续的时代、交通网络、功能、“高原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南丝绸之路”的关系。

图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城西朱德寨子石棺墓出土的海螺 图片来源：《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

海螺，来自大洋，却曾经是“高原丝绸之路”上的“过客”

目前，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曲龙遗址塞拉钦波普地点、昌都市边坝县冬卡都石室墓、日喀则市吉隆县顶恩布墓，以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城西朱德寨子石棺墓等地都发现了海螺。

结合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余小洪分析称，这些海螺的年代主要介于汉、唐之间，上限达到战国时期。有的海螺明显是装饰品，如手镯，有的是工具，上面有切割、钻孔的痕迹。

海螺从哪里来？

余小洪说，曲龙遗址塞拉钦波普地点盛行螺饰、贝饰，经鉴定，原料来自印度洋。炉霍城西朱德寨子石棺墓的海螺制品虽未经鉴定，但年代、制法与塞拉钦波普的相同，推测也是来自印度洋，自西藏西部中转而来。

图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布塔雄曲一号墓

图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布塔雄曲一号墓出土的铜钺形器

铜钺形器，礼器？武器？

“高原丝绸之路”沿线，陆续考古发现一种造型独特的青铜器——铜钺形器。钺，形状像斧头，高原先民用它干什么呢？

结合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余小洪分析称，“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铜钺形器，刃部受到云南不对称形铜钺的影响，不规则形镂孔装饰则受到青海省治多县普卡贡玛石棺墓牌饰的影响，是一种融合型新器物。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呷拉宗遗址二号墓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土的铜钺形器刃部较钝，无使用痕迹，或为象征性存在，并无实用功能，推测为仪式性器具。而炉霍县通龙村石棺墓采集的铜钺形器刃部锋利，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布塔雄曲一号墓出土的铜钺形器刃部有使用痕迹，兼具工具和武器两种用途。

图为西藏考古发现的带柄铜镜

带柄铜镜，“舶来品”的本土化

“高原丝绸之路”上广泛分布着带柄铜镜，大致有长柄、钮柄之分，一次成型、分体铸造，年代集中于战国秦汉前后。

根据形制、年代、铸造方式、纹饰等，结合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余小洪推测，西藏西部的带柄铜镜，应为新疆等地传入；川西高原的带柄铜镜，大多来自其北方，但四川省泸定县伞岗坪石棺墓等地出土带柄铜镜的装柄技术，可能是本地创新。

“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带柄铜镜，祖型源自新疆、欧亚草原，装饰风格又受到滇文化的影响，其中，铜铁合制的铁柄铜镜，其装柄技术当源自川西高原。”余小洪认为，根据拉萨市堆龙德庆嘎冲遗址发现的冶炼遗存来看，不排除产地为拉萨本地。

时光漫漫，岁月遗珍，斯人已逝，难觅影踪。我们不知道，是谁远渡重洋，把海螺带上青藏高原？是谁博采众长，将工艺推陈出新？是谁携一把铜钺形器陪葬，长眠雪域高原？又是谁执一面带柄铜镜，对镜贴花黄？

多年来，随着我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开展考古及历史研究，积极推进田野考古工作，提升考古发掘水平，充分发挥了考古在正本清源、凝聚人心、强化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如今，通过考古研究与博物馆展示，当我们注视着“高原丝绸之路”上遗留的铜剑、丝绸、茶叶、瓷器、玻璃器、黄金面具……终于可以“透物见人”，遥想当年，高原先民与各族人民在跋山涉水中互通有无，在你来我往中心意相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