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曾晓鸿

摘要：康区的宁玛派著名寺院在继承和传扬宁玛派的远传经典、近传伏藏等主要法脉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康区又是宁玛派著名寺院荟萃的宗派重镇和文化圣地。为此，本文对宁玛派的演进历史、康区的名寺传承作了深入缜密的考述。

关键词：康区 宁玛派 法脉传承

一、宁玛派的演进历史

宁玛派（rmying ma pa），藏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其法脉传承源于“前弘期”（8世纪），后人称“旧派”（rnying ma），以区别于“后弘期”形成的“新派”（gsarma）。宁玛派内部有远传经典（ring brgyud bkav ma）、近传伏藏（nye brgyud gter ma）和甚深净相（zab mo dag snang）三大法脉传承系。实际上，主要流布前两系，后一系依附于前二系，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寺院传承体系。宁玛派作为一支独立的宗派，也是在“后弘期”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但从它的教法仪轨的历史渊源来看，宁玛派的确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吐蕃时期（前弘期）传播下来的教法仪轨，并且将这一教法仪轨得以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最终使其形成一大极其庞杂而又分门别类的宗派教法体系，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独具宗风。

（一）称谓释疑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唯一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断代史的宗派，因而其传承历史最为悠久。但值得提出的是，宁玛派虽源于“前弘期”，但宗派名称却产生于“后弘期”。由于“前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形成阶段，教内没有产生任何独立门户的宗派，也就谈不上相互区别的宗派特色或名称。从发展的角度看，藏传佛教“后弘期”无论从传教范围之广大、群众兴佛之热情，还是教法之系统、仪轨之完善、发展之迅速等方面，皆远远超过“前弘期”。所以，“后弘期”成为藏传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以诸派纷起、法脉林立以及活佛转世的出现为标志。在如此佛教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和环境下，特别是诸多新宗派的纷纷创立，迫使宁玛派也不得不立宗命名，以此宣扬和保持自己宗派的独特文化风格。也就是说，在“后弘期”内许多宗派的产生，打破了宁玛派以往独尊天下的优势和平静无竞争的宗教氛围，令宁玛派不得不振作精神，重新完善和充实自己，以便与其他新的宗派平衡并分享青藏高原这块佛教沃土。宁玛派的名称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下产生的。宁玛派作为从“前弘期”传承下来的宗派，其名称也是相对于“后弘期”中创立的诸多新宗派而命名的，如宁玛派，即旧宗派。但是，后人在解释宁玛派名称的真正含义上出现许多不同看法。其实宁玛派一词的藏文书写为“rnying ma pa”，其意义是“旧派”或“古派”，其中以“旧派”较为准确，因为该词是相对于“新派”（gsar ma pa）而言的。因此，在宁玛一词的原意上没有更多的歧异，是比较一致的，关键在于宁玛一词所限定的范围以及特定的涵义上出现不少分歧。如《第吴宗教源流》记载：

谈到如何分别新旧密法时，有人提出从金刚座前讲授而来的是新密法，在乌林那讲授而来的为旧密法；从空行母那里传承下来的是新密法，从持明者那里传承下来的为旧密法；没有伏藏经典的是新密法，拥有伏藏经论的是旧密法。但此说不可确定，因为在经论中很清楚，从四无量和清净七支的角度看，倘若存在由因金刚持转变为果金刚持的经典，那么，这就是新密法；又将三禅定作这前提，认定果金刚持基本成为圆满之经典者，则为旧密法。实际上，在印度无有新旧之分辨，这只是在藏区加以区别而已。故以上所说没有明确的依据。[1]

以上引文介绍了当时在藏区流行的几种分辨新旧密法的标准，最终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值得肯定的是，在新旧密法之界限上有了明确的认识，即在印度佛教史上没有产生新旧密法之说，而新旧之别是在藏区出现的一种涵盖面极窄的学说观点。然而，在基本解决新旧之别出现于藏区这一界定之后，新旧之说依然是藏传佛教界争论的焦点，在藏区一直引起广泛的讨论。直至19世纪，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藏传佛教中的新旧派系之分或新旧密法之界定，不仅出现在密宗范围，而且密宗中又局限于无上瑜伽续之中。也就是说，“下三续”（事续、行续和瑜伽续）中不存在新旧之分；而新旧密法只在无上瑜伽续中界定。

总之，宁玛派之所以命名为宁玛派，即旧宗派，是因为它比较完整地继承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内流传的显密教法仪轨。从宗派角度看，藏传佛教中唯有宁玛派承载旧密传统，其余宗派均属于新密传承。也就是说，宁玛派所推崇或实践的密法可认定为肇始于公元8世纪的旧密传承，而格鲁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等宗派推崇、传承和实践的密法均属起始于10世纪末的新密体系。

（二）立宗过程

从历史上看，畅所欲言、各立门户、名目繁多的诸多宗派似乎已成为佛教的一大特色，自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出大小不等的宗派。究其原因，佛教具有开放的海纳百川的理论体系，对产生诸多宗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依据，仅就佛教的教法仪轨而言，浩如烟海，号称有八万四千个法门。至于佛教立宗方面，黄忏华认为：

后世诸师，或尊某法，或崇某义，或主某经某论，各据一门，以标宗尚，而施设门庭，故有大小各宗。其在印度，小乘有上座大众二十部执，大乘有中观瑜伽空有二宗。其在中土，有十三宗，曰律宗，成实宗，俱舍宗，三论宗，涅槃宗，地论宗，禅宗，摄论宗，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华严宗，密宗。[2]

通过以上引文，不难看出佛教不仅在故土印度孕育出许多宗派，而且在外传播流布的地区更是宗派林立。以流布在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为例，其内部产生诸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息解派、党域派、觉囊派等众多宗派。其中宁玛派的法脉传承虽源于吐蕃佛教，即藏传佛教“前弘期”（公元8世纪），但作为一支独立的不同于其他宗派并具有鲜明特色的宗派，是在“后弘期”（始于公元10世纪）内逐步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宁玛派在“前弘期”内，除了苯教的时有对抗和挑战之外，没有任何来自教内宗派的竞争，它是在单一的宗教文化氛围中传播、兴隆和传承下来的，因而不存在呈现自己有别于其他宗派的名称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特质。

至于宁玛派的正式立宗，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最初阶段完成的，主要由三位高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三位高僧便是宁玛派史上号称为“三索尔”的著名人物。《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娘传索波切·释迦琼奈，索波切的门徒中出现四尖端和一锋芒共五人，以及一百零八位大修行者。四尖端中最胜者为索琼·喜饶札巴，又名德夏·嘉沃巴，这位大师的门徒中有号称为四柱、八梁、十六椽、三十二桷、二大修行者、一狂徒、二平庸、三无用者等。索琼的儿子号称金刚持的化身，即卓浦巴·释迦桑格，这位大师的门徒中有号称为四梅、四那、四敦共十二位大弟子。四那中有最著名的拉杰·结郭嘉那，他研习中观量论等显宗经典，成为精通教典理论的人物。[3]63

以上引文十分概括地介绍了“三索尔”的传教历史，解说了“三索尔”的师承关系及法脉传承。其中素波切·释迦琼乃（zur po che sha kya vbyung gnas，1002—1062）为“三素尔”之首，也是立宗宁玛派的开创者。他创建寺院、招收门徒和编纂经论，为宁玛派的立宗奠定了基础；索琼·喜饶札巴（zur chung shes rab grags pa，1014—1074）继承上师素波切·释迦琼乃开创的立宗弘法的事业，建立健全寺院规章制度，举办正规的宗教仪式，更进一步推动了宁玛派的发展步伐；至索·释迦桑格（zur shakya seng ge，1074—1134）时期，宁玛派的立宗过程基本结束，既有系统的教理、正规的仪轨，又有固定的寺院、稳定的僧团，也产生了名符其实的宗派称谓。正如《杜钧教史》记载：

宁玛派的传承最后落到姓索的大师们肩上，其中索波切·释迦琼奈为宁玛派的产生栽下树苗，索琼·嘉饶札巴浇灌出枝叶，索·释迦桑格培育出丰硕的果实。[4]245

由此可见，宁玛派虽有源远流长的法脉传承，但作为藏传佛教中一支独立的宗派，是经过上述三代姓索高僧的精心培育方逐步建立的。正如王森所说：“直到11世纪有所谓‘三素尔’者出，才建立寺庙，并有比较有规模的活动，可以说，到此时才形成了所谓宁玛派。”[5]说明自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至11世纪三位姓索高僧产生前，宁玛派在藏族地区既没有正规的寺院及严密的僧侣组织，又未形成自己的系统教法仪轨，因而不可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独立宗派。可以断定，宁玛派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主要由姓索的三代高僧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支别具风格、极其重要的藏传佛教宗派。换句话说，经过三位姓素高僧的相继传承，使宁玛派终究形成为一支拥有系统经典、固定寺院以及僧团组织的健全独立的宗派。

（三）宗派风格

宁玛派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宗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宗教文化熏陶下，伴随其他诸多宗派的产生并与之竞争而形成为一支独立宗派。因而宁玛派不同于其他宗派，具有凸显本宗派文化风格的特质。

首先，宁玛派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历史最为久远，其教法仪轨主要是从吐蕃佛教时期传承下来的。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之后，宁玛派的传教形式采取了分散的民间家庭式的途径，因而既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教义，又没有固定的权威性寺院，而且其僧团以在家居士为主，没有严格的戒律约束，组织纪律比较涣散。直至藏传佛教“后弘期”受到其他诸多宗派的有力挑战和激烈竞争，方令宁玛派不得不重新梳理其教理体系，将原先零乱的教法仪轨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和个性化，从而真正体现独立宗派的特质。

其次，宁玛派作为吐蕃时期所传教法仪轨的唯一承载者，对自己之所以能够立宗的因素或条件冠以六大优越于其他宗派的特质：1.迎请佛法的施主是无与伦比的吐蕃三位法王，即产生于“前弘期”内的三位号称祖孙三代的吐蕃法王，他们分别指观世音菩萨之化身松赞干布、文殊菩萨之化身赤松德赞和金刚手菩萨之化身赤祖德赞或赤热巴坚；2.翻译佛经的场所是独一无二的吐蕃圣地或圣殿，即吉祥无量之大僧院——桑耶寺；3.翻译佛经的译师均为佛学功底深厚、道德品行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吐蕃大翻译家。如毗茹札那、噶瓦班札等大翻译家，则是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4.邀请到吐蕃的外籍班智达（大学者）皆为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师级高僧。如寂护、莲花生、无垢友等，便是亲自到吐蕃传教的代表性人物；5.弘扬佛教的费用颇为充裕。随时可从吐蕃国库中领取以鹿皮袋装载的黄金，向从事译经或佛事活动的外籍高僧和本土译师以及所有参与宗教活动的僧尼或信徒发放丰厚的报酬；6.翻译或传播的教法均为具有上乘内容的佛教正法，如佛教显密宗的主要教法仪轨大都已在“前弘期”内翻译完成。

事实上，宁玛派形成独立宗派后提出以上六大优越于其他宗派的特质，则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保护自己的权益等主客观因素。也就是说，六大优势的提出是宁玛派对付来自“后弘期”内产生的诸多新派对它的排挤，尤其是批驳来自对它的教法仪轨的质疑。因此，宁玛派提出的六大优势中的任何一条皆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维护自己宗派的正统性和独树一帜的宗派风格。

二、康区名寺法脉传承

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旧派别，它不仅继承了吐蕃佛教传播的所有教法仪轨，而且将所传之密法在漫长的宗教践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演进，从而形成为一大极其庞杂而又分门别类的宗派密法传承体系。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指出：“其传承的种类：有诸佛意传、持明者语传、凡人耳传三种传承，以及受命授记之传承、有缘掘藏之传承、发愿嘱托之传承，共分六种传承。”[3]62实际上，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密法传承系，可以归纳到三大主流传承之上。此三大主流传承分别是远传经典传承、近传伏藏传承和甚深净相传承。而康巴地区的著名宁玛派寺院则是继承和传扬远传经典、近传伏藏和甚深净相等宁玛派主要法脉的重要基地和文化中心。

（一）噶陀寺传承

经“三索尔”师徒相承弘传，尤其是索·释迦桑格（秘密怙主·卓浦巴）培养众多嗣法弟子，使远传经典系传播区域进一步扩大。其中得意门徒赞敦·卓维贡波（vdzam ston vgro bvi mgon po，12世纪人）传法与噶当巴德协，该法脉系始传入多康地区（mdo khams），史称“康区传承系”（khams lugs）。

噶当巴德协·喜绕僧格（ka dam pa bder gshegs shes rab seng ge，1122-1192），多康布泊岗（spu vbor sgang）或称“赛康”（gser phang）地方人[6]305，青年时期赴前藏潘域（vphan yul）系统修学《幻变经》和《心品》等教法，成为远传经典传承教法得究竟之高僧。

噶当巴德协·喜绕僧格学成后，返回故里传扬宁玛派教法。藏历第三绕迥土兔年（1159），他在噶特（ka thil）地方创建噶陀多杰丹寺（ka thog rdo rje gdan），意为“噶陀金刚座”寺，简称“噶陀寺”（ka thog dgon，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境内）。噶当巴德协·喜绕僧格在噶陀寺广招教门弟子，传授《幻变经》、《集经》和《心品》等远传经典传承的教法，同时讲解《慈氏五论》（byams chos sde Inga）、《入菩萨行》（spyod vjug）等经论，遂自成一体，形成噶陀寺传承。噶陀寺既是“后弘期”宁玛派在康区传播本宗教法的第一寺，又为传承远传经典系教法的中心寺院。

噶陀寺自1159年创建以来，在其发展演进中经历了前、中、后三个不同时期。前期为13代上师传法阶段，主要讲授远传经典传承系教法。中期为13代仲巴（drung pa）世系住持传法阶段。噶陀寺高僧南喀僧格（gnam mkhav seng ge），青年时代曾赴卫藏洛扎（Iho brag）地方亲近大掘藏师·热那林巴学法，获得弘法授记和领受伏藏教主地位，返乡后在噶陀寺开讲伏藏南传支系的教法，成为第一代仲巴（drung pa）上师。后经12位传人，至南喀嘉措（gnam mkhav rgya mtsho），噶陀寺从单纯传承经典支系教法的专门寺院演化为兼顾伏藏南传支系教法的综合性寺院。

17世纪，噶陀寺法脉传承已进入前中后三个阶段中的后期，即高僧大德随缘住持传法时代。这一时期噶陀寺以传授伏藏法为主、传承经典支系为辅[6]751，并产生诸多本地掘藏师（gter ston）。如掘藏师·德都多杰（gter ston bdud vdul rdo rje，1615—1672）、隆赛·多杰宁波（(klong gsal rdo rje saying po，1625—1682）等著名掘藏师。其中掘藏师·德都多杰，康区德格地方人，6岁进隆珠顶寺（lhun grub steng dgo），在德格大成就者·贡噶嘉措（kun dgav rgya mtsh）座前落发出家，取名贡噶索南曲帕（kun dgav bsod Rams chos vphag），始修习萨迦派教法经典，并探究其要义。后往慕桑（rmugs sang）精舍，从贡却坚赞（dkon mchog rgyal mtsha）前闻受大圆满之甚深密法，多有领悟。之后，赴前藏师从娘波（nyang po）大成就者·扎西茨丹（bkra shes tshe brtan）领受成熟解脱之教诫，并在扎格（brag dkar）静修处节食坐禅，专修脉气明点之瑜伽法，终得究竟。后又亲近大持明者·嘉村宁布（rig vdzin chen mo vjav tshon saying p），领受伏藏法之灌顶、教授、秘诀等甚深法，修持金刚橛法，获得掘藏授记，旋往拜见邬金丹增（Ao rgyan bstan vdzin）大师，给他授予金刚上师职位。29岁始，在玉措仁钦扎（gayu mtsho rin chen brag）、布日扎宗（spu ri brag rdzong）等地发掘伏藏法；42岁始，在噶陀寺传授伏藏法，培养诸多嗣法弟子。[4]483-487

隆赛·多杰宁波，又名噶陀巴·绛曲坚赞（ka thog pa byang chub rgyan mtshan），前藏贡布奈囊（kong po gnas nang）地方人，22岁入噶陀寺进修，拜师闻思大圆满法；28岁亲近掘藏师·德都多杰为师，求教如何发掘伏藏之秘诀；至32岁获得发掘伏藏之标签；34岁始在凯莫居多杰札（khe mi vgyur rdo rje brag）和理塘南钦扎（li thang gnam chen brag）等地发掘伏藏；晚年在噶陀寺传授伏藏法，培养诸多嗣法弟子，为弘扬伏藏法作出巨大贡献，在噶陀寺伏藏法传承史上具有崇高地位。[7]

清代噶托寺一直受到当地德格土司的重视和扶持，使其不断发展壮大，高僧大德相继涌现，嗣法弟子遍及安多、康区等广大地域，下属子寺竟达百余座，在整个藏族地区享有较高的宗教声誉和社会知名度。

（二）佐钦寺传承

至清代宁玛派远传经典传承系趋向萎缩，唯有近传伏藏传承系兴隆昌盛。近传伏藏系，又分伏藏北传支系和伏藏南传支系。以多杰札寺、佐钦寺为伏藏北传支系代表性寺院。

佐钦寺传承是伏藏北传支系重要法脉之一，其创立者为宁玛派高僧·白玛仁增（pad ma rig vd-zin，1625-1697）。他出生于康区类乌齐（khams ri bo che）地方，自幼广拜高僧大德，系统修学宁玛派远传经典系和近传伏藏系教法，并在甚深密宗领域获得殊胜证悟，成为一代大圆满法教主。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兔年，即清康熙二年（1663），功成名就的白玛仁增赴前藏，参拜大昭寺、桑耶寺、多杰札寺、青浦（mchims phu）、桑日（zangs ri）、咱日（tsa ri）、洛扎（Iho brag）、耶巴（yer ba）、南措（gnam mtsho）等藏传佛教名寺或圣地。所到之处，兼顾个人求法修行与向信众讲经说法。后受到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赞许，称其为当今名副其实之大圆满法成就者，鼓励其返回东部康区传教，利乐有情众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终于返回康区，在德格一带开展传教活动。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牛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白玛仁增得到以德格土司桑杰丹巴（sangs rg-yas bstan pa）为首的地方领主们的资助，始建宁玛派大僧院（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命名“邬金桑丹曲林”（Ao rgyan bsam gtan chos glin）寺，弘传以“康卓宁提”（mkhav vgro snying thi，意指“空行心髓”）为主的大圆满法，故该寺简称“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 pa，意指“大圆满之寺院”）。寺院竣工后，求法者纷至沓来，寺僧迅速增至1500多人。

白玛仁增主持佐钦寺达十几年，门下弟子数千人，遍及大半个藏区，其中不乏著名人物。出现犹如太阳、月亮、星星般的三大心传弟子，前者为伏藏大师仁增·尼玛札巴（rig vdzin nyi ma grags pa，尼扎寺住持）;中间乃大成就者第一世奔洛·南喀沃赛（nam mkhav rod zer，佐钦寺转世活佛）;后者是大成就者第一世协庆·然绛巴（zhe chen rab vbyams pa，协庆寺住持）。白玛仁增圆寂后，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建立由转世活佛继任寺主的教规制度，追认白玛仁增为该寺第一世佐钦法王和金刚上师，享有“佐钦法王”、“大成就者”等尊号。第二世佐钦法王，名居麦特却丹增（vgyur med theg mchog bstan vdzin，1699—?）。

第三世佐钦法王·俄东丹增桑布（nges don bstan vdzin bzang po，1759—1792）于藏历第十三绕迥土猪年，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创建佐钦寺修行院，并设立伏藏法之修供仪轨，使佐钦寺成为大圆满法的修证中心。

第四世佐钦法王·牟居南喀多杰（mi vgyuir gnam mkhav rdo rje，1793—1871）于藏历第十四绕迥土猴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命其大弟子桑周·班玛扎西乔（seng phrug pad ma bkra shes mchog）和嘉赛·贤潘塔耶（rgyal sra$gzhan phan mthav yas）创建佐钦寺熙日森佛学院（shrvi seng chos grwa），在广泛吸纳格鲁派、萨迦派和噶举派修学经验的基础上，开设系统研习显密义理的教程，并注重对十明学的全面学习。同时，嘉赛·贤潘塔耶在担任熙日森佛学院堪布期间，建立健全佛教戒律制度，使佐钦寺成为宁玛派的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授受中心。

第五世佐钦法王，名土丹却吉多杰（thub bstan chos kyi rdo rje，1872—1932），他曾受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成为宁玛派中享有“呼图克图”职衔的高僧活佛。

总之，佐钦寺作为宁玛派六大寺院之一，它拥有一百多座属下子寺，主要分布在四川阿坝、甘孜和青海玉树、果洛等广大区域。

（三）白玉寺传承

伏藏南传支系是宁玛派近传伏藏系二大支系之一，在宁玛派法脉传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亦发挥着重要作用。继承和弘扬伏藏南传支系法脉传承的寺院主要以敏珠林寺、白玉寺和噶陀寺为代表。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兔年，即清康熙十四年（1675），德格土司在其领地白玉南杰孜（dpal yul rnam rgyal rtse）地方新造佛教大殿，收编当地僧众，组建一座正规僧院，命名“白玉南杰强曲林寺”（dpal yul rnam rtyal byang chub gling），后通称“白玉强曲林寺”（dpal yul byang chub gling），简称“白玉寺”（dpal yul dgon，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境内）。寺院初具规模后，定编寺僧为500人，并经多方荐举，终将宁玛派高僧仁增·更桑喜饶（rig vzin kun bzang shes rab，1636—1698）聘任为寺院住持[6]75，完善寺院教规和加强僧人戒律，向寺僧传授从沙弥戒至近圆戒（比丘戒）的完整戒律；制定出家僧人不沾酒肉等的严格教规。

仁增·更桑喜饶作为白玉寺第一代住持，临终前将寺院住持法位授予其侄子兼徒弟的班玛隆珠嘉措（pad ma lhun grub rgya mtsho），使他成为白玉寺第二代住持法位继承者；第三代为班玛诺布（pad ma nor bu），他在位期间，在各地建寺传教，相传白玉寺子寺增至百余座，并拥有上千处静修院；第四代为噶玛扎西（karma bkra shes），他潜心修法，证悟有成，曾被清朝乾隆皇帝召见，册封国师尊号，并赐一玉匣，内装“天”字金印及八件珍宝。噶玛扎西圆寂后，嗣法弟子寻访转世灵童，始由转世活佛相继担任白玉寺住持。[6]763

总之，白玉寺的法脉传承，最初源于噶陀寺，后又转向大圆满“康卓央德”（mkhav vgro yang tig）密法教规；同时对噶玛噶举派教法多有吸纳，并形成自己的教法仪轨。史称康区有噶陀寺和白玉寺两大法脉传承。此外，宁玛派甚深净相传承中的天法意藏（gnam chos thugs kyi gter kha），由持明大师·仁增牟居多杰在禅定中证悟后公开传播，并形成一支法脉传承，亦由白玉寺继承发扬，使其相传不断。故白玉寺在宁玛派诸多寺院中具有一定影响力，鼎盛时期寺僧达3000人，下属子寺数百座，遍及康区、安多和前藏等广大区域。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宁玛派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唯一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断代史的宗派，因而其传承历史最为悠久、传播范围十分广阔、宗派影响极其深远、民间草根基础格外坚实。同时，宁玛派的教法仪轨，既多元庞杂，又脉络清晰，既一脉相传又多途发展。其中康区的宁玛派著名寺院在继承和传扬宁玛派的远传经典、近传伏藏等主要法脉传承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康区又是宁玛派著名寺院荟萃的宗派重镇和文化圣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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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钧·益西多杰.杜钧教史（藏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2.

[6]郭若扎西.郭扎佛教史（藏文版）[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7]布达拉宫图书馆.宁玛派文献目录（藏文）[M].铅印本：30.

作者简介：尕藏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学。

原刊于《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