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内容提要：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历史传统，构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拉卜楞的自然景观、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以及民族服饰和语言等自成体系且特色鲜明，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探险家以及诸多潜心于民族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传教和考察，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国内大批有识之士深入拉卜楞藏区，致力于藏学研究，从而掀起了研究拉卜楞文化的热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民族史、文化史包括拉卜楞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就拉卜楞历史与文化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一概述。

关键词：拉卜楞；历史文化；国内外影响

二、国内研究概况

自20世纪初开始，西洋文化传人中国，科学日渐被提倡，在旧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批有识之士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怀着坚强的信念，西行深入拉卜楞藏区，苦读藏语，或致力于文化研究，或致力于民族教育，或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其中大多数人默默无闻而不为世人所知。

典型代表当首推人类学、社会学家李安宅(1900—1985)和于式玉(1904—1969)夫妇。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们从沦陷的北平绕道上海，经香港、云、贵、川、陕，到达大西北兰州。他们历尽艰险抵达拉卜楞，作了长达3年的实地调查。他们和藏胞同吃同住，从事民俗及宗教的调查研究，获得了珍贵的资料。李先生撰写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成为国内外藏学界公认的藏学研究奠基之作。于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义务创办了拉卜楞女子小学，亲任校长，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其间，她写了大量有关藏族文学、宗教和民俗的文章。但这些却为反动当局所不容，迫使她于1942年告别拉卜楞，到达成都华西大学与李先生会合。1943年，她又深入四川阿坝黑水藏区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多篇反映黑水藏区情况的文章。1946年夏，于教授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担任日文和中文编目工作，编辑了约60万字的《西藏学目录索引》一书。1947年，李安宅教授也赴美国讲学，夫妻二人得以团聚。1948年李教授赴英国讲学，1949年于先生也抵达英国。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于同年10月一同离开英国回到了祖国。1949年12月成都解放，他们夫妇俩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初，均以50高龄的病弱之躯，毅然随军入藏。千里高原行军，全靠徒步跋涉，二位先生以惊人的毅力抵达拉萨。之后，李先生任拉萨小学副校长，于先生任18军研究室研究员。他俩先后在昌都、拉萨等地工作了5年之久，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于先生于1969年8月病逝。曾先后著有《拉卜楞寺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拉卜楞寺祈愿大法会的布施》《拉卜楞藏区民间文学举例——民歌》《拉卜楞藏民妇女之梳发》《藏民妇女》《我的同院——一个藏族女性》《介绍藏民妇女》《三科乎滩欢迎辅国禅化嘉木样呼图克图由藏返拉记》等论文。李先生于1985年3月4日病逝于成都。曾著有《拉卜楞寺概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拉卜楞藏民年节》《拉卜楞寺护法神佛教象征举例》《喇嘛教育制度》《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等论著。

邓隆先生(1884一1938)，于1930年出任夏河县县长，他笃信佛教，酷爱金石考古与诗文，任职5年中曾先后撰写《拉卜楞设治之经过》《拉卜楞纪略》《拉卜楞之经藏》《漓水、大夏水考》，翻译《密宗四上师传》(即宗喀巴、嘉木样、章嘉、土观活佛)、《米拉祖师传》《密藏问津录》《番师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等藏文作品。由于他热衷于藏学研究，亲自主笔，并特邀张其昀、藏族学者格桑泽仁等著名专家来拉卜楞考察，编写了脍炙人口的地方志第九卷《拉卜楞专号》，从而把边区一隅的拉卜楞文化介绍给了内地和国外。邓隆先生作为拉卜楞地方从事藏学研究的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他治学严谨，有着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也是当今藏学研究者学习的楷模。1935年6月他弃官离开了拉卜楞，致力于宗教、慈善事业，并在兰州柏道路拙园创建了“藏经楼”，专门从事佛学与密宗的研究。193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兰州。

阴景元先生(1909-1968)，也是拉卜楞地方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35年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为掌握蒙藏地区情况，曾在前绥远省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前宁夏省的宁夏市(今银川市)、甘肃省的酒泉、青海省的西宁、前西康省的康定等5处分别设立调查组。1938年阴先生就任西宁调查组驻拉卜楞调查员来到拉卜楞，了解到当时由藏民文化促进会主办的藏民小学经费困难的情况后，阴先生调查后报告蒙藏委员会，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1941年，他就任夏河调查组组长再次来到拉卜楞。1943年就任拉卜楞藏民小学校长。他在拉卜楞期间，经常与李安宅、于式玉、李式金、黄明信等学者一起切磋藏学及商定编修县志事宜。1946年至1948年兼任喇嘛职业学校教员。先后撰写发表了《拉卜楞的四月会》《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拉卜楞寺的七月会》《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嘉木样大师圆寂记》《霍硕特前首旗游记》等多篇论文。1947年冬随黄正清司令去南京编印《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并为该集撰写《拉卜楞寺概况》章节。由于抗战期间成绩卓著，曾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一枚。1949年夏河和平解放后，他投身于拉卜楞地区建设事业中，先后就任东藏自治会宣传股翻译、民兵司令部参谋处文书、秘书，夏河报翻译兼副刊编辑，他以“老牛”笔名在该报第一版“藏区介绍”专栏中发表介绍藏族文化、艺术、习俗方面的文章38篇。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任藏文翻译。“文革”中受迫害，于1968年6月去世。他虽然过早离世，但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却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黄明信(1917一)先生，又名琐南嘉措，于1938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只身来到西北边疆的青海国立湟川中学任教。1940年秋，赴拉卜楞专门学习藏文。1941年冬入拉卜楞寺，依照寺院传统修习方法钻研佛学理论。1945年就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的汉文老师。不久经五世嘉木样活佛向南京教育部推荐，被任命为国立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教导主任，深受校长嘉木样的器重。1947年嘉木样圆寂后，虽该校被迫停办，但却也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有不少学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界的骨干。1948年，黄先生在寺院考取了“然监巴”学位，回到了故里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民委、民族出版社等单位从事翻译工作。1981年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任研究馆员，先后在《边政公论》《边疆月刊》《民族研究》《中国藏学》《文献》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土观宗派源流部分章节》《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评议》《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等论文多篇。在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过程中，黄先生深入钻研藏族天文历算，用藏汉双语撰写《藏历的原理与实践》，填补了国内外藏学界研究天文历算的空白，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张其昀(1900一1985)先生，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部，曾为著名学者竺可桢的得意门生。1935年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吴大学任教，擅长地理、史学。任教期间远赴大西北考察，1936年来到拉卜楞，经过大量的考察研究，编写了《夏河县志》，全书有地理、地形、水系、气候、生物、民族、农业、林业、畜牧、矿业、商业、交通、政治、宗教、历史、附录，共10卷，总计15300余字。该书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注重民族结构、历史之阐述，突出宗教内容，并对拉卜楞寺作了系统、客观的研究，此书是夏河县历史上所修第一部志书，在学术界颇负盛名。

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尚有高一涵先生的《拉卜楞一瞥》、葛赤峰先生的《拉卜楞民族史话》、张丁阳先生的《拉卜楞设治记》、俞淋文先生的《拉卜楞城区机关调查报告》、徐寅初先生的《拉卜楞经济建设刍议》、洪文瀚先生的《拉卜楞交通现状与今后辟建公路之管见》、李叔容先生的《拉卜楞卫生漫谈》、李怡星先生的《关于藏民的组织和训练》、张家钰先生的《藏民的特性》等文章于1941年发表在《新西北月刊》上。1943年李永瑞先生写了《夏河县略志》(残卷)，1945年朱允明先生写了《甘肃省夏河县志略》均发表在《现代西北》。1942年李式金和刘克强先生编纂了《拉卜楞略志》(残卷)，其中李式金先生撰写拉卜楞之地文志略、拉卜楞之民族、拉卜楞之人口、拉卜楞之农业、拉卜楞之商业章节，刘克强先生撰写夏河县军事组织概况、夏河县教育一般状况等章节。1941年，马无忌先生撰写《甘肃省夏河县藏民调查记》。这些论著都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拉卜楞藏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以及民族风情的重要参考资料。正是他们的共同奋斗，不断开拓，拉卜楞古城才成了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1979年，拉卜楞寺得到了恢复，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了拉卜楞寺院文物管理委员会，召集调入相关专业人员研究寺院的历史与文化，民族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鉴于拉卜楞寺馆藏众多藏文典籍，198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原名甘肃省拉卜楞寺藏书研究所)，调集藏学研究人才，重点研究这批珍贵文献。研究所成立数十年来，已有数十部拉卜楞专题研究专著相继问世，上百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种报刊。内容涉及拉卜楞寺历史、宗教、经济、文化等，形式包括论文、新闻报道、影像资料、照片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地方民族史研究工作，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些高僧大德的著述也陆续翻译出版。

历史方面的著作，如洲塔的《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丹曲的《甘肃藏族史》’等专著。其中《甘肃藏族史》对拉卜楞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

宗教方面的著作，如罗发西、李耕、曲又新、苗滋庶四位先生的《拉卜楞寺概况》。其中作者曲又新是拉卜楞寺文管会专门从事拉卜楞研究的工作人员，他写了数篇较有影响和价值的论文；丹曲撰写了《拉卜楞寺简史》；黄正清口述、师纶记录的《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陈中义等主编的《拉卜楞寺与黄氏家族》；丹曲的《拉卜楞史话》；扎扎的《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拉卜楞寺活佛世系》；索代的《拉卜楞寺佛教文化》等。

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丹曲将这一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之一，通过实地考察，收集素材，查阅藏汉文献，完成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的研究课题。该书将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与整体的藏族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出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兼容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独特风貌。

民俗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伦珠旺姆、昂巴的《拉卜楞藏族民俗审美文化研究》，华锐·东智的《拉卜楞民俗文化》。在拉卜楞藏戏方面，索代、慈成木撰写的《南木特戏》；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编辑部编辑了《甘南史料丛书》，其中的《拉卜楞部分》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专家学者所编辑的《拉卜楞(方志专号)》《拉卜楞特辑》《夏河县略志(残卷)》《甘肃省夏河县志略》《拉卜楞略志(残卷)》《甘肃省夏河藏民调查记》等论文，于1992年内部发行。此外，夏河县政府编辑出版《夏河县志》川，其中以一定篇幅介绍了拉卜楞寺的历史与佛教文化艺术。原甘肃省拉卜楞寺院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力专门编辑出版了《拉卜楞寺》画册，这部画册也全面展示了拉卜楞寺的整体风貌。

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已构成甘肃省藏学研究领域和省藏学研究所的一大优势，陆续整理出版了如《毛尔盖·图丹嘉措大师文集》《郎木次成嘉措大师戒律释难》《金刚论及其注释》《戒律摄要释难》、《宗喀巴师徒因明论集》、《摄类论集》《佛学地道论》《菩提道次第广释解集》、《现观论诠释》、《贡唐·洛哲加措大师俱舍释难》《香敦·丹巴嘉措大师文集》等三十多部藏文文献。这些著作是安多地区以拉卜楞寺为主的诸多寺院高僧学者们所撰写的，具有珍贵的佛学价值，有些是手抄本，有些则为孤本，流传在寺院和民间。

除了以上用汉文介绍拉卜楞寺历史与文化的著作外，还汉译和藏译了部分有关拉卜楞寺的史学著作。汉译的如智观巴仓所著的《安多政教史》，由吴均、毛继祖、马世林三位先生翻译；阿莽班智达撰写的《拉卜楞寺志》引，由道周和马更志二位先生翻译；二世嘉木样著的《第一世嘉木样传》，由杨复、杨世宏二位先生翻译；二世嘉木样所著的《卓尼(甘珠尔)大藏经序目》¨，由杨世宏翻译；阿莽班智达写的《汉藏蒙民族关系史》，由贡巴才让翻译；根敦群培的《白史》，由法尊大师翻译；黄正清先生口述师纶记录整理的《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由道周先生由汉文译成藏文。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大批专家学者致力于拉卜楞各个层面的研究，为今后拉卜楞地区藏族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夏河县的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源的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很早以前，拉卜楞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840年鸦片战争后，已有大批传教士、探险家和学者，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纷纷涉足拉卜楞，有的运走拉卜楞寺的藏文经卷，有的盗取甘南境内的文物，有的拍摄拉卜楞人文景观，在国外引起了轰动。有许多学者多注重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把拉卜楞介绍给了西方；20世纪初，国内爱国志士抵达拉卜楞，有的是拉卜楞任职的国民政府的官员，有的是只身来到藏区从事研究的学者，有的是远赴边疆从事革命的先驱。国内学者多注重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国人都知道和熟悉了偏僻一隅之地的拉卜楞以及拉卜楞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族文化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极大关注。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专门在拉卜楞成立了藏学研究机构，将民族区域文化纳人由国家统一研究的规划当中，为民族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拉卜楞历史与文化得到了成系统、有规模、全范围的研究。

原刊于《开发研究》 2016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