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松巴·益西班觉（即“松巴堪布”）足迹遍及卫藏、安多、蒙古、北京、五台山等地，是促进汉、藏、满、蒙古等民族沟通联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藏地高僧。其学识渊博，通晓藏、蒙古、汉等多种语言，著述极丰，曾两度赴京晋见乾隆皇帝，担任达喇嘛，以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多语言交流能力协助章嘉国师完成乾隆皇帝主持的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翻译工作，被称作“松巴堪布”。文章运用松巴·益西班觉两部自传和文集等史料，对有关松巴堪布成长的若干史实进行了考订，涉及“松巴堪布”称号的由来、格鲁派高僧担任萨迦派哲玉吉采寺堪布的历史渊源、与郡王颇罗鼐的关系、驻京时间及诏请缘由等，旨在深化对这位在汉、藏、满、蒙古民族关系及藏传佛教史上居重要地位的高僧的认识。
关键词：松巴·益西班觉；松巴堪布；哲玉吉采寺
松巴·益西班觉（即“松巴堪布”，1704-1788年）是18世纪在促进汉、藏、满、蒙古等民族沟通联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藏地高僧。他通晓藏、蒙古、汉等多种语言，曾两度赴京晋见乾隆皇帝，并协助章嘉国师完成乾隆皇帝主持的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翻译工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松巴堪布”。
学术界对松巴·益西班觉的研究始于19世纪，源于其深厚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1889年，印度藏学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报》上发表的《编年表的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一生》一文，是国外最早撰写松巴·益西班觉生平的文章，成为研究松巴·益西班觉及其著作的国外学术资料。但该文也存在不少错误记述，如松巴·益西班觉的生卒日期、出生地、族属，等等。随着松巴·益西班觉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依据松巴·益西班觉的两部自传和其他相关可靠史料，不断纠正关于其生平事迹的错误记述。这些纠正内容主要包括他的生卒年（1704-1788）、族属（蒙古族）、出生地（青海托勒以及托勒的认定）、是否担任郭莽扎仓堪布（未担任）等具体问题，使松巴·益西班觉的生平事迹研究更加深入。本文主要针对其生平事迹中的三大内容，即“松巴堪布”称号的渊源、松巴·益西班觉为何担任萨迦派哲玉吉采寺堪布，以及诏命进京的缘由和驻京时间等问题进行探研。
一、“松巴堪布”称号的由来
《对松巴堪布及其<如意宝树史>的研究》译文称颇罗鼐奏请朝廷任命松巴·益西班觉为哲玉吉采寺的堪布，“因此人们通常称他为松巴堪布。”2017年，蒙古文翻译本《如意宝树史》的“前言”中也称“(益西班觉)获得了后藏哲玉吉采寺的堪布职位，此后，他被称为‘松巴堪布’”，但松巴·益西班觉卸任哲玉吉采寺堪布返回佑宁寺后，颇罗鼐曾向哲蚌寺郭莽喇嘛询问其情况时称他为“堪布松巴夏仲”，“松巴夏仲”是益西班觉在卫藏求学时的称呼，可见，当时并没有直接称他为“松巴堪布”。
松巴·益西班觉从何时起被称为“松巴堪布”，我们可以从其文集的署名演变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1735-1745年，松巴·益西班觉以其比丘名之前添加修饰词“小僧”或“释迦僧人”“释迦比丘”的形式署名，尽管此前他已在后藏的哲玉吉采寺和多麦地区的扎西却林寺、赛龙寺等寺院担任过堪布，也未曾将“堪布”一词添加于署名之中。1746年，松巴·益西班觉担任第32任佑宁寺堪布之后，“松巴堪布”一词便出现于其署名之中。1749年，三世章嘉国师将“额尔德尼班智达堪布”之名号赏赐于松巴·益西班觉之后，该名号也增添于其署名之中。松巴·益西班觉第一次卸任佑宁寺堪布之后，主要以“松巴班智达”来署其名，1756年第二次担任佑宁寺堪布以来，则独立使用“松巴堪布”作为其主要署名形式。
可见，松巴·益西班觉获得“松巴堪布”这一称号与多次担任佑宁寺堪布密不可分，也与章嘉国师对其封号有重要关系。由于松巴·益西班觉“圆满兴盛寺院（佑宁寺）一切政教事务，尤其此次怙主遍知（章嘉国师）莅临寺院时，所负责的一切事务顺利妥当，获得了章嘉国师的赏识，故授‘额尔德尼班智达堪布’之称号和封文，以表奖励。”赏赐封号的同一年，即1749年松巴·益西班觉将该封号添加于其署名之中，即“称之为松巴班智达锡哷图额尔德尼堪布的益西班觉”，其中“班智达”为梵文，意为智者“；锡哷图”为蒙古文，是藏文“赤巴”即法台的意译，佑宁寺的法台既可称之为“堪布”，也可称之为“赤钦”或“赤拓”“；额尔德尼”为蒙古文，意为宝贝。因此，封号中的“班智达”是对松巴·益西班觉博学多才、学问深厚的认可，“锡哷图”是对松巴·益西班觉担任佑宁寺堪布所表示的肯定和赞赏，二者为其日后单独以“松巴班智达”和“松巴堪布”署名提供了前提条件，“额尔德尼”则强化了松巴·益西班觉的总体地位。由于松巴·益西班觉于1756-1761年、1781-1785年两次担任佑宁寺堪布，1763年名义上虽是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担任堪布，但具体事务仍由松巴·益西班觉掌管，并在1768年担任佑宁寺密宗院堪布等，其成为20世纪前担任佑宁寺堪布次数最多的活佛。由于松巴·益西班觉先后两次长期担任佑宁寺堪布，故从第二次担任佑宁寺堪布后，署名“松巴堪布”比署名“松巴班智达”更具有代表性。此外，他三次担任佑宁寺堪布都是在佑宁寺主要活佛和僧众，甚至世俗施主等的强烈委托之下才接受的，表明僧俗众人对松巴·益西班觉充分信任和肯定，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尊崇和爱戴，便以“松巴堪布”称呼他。从此，“松巴堪布”逐渐成为益西班觉的称号，其作品的署名形式也从“益西班觉”和“松巴堪布”等多种组合方式演变为独立的“松巴堪布”一词。
二、松巴堪布担任萨迦派哲玉吉采寺堪布的历史背景
1728年，颇罗鼐与七世DL喇嘛·格桑嘉措协商后决定任命松巴·益西班觉为哲玉吉采寺堪布，他在记述该寺院的历史情况时称：“现今有格鲁派僧人担任该寺住持的习规，笔者亦曾任哲玉吉蔡寺的住持。”由此可知，哲玉吉采寺的堪布原本不是由格鲁派高僧担任，而是由其他教派的高僧担任，表明该寺院原本不是格鲁派寺院。那么，哲玉吉采寺为何人所建，又属于何种教派呢？
据《青史》《西藏王臣记》等史书记载，哲玉吉采寺是在仁蚌宗本耿都桑布的资助下由萨迦派高僧强钦饶绛巴·桑杰培于1449年修建，是萨迦派讲学教理有名的“大道场”，是萨迦派四大讲经院之一，寺院共有三个扎仓，五座属寺，为后藏仁蚌地区最大的萨迦派寺院。故此，松巴·益西班觉在《如意宝树史》中也称哲玉吉采寺为“小萨迦”。综上可见，哲玉吉采寺乃萨迦派高僧建造于后藏仁蚌地区的萨迦派寺院。
松巴·益西班觉并非第一位担任萨迦派哲玉吉采寺堪布的格鲁派高僧，在他之前已有格鲁派高僧担任该寺堪布。那么这一习规何时开始，并为何形成呢？这一问题，研究松巴·益西班觉的金汉雄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到格鲁派高僧去担任萨迦派寺院的堪布情况，并表示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1642年，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新建而尚未巩固之际，曾拥护藏巴汗政权的噶玛噶举和其残余势力乘机以洛扎为据点，在前藏的工布地区和后藏的仁蚌、江孜、南木林等地举兵反抗。其中，工布地区的噶举派寺院和雪卡哇家族的军队烧毁了沃喀宗锡寺院，后藏的噶举派嘎扎寺和松若林二寺占领了南木林宗，萨迦派哲玉吉采寺占领了仁蚌宗，白朗和日喀则等地也面临旋即被占领的危险。故此，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派遣固始汗之子达赖汗前去镇压，严厉惩治并破坏了参与反抗的噶举派噶瓦东寺和萨迦派欧孟林等寺院之后，噶玛巴向四世班禅确吉坚赞发去文书请求保护后藏等地参与反抗的寺院。四世班禅便请求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能够放宽惩治，且前往南木林宗进行调解，使得参与反抗的嘎扎寺和松若林二寺没有遭到僧人离散、寺院彻底摧毁的惩治。
本文所探讨的哲玉吉采寺地处反抗事发地后藏仁蚌地区，并且也确实参与了此次反抗活动，但目前尚未发现有文献详细记录对其惩治情况。唯有四世班禅的传记对哲玉吉采寺的处置有所记录，其传记载：“哲玉吉蔡寺的僧人也因前往仁蚌参与反抗而寺院将被摧毁确信无疑时刻，保住了寺院的命脉也是众人所熟知的。”故此，哲玉吉采寺免遭摧毁与四世班禅的请求密不可分。
反抗事件平息之后，参与反抗的噶举派噶瓦东寺、嘎扎寺、松若林寺和萨迦派欧孟林等寺院陆续被改宗。其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噶举派噶瓦东寺和萨迦派欧孟林寺分别于1646年和1649年改宗为格鲁派甘丹达杰林和甘丹欧孟林寺。噶举派松若林寺按四世班禅的请求进行放宽处置，即原松若林寺的噶举派僧人移至香曲扎钦默，香曲扎钦默僧人又移至松若林寺，并将寺院进行改宗，嘎扎寺于1651年改宗为格鲁派甘丹拉孜。但哲玉吉采寺没有被改宗，也没有出现在《黄琉璃》等教法史著作中改宗为格鲁派寺院的记录名列。故此，上述引文所记“保住了寺院命脉”应当理解为哲玉吉采寺可能遭到了相应的惩罚和处置，但因四世班禅的请求而没有被改宗，保持了其原有的教派属性。
虽然哲玉吉采寺因四世班禅的请求而免遭毁寺和改宗，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也必然会采取一些整顿和处罚措施。从文献记载来看，哲玉吉采寺参与反抗之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委派格鲁派高僧担任其堪布，其中泽当寺的钦默降玛哇·强巴阿旺旦增为首位担任哲玉吉采寺堪布的格鲁派高僧，其任职时间始于1652年前后，结束于1662年之前。强巴阿旺旦增之后由扎西坚赞接任堪布之位，但其教派属性暂无史料可佐证。扎西坚赞之后的三任堪布均为萨迦堪布，其中更诺尔担任了两次堪布。更诺尔之后可能还有几位接任堪布的高僧，但暂无史料可证实。之后便是松巴·益西班觉担任该寺堪布，但其任职时间并不长，从1728年至1729年，总计一年左右，且任职期间内主要以清点僧人记诵《慈氏五论》为重。接任松巴·益西班觉的堪布也不知为何人，但七世DL喇嘛·格桑嘉措于1737和1745年委派了两位格鲁派高僧担任其堪布。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初期，五世DL喇嘛向固始汗和第巴·索朗饶丹表明“若没有做出对教法事业之声誉不利或没有主动反抗的话，使所有教派保持原样对自己和他者都有益。”五世DL喇嘛时期颁布的《十三法典》也规定地方官吏“不得更改合法的帽子与教派”，由此可知，在此背景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任命和委派各教派寺院的堪布时，一般会任命相应教派的堪布于相应教派的寺院。但有反抗甘丹颇章政权等情形，则会遭到整顿、改宗等处置。可见，哲玉吉采寺虽因四世班禅的请求没有遭受毁寺或改宗，但该寺确实参与了此次反抗，必然会有一些整顿和处置。因此，派格鲁派高僧担任其堪布是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整顿该寺院的措施之一。泽当钦默降玛哇·强巴阿旺旦增是由甘丹颇章地方政权首次委派至哲玉吉采寺的格鲁派高僧，之后委派松巴·益西班觉等格鲁派高僧担任其堪布则是延续之前的整顿做法。
三、松巴堪布驻京时间及诏请缘由
达斯在《编年表的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一生》中记载：“他在北京居住了五年。”伯戴克认为松巴堪布在北京待了五年。《青海历史》英译版的介绍中也称：“他在北京待了五年，修订并印刷藏文书。”《松巴堪布益西班觉与<青海史>评介》也称：“在京五年，校订北京所藏有关佛教的藏文典籍。”可见，多数学者认为松巴·益西班觉在北京居住时间为五年。
松巴·益西班觉生平三次赴京，前两次禀承皇帝诏命进京，后一次为探望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病情。本文依据松巴·益西班觉的《自传（详传）》，对其三次前往北京的到达时间和驻京时间做了梳理（见表1）
表1松巴·益西班觉三次赴京及居住时间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松巴·益西班觉在北京的居住时间不是五年，而是一年半左右。此外,虽然松巴·益西班觉还曾三次前往五台山，但三次都没有停留太久，总共加起来有三四个月。而杨和瑨的英译版《青海历史》中的“介绍”却记载：“1743他前往陕西五台山，在那里他待了三年。”由此看来，以往研究对松巴·益西班觉在北京和五台山等地居住时间有可商榷之处。
为何清廷两次诏令松巴·益西班觉进京，其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拥有极高的佛学造诣，这是自元代以来迎请的喇嘛高僧都要具备的主要条件。松巴堪布也不例外，1736年皇帝诏书钦差大臣询问“河湟地区的智者喇嘛有谁？”钦差大臣禀报称：“除了年长的拉科活佛和年轻的松巴活佛以外，四大寺院再无其他优秀推荐之人”。可见，松巴·益西班觉已成为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学者的代表。其早年求学经历大致如下。1723年，松巴·益西班觉赴藏求学，入哲蚌寺郭莽扎仓，依止阿旺南喀、甘丹赤钦·阿旺却丹、夏孜堪钦·南卡桑波等诸多活佛高僧学习显密二教；依止扎德·仁钦东智、饶绛·默兰冷智等高僧学习藏文文法、天文历算、工巧明、医学等知识。在哲蚌寺考取岭塞学位时，诸答辩者无论怎样争辩，也未能使其立宗露出任何破绽。此外，松巴·益西班觉与以善辩闻名的哲蚌寺饶绛巴·确吉扎巴进行辩论时，将其驳得气势全无。1731年，松巴·益西班觉返回佑宁寺后，进行五部大论的立宗辩经，诸多贤者无论怎样争辩也未能驳回其立宗。故此，松巴·益西班觉尚未进京之前，早已成为博学多才、造诣超群的年轻藏传佛教学者。
第二，松巴·益西班觉通晓藏语、蒙古语、汉语等多种语言。清廷扶持黄教的主要目的在于安抚内外蒙古部众，自然注重诏命请来的呼图克图和高僧是否懂得蒙古语、汉语等语言。对此《董廓诺们汗转世传》中有这样的记载，1754年，乾隆皇帝召见六世东科尔·阿旺绛央旦增嘉措时问道：“历代呼图克图中是否有知晓蒙古语的？”六世东科尔答：“有七代呼图克图知晓蒙古语”，皇帝曰：“你不懂蒙古语，但我懂藏语。”这表明乾隆皇帝十分在意活佛高僧是否懂得蒙古语，并且乾隆皇帝通过自己懂得藏语向六世东科尔委婉表达应当学习蒙古语。松巴·益西班觉则具有这一语言优势，其诞生于纯粹的蒙古族家庭，七岁被认定为二世松巴的转世灵童，之前一直生活于出生地，是懂蒙古语的。此外，新编《松巴·益西班觉文集》之《后记》称：“松巴班智达通晓蒙古语和汉语”。松巴·益西班觉奉命至北京后，刚开始以DL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信使“甲那堪布”的规格发放俸禄，之后以赛赤转世活佛的规格发放俸禄。赛赤转世活佛即二世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洛桑旦贝尼玛，诞生于青海蒙古族部落，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地位仅次于章嘉呼图克图，后来乾隆皇帝钦定的喇嘛班次中赛赤呼图克图为右翼头班，章嘉呼图克图为左翼头班二人也通晓多种语言，精通藏文和蒙古文，奉命将藏文《丹珠尔》翻译成蒙古文等。故此，清廷十分注重诏命迎请的活佛高僧掌握藏、蒙古、汉等语言文字的技能，这一技能或许成为清廷选择和优待他们的潜在标准之一。
第三，二世松巴·洛桑丹贝尖参曾在京任职多年。二世松巴是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徒弟，1693年二世章嘉秉承康熙皇帝诏命，在二世松巴夏仲等众人陪同下来到北京。清廷优礼有加，将他们安置于皇宫附近的法渊寺，并赏赐僧装等。有关二世章嘉和二世松巴的任职情况文献记载略有不同，《二世章嘉活佛自传》称二人归入重要喇嘛之列，但《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则称二世章嘉归入重要喇嘛之列，松巴活佛归入扎萨克喇嘛之列。因此，据《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分析，清廷将二人任命为“札萨克大喇嘛、副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三者中的两种职位，因为三者位居“国师、禅师”之下，“大喇嘛、副大喇嘛、闲散喇嘛”之上，是名副其实的重要喇嘛之职位。但从《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传记》对二者职位的详细区分来看，二世章嘉应任命为札萨克大喇嘛，二世松巴可能任命为副札萨克大喇嘛或札萨克喇嘛。故此，自1693年起，除了1697年二世章嘉受命前往卫藏期间之外，二世松巴一直服侍二世章嘉活佛并任职居住于北京，直到1702年圆寂。
第四，深受郡王颇罗鼐的赏识。卫藏战争期间，正当颇罗鼐军队逼近拉萨时，松巴·益西班觉阻止了前藏贵族势力提出僧人参战的要求，事后颇罗鼐听闻此事十分喜悦，决定委派松巴·益西班觉为后藏哲玉吉采寺的堪布，派遣当天颇罗鼐还亲自相送并对其赞赏有加。松巴·益西班觉卸任哲玉吉采寺堪布返回安多后，颇罗鼐在郭莽扎仓询问其情况，并声称决定将他任命为强钦寺堪布，日后委派到更大的寺院担任堪布。因此，松巴·益西班深得颇罗鼐赏识，而清廷前后两次诏请其进京，正好处于颇罗鼐奉命总理西藏事务时期。
结论
松巴·益西班觉的“松巴堪布”之称号渊源与哲玉吉采寺担任堪布的关系并不大，而是与多次担任佑宁寺堪布和章嘉国师赏赐的名号“额尔德尼班智达堪布”紧密相连，其中的“堪布”一词来源于赏赐的名号之中。“松巴堪布”的称号对松巴·益西班觉来讲，是尊敬推崇的章嘉·若必多吉对他担任佑宁寺堪布期间的所作所为的认可和赞赏；对佑宁寺僧俗众人来讲，是松巴·益西班觉长期担任佑宁寺堪布，及其对寺院的奉献所表达的尊崇和爱戴。
松巴·益西班觉并不是首任萨迦派哲玉吉采寺堪布的格鲁派高僧。哲玉吉采寺因为参与了拥护藏巴汗政权的噶玛噶举和其残余势力带领的反抗活动而面临被惩罚和整顿，因四世班禅的请求而未被改宗，使其保持了原有的教派属性，但寺院堪布则有由格鲁派高僧委派充任，以此来加强对该寺院的监督和管理。因此，泽当寺的钦默降玛·强巴阿旺旦增为首位由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委派担任哲玉吉采寺堪布的格鲁派高僧，松巴·益西班觉担任其堪布则是延续之前的整顿做法。
松巴·益西班觉平生三次进京，依据其自传详细考证可知，松巴·益西班觉驻京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大约为一年半时间。松巴·益西班觉也不是第一位前往北京的松巴活佛，二世松巴活佛曾陪同二世章嘉进京，并在北京任职多年。此外，松巴·益西班觉诞生于蒙古族部落，蒙古语为其母语，还懂得藏、汉等语言文字。青年时期赴藏求学，入哲蚌寺郭莽扎仓，获得岭塞学位，学成归来后成为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学者中的翘楚。在藏期间又深受郡王颇罗鼐赏识，被任命为哲玉吉采寺堪布。因此，松巴·益西班觉自身所具有的高深佛学造诣和多语言交流能力，以及二世松巴在北京多年任职的先例，加之与当时卫藏政治人物颇罗鼐的联系，成为清廷诏命其进京的潜在因素。
松巴·益西班觉个人的生活轨迹涉足卫藏、安多、蒙古、北京、五台山等多个地方，对其人生事迹的深入探究和挖掘，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17至18世纪卫藏的政教历史和汉、藏、满、蒙古等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俄智多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刊于《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