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清代治藏政策的确立和有效实施离不开章嘉、土观等著名安多活佛世系的认可与参与，但学术界对于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的政教功绩历来关注较少。本文以《三世土观传》《安多政教史》《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佑宁寺志》《清史稿》《清实录》等藏汉文献为中心，系统梳理考证了三世土观活佛入京受封、辅佐章嘉，几任安多诸寺法台，博通文史等政教贡献。
关键词：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 治藏政策 安多藏传佛教 政教贡献
清代治藏政策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早在17世纪初努尔哈赤尚未入关之前，五世DL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与固始汗(1582-1655)就已派遣使者前往盛京(今沈阳)与努尔哈赤取得联系。努尔哈赤深谙众蒙古族僧俗信奉藏传佛教的传统和格鲁派在各蒙古族部落中的地位，优待藏传佛教高僧成为其笼络蒙古各部的重要举措，一直为清历代皇帝所延续。乾隆82岁高龄御笔亲书雍和宫四体文碑《御制喇嘛说》云：“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DL、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可见清朝治藏政策之端倪。18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整个藏区的一统地位已相当稳固，作为此时期的土观世系第三辈活佛，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上承二世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1680-1736)在清朝中央政府的丰功伟绩，深受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1717-1786)、二世嘉木样·贡却久美旺布(1728-1791)、三世松巴·益希班觉(1704-1788)等格鲁派高僧大德的教戒和勤心关怀，也承担了诸多弘法兴教压力，于1762年结束卫藏游学生涯，开始了其一生筚路蓝缕，弘法兴教的艰辛历程。三世土观一方面积极与中央政府沟通联络，三赴北京供职、弘法，辅佐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管理大小政教事务;另一方面在安多藏区几任诸寺法台堪布、营修寺院、剃度僧伽、提携活佛、广著经论，贻学后人。从其弘法传教的具体地域来看，三世土观一生弘法传教主要集中在安多藏区，另因北京任职之便，对内地，蒙古等地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入京供职
1763年，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奉乾隆皇帝谕旨前往北京供职，开始了一代大师在北京的政教生涯。他分别于1763年到1768年、1771年到1773年、1784年到1787年前后三次进京述职，但终因各种原因，并没有像前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那样长时间驻锡北京。三世土观在北京受封“驻京呼图克图”职衔，“净悟禅师”名号，其职务主要集中于辅佐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处理政教事务和广行佛事等内容。清朝册封“呼图克图”封号的蒙藏喇嘛人数较多，《蒙藏佛教史》载有158位之多，其中又有“四大呼图克图”“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其他驻京呼图克图”的区分。《钦定理藩院则例》记载“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分别为“章嘉呼图克图”“赛赤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萨木察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尽管二世土观曾经贵为“驻京掌印呼图克图”，但三世土观并没有再袭其职位任“掌印呼图克图”，故并不在“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列。《钦定理藩院则例》规定：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历世驻京，“并情愿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必勒罕字样”，而三世土观并没有如上所云长时间驻锡北京。三世土观与“洞阔尔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却藏呼图克图”“额萨尔呼图克图”系“其他呼图克图”之列。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无关系。三世土观进京时，已经不再是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5)、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进京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此时清中央政府已经牢牢地把握了利用藏传佛教高僧管理蒙藏事务的关键，诸多来自安多、昌都、卫藏、蒙古的活佛世系逐渐成长起来，纷纷被授予驻京呼图克图等职衔，竞争可谓激烈。三世土观虽然没有长时间留驻北京，但他这种供职北京，扎根安多，辐射蒙古、内地的弘法传教方式正是成就了三世土观的弘法需求。首先入京受封，辅佐章嘉，巩固了土观世系在佑宁寺、安多藏区甚至整个藏传佛教中的政治地位。然后深入蒙古、内地兴教传法，获得了在政治、经济上的多种优待，与诸多汉、蒙王公大臣建立了良好的供施关系。这种较为灵活的传教方式，巩固了土观世系在安多藏区的政教影响。土观活佛世系作为佑宁寺诸多活佛世系中最具综合实力的活佛世系之一，三世土观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许得益于这种弘法传教的方式。智观巴(1801—?)撰写《安多政教史》到达佑宁寺的时间，正好是三世土观停留北京之际，智观巴对于佑宁寺土观昂描述之豪华尚可管窥三世土观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实力。
佑宁寺章嘉、土观世系素来交好，三世土观自小得到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悉心关照。1757年末到1760年初，三世章嘉到卫藏裁定七世DL喇嘛(1708-1757)之转世灵童，与已经成年、正在卫藏学经的三世土观多有接触。在卫藏期间，三世土观的佛学修养、社会活动能力得到了三世章嘉的认可，为后来入京创造了条件。三世章嘉于1763年9月回乡为父奔丧，“由于(三世章嘉)是为父亲奔丧，大皇帝只好准假”。而同年三世土观第一次入京供职，乾隆皇帝命其辅佐章嘉国师管理京城宗教事务，颇受器重。1784年，三世章嘉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回到五台山静养。三世土观又于同年第三次入京，协助章嘉管理政教事务，直到章嘉弥留之际，三世土观还在土默特蒙古处理政教事宜。
三世土观学识渊博，佛学积淀颇深，兼通藏汉。入京期间，除了辅佐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联络、管理蒙、藏、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政教事务以外，参与三世章嘉所主持之《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编纂和翻译工作，深受僧俗各界所敬重。《清文鉴》系清朝语言文字类的官书之一，从“一体”到“五体”有多种形式和版本，皆为武英殿刻本，《四体清文鉴》共三十二卷，为满、藏、蒙、汉合璧对照辞典，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增加蒙文、藏文词语而编成，于乾隆年间编纂。《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十二卷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编纂，恰为三世土观第二次入京的时间。另外有清一代，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完成了佛教大藏经藏语北京版《甘珠尔》《丹珠尔》，汉语版《龙藏》，蒙语版《甘珠尔》《丹珠尔》，满语版《甘珠尔》的翻译和编纂工作。乾隆三十八年降旨：“《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具翻译付镌，惟清字经尚未办及”，针对“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乾隆皇帝认为开国至今未能刊刻国语《大藏经》“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遂在宫中西华门内开经馆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由三世章嘉国师亲自主持，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1772-1790年)以汉、藏、蒙、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在《满文大藏经》编纂期间，三世土观分别于1771年到1773年、1784年到1787年两度进京辅佐章嘉。《满文大藏经》在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刻成以后未印刷成册前就因失火而散佚缺失诸多，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尚有收藏，但一部分皆是1790年后又重新刊刻的，因存世极少而极为珍贵。
三世土观在北京的活动除了辅佐三世章嘉国师以外，还多次受邀主持诸如寺院开光，剃度僧侣，以及为部分王公大臣灌顶加持等佛事活动。1766年，随乾隆前往热河行宫，并在热河供奉胜乐十五尊佛像。1784年奉命回京，广兴讲闻，为驻京僧众授戒灌顶，各王公大臣供养了金银、丝绸等布施。
三世土观在北京期间，先后居住于今北京德胜门外黄寺大街的西黄寺和雍和宫土观仓二处。西黄寺于顺治八年(1651)在辽萧太后行宫的基础上兴建，与同年在明代汉传佛教寺院普静禅林基础上改宗的藏传佛教寺庙东黄寺隔街相望。据李德成考证，西黄寺本名黄寺，因位于紫禁城之北，又被称为后黄寺、北黄寺。因是为五世DL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进京驻锡所建，而又被称为DL喇嘛庙，汇宗梵宇。后因三世章嘉表奏中有“黄寺东西二区，同峘异构，土人号曰双黄寺”的陈述，而得西黄寺之名号。1653年1月，五世DL喇嘛进京驻锡西黄寺，三个月后离开，后来西黄寺便作为“清代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朝清贡使的在京驻锡地，负责接待DL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派来朝贡的贡使”。1763年，三世土观初次进京述职，自佑宁寺出发经过50余天的行程终于抵达北京，首先驻扎在西黄寺会见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并从其学习觐见礼仪。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就曾于1715年到1722年左右驻锡西黄寺。1715年，二世章嘉圆寂，二世土观与当年续接二世章嘉，进京受封“呼图克图净修禅师”名号，得赏绣龙黄伞、黄轿，朝马等物，赏赐驻京呼图克图钱粮以及20名徒弟驻京喇嘛钱粮，暂居于此。1722年二世土观护送七世DL喇嘛坐床回京以后，任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奉命驻锡旃檀弘仁寺，掌管北京的藏传佛教事务。旃檀弘仁寺为避乾隆名讳，而又称宏仁寺，俗称旃檀寺、旃檀觉卧寺，位于今北海公园北海之西南岸，西安门内养蜂夹道北旃檀寺街(现已不存，在原址建起了爱民里小区)，系康熙四年在明朝清馥殿基础上，为供奉古印度优填王所造，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屡著灵异”的旃檀瑞像而建。三世土观进京以后，并没有像前世土观一样再驻锡旃檀弘仁寺，系因为弘仁寺自乾隆十年(1745)开始，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前，一直是作为清理藩院设立的“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的办公场所加以使用。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是总管京城喇嘛事务的专门机构，由正、副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掌管，二世土观正是曾就任此职。《钦定理藩院则例》载“凡京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兼管弘仁寺事务”，而三世土观入京以后并没有再担任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职位，故没有在旃檀弘仁寺驻锡。三世土观入职北京以后，其主要的驻锡场所是位于紫禁城东北角的雍和宫土观仓。1744年，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导下，改原雍正皇帝之雍亲王府为藏传佛教寺庙，赐名“噶丹敬恰林”，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雍和宫。1765年，三世土观入京两年后，乾隆皇帝赐建雍和宫土观仓，《蒙藏佛教史》载：“(雍和宫)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由于历史原因，现早已无从寻觅。
二、安多地区的弘法兴教活动
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早年游学卫藏，深得卫藏格鲁派上层的赏识，曾被委任为后藏夏鲁寺法台。返回安多以后，先后任职佑宁寺第三十六、四十、四十四任法台，夏琼寺法台，塔尔寺法台等，在位期间护持寺院、广兴讲闻、剃度僧伽、影响遍及整个安多藏区。
三世土观于1760年就任后藏名寺夏鲁寺堪布，《安多政教史》载：“土兔年(1760年)，(三世土观)二十三岁，由西藏地方委任为夏鲁寺堪布。”《佑宁寺志》载：“早在西藏时，雄刹活佛曾选我为后藏夏里塞岗的布顿大师(布顿仁钦珠 1290-1364)之转世。来安多前夕，赐额尔德尼诺门罕之称号，并赠送大小印章、袈裟、海螺、旗牌、波吉(土语，汉语译为饶钹)等。DL喇嘛(八世DL喇嘛)坐床后，对我异常器重，重新委任上述职衔，赐印章”，但不到一年时间，便于1761年依上师三世松巴·益希班觉之命，返回安多佑宁寺就任佑宁寺第三十六任堪布。《佑宁寺志》记载：“(三世松巴)五次请我(三世土观)出任郭隆寺(佑宁寺)堪布，无奈师命难违。”三世土观就任佑宁寺堪布期间，努力发展佛法讲闻事业，护持寺院，为许多僧俗广授法戒，但无奈只就任一年多时间，便于1762年夏得到了乾隆皇帝命其赴京授法的谕旨，于1763年到达北京任职。1768年，三世土观由北京返回佑宁寺，广大进行財施，重漆佑宁寺大经堂，铸造了一尊高达一人身量的释迦牟尼佛铜像，并置办法座，帐幔等，以佛祖生平传记为内容，绘制了十五幅唐卡卷轴画铸造僧人饮水的精致银壶两把，缝制长约六尺的绸缎柱饰八条，制作银镶罗刹额马鞍一副，人皮垫子一只，并从德格迎请了一套《丹珠尔》，献斋僧茶一百零八块，拉萨祈愿大法会布施银一千余辆，耗银五万两新建藏经殿等。可见土观财力之雄厚。1770年，因佑宁寺第三十九任堪布赛当·阿旺曲丹(?-1770)不幸任期未满而圆寂，应僧众祈请，三世土观再次就任佑宁寺第四十任堪布。《佑宁寺志》记载：“许多比丘为了加持堪布法座，咸启请土观呼图克图继任堪布，使经院的全套教材得以完整的教授下去，关于《修心》的初步教诲，也使人们从心底服帖，新的学风如上弦的月亮蒸蒸日上”，“于铁兔年(1771)第一喜日(正月初一)抛元旦食子，在新年法会上为僧众辩经讲法，委任格贵，祈愿大法会期间，讲经发愿，在中间法会和夏季法会上，讲闻法戒，教授《初修心论》”就任佑宁寺第四十任堪布不久，三世土观再次接到乾隆皇帝谕旨命其前往北京。以史料推断，三世土观第二次复任佑宁寺堪布的时间当为1770年到1771年夏之间。三世土观第三次任佑宁寺堪布是1788年第三次往北京供职返回佑宁寺之时，任职后大兴讲听之风，并且“考虑这(佑宁寺附近居住有穆斯林)将危及寺院，遂严令毁去村舍，赶走回回，划分地界，树立标记，从政教两方护持寺院”。
三世土观第三次就任佑宁寺堪布的同时，于1788年7月到1790年，兼任夏琼寺堪布，在开展讲辩、教授公共经法、单独讲论《菩提道次精要》等经教、督饬政教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夏琼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夏琼寺系宗喀巴大师的启蒙恩师顿珠仁钦(1309-1385)所创建的寺庙，宗喀巴自7岁跟随顿珠仁钦受沙弥戒到游学卫藏之前一直在此寺学经，故夏琼寺有格鲁派之源的说法。另外夏琼寺系西藏色拉寺传承，历代学风严谨，名僧辈出，七世、八世、九世、十世DL喇嘛经师均出自该寺，四十六任甘丹赤巴金巴嘉措也最初在这里学经。夏琼寺作为安多藏区的重要藏传佛教寺院，一直备受僧俗各界的崇信。三世土观任职夏琼寺堪布期间，将夏琼寺“系格丹教法发祥之地的情况，奏闻皇上，蒙题赐丹吉林(夏琼大乘功德兴旺洲)匾额，同时颁发多麦地区除弘扬格鲁派教法外，不得任意传播其他各教派教法的圣旨”。宗喀巴于大元至正十七年(1357)十月十五日出生于青海塔尔寺地方，后来塔尔寺在格鲁派不断发展进程中，也由最初的一个小佛殿发展成了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活佛众多，影响广泛。1789年，三世土观又继任青海塔尔寺第三十五任堪布，届时，一人同时身兼格鲁派三大著名寺院堪布，在藏传佛教史上实属罕见。在塔尔寺任职堪布期间，三世土观依然极为重视僧伽教育，其“讲授《道次第坦途》(即菩提道次第精要)时，顿然响起健槌声为时很长，一切大众都闻其声”。并且请二世嘉木样大师讲授了《宗喀巴全集》，亲自讲解了《无著全集》《章嘉若必多吉全集》和自己的文集，授了那若空行母、大威德金刚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等密法教戒。另外三世土观在塔尔寺倡建了塔尔寺土观昂欠，但今已不存，据佑宁寺僧人介绍原址就在今天的塔尔寺藏医院位置。
三世土观在安多藏区护持寺院除了担任三大寺堪布以外，还新建、营修、巡礼了一批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主要集中在今甘肃天祝，青海互助、乐都、化隆、门源、民和等县地，为诸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和重建提供了支持。1780年前后，六世班禅·巴丹益西(1738-1780)前往北京为乾隆祝寿，从塔尔寺出发沿湟水经白马寺、达隆寺、止贡寺奔赴内地。三世土观在青海一带拜见六世班禅并护送班禅，行至今天青海乐都县境内休息时，六世班禅授记三世土观在此建寺，班禅选定今李家乡北6公里处的东马营村，赐名大乘解脱洲，即今天的乐都章嘉寺，后为佑宁寺土观昂所属。《安多政教史》记载在此之前原有西藏下密院的化缘喇嘛在此居住。另外甘肃天祝甘青交界处的嘉雅寺最初由DL喇嘛的亲门弟子智华嘉措修建，取名嘉雅寺曲科达杰林，后“由土观仁波切(三世土观)任堪布，遵循土观的迁寺重建的教导，根据他所选定的地址及规模和提供的经费，修建活佛府，大经堂的中枢建筑”，“当建立讲经院时，给各个学级发放教程，建立立宗之际，土观尊者起立向大家讲授关于发菩提心、转法轮等教戒，指示不论长幼，同声诵念《现观庄严论》与《入中论》。全体僧众、教长同声诵念后，尊者又讲授了《圣教增盛颂》表示祝贺。奏报皇帝后，赐聚善寺匾额……讲学风气非常良好。”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三世土观曾助扎底寺、夏玛寺等诸多寺庙重修和兴建大经堂，并且巡礼了瞿昙寺、白马寺等诸多圣迹，留下了许多授记。路过天堂寺看到展佛节的唐卡陈旧时，立马组织人力财力不久即为天堂寺做了崭新的国固唐卡。
三世土观在关心安多藏区寺院建设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提携其他甘青格鲁派活佛世系，并且与各活佛世系建立了广泛、良好的关系。其中，三世土观在安多期间，格外重视与二世嘉木样·贡却久美旺布的师徒情谊，多方面为二世嘉木样创造机会。1763年，三世土观急于赴北京供职，由他提议请二世嘉木样任佑宁寺法台，并亲自组织2000僧众骑马列队迎接。1790年，三世土观卸任夏琼寺堪布，立马又“介绍邀请一切知嘉木样协巴(二世嘉木样贡却久美旺布)为堪布”。二世嘉木样与同年六月上旬升上宝座，向僧众们讲授经院教程和《妙吉祥亲教》的随许，指示僧众勤学三学，注重比丘戒律和德行。1789年，三世土观继任塔尔寺堪布，便急邀二世嘉木样前去说法。三世土观的种种做法无疑扩大了嘉木样世系在湟北诸流域、夏琼地方、湟中及整个安多藏区的宗教和世俗影响。二世嘉木样赴任当时安多第一大讲闻寺院佑宁寺、格鲁派之源夏琼寺堪布职衔，无形中也提高了新建的甘南拉卜楞寺和嘉木样活佛世系的政教地位。另外三世土观在安多期间，还为多名活佛授戒灌顶，广行佛事。乾隆五十四年(1789)却吉千户和第巴千户为认定呼必勒罕曲吉丹增程勒之事祈请三世土观，“遂由土观认定，做了消灾的经忏法事，并恳切的吩咐要淡泊朴素，不可追求虚华，奠定了其一生沿正道发展的基础”。
三、政教文史贡献
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是我国著名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宗教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其一生著述丰富，博学多闻，才识精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全集》(藏文)共十七函五千七百余页，首先由青海佑宁寺刻板刊行，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和四川德格印经院都曾翻刻印刷。《全集》涵盖了教史、传记、宗派、寺志、文学等几个大类，主要有《土观宗派源流》《佑宁寺志》《章嘉·若必多吉传》《自传》《二世土观传》《喇钦·贡巴绕赛传略》《教法史·入佛教之海巨舟》《智者珍藏篇》《甘丹派美饰诗集·珍珠束》《颐和园礼赞》等等，为研究藏传佛教历史、教义、文化留下了丰厚的宝贵遗产，历来受到藏、蒙、土、汉等各民族信众的崇信和敬仰。
《土观宗派源流———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成书于1801年，系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晚年在佑宁寺土观昂所作。据《土观宗派源流》结尾“略说著书缘起”一节记载，该书的撰写是三世土观受博通经论的善修大师衮乔丹比卓麦和拉然巴·耶谢顿珠，以及高僧云丹白桑、丹增嘉措、绒巴皮巴活佛阿旺木庞达瓦(隆务寺活佛、土观之弟子)等一再劝请而作。后由鄂尔多斯杭锦旗比丘洛桑达玛、鄂托克比丘阿旺彭措、准葛尔旗比丘耶谢白丹等缮写。《土观宗派源流》作为三世土观的代表作之一历来备受关注。因其资料丰富、叙述详实，相对公允、极富有学术价值，被教内外和学术界公认为是记载藏传佛教教史、宗派、教义思想的上乘之作，名扬海内外，为藏传佛教学僧和国内外学者所共同学习研究。早在19世纪，《土观宗派源流》就由印度人达斯翻译成了英文，取名《西藏宗教历史文献》，刊载于1881-1882年的《孟加拉亚洲学会会报》。随着近代藏学的逐渐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土观宗派源流》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除了英文版以外，今天尚有汉文、日文、德文、俄文等译著为世人所观览研究。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是三世土观的另一部代表作品。三世土观自小受到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的关切和教导，其作为章嘉国师的亲传弟子之一，历来为章嘉国师所赏识和重用。三世土观游学卫藏期间，伴随三世章嘉左右，交往甚密，在北京供职期间主要就是辅佐三世章嘉国师处理政教事务，所以由其所撰写之《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自然有其他史料所难以企及之处，可以说是研究三世章嘉以及清朝治藏政策最为详尽的一手资料之一。另外，三世土观藏、汉文学功底丰厚，其所作人物传记章节明了、逻辑得当、用词精准，是藏传佛教人物传记史上的上乘之作，历来为藏地僧俗所认可。
《佑宁寺志———佛法讲修圣地郭隆弥勒洲目录智者悦心之使者》成书于1775年，是三世土观在寺志著述方面的大成之作，反映了佑宁寺(郭隆寺)早期的历史。全书行文流畅，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共分为“郭隆寺创建缘起”“郭隆寺历任堪布”“郭隆寺贡物概述”“郭隆寺施主庄园”四个部分。土观《佑宁寺志》于1989年前后由尕藏译成汉文，并且由星全成、尕藏作注。1990年，土观《佑宁寺志》与《佑宁寺简志》、王佛《佑宁寺志》三本合一本，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以上诸代表作外，三世土观在藏传佛教密法修学和阐释方面撰写了如《无上金刚萨垛父母随许之庄严解脱河流》《薄伽梵金刚萨垛阀门补特伽罗殊胜舍利净罪羯磨法宝灯》《金刚摧毁火供》《本尊集会修法辑要》《薄伽梵金刚阿閦佛九尊曼陀罗观定仪轨》《薄伽梵阿閦佛所依上师瑜伽/自他二利/除障等》《圣不空绢索诸众供养仪轨》《十一面观音斋戒仪轨甚深解脱略要点滴》《双身文殊近修仪轨》《各种本尊护法神上师传承祈请/胜乐金刚修供/嘉木样协巴教言集》《吉祥大威德金刚勇士成就法摘要》《吉祥大威德金刚修法文书》《吉祥劫独雄本尊修法仪轨》《吉祥胜乐轮双运修法捷径/修法仪轨/会供/白胜乐修法等》《解脱金刚天女修法仪轨》《金色妙音天女近修仪轨》等五百余部显密著作，其中《三届伏魔大帝关云长之历史和起贡法·激励事业雨流之雷声》在系统介绍关公历史源流及其与藏地、藏传佛教的关系同时，完整的展现了藏传佛教关公祭祀供养仪轨，是藏传佛教引入关公护法神信仰和仪轨的奠基之作。
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作为出身安多地区的清朝格鲁派重要高层活佛，一生持戒严谨，政教功绩卓著，显密修为精深，前后三次进京供职，深受清朝中央政府的优待和礼遇。在安多藏区弘法期间，护持寺院、广兴讲闻、博学多识、著述丰富。一代大师于嘉庆七年(1802)圆寂于青海佑宁寺土观昂，世寿66岁。嘉庆皇帝听闻三世土观圆寂，专门派使者奉献五十两白银所制曼扎、五十条上等哈达、五十两白银、上乘香料等以示告慰，并敕谕于内地建造金铜灵塔供奉其遗体。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及其藏文文集综合研究”(项目号：21CZJ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吕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