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十年后，在灾难、悲情、灾后重建的热忱之后，作为身处其中的作家阿来如何讲述地震带来的灾难、悲情、救赎？一场灾难究竟有多长？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长？《云中记》无疑是一次新的探索与尝试，它讲述在地的灾难，也尝试超越这一灾难；它讲述身体和精神的漂泊，也试图让身体和精神一起回家；它讲述个体和村庄的消亡，也祈颂生命再生的喜悦和安详。《云中记》是一个人的精神史，同时也是嘉绒藏区这一边地中国的乡村精神图谱；是一个名为“云中村”的村庄在自然灾难面前消亡的历史，也是一个普泛意义上的中国村庄在历史变迁中渐行渐远的历史。
从《机村史诗（六部曲）》到“山珍三部曲”到《云中记》，阿来不断地回到他念兹在兹的藏地村庄，以汉藏混血的身份讲述流散经验，重构个人、族群记忆和重建藏地乡村的精神图谱。如果把《云中记》关于个人精神史、村庄志的书写放置在阿来的藏地乡村书写与当代文坛的乡土书写脉络中，我们会发现《云中记》的不同。因为，这一灾难叙事既不是阿来机村史诗中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带来的，也不是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带灯》等讲述的20世纪中国的革命、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乡村的溃败。《云中记》为当代文坛提供的新的文学经验在于：面对“无妄之灾”，人们如何修复“创伤记忆”？如何进行精神救赎？如何重构村庄与族群记忆？
一、精神史：回家的路有多长
《云中记》讲述的是一个乡村祭师阿巴在大地震后离开故土，五年后再次回到故乡，安抚魂灵，并随村庄一起消失的故事。生者与死者、身体与灵魂、故土与他乡、漂泊与回家、留存与消亡、灾难与重建，小说在这样多重的维度上构建了一个丰满的叙事空间。从叙述的表层看，这是一个祭师的身体还乡，安抚亡灵和祭祀祖先；但在深层上，这又是一个人的精神还乡和心灵救赎。
但是，当我们继续追问，阿来在地震十年后重新讲述这一灾难叙事的文学意义何在？在灾后叙事的悲情与重建的叙事热忱后，阿来这个不一样的故事究竟要讲述什么？当小说以“十年”的后视视野讲述阿巴这个乡村祭师在地震“五年”后的时间节点回到故土时，我在小说中读到了“时间”这一巨大的个体、命运、历史的寓言。时间的“此在”与“在地”的生命经验、 时间的流逝与创伤体验、时间的“凝固”与个体“超越”时间的精神救赎，在“时间”连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线形脉络上，个体的心灵归属、族群命运的跌宕起伏、村庄的过去与未来，又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时间”对个体、族群、村落历史的塑形，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普泛性意义。
地震前，阿巴是云中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在历史断裂之后重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传统的传承者，而这一个传承人实际上连接了阿巴当年跟随父亲去磨房的童年和少年记忆，那个驱除神灵的红色年代中对鬼神的拒绝，同时也连接了在新时代对宗教文化的重新赋魅，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新的体认。如果说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的大叙事铭记的是历史的沧桑巨变，那么属于阿巴这个大时代中个体的是有关父亲的温暖童年记忆，和自己作为云中村电工的那段荣耀岁月的青春记忆。然而，作为祭师的儿子，命运再次选中了他，对魂灵的“不信” 与 “信”正是在从普通人到“祭师”的身份转换中不断确认的。当灾难来临，曾经熟悉的生活和世界在瞬间崩塌，恐惧、无助、惶惑、悲伤、绝望，笼罩在云中村的伤痛再次把祭师阿巴推到了历史的前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身份，在阿巴目睹了灾难后村民的恐惧与绝望后，安抚鬼魂的职责成为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历史选择了一个灾难性的“节点”，把阿巴推向了心灵重塑与精神重建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小说从祭师阿巴回到云中村的第一天讲起，他带着所有云中村活下来的人们的嘱托回到离开四年多的故乡，来安慰那些在地震中骤然死去不能安息的灵魂。可是，为什么是在离开四年多以后重新归来呢？因为，在移民村，穿着工装的阿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一点云中村的味道了”，也预感到云中村即将消失的大限已到，终于下定决心踏上归途。回到云中村，是阿巴履行一个祭师的职责，同时也是寻找那个过往自己的过程。因为“祭师”这一身份连接的是阿巴的故土家园，是故去的父亲，是遥远的家族的职业传承，是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记忆，是失忆后不断敲响的羊皮鼓和摇响的铜铃所携带的家族记忆。可以说，阿巴的执意归来、与云中村同在，是个体对故土的回归，也是身体对灵魂的寻找。在移民村做什么事就想什么事的阿巴，回到云中村后，许多记忆纷至沓来。离开故土的阿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工作、生存着的空壳，但回到云中村，随着身体归来的，是所有生活过往的点点滴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生命记忆。如同往事常常以含蓄的、隐匿的、晦暗不明的方式长眠在我们的记忆中，而那些不期而至的、偶然遭遇的生命经验常常触动生命中这股暗流，一瞬间，所有的记忆都被激活。阿莱达·阿斯曼在讨论回忆的真实性时认为：“我们的许多自传回忆，尤其是保存在我们记忆中的那部分是被分成两半的：一半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另一半让度给地点和事物。许多看不见的线条就这样使身体和感官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外面那半与体内那半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再次汇合的时候，他的记忆就被激活了。”1在长久的分离后再次回到云中村，在曾经熟悉的气息和味道中，阿巴的记忆重新被激活，如同普鲁斯特闻到那一小块玛德琳蛋糕的香味时，那些深深埋葬的过去在瞬间全部闪现。
因此，阿巴的归来可以说具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作为村庄记忆和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他将讲述一个村庄的前世今生，他要安抚那些漂泊、战栗的亡灵；另一方面，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灵魂，让身体和灵魂一起回家。有关村庄的记忆、人事的记忆，始终和他的童年记忆、青春记忆缠绕在一起。五年的时间流逝，短到只是移民村里日复一日的一瞬间，长到丢失了云中村的味道，淡忘了故乡的语言。再次的回家，不仅面对的是漫长崎岖的山路、破败的断壁残垣，更是如何安抚惊惧的魂灵、寻找过往自我的惶惑。正如人们送别阿巴的歌声：“用祈祷歌唱。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静。”“歌唱像是森林在风中深沉的喧哗。岩石在听。苔藓在听。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岗。灵魂在这一切之上，在歌声之上。”2“灵魂在这一切之上”，那是云中村死去的魂魄，是故乡人活着的精魂，也是作为祭师的阿巴的灵魂。“岩石”、“苔藓”、“鸟”、“鹿”、万物的“灵魂”，在阿来的小说世界中，众生平等，在死亡的边缘，在废墟之上，有生命的颂歌响起。在送别的祈颂声中，阿巴启程，踏上回乡之路。
然而，“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长？安抚他者、寻找自我的路究竟有多长？精神还乡、寻找自我灵魂归属的路究竟有多长？“从离开这里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天天行走，走了一年，走了两年，走了三年……”3阿巴回来的显在理由是：“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4在最初的七天里，阿巴走遍了废墟中的每一户人家，焚香、击鼓、摇铃，因为看不到一个鬼魂而失落，但在埋葬妹妹的巨石前，他给妹妹讲述外甥仁钦的故事时，看到一株鸢尾花应声而开，他想这也许是灵魂存在的证明。后来，他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云中村的废墟中寻找，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鬼魂，阿巴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当中。最后，把阿巴拯救出这种被世界遗弃的沮丧的，是夏日的晴空，是碧绿的菜地，是美丽的鹿群，是万物复苏的大地。在死亡的废墟之上，一切又在新生，这种新生的喜悦，是神性的降临，也是对苦难的救赎。阿巴正是在回到云中村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与灾难和解，与自我和解。如果说在地震前，阿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更多停留在祭拜祖先和安抚鬼魂的职业认同，还陷于对灵魂的“信”与“不信”之间的犹疑，那么，再次回到云中村后，他越来越体认到自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回乡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更是在寻找自己的灵魂，身体还乡背后是精神还乡和心灵救赎。
五年的时间流逝，面对废墟般的“此在”，阿巴怎样重建破碎的村庄记忆和族群记忆？带着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回到故土的阿巴，在回忆与讲述中，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宽宥与温爱，甚至对霸道的祥巴一家，阿巴内心也充满了悲悯之情。在地震面前，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每一个个体都是可怜人，都是无助的人。每一个个体在巨大的无妄之灾面前，被暴虐地和过往的自我告别，支教的幼儿园老师命丧他乡，爱跳舞的央金偏偏失去了一条腿……而阿巴的归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尝试在历史的断裂处架起一座桥梁，在无妄之灾与个体命运、村庄命运、万事万物之间重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对万事万物的敬畏、悲悯，包括带来灾难的大地自身。离去、归来，从回到云中村的那一天起，阿巴都像是一个人在舞蹈，但天地清明、神灵与鬼魂同在，回来安抚亡灵的阿巴又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云中村的过去与现在、村民们的过去与现在、阿巴个人的过去与现在，都在“此地”“此刻”再次联结。“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托于大地，人无处可去。”5人和灾难和解，人和世界和解，人和个体生命中那些所有的灾难、悲怆、孤独的生命体验和解，它们构成了所有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指向过去的伤痛，也指向未来生活的新的可能性。
《云中记》是个人的精神史，也是对人类面对灾难与死亡的精神疑难的探寻与追问。云中村的人们信仰藏民族的原始宗教苯教，而原始苯教中万物有灵、灵魂永生的信仰，使祭师阿巴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消亡具有了逻辑上的说服力，在移民村迷失了内心生活的阿巴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让“挂空”的心灵落地。在当代文学对个人精神的探寻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史铁生对个体的精神疑难的持续追问，史铁生在对身体残疾和人生苦难体认、接纳之后，在“写作的神性”中构建了生命的意义。而阿来的《云中记》则是在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意义上，在个体生命存在与消亡的更为原初的意义上，探寻个体超越世俗生死和日常悲欢的可能性。最后的时刻来临，阿巴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云中村不在了，云中村的祭师不在了，活着的人们远走他乡开始了新生活，死去人们的灵魂得到抚慰寻找到了新的去处，灾难撕裂了人们的心和村庄的魂，时间以它特有的方式弥合着人们心中的伤痛，时间也把云中村送入大自然的混沌之中。天与地、身体与灵魂，在“此刻”再次融为一体。阿巴追随云中村而去，追随云中村的亡灵而去，也追随着那个少年时代水磨坊的夜里偷看父亲祭祀鬼魂的少年而去，追随那个在茫茫丛林和碧蓝天空下孤独地祭祀山神的祭师而去。在那一刻，身体回家、灵魂还乡，大地母亲再次拥抱着他像初生的婴儿，回归到亘古的寂静之中。一切来自大地的，都会归于大地，《云中记》讲述祭师阿巴的身体还乡之旅，同时也在隐喻的意义上讲述了人类的精神还乡。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长？也许它在远方，也在脚下。
二、 村庄志：一种伤痛有多长
《云中记》讲述了一个地震后即将消失的村庄的前世今生，我想继续探寻的是，在村庄志和乡村史的意义上，《云中记》对阿来而言有怎样的意义？对当代乡土写作中的灾难叙事又有怎样的意义？阿来作品中由来已久的对嘉绒藏区这一边地中国的书写，来源于他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和个人的历史记忆，基于他对藏地故土不断回望中凝聚的族群情感，根植于他诗性抒情又连接着大地的浪漫写实能力。最能代表他的乡村叙事的《机村史诗（六部曲）》讲述一个藏地村庄“机村”在20世纪后半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抛开阿来对边地中国书写的这一文学地理的独特性，那么，“机村”系列和《生死疲劳》《古炉》等具有某种同构性，都是讲述革命、暴力等对乡村一次又一次的剥夺之后的乡土挽歌。《云中记》的不同在于，不是《机村史诗（六部曲）》《古炉》等对乡村在革命、暴力中被抛出既有生存轨道的反抗，不是《河上柏影》《炸裂志》等小说中疯狂的欲望对乡土的毁灭，也不是《秦腔》《带灯》等在绵密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的乡村的日渐溃败，《云中记》是一个反向的叙事，在故事的开头，云中村已成废墟。那么，在村庄罹难、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后，村庄记忆如何修复？对于一个在骤然降临的无妄之灾面前注定消亡的村庄，如何讲述村庄的前世今生？如何构建村庄的历史与记忆？这是一个村落的悲伤故事，也是地震中无数村落的悲伤故事，面对不期而至的灾难，一场伤痛有多长？
《云中记》是关于“云中村”从诞生到消亡的村庄史，是云中村人的日常生活和灾难叙事，阿来在扉页中写道：《云中记》“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5·12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云中”的藏族村落，曾经是一个被神灵庇护的地方，人们信仰苯教，民风淳朴，安居乐业。然而，当灾难来临，地动山摇，生灵涂炭。地震改变了一切，震前要被打造成旅游示范村的云中村，泉水干涸、山体开裂、房屋倒塌，因为坐落在滑坡体上，云中村在不久的将来会离开山神的怀抱滑向江中，永远消失。村口的老柏树，是村子的风水树和神树，早在地震一年前已枝叶枯萎，濒临死亡。老柏树死去，云中村的人们背井离乡，去往他们不熟悉的平原上的村落开始新的生活，只剩下红嘴鸦在村中的废墟上、古碉上盘旋。一个村庄消失了，山河肃穆，岁月无声，自然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塑造着山河大地，又陷入永远的寂寥与沉默之中，但时间铭记了这样的消亡，铭记了它从历史中走来又寂然离去的悲怆。
云中村的过去连接着英勇善战的祖先的荣耀，先祖阿吾塔毗带领他的部落从遥远高旷的草原地带来到丛林茂密的地方，打败了居住于此的矮脚人，在雪山下繁衍生息。每年的祭山仪式，在古歌中不断吟唱的这段英雄史诗，是云中村共同的族群记忆和历史记忆。祭祀山神，同时也是云中村人的节日盛典，他们盛装出行，吟唱祖先的英勇，也向神山祈福，护佑人们的日常生活。祭山这一仪式化的庆典，是云中村人对自己是阿吾塔毗子孙的确认，也是他们的民间狂欢。一年一度的祭祀山神活动形成了结构化、仪式化的族群记忆和社会记忆，但是，到了移民村的云中村人，不再祭拜山神，身上慢慢没有了云中村的味道。或许可以说，身体记忆的淡漠也预示了村庄公共记忆的逐渐消失，阿巴一个人制造的热闹的祭山活动不再具有强化村庄集体记忆的功能，而成为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与村庄记忆、族群记忆的告别。
那么，归来后的祭师阿巴面对已成废墟的村庄，如何重建关于这个村庄的历史记忆？小说的开头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场景，阿巴归来，向云中村的废墟走去：
他摇铃击鼓穿过田野。
两匹马从远处望着他。
田野里的鸟惊飞起来。
石雕上的红嘴鸦惊飞起来，斜着身子盘旋，在风中震颤着翅膀呱呱啼叫。
田野里还有自生自灭的稀疏的油菜、麦子和玉米。更多是野草……6
这一幅颇具空间感的画面像一个电影的长镜头，连接起村庄的过去与现在。灰色的断壁残垣、死寂的村庄在阿巴的摇铃击鼓中再一次复活，他走过每一家的废墟，回忆中的某一场景、某一画面把意想不到的过去释放出来，那些回忆中遥远的、散发着熟悉气息的云中村的父老乡亲再次唤起了生命的悸动，再次成为感性的存在。遥远的过往在此时此地扑面而来，五年的时间似乎转瞬即逝但又如累积的火山一样在瞬间爆发。而在时间的“瞬间”体验中，云中村每一个在灾难中消失的个体鲜活地再现，在阿巴回来后的“第四天”，在五年后的“此刻”，历史再次上演。生前、死后都不愿意麻烦别人的白玛家的儿子，勤俭持家、应有尽有、有求必应的罗洪家，孤独的阿介，活在电视里的孩子，地震前终于人丁兴旺的阿麦家，种麻和织布的呷格家，失去了一条腿的跳舞姑娘央金家，横行霸道的祥巴家……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构成了云中村的过往，构成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但是，地震来临，所有的一切都被改变了，背井离乡的人们在他乡开始了新生活，云中村的好孩子、阿巴的外甥仁钦成了瓦约乡的乡长，失去一条腿的跳舞姑娘央金、在外面发财的祥巴在五年之后先后回到云中村都是为了更好地离开……村庄，是他们的历史，也构成了他们的现在，面对村庄废墟的央金不再能像电视台设计好的那样“表演”舞蹈，用热气球消费云中村废墟的祥巴最终也惭愧地离开，一个自然意义上的村庄消失了，但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村庄还会不断归来，召唤迷途的人们。
云中村是一部空间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时间的历史。在时间的维度上，是地震改变了一切，灾难在瞬间降临，猝不及防，“此刻”成为村庄史的一个“断裂”，过去是持续与永恒的统一，在那个过去的历史中，云中村连接着山神阿吾塔毗带领族群的艰苦迁徙，而“此刻”是灾难、毁灭与死亡。在被岁月洗刷过的云中村的废墟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时间的力量、时间对云中村的塑造，“残墙连着残墙。……雪和雨，风和时间改变了残墙颜色。……一种泛着微光的灰色。很多时候，梦就是这个颜色”。就如同巴赫金在讨论歌德的时空观时所指出的，歌德“不喜欢与世隔绝的过去，不喜欢囿于自身只为自身的过去……他希望看到这一过去与活生生的现在有必然的联系，希望理解这一过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应有的位置”。7五年后的云中村的废墟，联系着每一家人、每一个个体的过往和生活的突然被中断，那是“过去残留于现在之中的重要而生动的痕迹”。8在云中村的废墟中，阿巴一次又一次看到了过去，那些镰刀、斧头、锄头、石磨中连接着日常劳作的尊严，电线里埋葬着云中村曾经繁荣的往日岁月，香炉、羊皮鼓、铜铃里回荡着先祖的荣耀与灵魂的安宁。
云中村的这一废墟空间变成了灾难历史的时间的绵延，在这一被时间雕刻的空间中，祭师阿巴的生命记忆全部复活，村庄的记忆全部复活。正如巴士拉所说的：“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的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出发寻找逝去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悬置’时间的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9正是在这个曾经鲜活如今已成废墟的村庄中，祭师阿巴在归来的七天里再次经历了灾难来临的撕裂时刻，在这个“此刻”属于他的、属于云中村故去的人们的空间场所中，时间再次复活。但回望中的时间也抚慰了苦难，回忆的创伤性经验得到了缓解，灾难叙事不再单纯是上天降临给云中村的无妄之灾，而是时间重新构造大地万物的偶然。阿来说：“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心愿。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10这是一个村落陨灭的故事，但云中村的守护神阿巴归来，罂粟花开，鹿群归来，尘埃再次落入大地，云中村沉默不语，再次消失于大地之中。
《云中记》书写了一个地震后要消亡的村落，借此纪念地震中消失的无数城镇和村落，但《云中记》又不单单是一个最终陨灭的藏族村落的村庄志，在隐喻的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时代转换中无数中国乡村的村庄志。作为坐落于大地上的自然村落，在时间的构造中云中村再次和大地融为一体，时间在“此刻”断裂并终结。但是，作为一个族群和文化村落的云中村，其实在地震前的时代变迁中早已开始“断裂”。世代信仰苯教的藏族村落，在驱除鬼神的年代，村民不再祭祀山神，祭师藏起了行头，村里的喇嘛离开了寺院。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是被迫和传统割裂，那么，新时代来临，村庄的流变更像是一种时间和历史的必然。即使地震不来，云中村也已经失去了很多人家，裁缝家靠手艺去了县城，祥巴家靠了儿子的蛮勇，在村里盖了高出人家几层的大房子，只是为了显摆，年轻人离开了村庄不再回来，信奉佛教的瓦约乡的其他村落在成为旅游地后欺诈外来的游客。地震前对云中村作为旅游村的规划中，每年的祭祀山神不再是虔诚的信仰，而成了旅游观光的景观，甚至劳动也是为了被观赏。阿来写了一个村落在地震中的消亡，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有着千年传统的藏族村落早已走在传统文化消亡的路上，云中村的命运，也是普泛意义上中国无数乡村正在经历的命运。
一个村庄消失了，一种文化随风而逝，在《云中记》中，关于村庄的历史是一个复调的叙事：一个自然意义上的村落，花开花落、万物有灵，在时间被中断的灾难时刻骤然消亡，重新归于大地；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村落，在时间和历史的转换中，神灵远遁，传统式微，族群文化逐渐消逝。所以，阿来借此向灾难的创伤记忆告别，献祭者阿巴归来，更多是一种精神性的救赎，是在精神、心灵的意义上重构一个原初意义上的村落。同时，《云中记》也是一曲乡土叙事的挽歌，在村庄志和乡村史的意义上，《云中记》也记录了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历史巨变与新生。一场伤痛有多长？那不仅是时间偶然中灾难来临后云中村的伤痛，也是无数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的古老的、熟悉的生活方式日渐消散的伤痛。
但《云中记》的别有不同也在于，它讲述灾难与伤痛的同时，还显示了另外面向上更高的诉求。如果说，曾经鲜活的云中村的变化是无数乡村的缩影，那么，阿来在《云中记》中不断追问的是：在大浪淘沙式的历史巨变中，我们生命中不断沦丧的究竟是什么？是古老的生存方式，还是世道人心？是天地万物不可抗拒的命运悲歌，还是人与天地如何共处的生存伦理？在20世纪文学史中，能把世事变幻中的世道人心与山水流变的天地观并置的，典型的如沈从文、贾平凹，相比于沈从文审美的乡土梦幻和牧歌远去的忧伤，贾平凹贴近大地的朴拙、粗粝，以及质朴与温情，阿来的边地中国书写直指超越历史暴力的天地伦理。《云中记》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它以与自然和解、与世界和解、与苦难和解的方式重构了一个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如果说，在现代性进程中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流失是所有藏地村庄、中国村庄、世界意义上的乡土世界的必然命运，那么，《云中记》所可能探寻的是，人类在渐行渐远中如何回望来路，铭记人类原初意义上的家园，铭记人类与土地的血脉相连，铭记那些在撕裂与阵痛中依然应该葆有的敬畏、慈悲，乃至坚韧、勇气。
三、时间寓言：在回忆与讲述中拯救历史
阿来说，写作《云中记》时，他的心中始终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在地震十年之后，来自灾区的阿来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些地震中消失的个体与村庄告别，向灾难、惊悸、悲伤告别，而在小说中，是祭师阿巴在地震五年后重回故土，安慰那些在地震中骤然死去、不能释怀的魂灵，与即将消失的云中村告别。时间在慢慢平复“彼时”的撕裂、疼痛、惶惑、恐惧、绝望，时间使人们有勇气重新讲述过往并审视自我。整个小说的叙事节奏，像极了一曲生命的乐章，但不是从欢乐的降生到宁静的死亡，而是一曲反向的乐章，突然的灾难降临，惊恐的死亡，灵魂的飘荡，最终，万物归一，尘埃落入大地，一切复归安宁。流逝的时间，悲伤的回忆，温情的讲述，抚慰了万事万物的疼痛，使死亡的悲歌化为对一切生命敬畏、悲悯的颂歌。
在《秦腔》的后记中，贾平凹写道：“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11贾平凹以这样的方式向自己的故乡棣花街告别，棣花街虽然破败了，但它还在，故乡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黏稠琐碎的日常生活。阿来说写作《云中记》，也是为了告别：“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葬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这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召见了光芒。”12云中村，以及地震中无数被埋葬的村庄，永远地陷落在无边的黑暗和深渊中。然而，在死亡、绝望之路上，《云中记》以回忆的方式修复创伤记忆，并在讲述中发现了晦暗中的微光。当下的文学讲述无边的黑暗与无望的抗争太多了，但在《云中记》近乎绝望的告别中，阿来的写作带来了不一样的温暖和希冀。
小说以祭师阿巴回到云中村的时间开始讲述，在开始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叙事的高潮迭起。第一天，阿巴回到云中村，在村口磐石边的松树下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往日浮现，内心不能安宁。第二天，阿巴进村，是五年前地震前的第三天，摇铃击鼓，作为一个祭师宣告自己的“回来”。第三天，阿巴在埋葬妹妹的水磨房前，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和妹妹跟随父亲度过的那些安宁而神秘的水磨房的夜晚，父亲离世后，拖拉机进村，水电站建起，神灵远遁，少年阿巴成为村里的水电工。在对往事的回忆和讲述中，小说的节奏再次放缓，疼痛而温暖。前面的三天，像是一曲安魂曲的前奏，舒缓而压抑，阿巴在离开云中村四年多后重回故乡，叙事不断地延宕，云中村的前世今生、阿巴的去而复来、电工阿巴成为祭师阿巴的过往，一一浮现。第四天，是叙事的高潮，是五年前的地震的“彼时”与“此在”交会的时间网格中的重合处，在这一被定格的“时间”瞬间，昔日重来，“时间”的瞬间叙事转换为云中村的“空间”展现，大地震颤，生灵哭泣，云中村的每个家庭的过去与现在交会。在灾难来临的瞬间寂静中，一个个灵魂离开身体，飘浮在空中，阿巴呼唤那些无依无靠的灵魂回来接受安慰，不让悲声再起。他击鼓摇铃走遍每一家的废墟，熏香祈祷，曾经居住在那里的每一家人的善恶长短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浮现，在地震的那一瞬间，大地没有依据善恶标准进行挑选，但时光流逝，时间通过阿巴的回忆自己进行了评判。
在第五天，安抚完灵魂累瘫了的阿巴一睡不起，在第六天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回忆起和母亲、妹妹一起度过的安宁岁月，自己在水电站滑坡后的失忆和苏醒。第七天是继地震来临那一刻之后小说叙事的又一个高潮，那是五年前本来商定好的云中村祭祀山神的日子。在阿巴五年后一个人的祭山活动中，似乎昔日重来。雄浑的古歌、盛装的男女、荣耀的祖先、燃烧的神火、哭泣的矮脚人、飘荡的风马、五彩的旗幡、飞逝的箭镞，众生狂欢，山神肃穆，古歌回响，往日浮现，昔日重来。在这一象征性的仪式中，在这个延续了族群记忆的此刻“时间”中，族群的历史，云中村的过往，穿越时间的迷雾席卷而来，与“现在”融合，断裂的历史得以缝合，悲伤的灵魂得到抚慰，活着的人们重拾希望。
“七天”，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刚好是死去的魂灵告别今生去往另一世界的时间旅程，祭师阿巴在七天的时间里安抚亡灵、祭祀山神，在五年后的“此时”，心灵时间与现实时间再次合二为一。这种双重视野的“合一”，使阿巴在五年后的“此时”，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地震发生时，大地失控，尘土弥漫，而他不是在山道上，而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研磨祭神的香料，“他捧着香料的手变成了一个沙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快的一只沙漏，一瞬之间，他的手掌就空空如也。这样快的流逝，使得时间也失去了意义。只剩下空间本身猛烈地颠簸摇晃。他看见那些香料的粉末变成了一股烟尘……”13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空间消失，时间凝固，沧海变桑田。在把灾难历史重新时间化的叙事中，地震的“瞬间”因此具有了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而赋予其历史化、本质化的意义。对于云中村这个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村庄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甚至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存在，那么，在灾难来临的一刻所包含的所有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日常生活的中断与继续，都具有了村庄史的历史节点意义，《云中记》正是通过回忆与讲述，重建了关于个体的心灵史、族群的精神史与村庄的公共记忆。
前七天的叙述在小说中大概占用了一半的叙事时间，叙事节奏紧凑，高潮迭起。在小说的后半部，是以“月”为计时方式展开叙述，节奏变缓，骤然降临的灾难的疼痛和撕裂得以缓解，叙事从村庄的过去慢慢回到现实。第一个月，阿巴搬回了自己已经垮塌了一个墙角的房子，清理家宅。第二个月，消失了很多年的鹿群归来。第三个月，云丹上山来送东西，两个人的“告诉”都带有日常生活的烟火气。第四个月，阿巴选了一个吉日去祭奠被遗忘的谢巴家，地质调查队来到云中村，阿巴讲述矮脚人的历史。第五个月，央金归来。第六个月，祥巴归来，云丹上山和阿巴告别，阴雨绵绵，那一天到来。
在小说的后半部，叙事的节奏放缓，阿巴归来独自面对云中村的那种相对封闭的、圆形的、悲伤压抑的叙事空间被打破，现实的、日常的、充满了烟火气的生活归来。阿巴搬回了破败的故居，重整破碎的家园，在熟悉的旧日生活气息中，悲伤和压抑慢慢平复，“所有的庇护所，所有的藏身处，所有的卧室，都有共同的梦想价值。……家宅，就像水和火，让我能够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谈起梦想的微光，它照亮了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我们体验着安定感，幸福的安定感。我们通过重新体验受保护的回忆来获得自我安慰”。14回到旧宅，回到熟悉的旧日生活中，回忆的微光再度照亮了阿巴独自面对废墟中的云中村的孤寂与悲伤。接下来的日子里，罂粟花开，鹿群归来，阿巴在每日的阳光中醒来，一切似乎变得安宁而美好。虽然，云丹带来了瓦约乡旅游让人们不满的坏消息，但机警的乡长仁钦很快化解了危机。跳舞的姑娘央金回来了，是电视台策划的地震周年纪念需要已成废墟的云中村来煽情；祥巴回来了，他的热气球生意是通过让人们看一眼即将消失的云中村而赚钱；地质考察队来了，他们的勘察宣告了云中村的即将滑落。他们都来而复去，带着不同的诉求，唯有祭师阿巴，回到旧宅，回到故园，也是回到了灵魂的家。最后的日子到来，阿巴随云中村消失，时间再次定格，但这一“此在”不再是地震来临时的恐惧与绝望，而是清净与安宁。像一曲安魂曲的终了，灵魂升入天空或者归入大地，天地清明，一片和谐。正如阿巴所说的：“这个世界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也不会去祸害这个世界，我们只是自己消失。”“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15阿巴甚至想象那应该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人们都睡着了，万籁俱寂，云中村悄悄消失。
时间、回忆、讲述在小说中最后会合在一起，灾难与死亡之后，难以释怀与终于放下之后，人与灾难和解，人与世界和解。地震来临，山河呜咽，人民受难，但随着时间流逝，伤痛慢慢愈合，记忆慢慢褪色。但回忆与讲述拯救了时间的遗忘，“时间的对手则是回忆。如果说时间的本质是不可逆转性和永远想着新的终点前行的单调性，那么回忆的本质则是对这种时间规律的否定；它能回溯那些不可逆转的东西，召回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16在阿巴回到云中村的不断的回视视野中，往事重现，昔日重来。遗忘与回忆、灾难与救赎、异乡与故土、死亡与生存，再次被审视和重述。在回忆和讲述中，云中村、作为祭师的阿巴都获得了比它们在过往的历史中更多的意义，因为，五年漫长时间的积累中，时间赋予了它们超越历史，甚至超越它们自己的力量。
经典的文本对抗的往往不是政治上、文化上的他者，而是要对抗时间，而对抗时间的最好途径就是回忆与讲述。回忆，然后讲述，在讲述中治愈伤痛。心理学和精神疗法曾经把“故事”引入其中，“我们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此视角上，身份认同借助讲述得以构建。这一讲述整理了我们自传记忆的凌乱储备并赋予了它可回忆的形象意义。主动的自我记忆在于能有意识地提取回忆，给它讲述的形式，这种讲述赋予它意义并能为未来打开视野”。17阿巴说：“我以前想的是，我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了，这个世界就等于没有了。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在，世界就没有消失。只要有一个云中村的人在，只要这个人还会想起云中村，那云中村就没有消失。”（18）在地理的意义上，云中村消失了，大自然以它自己的方式重新构造了大地，但在心灵和精神的意义上，云中村还在，因为像阿巴一样的人们依然执着地行走在寻找自我心灵、精神救赎的路上，因为像云中村一样的许多村庄在历经岁月的劫难之后依然在寻找与天地同在、与万物共生的存在方式。因此，《云中记》是一部灾难叙事，但又超越了灾难，是一部个人精神史，也是人类的精神史，是一部藏族村落的村庄志，也是一幅隐喻意义上的中国乡村图景。在灾难中看到希望，在死亡中看到新生，在冷酷中发现悲悯，在晦暗中寻找微光，《云中记》灾难叙事的这种内在、多元的维度，应该为当代文学史铭记。
注释：
（1）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第1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阿来：《云中记》，第1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3）（4）（5）阿来：《云中记》，第33、46、扉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6）阿来：《云中记》，第4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7）（8）〔俄〕巴赫金：《歌德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241、240页，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9） 〔俄〕加斯东·巴士拉：《空间的诗学》，第8、9页，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0）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有关〈云中记〉 的一些闲话》，《长篇小说选刊》 2019 年第2期。
（11）贾平凹：《秦腔》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2）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有关〈云中记〉 的一些闲话》，《长篇小说选刊》 2019 年第2期。
（13）阿来：《云中记》，第9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14）〔法〕加斯东·巴士拉：《空间的诗学》，第4页，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5）（18）阿来：《云中记》，第344、345、358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16）（17）〔德〕阿莱达·阿斯曼：《论回忆的隐喻》，〔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第1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3期
吴雪丽，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7年——2009年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7——2018国家公派英国爱丁堡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等。近年来，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5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