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扎西才让是甘南地区独具风格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以甘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为载体，书写底层劳动群众在这片土地所演绎的悲欢离合、生死轮回，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平凡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小人物的苦痛人生在他的小说中多有显现，这些构成了他小说的悲剧主题。
【关键词】悲剧意识 生命苦痛 爱情悲剧 欲望沟壑
扎西才让在诗歌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而小说的成就却少有人提及。实际上，扎西才让企图通过小说，以弥补诗歌在表达内容上的不足。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我尝试着用小说来表达诗歌不能表达的东西，比如生活的广阔和狭窄，人性的复杂而多面，生命的咏叹和错位等等。”扎西才让的小说取材民间，描写民间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他以底层视角观察民间百态，透过民间生活聚焦生命的残酷真相。扎西才让以凄凉的笔调书写甘南地区的人与物，正是因为对那片土地爱得深沉，作者才能穿越生活的表象，直达生命与人性的深处，展现普遍的生命悲剧。
一、生命苦痛下的死亡悲剧
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不仅有来自外在力量的压迫，更有个体内在无法找到情感共鸣而生发出的孤独无奈。外在力量的压迫可以有很多类，比如：疾病，灾祸，死亡等，这些压迫的力量是惊人的，以致在与其抗争的过程中，人类的力量显得渺小而可悲。个体内在的情感孤独往往落入精神困境的领域，从而衍生出对生命苦痛的哲思。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说过：“人类的生存越是强烈的受到不可控制的危险、紧张和冲突的威胁，越是被由此产生的恐惧、希望和愿望所左右。”人类的生存是脆弱与痛苦并存的生命的苦痛与其所演化的生命悲剧是亘古以来人类所要面对的困境，对于苦痛人生的挖掘深藏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之中，以藏族作家阿来与次仁罗布为例。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现出对苦难人生的关照，阿来在小说《机村》中以小格拉母子的悲惨人生，折射机村集体的暴力；次仁罗布小说中人物的苦难人生往往通过宗教得以解脱。而扎西才让的苦痛书写引向的是死亡悲剧。以及造成这悲剧的内因与外因，借此阐发对生命苦难的思考。
以扎西才让小说《消失的阿旺》为例，主人公阿旺作为一个独居的老人，本就饱尝孤独冷清，再加上家族麻风病给他带来的身体及精神上的折磨，使他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阿旺认为活着没意思，他曾对村长说：“我苦了五十年，这五十年，我过得比死还难受！”对于个体的阿旺来说，他是不幸的，独自承受了五十年生命的苦，他活得异常艰辛。相比于疾病带给阿旺的痛苦与无助，更大的绝望来自他人的设防，附近村人有意无意之中表现出的恐惧与远离，增添了阿旺疾病之外的疼痛，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最终将阿旺逼上了自焚之路。自杀作为一种非正常的死亡方式，要求自杀者生前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以及与这世界告别的决绝。《活着》里的富贵对于“活着”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是一种与苦难的抗争。阿旺抗争了五十年，却还是走向了活着的对立面——死亡。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到“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被关进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死亡本身并不可怕，由死亡展现出的没有生路的死亡悲剧，才使人不寒而栗。细思阿旺的死亡缘由，“天灾”固然是一个原因，而人祸的摧毁力量，在文中展现比“天灾”更为猛烈。阿旺生前被他人忽视远离，死后却引起众人的关注，而人们在反思其死亡的时候，却将着眼点放在了阿旺的死亡行为上，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他们也充当了阿旺死亡悲剧的帮凶，即他们对阿旺的戒备与厌弃给阿旺带来的心灵创伤。在这篇小说里，扎西才让通过阿旺的死亡悲剧，展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小说《阴山残雪》中，杨闹日设下圈套，想迫害同村的杨旦智，最终却枉送了自己儿子杨旺秀的性命，逝者已逝，生者还要为此付出长久的悔痛，就像那阴山上的残雪，如根刺扎在心头，成为永远的生命之痛。同样在小说《喇嘛代报案》中，喇嘛代失手误杀了李阴阳的儿子，并从此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道路。杨旺秀与李阴阳儿子的死都是场意外事故，虽然这意外的形成有生命无常的内涵，但也有不可回避的人为因素，生命的有常与无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生命的有常里，平静无波是生活的日常，可生命中的无常一旦来到，生活的五彩斑斓瞬间变为黑色布景，成为长久的挥之不去的阴影。且这种生命无常总是会被扣上宿命的帽子，而扎西才让在这两篇小说中，突出表现了人生无常中掺杂的人为因素，使那些生命的苦痛多了几分哀怒的色彩。作者将这些死亡悲剧表现出来，并非是表达对生命的悲观无奈，而更多的是对这种死亡悲剧的反思。
扎西才让在死亡悲剧的书写中充满了对冷漠人性的批判，甘南这片遥远的土地并不是人间净土，人性的自私丑陋与麻木在对待弱势群体的表现中展露无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与现代交锋，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同样使原本纯净的心灵变得市俗与功利。《阴山残雪》中饭局的不欢而散，缘由是涉及到经济地位的差异，物质的力量使平静小山村里，淳朴的人心发生了异化。而有着渊博的藏文化知识，且待人宽和善良的杨旺秀，表面看是死于他父亲的误杀，实质上是都市化进程中催化的蓬勃物欲对他的“谋杀”。扎西才让通过审思生命的苦痛，对变化着的民间社会投去沉重的一瞥。
二、爱情失落下的心灵悲剧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以来，不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小说，爱情作为一个宏大的主题，在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有书写，这其中有繁华都市里扭曲荒诞的畸形之恋，也有偏远乡间里纯洁唯美的凄凉之恋。总的来说，爱情的书写以悲凉为主旋律。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冲破重重枷锁，却很少能找到期望中的爱情。作家们笔下的主人公，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辗转、探寻，且寻找的结果总是以失望落幕。这种求而不得的苦闷，演化出一幕幕相似而又不同的心灵悲剧。
扎西才让笔下的爱情发生在遥远的甘南小村庄里，在那片被伦理道德東缚较为薄弱的土地上，爱情的开放本应灿烂如花，但在扎西才让的小说里，爱情却被蒙上了凄凉哀婉的色调。如小说《那个叫观音代的诗人》中，观音代作为村里唯一的诗人，他不被众多村人所理解，虽然他有他的才情。诗人观音代能倾听自然，感受自然的灵性，他在诗中写到：“山上的花儿开了，它有它的声音，河里的鱼儿睡了，它有它的美梦。”这个年轻的诗人此时是浪漫多情的，他会给他的恋人朗诵美妙缠绵的情诗，而当有情人终成眷属后，婚后的生活并不总是天随人愿。他在诗中写到“最是无奈枕边人，不知我心在高山。”文化与教育的差异，导致他的妻子李菊花——一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无法与观音代站在同一高度上对话，曾经令人羨慕的情侣最终劳燕分飞。诗人观音代是孤独的，他可以纵情地驰骋在他的诗歌世界里，信马由缰，做他诗歌世界里的王。但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爱情的失落与生活的琐碎逼着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人生，他处在理想与生活的两难之中。一方面是诗歌世界的狂欢，一方面是现实世界的知音难觅。他像是茫茫黑夜中的赶路人，周围一片黑暗沉寂，怀揣着光明与理想的他试图要冲破黑暗，却总是被笼罩在大雾之中。
《牧羊人桑吉的爱情》一篇中，桑吉一生在情爱里追寻，由希望到失望，再由希望到绝望，一场又一场的失落后，他的心老了。纵观桑吉一生的情爱之路，唯一的婚姻占了他感情历程的大半，在这场无爱的婚姻里，桑吉选择了妥协，换来的却是女儿在情爱失落里的轮回。桑吉的第一场爱恋显得格外热烈，他勇敢地追求心爱的姑娘，在热烈的爱恋里燃烧自已，那时的他散发出原生态的、刚强的生命力量，这也象征着那片土地最初的蓬勃英姿。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时代的变幻，他最终还是没能得到慰藉心灵的爱情，也丧失了他原本的野性生命力。垂垂老矣的桑吉在偌大的桑多草原上，永远留下了一个孤独寂寥的身影。
《理想的蝴蝶》中，主人公“他”从寺庙还俗，娶了女人，却找不到理想的爱情。再次遁入佛门，“他”也做不到六根清净，凡尘俗世未了，他再次走出寺庙，踏入灵魂最易堕落的桑多镇，依旧没有为自己寻到解脱。“他”一直在寻找，寻找理想中的那只能与自已灵魂共舞的蝴蝶，寻找那个在心灵上与自已契合的女人，而当现实中自己的女人与理想中幻化出的美丽蝴蝶有了某些相似处后，“他”又急于否定这种相似，可以说，“他”寻找的一直都是虚妄的存在，这种虚妄，来自他内心最深处的孤独无依。这种人生的荒芜与张爱玲爱情里的荒芜相似而又不同，张的爱情是繁华过后的人生空虚，而扎西才让的荒芜则指向心灵世界的孤独。
扎西才让笔下的爱情表现的是人的孤独，一种与众人格格不入的孤寂。《理想的蝴蝶》中写道：“蝴蝶一样的女人离开后，他忽然觉得空虚，这空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最后，空虚消失了，绝望降临了。”主人公的空虚来自蝴蝶的消失，这不知何处而来的蝴蝶填补了主人公内心的空虚，使他在情感中得到满足。可这蝴蝶是虚幻的，当蝴蝶飞走，黎明惊醒美梦，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孤独一下子暴露出来。人类的孤独从来都是一个写不尽的话题，而它往往也是人生悲剧的组合。人类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独，努力想要寻找一个能弥补自己内心空虚的心灵伴侣。可尝试寻找的人，失败的居多。宝玉与黛玉之间惺惺相惜，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投意合，子君与涓生冲破牢笼，他们成为众多寻找者中的幸运儿，找到了理想中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依旧是千疮百孔，留给读者无尽的唏嘘。爱情悲剧总是苍凉又苦涩的。扎西才让的爱情小说，底色是悲寂的，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反应的是一种心灵的悲剧，人类内心与外界找不到共鸣的心灵哀歌。
三、欲望沟壑下的精神悲剧
欲望这个词解读起来，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以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欲望像一种见不得光的东西被遮遮掩掩，更不用说进入高雅的文学领域。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人的欲望观念在思想上一直受到压抑。受压抑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常常把欲望理解为私欲，或是站在道德对立面的不安分的欲求。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于欲望的解读与书写渐渐进入作家的创作之中，当文学作品对欲望进行书写的时候，欲望被细分了。具体说来，主要有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两大类。可不论是哪种欲望，它最大的特性是永不满足，这也常成为人性的弱点，而欲望的不满足又往往是悲剧发生的根源。扎西才让在他的小说中突出描写了精神欲望下的人生困境，以及由此演化的精神悲剧。
在小说《圆满与不朽》中，年轻的达娃央宗迷恋年迈的老画家龙布，这份超越年龄的爱是纯洁真挚的。它不同于情欲的裸露，它表现的是达娃央宗内心深处对爱的信仰，是灵魂的追寻，追寻那个在精神上与自己契合的爱人。相比于达娃央宗飞蛾扑火的深情，龙布对这份感情的态度更为理性。相较于达娃央宗的无惧无畏，龙布的爱束缚在道德伦理之下，这些束缚在达娃央宗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有着“战斗的热情和欲望”。达娃央宗在爱情与婚姻里挣扎，对爱的执着与虔诚使她无法放弃与龙布的感情而专心投入她的婚姻。不同于挣扎在爱欲里的饮食男女，龙布与达娃央宗的爱欲深入到灵与肉的交流层面。
扎西才让的短篇小说《追寻阿桑》中，阿桑作为精神符号的象征，神秘且充满想象。洛骓狂热地追寻着阿桑，奔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理想的蝴蝶》中的“他”和《追寻阿桑》中的洛骓，他们苦苦追寻的精神欲求，是大多数人都存在的欲望，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
人类不可能摆脱欲望去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欲望与生存之间的复杂矛盾，在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有书写，评论家对欲望书写的讨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个很大的生命命题，作家在探究人生人性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命题进行书写。扎西才让小说的欲望书写展示了他对人生各种欲望的思考，他很巧妙地把各种欲望灵活地穿插在小说中，没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情节，却在缓缓叙述的语调中凸显欲望下的悲剧世界。
四、悲剧意识的成因
扎西才让的众多短篇小说都弥漫着沉重的悲剧色彩，即使是以传统的“大团圆”形式结局的《来自桑多镇的男人》，背后也潜藏着悲悯的眼光。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与作者的生长环境、创作理念以及社会文化背景都有关系。
扎西才让小说的众多人物都能在他的散文《杨庄：双江河畔的藏村》里找到原型，如：观音代，李阴阳，喇嘛代，桑吉……作者的故乡杨庄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他全部的童年记忆，山环水绕的杨庄是作者的精神故园，也是他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作者在散文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描绘故乡的山川河流，邻里乡亲。散文前半部分呈现出一幅桃花源般的美好画卷，散文写到后面语调开始感伤起来。杨庄——这个人们说有神灵栖居的村子，在改革开放后，惊醒了处在混沌状态的杨庄人，当新的元素进入古老的杨庄，那些不和谐的因子立即便显现出来。如《消失的阿旺》一篇中，阿旺的死在网上被解读为不满现实，以死明志。网络语言的不负责任，导致了村长、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撤职。网络谣言就像一阵风刮过，吹过之后无影无形，而杨庄的许多事却被这无形的风给改变了。古老闭塞的杨庄还没准备好迎接新事物的到来，就猝不及防地感受了新事物的威力。城市化进程是一股不可逆的潮流，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子，最终都要进入杨庄，杨庄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同时显出它的无可奈何。这种故乡原型的被破坏，是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一个因素。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杨庄的衰落。那个曾经如“达瓦湖”一样美丽的村子，而现在却渐渐荒芜。那个宁静淳朴的小村庄终于像一条旧船，载着往事渐行渐远。他在散文中写到：“爱过的人已经走了，恨过的人已经老了，陪过的人已经死了，双江河水哗哗流淌，向南去了不再回来。”
故乡永远是支撑作家进行创作的恒久动力，也往往是小说故事的载体。关照乡土，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永恒母题。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开始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土地的关系早已割裂不开。现代作家如鲁迅、柔石、许钦文、邰静农等他们对乡土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热爱养育自己的故土，同时又批判故土的愚昧封建。当时的乡土文学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封建文化的价值体系崩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当下乡土文学的发展背景则更为复杂，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在发生变革。乡村不再是一个闭塞的空间。当代作家的乡土文学都带有各自的地域特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域造就不同的人文。从不同土地上孕育出的文学存在地域差异，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虽然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区域印记，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莫言感慨“种”的退化，祖辈的野性流失，贾平凹为“秦腔”的没落黯然，迟子建为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的衰落哭泣。作家们目睹了现代文明发展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冲击，扎西才让也正是从杨庄这样一个小村子的破败出发，审视现代文明与都市化发展对古老乡村的挤压。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寻不到谋生的出路，城市成为新一代人的向往。而在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的过程正是本土文明逐渐凋零的过程。在扎西才让的小说中，不论是死亡悲剧、爱情悲剧、还是欲望悲剧，都折射出作者对现代化的焦虑。藏区再偏远，现代化的风也能吹到那里。扎西才让多年远离故土，在离去与归来之后，作者心中无乡可返的现实失落，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演化为一种文化失落与精神失落。这种失落不是个体的，是普遍的。因为这种文化失落与精神失落是在时代大背景下孕育出来的，每一个正在经历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中国人都能感知到这种失落与空虚。扎西才让小说中的悲剧感不是作者刻意为之，而是时代的产物，是当前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文化感受。这种悲剧意识，真实地反应了人们处于现代与传统漩涡中的焦虑和惶惑。
悲剧的叙述含有作者自身对悲剧人生的体验，以及对悲喜剧的不同认知。扎西才让认为：“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挖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种可能性。”悲剧比起喜剧来，在表现上更具有穿透力。喜剧常有遮蔽现实、美化生活之嫌。而悲剧往往撕开温情脉脉的假象，暴露人生的惨淡真相。中国传统戏剧或小说多以大团圆的形式结局，鲁迅先生斥之为“瞒与骗”。郭玉生认为：“悲剧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持有的态度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悲剧意识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艺术追求。扎西才让在他的小说中对人生进行解剖的同时，并没有走向悲观的极端他的悲剧叙述是哀而不伤的。他在这种悲剧里发掘生命毁灭背后的人性，表现的是对人生、人性的关照。
扎西才让的小说直面现实的困境和人生的阴暗，他的小说像一首悲歌，诉说甘南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他试图寻找凄美生活里的温暖，寻找悲痛生命里的柔韧坚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扎西才让没有特意地渲染地方色彩，而是执着于现实，在朴实的文字里书写藏民族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表现了他在时代浪潮下对乡土的坚守。
参考文献
①⑨胡沛萍：《渴望写出智性又唯美的作品——藏族作家扎西才让访谈》，滇池.2015年第十期。
②[美]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正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第84页。
③扎西才让：《消失的阿旺》，《芳草》2014年第一期。
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4页
⑤⑥扎西才让：《那个叫观音代的诗人》，《北方文学》，2015年第三期。
⑦扎西才让：《理想的蝴蝶》，《西藏文学》，2013年第六期。
⑧扎西才让：《杨庄：双江河畔的藏村》《山东文学》，2015第十一期。
⑩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页。
原刊于《西藏文学》2020年第5期
揭晓昀，女，研究生学历，祖籍江西丰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扎西才让，70后藏族作家，甘肃甘南人，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诗歌八骏之一。作品见于《诗刊》《民族文学》《十月》《芳草》《飞天》《山花》《散文》《红豆》《西藏文学》《文学港》《文艺报》等报刊，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小说选刊》《诗收获》《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入选80余部年度选本。曾获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四届海子诗歌奖、第八届敦煌文艺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文学奖项。著有诗集《七扇门》《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中短篇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