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一个人的甘南
很遗憾，我没去过甘南。我与藏区缘分不浅，曾在西藏生活两年，在哲蚌寺下的一个村子。曾远远地见过青海湖，去过阿坝，香格里拉，离新疆已不远的阿里，唯独没去过甘南。与王小忠素不相识，至今也未谋面，这有点像对甘南的感觉。王小忠在甘南写诗，散文，短篇小说，这几样都是我喜欢，并写过的。王小忠是藏族，不知是否有藏语名字，我的一些藏族朋友以前都有汉语名字。说这些大概是在说一种因缘，和藏区、藏文化的因缘，哪怕没见过面，没去过甘南也好像去过，见过，哪怕隔着重山远雾。《五只羊》是王小忠短篇小说的集子，因为近年我也开始短篇小说创作，感到短篇小说的意义，因此读藏族小说家王小忠的短篇特别投缘，饶有兴味，像是一次手谈。前不久中国作家网约请一些作家以三个关键词的方式概括新世纪这20年三种最深的文学感受，我选的其中一个关键词便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难度在于体积小，角面多，如钻石，每个角面的关系又是那么微妙，差一点整体都受影响，牵一发动全身。因此短篇小说成就的不仅是技巧也成就着钻石般的心。小让我们复杂，大常让我们简单。短篇没有任何权力欲，只有个体。如果说长篇小说是自卑的产物，短篇小说就是自信的产物。短篇是一把椅子，既不站着，也不趴着、蹲着，而是坐着面对世界。近耳顺之年才开始写短篇，相见恨晚。短篇神秘，保持着冷兵器的尊严。十八般兵器都消失了，唯匕首永远存在，但不是进攻，而是自我隐秘的延伸，遗世独立。
我注视着王小忠的短篇，某种意义看到了王小忠与别的小说家不同的眼睛，一双诗意的观察的孑孓独行的眼睛，如同《虚劳》里的寺医不枯：始终寻求着自性，一种个体的存在——个人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成为自己。成为自己是人的基本命题，是人的命题就必然是文学的命题。不枯有着渊博的佛学知识、高超的医术，自身淡泊，自律，智慧，不把行医治病当赚钱的营生，如此洁身却被社会上贪婪包围着，身不由己，既治不好金钱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道德上沦落的“张老板”，也在一次次劳心劳力的所谓“治病救人”中耗尽了自己的精气神，而患上了可怕的“现代病”。这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最后他只能选择回到他心仪的寂寞空静的小地方，病痛才逐渐好转，找回了自己，确认了自己，确认了个体与世界即使不是对抗也是对峙的存在的价值，个体虽然渺小，但与世界平等，谁也消灭不了谁。
《五只羊》也是这样。写的是班玛草原的故事，青年牧人坚守自己的根自己的爱。小说中写道：“大家都搬到小镇上定居了。守牧场的越来越少，草场面积也越来越小了。大家都拿着草场补助去做生意，留在牧场上的人自然不多。他在小镇子上也有定居的房子，但阿妈不愿意去，说舍不下草场和牛羊。其实他也不愿意去，没有做生意的想法，他觉得放牧的日子并不比定居差。”主人公刀智次旦有主体，一如短篇小说家有主体。自然坚持个体存在并不容易，波折在所难免：刀智次旦为了买拖拉机，卖掉了最大最肥的五只羊。生意人也是熟人张三坤请刀智次旦拉羊到小镇去卖，一次拉五只。拖拉机陷进泥坑，把张三坤甩了出去，人没抢救过来，刀智次旦用五只羊赔了丧葬费。可事情并没有结束，张三坤家还要命价，刀智次旦被警察抓走判刑，又卖掉了多半牛羊。当刀智次旦再次回到班玛草原，最好的朋友道吉草赶着五只羊来到了牧场。当第一次出现“五只羊”的故事时，正是草原上的人都搬走定居，人越来越少，刀智次旦喜欢的草原姑娘道吉草也搬走了，他的媳妇梦因而泡汤。当小说第四次出现“五只羊”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刀智次旦回到草原之后道吉草赶来五只羊。小说的最后写道：“刀智次旦痴痴望着血红的太阳，望着望着，遥远草原的另一端似乎有人骑马而来。是道吉草吗？他突然觉得心要跳到地上了。”随着道吉草的到来，个体的存在达到理想的状态。
更自然的个体无疑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班德拉姆身上，《贡巴旅社》通过画家的眼睛展现了这点。画家来到草原总想画出杰作，而杰作事实上就在身边，就在客栈女主人班德拉姆身上，画家却视而不见，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个体的存在需要寻找、思考、认识才能被发现，因此这篇小说的结尾颇具匠心又意味深长：“那幅画始终画不好，刮了好多遍，画布都快要破了。草原包罗万象，是很难抓住精髓的。结实高大的班德拉姆留在画面上，向他露出笑容。看着那幅没有成型的画，他想，或许不需要去牧场，能画好班德拉姆，他也许真就成画家了。大作品就在这里，准确地说，班德拉姆就是大作品。”就是说他是在创作过程中才偶然发现了班德拉姆的个体存在。
王小忠：沉重生活之下的温情
谈论自己的创作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作品既然问世了，作家就有一份责任谈谈自己的创作初衷。《五只羊》是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曾先后发表于《红豆》《青年文学》《湖南文学》《芳草》《广州文艺》《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等刊物。小说集以藏地甘南草原为背景，以当下农牧交汇地的生活为素材，试图集中反映藏、汉与农、牧两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交汇与反思。同时，对新时期以来，生活在甘南草原上的农牧民生活状态和思想变化给予尽量贴近的关注和描述。在这部集子里，倾注我心血最多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羊皮围裙》。
创作《羊皮围裙》的过程，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因为“银匠”作为藏区传统手工艺人，却正在逐渐消失。藏族是一个有着独特宗教信仰和生活审美的民族，在藏族人的观念中，各种银饰不仅是装饰品，而且是具有多重民俗文化含义的器物，在藏族人的生活中，“银匠”长期以来是一个重要而且受人尊重的职业。因此，这样的作品势必涉及大量行业内部的冷僻知识，好在我对这一部分生活并不陌生。为了创作这篇小说，我多次到郎木寺等地与目前尚存的为数不多的银匠们有过多次接触。我用“羊皮围裙”这个极富个人化色彩、却又蕴含着一个老银匠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普通物品作为核心道具，以郎木寺小镇为背景，围绕着一个老银匠嘉木措四处寻找继承人，却遭遇到一连串的欺骗、背叛甚至打击的故事，串起了老银匠的人生往事和他的银匠作坊的兴衰，以及藏地银匠行业的变化。小说中，从本地的藏族青年南木卡、道智到外地来的汉族小银匠来看，年轻人对传统手艺并不感兴趣，他们拜师学艺往往另有所图。屡遭挫败的老人只能一天天地在逼仄的小铺子里独自坚守着，面对着手艺濒临失传的前景，心中充满失望和怅惘。
创作《羊皮围裙》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困惑甚至伤感的过程，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藏区的作家，对于老银匠的遭遇和银匠行业的衰落感同身受，对那个传统手工业的时代充满留恋。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现代工艺制造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手工作坊势必衰微，这似乎是一个大趋势。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在银器生产方式和制作技艺的新陈代谢上，而且更深层次地触及精神层面，涉及情感、伦理、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内在变化。《羊皮围裙》这篇小说表面上写的是新旧的工匠职业伦理与精神操守的冲突，进而带来的家庭婚姻伦理的畸变，实质上在这篇小说中我想表达的主要是：人心的变化。随着人心的变化，人性也被异化了。而让我感到难以处理的是：在藏地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与人物生存选择的必要性，对于种种新的现象，我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予以强烈地谴责。因为小银匠的选择似乎有某种新的合理性。我们该如何面对新的现实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我在这篇小说中重点关注的，但也是无力解决的。应该说，我的许多小说都贯穿着这一主题。
《缸里的羊皮》同样是一个与传统手工艺有关的故事，青年班玛次力凭着在监狱学到的制作翻毛皮鞋技艺，在家乡的牧场用缝纫机缝制皮袄，一度发财致富，但不安分的班玛次力不甘忍受皮革制作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梦想一夜暴富，走上冒险探宝之路，结果不仅钱财赔得一干二净，还毁了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这种变化，显然来自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外来的技术和金钱的诱惑使得宁静的村庄发生了波澜，生活在希望中伴随着失望，成功中伴随着危机。这篇小说里，我的关注点不再是传统手工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是随着现代技术的介入，人们原本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改变，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金手指》中，这种变化显示为外在的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草原上的牧民对这种复杂性的初次体验和感受。小说通过草原上老实本分的牧人拉加才让试图卖掉牛羊，凑足钱在县城开一家洗脚屋的梦想的破灭，折射出以“洗脚屋”为符号的县城生活的另一个灰色地带，反映出当代牧民对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怀疑和迷茫，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以及这种向往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夜如铅》也可以说是同类题材，只不过这篇小说的基调更为沉重一些，进城做生意的牧民桑吉不仅体验到了城市生活的复杂性，更是因为遭遇了商场中的诈骗而进一步体验到了人性之恶，它是像桑吉这样的牧民从稳定、单纯的草原生活环境进入城市生活要经历的“必修课”。
《铁匠的马》《谁厉害》《黑木耳》等小说中，我聚焦草原上农牧交汇地带的家庭故事，尤其是那些藏汉结合的家庭，如何从隔膜、冲突走向融合的故事。这些小说中，人物以半农半牧区为背景，因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生活矛盾与冲突，涉及到善恶、道义、情义、爱以及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样的冲突，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当下农牧区真实生活的反映。但我所着眼的是：有着不同身份及信仰的个体，是如何超越现实的物质困境、道德伦理困境、跨越情感障碍，而在生活、情感上完全融合到一起；如何在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中，使人性的真诚和温暖尽显光芒，从而彰显民族的珍贵的伦理传统和个体人性中那些深厚的民族美德基因。
无论银匠、铁匠，还是皮匠，这些手艺人实际上在农牧结合地的甘南已经很少了，然而我想写写他们。每一个小说都要有典型人物，这些人物要完成他的历程，要完全成熟，要站起来，同我交流、对话，甚至打架。我觉得自己是个万能的指挥者，可路到半途，他们就不大听我指挥了，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些人和事都不是偶然间遇到的，每个故事也不是陌生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在甘南大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来的真实表达，也是我对农牧区结合地的生存思考。我的作品中似乎没有好人，也似乎没有绝对的坏人，他们的好与坏都是随着事件的走向而变换着的，他们工作的细节我也是参与其中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或多或少代表了他们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地域的所作所为。
所谓逝者如斯，其实消失的并不是河流，河流浩浩荡荡，一如既往，不断消失的是住在河流边的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的文化与传统，失去的只是我们不断缩小了的眼光和奋斗的目标。因此，我努力在故事中补缺，在农牧区结合地的各色人物身上，以及各种事件中，还原出他们的劳动工具、生活方式，还有生存过程中所再现的苦难与温暖。更为重要的是，我还要在坚守中找到一个作家的尊严，让生存的艰难焕发出温暖，让沉重的生活焕发出温情。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11月20日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小说家，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写散文，系“新散文”表作家之一。代表作西藏长篇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已出版有《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四部。另有中短篇小说《词与物》《后视镜》《死于某年》《我在海边读一本书》，散文集《大师的慈悲》。先后获得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以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香港“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2013年出版新作《说吧，西藏》。
王小忠，藏族，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等两部,，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等五部。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散文精选集》《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十余种选本。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文学奖·小说奖、《莽原》年度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