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进入扩版增容第二年的《民族文学》，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各体裁并重的栏目格局和“全文体”视野的用稿取向。在精心打造民族题材中长篇小说发表平台的同时，对于散文，也继续以既不薄待、也不随意的热忱而又严谨的专业态度，给予大力扶持。全年12期，共编发散文类作品114篇，合计字数近113万，体量之巨，前所未有，堪称《民族文学》编刊史上创纪录的一个散文大年。
成就这一散文大年的关键因素，首先当推编辑思想上的宽怀大度——不仅允许，而且还期待甚至欢迎大部头散文作品在《民族文学》多多亮相。其次，更直接的原由，则应归于《民族文学》联系和团结的作者群里，近年越来越多地涌现出了积极探索长篇散文创作的有心人。此外，在2020年，散文所受到的热切召唤，还与全人类抗疫的严峻情势相关，与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的国家发展战略相关，与新时代民心国运和世风社情的新状态、新气象相关。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散文直击现实的及人及物功能和容留作者在场现身、在场发声的古老文体特质，又如枯木逢春、老树开花一般，重获作者青睐和读者厚望。正因此，跟以往寻常年份相比，2020年各民族作家的散文创作，都明显更主动更投入地着力见证重大事件和铭记群体经验。这当中，抗疫题材的作品最为醒目。从年初疫情初起，到全民总动员展开抗疫斗争，再到转入常态化防疫，和新闻通讯同步，也和纪实、非虚构、报告文学交融，伴随我国应对全球重大疫情的社会运作体系科学化、战略化、精准化部署的步步推进，散文创作领域的抗疫热，持续至今，未曾消歇。
最早的一波作品，如田芳妮（土家族）的《翻过年关》、李传锋（土家族）的《武汉疫情亲历》、活石（苗族）的《回家的路》、吾买尔江·斯地克（维吾尔族）的《强大的祖国是我们的靠山》、潘琦（仫佬族）的《江城战“疫”赋》、徐晓华（土家族）的《眺望灯火》、刘青梅（土家族）的《翻垭口》，均属抗疫斗争尚处紧张时刻的现场写作。尽管这些篇章多带有粗笔勾勒的急就章痕迹，但它们素朴无华的记录，真切见证了一个个普通民众和千万个普通家庭从喜迎新春的节日气氛中陡然落到遭受疫情威胁的险境，进而迅速组织起来凝聚成一股伟大抗疫力量的惊心动魄过程。这又是一个实际发生在中国社会进程中，并且即时定格在中国文学史册中的小我升华为大我、个体汇合为整体的家国励志故事。
入夏以后，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各地复工复学，社会活动重启，抗疫散文的书写笔触渐趋细腻，基调渐趋深沉。聚焦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颂扬抗疫成果和抗疫精神，痛定思痛、感怀医者仁心，凝神回味、轸念人间大爱，这些更加具体厚实的题材和更加鲜明高昂的主题，刷新了抗疫散文的面目和神情。如羊角岩（土家族）的《你是一束逝去的光芒》，对抗疫先进人物、武昌医院刘智明大夫染病殉职前坚守岗位、忘我工作的感人事迹，作了情境还原式的细致追述；唐德亮（瑶族）的《慷慨赴荆楚》，对广东省清远市中医院援鄂医疗队在湖北省监利县艰苦奋战、赢得良好救治成效的事迹，进行了生动描述。
而周爱华（土家族）的《建始抗疫侧记》、黄建（土家族）的《这一片宁静而祥和的土地》、周碧麟（土家族）的《清江有爱》、一苇（白族）的《严冬过尽绽春蕾》、卜谷（满族）的《守望春暖花开》、昳岚（达斡尔族）的《国有难，我必冲锋在前》，落笔着墨的覆盖面都扩展到人物群像和一方水土。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的，分别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江西省赣州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抗疫斗争画面。这些画面虽然还很有限，但它们像集束画页的封面或巨幅拼图的题签一样，足以在每一个亲历了2020年中国抗疫的读者心中激起共感。从南方到北方，从繁华的城市街区到边远的村镇山乡，从临危受命、冲锋在前的广大医护人员，到守望故土的当地干部群众，再到返乡过节的外归游子，抗疫期间全国一盘棋，十四亿人齐心协力，共同行动，牢筑防疫长城，打响人民战争，这历史性的一幕没有被《民族文学》错过，没有被《民族文学》上的散文和报告文学错过。
就写作手法看，为了适应把握好抗疫题材的需要，本已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之间形成明确分野的主观化和客观化两种叙述方式，重新归于一脉。客观化的大叙述带来的宏阔感和社会气息，对主观化的小叙述有拓宽观照视域、增加题材容量的助益，同时也提高了文本整体架构的难度。类似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兼具散文表意抒情之深切酣畅和报告文学记载描述之精当准确双重长处的经典力作，仍然值得今天面对重大事件和重大主题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写作者们，仔细赏析揣摩，认真学习借鉴。
易州米（回族）的《疾控人的正月》和阿慧（回族）的《隐形的天使》，似有意尝试将家事与国事、小人物与大事件两个层次的叙述融会贯通。前者展示了作者的妻子、一位从事防疫工作三十多年的“老疾控人”在疫情紧急时期，为繁重的防疫流调和琐碎的家务不辞辛苦、连轴劳碌的匆匆身影；后者讲述了河南省沈丘县眼科医院一位“90后”护士主动申请到武汉，投身抗疫前线志愿服务的经历。看得出，两篇作品都努力赋予第三人称视点下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描写更饱满的情绪色彩和更微细的心理底蕴，借此强化感染力和代表性，达到以点映面、以小见大的效果。
二
脱贫攻坚题材的散文及报告文学作品的批量出现，可谓2020年《民族文学》的另一标志性亮点。“聚焦新时代”等栏目和专辑的设置，配合了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硕果累累的新形势，也带动了反映这一形势、铭记这些实绩的创作士气。
次仁罗布（藏族）的《鲁甸：废墟上开出的花》，以6万多字质朴明快的陈述，沿着作者的采访踪迹和梳理材料所得的线索，回顾了云南省鲁甸县甘家寨等震灾地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亲切关怀下，遵照各级党政组织的坚强领导，依靠干部群众上下一心的团结奋斗，异地重建家园，大兴脱贫产业，彻底改变生活面貌的历程。觉罗康林（锡伯族）的《天山春晓：从伊犁到喀什》以近5万字饱含诗情的描绘，报道了作者父亲和母亲的生身之地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尼勒克县，以及习总书记视察过的新疆喀什疏附县，家家户户都领受着脱贫政策的温暖扶持，时时处处都鼓荡着决胜小康的蓬勃干劲。侯健飞（满族）逾6万字的《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采用走访记的形式，呈现西海固移民聚居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脱贫攻坚、旧貌换新颜的显著变化。
篇幅相对紧凑、却同样能够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脱贫题材佳作，有李达伟（白族）的《高黎贡》和徐一洛、冯昱（瑶族）的《山那边，有光——土瑶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记》。《高黎贡》辞章考究，在略显盘绕的开篇段落之后，颇具新散文神采的内心叙事从容铺展，高黎贡山麓、怒江岸边苍茫雄奇的自然和人居景观，以及置身其间的人们的精神世界，都由此得到一抹鲜亮的心灵光芒投射，焕发出几许新色泽。《山那边，有光》表面上是循规蹈矩的标准体报告文学作品，实质上，却在谋篇布局和细节处理的各层面，细针密脚地连缀或植入了大量散文式的写景抒情和小说式的人物对话。而所有这些，又都用于立体多面地凸显文中所写的真实地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土瑶聚居的一个个偏远山村的本色面貌，和这里经由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而发生的全方位深刻变化。
同类题材的一些模式化的纪实作品，多拘于数据资料和个案事例的忙乱堆叠。而不少小说、影视剧等虚构作品在处置类似题材时，又常常片面追求戏剧效应，掉进编造狗血桥段和强行做戏的误区，竭力渲染、放大扶贫村官与当地干部之间的觉悟落差和利害冲突，并以此作为故事核。《山那边，有光》完全舍弃了这些俗套。它简约条理地归置、交待了现象层面的事实，同时又从思想感情层面，对第一书记陀东、韦连军、庄川等真实人物，予以精到入微的刻画和揭示，从而雄辩地证实脱贫攻坚是得民心、顺民意的系统工程，它的主体是共同参与其中而且共同从中受惠的全体人民和全社会。这恰如作者在文中谈到扶贫筑路的意义时所作的总结和阐发：“从两任全国劳模的‘瑶王’盘少明，到各村扶贫攻坚的第一书记、村支书和扶贫工作队员，这些土瑶山区的建设者和开拓者们，筚路蓝缕，跋涉山林，踏遍一道道蜿蜒的山路，开出一条条平坦的硬化路。这些路见证着扶贫工作者经历的一幕幕险境、一幕幕温暖、一丝丝回忆，还有几分耕耘与几分收获。”
除上述作品，脱贫题材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中，为先进人物立传的篇什，如何永飞（白族）的《奔腾的独龙江》、顾长虹（蒙古族）的《被星星围住的阿丽玛》、林超俊（壮族）的《红土地上的秀美人生——追寻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的足迹》，及布仁巴雅尔（蒙古族）和杭福柱（蒙古族）合写、哈森（蒙古族）汉译的《马拉沁艾力之路》，也都富有教育意义，颇值一读。以较为厚重的篇幅，针对特定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所写的见闻纪事类长文，还有何炬学（苗族）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关仁山（满族）的《太行沃土——阜平脱贫攻坚纪事》、肖勤（仡佬族）的《从解剖一只麻雀开始——遵义市汇川区芝麻镇竹元村脱贫记》。它们在2020年《民族文学》的报告文学栏目中，一方面体现着应时而作的崭新主题和丰富内容，一方面承续了刊物本身积久而成的关联五湖四海、深接八方地气的传统写实风采，通览之下，犹如走南闯北作了一番社会实地调查。
许生文（壮族）、臧海淼（壮族）的《跨越国界的贫困户》、朝颜（畲族）的《樟树下，外婆家》、徐晓华（土家族）的《还阳草》，选材切口细小，文本品貌更接近散文，话语质地各带特点。《跨越国界的贫困户》所讲述的边疆普通乡民的跨国姻亲和日常生活故事，把中国脱贫攻坚事业惠及的家庭和人群，延伸到了国境两侧。《樟树下，外婆家》缅怀亲情和乡情的低回倾诉中，映衬出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国策贯彻落实到革命老区赣南沙洲坝，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点点滴滴。《还阳草》取游记体例，貌似散澹的赏景游踪，牵连的却是作者对旧游之地人情草木经历战疫考验后一切是否还安好的满腹系念和殷切探问。
无论是以抗击疫情为题材，还是以脱贫攻坚为题材，对于散文和报告文学，都同属平常难得一遇的重大选择和特殊选择。任何一位有基本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者，都会接受和认同这种选择。这是一名文化行当的从业者应尽的一份社会义务，也是关乎文学写作伦理的一份专业使命。在新闻专属或独占的话语方式和话语渠道之外，在传统的或新兴的各路公共媒体或自媒体挤满了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接受空间之外，包括非虚构的散文、报告文学和虚构的诗或小说在内的各体文学写作，都面对着与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社会需要并起并存、然而又远比知性和理性的社会需要更强烈更深层的社会情感需要和社会意志需要。
这意味着文学写作必须比新闻走得更深更远，必须抵达媒体的触角探察不到的心灵褶皱和人性幽微之处。只有这样，今天的文学写作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激活和仰仗那些来自悠久文学传统的独特资源和宝贵能量，进而朝着新闻力所不及、新老媒体都应对乏术的方向，开疆拓土，深耕细作。纵观2020年《民族文学》有关抗疫和脱贫题材的散文与报告文学作品，战疫防疫的全民行动激发出的家园共同体意识和社会群体心理中的仁爱善念，脱贫攻坚进向纵深过程中产生的城乡社会融合和干群关系好转的连带效应，都已使亟待写实文学再作深描的题材闪现出开掘的潜力。
三
论篇目数量，常态的散文作品在2020年的《民族文学》上，仍占最大比重。只是在动辄数万字的大部头专题作品的比照下，60篇常态散文在各期杂志中的分布，显得有些波光粼粼、碎金铺地似的稀疏零落。不过，好像是为了对此有所弥补，全年12期中篇幅最长的非虚构作品，却也正是一部主旨立意和语态基调都中规中矩地契合常态的长篇散文——胥得意（蒙古族）的《沙卜台》。它净字数13.7万，抵得上一部时下大多数文学刊物登载的长篇小说的标准规模。
依作者在题记中的自述，这是为一个真实的村庄所作的一部传记，但又更像是作者试图借文学的神力使那座行将消逝的小山村永存世间的一场行为艺术的文本实录：“我不知道沙卜台的历史始于何年，但知道它将在不久的未来消亡。我给不了这个村庄梦想，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留住它的过往。用心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为中国一个普通的村庄写传，为在这里曾经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们，留下一点声音，一丝痕迹。我没有落下一户一人的原因是，他们和我共同组成了活着的沙卜台。写到他们每一个人时，无论是活着还是故去的，我们都在一起。”一个夹杂在蒙古族聚居村落之间，并且拥有蒙古语名字，但全村13户人家中，却仅有两户人家是蒙古族的沙卜台小村，果真就这样，按着作者儿时记忆中各家在此居住的年头长短，挨门挨户地重现在了如同报户口、又如同畅叙家史村史的漫长讲述中。
对于这个本不是自己的故乡、可比真的故乡还更让自己留恋难舍的河滩边、山沟里的荒僻小村，作者魂牵梦萦无法忘怀之处，既非单纯的自然风物和民族习俗，也不只是父母养育恩情和个人成长遭际，而是将这些统统融汇在内的那种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以至不同来历的乡邻们相濡以沫、知冷知热，共度往昔贫寒岁月的温馨村居氛围。《沙卜台》的这层思绪底色，清晰地显露了超越狭隘凝滞的地域观和民族观，从鲜活实在的情理体验中寻求心灵故乡、确证精神认同的文化意识。
苏日塔拉图（蒙古族）1.6万字的《时光》，其选材取向和行文风致，乍看起来，与胥得意的《沙卜台》很接近。追索文思出处，它却另有来路。从内容、形式和篇制容量上，《时光》都显然是从作者本人之前写的另一篇散文力作——发表于2019年第8期《民族文学》上的《铁木社》，滋长、扩充而来的加强版。在差不多翻了两番的大篇幅内，《铁木社》里的主角“姥爷”的前传和后传，以及关于叙述者“我”早年求学生活的番外篇，都封装进《时光》，合为一个整体。对于已经被精粹的《铁木社》吸引和触动过的读者，《时光》的出场，自然亲切可喜。
但在继续欣赏承《铁木社》而来的《时光》里的浑朴诚挚的忆旧叙述，并为之屡屡感慨之余，对于像《时光》和《沙卜台》这种很容易同时拨动作者和读者心弦的人生写真或自叙传体式的散文创作，是尽己所有、倾囊而出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好，还是详加剪裁、细作打磨，以期有所留白、有所蕴藉更好？似乎也就成了一个费琢磨的问题。尤其是生活积累非常充足的写作者，常有深居山林、富藏宝物而困于出手示人之难的慨叹。其实富矿更需要精炼，更忌讳滥采。精炼，才是给创作素材赋能增值的恒久灵验的不二法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侧身长篇作品间隙的一些较为简短的灵动传神之作，也各有可与上乘巨制在一局部等量齐观的某点优长。如钟翔（东乡族）的《东乡平伙》，用两三千字的工笔白描，把东乡族吃平伙的乡俗，摹拟得像一幅年画上的热闹场面似的，纤毫毕肖、活灵活现。连亭（壮族）的《荒野的灯火》，以轻快疏朗的人物对话和情境描写，剪影式地组接起作者两赴深山的所见所闻，让读者仿佛观看舞台剧那样，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年轻的水文站员工和他的妻子自利且利他、倔强而认真的生活态度。在长途公路旁搭建歇脚站、自营小客栈，这如果挪移到城镇繁华地区，只是不足为奇的生意经和街市景。而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幽谷，对已肩负了一份水文勘察职责的年轻的“刘站长”夫妻，这样的举动，就透出了身处低位和边缘却依然刚健自立、奋发有为的一种人格志气。
记述民族习俗和地域风情，向来是《民族文学》的散文园地里植株最为繁茂、景色最为亮丽的一角。许多《民族文学》的资深作者，在这方面，都不仅身怀童子功，而且还练就了俯仰成趣、收放自如的看家本领。2020年的《民族文学》上，这类散文的精巧之作，似以格致（满族）的《五号鹤》、王樵夫（满族）的《额吉和她的黑马驹》、傅查新昌（锡伯族）的《天边小城》，最显突出。
通篇语态韵致极具小说况味的《五号鹤》，围绕一只从吉林白城向海湿地养殖场里出生的雌性丹顶鹤“五号”和它的野生鹤爱侣，演绎了罗生门式的三个爱情故事。第一个，是作家丁力一遍遍讲述、也一遍遍添枝加叶的故事，绘声绘色，意趣盎然，过程一波三折，结果神奇圆满，五号鹤和远道迁徙来的野生鹤最终喜结连理，在它出生的湿地保护区过上了长相厮守的幸福生活。第二个故事毫不留情地把第一个故事拦腰斩断，后半段代之以记者水田冷冰冰的一句话：“那只野生公鹤，飞走就再没飞回来，五号鹤最后抑郁而死。”第三个故事是作者“我”对前两个故事的辨析判断和对《五号鹤》整篇散文写作意图的自我诠释：作家给故事虚构了光明的尾巴，记者揭开了文学虚构覆盖的事实真相，“我”呢？“我也是作家。我也运用丁先生的办法尽可能地把这个世界照亮。别让我们的孩子看见贝加尔的尸体，别让我们的孩子对世界丧失希望。”
身为新散文运动主将之一的格致，在这篇5700多字的作品里，把典型的元叙述和多重屈折的自我指涉手段，几乎运用到了极致。文中依次排列的三个故事，分明都是由“我”讲出来的。但每一个后面的故事都包嵌了前一个故事,每一层包嵌都同时投射了质疑和认可两种相反的意绪。最后一层的“我说”，开头以科学知识的推演，判定作家故事为假、记者故事为真，结尾却又以从文学立场出发的声明，反转过来，回到了支持并且延续作家故事的一边。通观全篇，可能有点过分炫技之嫌，但细察这样的写法，确实也能感觉到：若非如此，散文的表达只能流于干瘪扁平，很难支撑起堪与诗和小说的世界相匹敌的深邃多维、复杂纠结的精神角力空间。
丹顶鹤的形象、故事和象征寓意，在文学以至歌曲、音乐等艺术作品中，早已泛化为修辞过度的种种样式和种种说法。格致的散文新作《五号鹤》，在为文艺化的丹顶鹤叠加一种说法的意义上，也许价值并不大，但在为证实散文表达空间的延展度和深广度而提供文本参照的意义上，却玲珑剔透，经得住推敲。
《额吉和她的黑马驹》把长调式的舒缓节奏和叙事诗式的飘逸笔致，纹丝不乱地贯串进了全文从头到尾近8000字的语句章节之间。蒙古族生活习俗中待牧马如家人的慈悲和博爱，与如歌如诗的文本形态，似排浪相逐，又似光影推移，行行重行行，到文末额吉和黑马驹相拥而泣的一刻，迸发出为良善生灵的永逝而幽咽低泣的最深无奈和最深痛楚。
学者散文风味的《天边小城》，是一篇近万字的新疆且末县“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的考察记，文笔畅达雅致，思虑深长悠远。在近年有关南疆风土、特别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周边生态的散文随笔写作中，旨趣限于纪游猎奇或个人抒怀者多见，似《天边小城》这样气势开张的利落之作，还很少有。
每一次的年度创作扫描，都总觉匆促，收揽盘点之余，也总觉错失甚多。所幸的是，春华秋实，暑往寒来，不平凡的2020年里，《民族文学》的散文、报告文学和其他体裁的创作，仍似常年，收获满满。祝愿流水长新的未来时日里，《民族文学》的各位作者朋友行久致远，在文学人生的道路上持续精进，再迎更多丰产年。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1月（责任编辑 石彦伟）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著有《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中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经典的祛魅：鲁迅文学世界及其历史情境新探》《疆域与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犁与剑：鲁迅思想与文体再认识》《观潮与聚焦：中国文学新生态》《但取一瓢饮：写给作家朋友的书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