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是阿来在藏、蒙等地广泛传唱的大型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基础上所作。《格萨尔王》沿着天降神子格萨尔王建立、壮大岭国和说唱艺人晋美的人生轨迹两条交织的线索展开。格萨尔王的故事体现了阿来对人类走向文明这一不可逆转的主题的洞察和把握，阿来将说唱艺人晋美纳入《格萨尔王》，借其梦境构成多元视角，以此反映人类在走出蒙昧、确立秩序时，相伴而生的疑惑和矛盾。回望过去是借昔日的信仰与温情反思文明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格萨尔王故事和说唱艺人的人生轨迹交织，共同构成《格萨尔王》的深刻内涵和悠远意境。阿来借两条线索和说唱艺人对神圣故事的严肃发问，叩问隐藏在神话中的真诗。阿来重述格萨尔王故事，将说唱艺人引入小说当中，灵巧地讲述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记录了集体记忆。同时，提供了反思文化的角度，从而审视、观照并留存文化基因。
一、结构及人物与角色
神话的结构源于隐藏在其情节背后的深层关系，而“神话的意图在于提供一个能够克服矛盾（如果碰巧这种矛盾确有其事，那么神话就不可能真的克服它）的逻辑模式”①。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用“神话素”表示神话中的基本情节单位，他认为神话素之间存在着彼此对立的结构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并非某种闲散的游戏或不成熟的哲学思辨。神话具有独特的深层逻辑结构，它蕴藏着人们思考事物的特定思维。
显然，在阿来的《格萨尔王》中也存在着较为固定的结构，即善恶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它构成《格萨尔王》的基本框架，是统领格萨尔王故事线索的核心。阿来在《格萨尔王》第一部的故事缘起部分点明：“世界上本来没有魔。群魔乱舞，魔都是从人内心里跑出来的。”②格萨尔王故事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一场人与魔的大战。其中，人代表善良，魔代表邪恶，它由人心而生,天降神子格萨尔王是解决矛盾、调和人与魔的中介。
在善恶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下，衍生出诸如忠诚与背叛、忠厚与奸诈、坚持与放弃、宽容与狭隘、光明与黑暗等的对立组合，构成故事发展的主要内容。天降神子格萨尔王始终处在正义的一方，帮助人们战胜、消灭由人内心生长出来的魔，帮助人摆脱愚昧，建立国家，走向文明。格萨尔王故事的结构蕴含着这样一种思维：善战胜恶，人由蒙昧走向文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同时，阿来通过改写格萨尔王故事展现藏民族的理想信仰，表现了人们坚信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呈现了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
在神话故事中，角色是从故事的人物中抽象出来的人物类型。普洛普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分为七种角色类型。普洛普认为，神话中的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的功能，并按照功能特征分布在各自的行动范围内。《格萨尔王》中的人物和角色构成阿来重述神话格萨尔王的基本要素，曲折展开的故事和不同功能的角色构成阿来书写藏族人民永恒品质的主要元素。根据普洛普的角色划分原则，《格萨尔王》中主要人物的角色划分如下：
主角：格萨尔
恶人：見通、赤丹王、玉译顿巴
妖魔：辛赤王、白赤王、鲁赞王、尼玛赤姬
派遣者：大神
协助者：珠牡、梅萨、老总管、嘉察协噶、梅朵娜译、莲花生大师、辛巴麦汝泽、丹玛
赠予者：朗曼达姆、菩萨
《格萨尔王》中的众多人物主要分为六种角色，分别为主角、恶人、妖魔、派遣者、协助者、赠予者。他们构成格萨尔王在岭国建功立业的核心元素，在故事的众多回合中起着不同作用。按照普洛普的定义，回合是由一系列功能单位组合而成的叙事单位，每一个回合都是整个故事中较为独立的小故事，是整个故事的组成部分。
《格萨尔王》包括三大部分、十多个回合，且每回合以完整或片段的形式出现在说唱艺人晋美的演唱中。其中，主角格萨尔王消除恶人、妖魔，扩大岭国范围的模式反复出现，形成格萨尔王故事的基本情节。《格萨尔王》中的不同回合有特定的内涵。例如，格萨尔王克服重重困难寻来法宝消灭伽国妖后的尸体，将关起来的太阳、星辰等放出，又用真诚和神力感化伽国皇帝。此回合象征着光明最终战争黑暗，理性最终取代愚昧和昏庸。
《格萨尔王》中的说唱艺人晋美类似于“元小说”中作者的直接登场，但晋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同于阿来在《格萨尔王》中的直接现身，晋美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出现的。一方面，说唱艺人的身份与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旧有传唱方式密切相关，并且，阿来借晋美的身份可以加入不同层次的思考角度；另一方面，阿来由晋美的梦境形成独特的视角，借此表达对相关主题的独到看法。神话故事格萨尔王与说唱艺人晋美的人生轨迹相交织，使《格萨尔王》构成多重层次，承载更具深意的文化内涵。
二、交织的线索与多元视角
史诗《格萨尔王传》传唱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格萨尔王是故事中的主角。阿来的《格萨尔王》借鉴《格萨尔王传》的传唱方式，将说唱艺人晋美纳入其中，使《格萨尔王》有了两条主要线索。第一条线索，牧羊人晋美得神真传变为说唱格萨尔王故事的仲肯，他离开家乡在流浪中说唱格萨尔王的故事，其间，他拒绝国家提供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畏艰辛，亲自探寻故事的发源地，第二条线索，神子崔巴噶瓦降生于岭噶，解开愚昧的人们对他的误会，逐渐成长为格萨尔王，扫除岭噶及其附近的恶人和妖魔，给黑头藏民居住的岭国带来福祉。
《格萨尔王》中的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密切相关。说唱艺人晋美的人生轨迹与其成为仲肯并演唱格萨尔王的故事相关，格萨尔王故事在晋美的说唱下缓缓展开。并且，晋美在梦中能与其所讲述的故事中的格萨尔王交谈，体会他内心的困惑、矛盾和疲倦，甚至可以影响故事的进展。与此同时，故事中的格萨尔王也能在梦中看到说唱艺人晋美。
从表面来看，说唱艺人晋美所处的时代是现代，晋美讲述的格萨尔王的故事发生在远古时代，《格萨尔王》从整体上形成现在与过去的交织。阿来通过两条交织的线索思考文明进程与晋美所处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问题。
《格萨尔王》的视角灵活多变，整体上呈现多元视角，主要表现为：说唱艺人晋美与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相遇以及格萨尔王故事中视角的转换、跳跃。在晋美说唱的格萨尔王故事部分，视角由格萨尔王跳转到恶人晁通或王后珠牡身上，再跳回格萨尔王身上。较为独特的是，阿来借晋美与格萨尔王的梦境建构出多重视角，以此刻画格萨尔王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阿来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晋美的梦中有两个格萨尔王，一个是作为神的格萨尔王，一个是作为岭国国王的格萨尔王。两个格萨尔王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晋美梦中。作为神的格萨尔王冷酷、高傲，给晋美传授说唱技艺，作为国王的格萨尔王更具世俗性，充满疲倦和疑惑。“晋美心中有了两个格萨尔王。一个是自己所演唱的英雄故事的主人公。另外一个，是自己曾进入其梦境的那个还做着岭国国王的格萨尔，那个下在凡间完成人间事业的格萨尔。”③而格萨尔王也在他自己的梦中看到那个说唱他故事的艺人，一个不起眼的瘦小人物，格萨尔王在梦中对他诉说自己的困惑和疲倦。
这种多元视角有助于拓宽视野，使故事的内涵更加丰富。格萨尔王的双重形象弱化了神话故事中格萨尔王的神性，使其更具人情味和世俗性,也只有更具人性的格萨尔王才会有矛盾心理，对文明产生困惑，进而对文明进程进行一定的反思，并追寻宝贵的文化传统。值得指出的是，《格萨尔王》中说唱艺人晋美的视角是构成《格萨尔王》多元视角的关键部分，潜藏着阿来的独特思考。
《格萨尔王》中两条交织的线索和多元视角是阿来“重述神话”的独创。阿来将说唱艺人直接写入《格萨尔王》，不仅是“重述神话”时的神来之笔，更是对神话书写方式的大胆创新。晋美心中的格萨尔王和晋美故事中的格萨尔王具有多重内涵。阿来借交织的线索和多元视角在表现神话故事的复杂内涵时，一方面刻画格萨尔王的复杂性，以此打开窥探人类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复杂心理的窗口；另一方面呈现晋美的困惑，以现代眼光反思文明进程中的问题，追问文化的缺失以及重建路径。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如果神话中能够发现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可能存在于进入神话构成的独立成分，而只能存在于这些成分的组合方式中。”④《格萨尔王》既包含完整的神话故事，又包含说唱艺人晋美的人生经历和视角，且两者相互交织，因此，《格萨尔王》具有多重意义，既包含神话故事中各成分组合后呈现的意义，又包含阿来加入说唱艺人视角后产生的新内涵，这使得《格萨尔王》的内涵更加复杂、深刻。
三、回望过去与构想永恒
阿来在《格萨尔王》中时时流露出书写永恒的野心和激情，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从浅层次来看，牧羊人晋美得神授成为仲肯，伴随着说唱的足迹，晋美名声远播，是大家默认的优秀说唱艺人。晋美本人也努力成为将格萨尔王故事说唱得最完整、生动的说唱艺人。他拒绝安逸生活的诱惑和较高的报酬，不辞辛劳地追寻故事的发源地，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这些均是他成为优秀的说唱艺人必须承受的。晋美传唱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与阿来企图表达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书写古老藏族文明的内在追求是一致的。
从深层次来看，在晋美演唱的格萨尔王故事中，人们在格萨尔王的领导下，不断战胜由内心生长出来的妖魔，坚守正直、善良、宽容、勇敢、忠诚等美好品质，逐渐走向理性并建立岭国。格萨尔王故事总体上的善恶二元对立结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愚昧等主题共同展示了人类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永恒追求。
构成以上两个层面意义的关键之一，是说唱艺人晋美视角的引入。晋美的人生经历作为《格萨尔王》的主要线索之一，是格萨尔王故事展开的前提。另外，阿来借晋美的视角，通过调节格萨尔王与晋美之间的距离，表达崇拜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感，形成神秘的氛围。一方面，晋美坚信格萨尔王故事的真实性，其追寻故事发源地的足迹遍布藏族大地，饱受冷眼和嘲讽，但他并不动摇；另一方面，晋美思考并执着确证格萨尔王故事的真实性。晋美对格萨尔王故事真实性的怀疑以极其微妙的形式呈现出来。或借他人之口表现，“我喜欢你这个‘仲肯1你也对所讲的故事怀有疑问，你不假装什么都懂”⑤；或借晋美多次提出疑问，最终冒犯神并受到惩罚来表现；或借晋美的执着探寻来表现。实际上，晋美对故事真实性的怀疑并非写作的目的，即阿来并非想借此颠覆什么，相反，这种怀疑是构成《格萨尔王》多重意义的方式之一。
晋美演唱完格萨尔王故事后，留在一座供养着格萨尔王神像的庙里度日，他时常抚摸着格萨尔王留下的铁箭。晋美的人生经历部分在此结束。由此可见，晋美对故事的怀疑并不是为了解构格萨尔王故事的神圣性。晋美的苦苦追寻、怀疑以及对故事的坚守，均暗含着他对古老藏族文明的虔诚和反思，格萨尔王故事中凝结的是藏族文化的血脉，而晋美正是众多藏族人民的缩影。
在《格萨尔王》中，晋美怀疑格萨尔王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的格萨尔王却怀疑自己不断消除妖魔、建功立业的意义。在晋美的梦中，格萨尔王变成不断提问的国王，脸上写满疲倦和困惑，甚至希望故事尽快结束。实际上，格萨尔王的疑惑与晋美的怀疑具有对照作用，共同构成阿来对秩序、文明的沉重反思，晋美和格萨尔王交织的视角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可能，反思中蕴含着阿来依恋过去的朴素情怀。
晁通之死具有隐喻意义。晁通是邪恶的化身，处处与格萨尔王作对，觊觎岭国国王之位，与邪魔勾结，多次挑起事端。晁通争强好胜，在消灭伽国妖后时谎称自己能拿到灭妖法宝，后因无法完成任务而无奈装死，格萨尔王将计就计将其除掉。晁通死后，格萨尔王不断质疑自己的行为，称自己是“一个残酷的国王”，首席大臣则认为格萨尔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了。
格萨尔王对自己的质疑和首席大臣对他的肯定构成鲜明对比，这组对比暗含着文明、秩序与原始、混乱之间的矛盾。格萨尔王志在壮大岭国，建立井然的秩序，但他消灭妖魔、杀死晁通后又怀疑自己的冷酷无情。晋美对晁通之死也充满疑惑，既责备格萨尔王改变了故事的情节，又安慰他晁通确实是个坏人。最后矛盾中的晋美央求格萨尔王不要再进入他的梦中。晋美的矛盾和格萨尔王的自我怀疑体现了阿来以现代眼光反思文明与“进步”的问题。在阿来看来，过去的不一定全都是不好的，而未来的也不一定都是的。
晁通之死隐喻着文明与暴力、残酷的相伴相生。而晋美伴随传统采盐人走完最后一程，则直接表露出了对过去的留恋之情。晋美在寻找格萨尔王故事发生地的途中遇到传统采盐人。在此之前，现代的采盐工人对晋美怒目而视，对他提出的关于格萨尔王的问题无动于衷，而传统采盐人热情招待晋美并在分别时赠他一小袋盐。晋美目睹了传统采盐人被现代优质食盐生产线挤出市场的情景，即便如此，在传统采盐人的最后一次行程中，在没有盐湖的地区，善良的当地人仍用他们多余的物品换取了他们不需要的旧盐。温润、单纯的吹笛少年，传统的采盐模式以及传统采盐人淳朴美好的心灵都让晋美感动和。
但无论是疑惑还是反思，甚至是对过去的留恋，都不是激愤和歇斯底里的。《格萨尔王》中流露出的对过去和美好心灵的依恋均带着朴素的诗意，简单、朴实，略带一丝丝惆怅。格萨尔王故事不仅是藏族人民走向文明的写照，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生动写照。走出野蛮、走向文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之一，但倘若人们在走向未来的途中，反思被奉为信条的“进步”，探究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吸收昔日信仰善的文化传统，定能在走向未来时更加稳健，《格萨尔王》暗含的正是这种期待。追求进步和理性，认真反思现在，留恋美好过去是多层次的《格萨尔王》蕴含的最完整、最深刻的内涵。
结 语
阿来将说唱艺人晋美纳入《格萨尔王》，这一构思别具新意，他借晋美的视角引出格萨尔王故事，将神话故事中的格萨尔王形象复杂化，并借晋美对神话故事的严肃发问和世俗化的格萨尔王对自己的审视表现对文明的反思，使神话故事在《格萨尔王》中产生双重作用。第一，阿来通过改写神话故事《格萨尔王》记录瑰丽的民族文化，体现出留存文化基因、建构独立精神空间的激情。第二，阿来借晋美的人生轨迹及其隐秘的内心反思文明进程、“进步”、文化发展状况以及重构文化空间的路径，文明进程不可阻挡，具有进步性。文化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对社会全面发展至关重要，阿来在此意义上讨论文化问题，以期提供独立的文化空间。
正如周克芹指出的那样，阿来在“面对生活中新与旧的冲突这样一些尖锐主题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浮躁、虚荣和赶时髦，他笔下的人物、乃至他自己面对势必消亡的旧的生活和过往的岁月，会流露出真实的惆怅、惋惜，甚至留恋的情绪来”⑥。阿来通过两条交织的线索、多元的视角构成《格萨尔王》的多重层次，包蕴了丰富的内涵。《格萨尔王》是活的文化文本，印刻着文化关怀印记。阿来了悟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缺失了重建文化的能力，失去了精神财富。他认为，人无法在文化荒原中走向宽广的世界，他忧心忡忡地整理集体记忆，通过神话承载藏民族、中华民族的心灵记忆，开辟出独立的信仰世界。
注释：
①〔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的结构研究》，户晓辉译，见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34页。
②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③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④〔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的结构研究》，户晓辉译，见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15页。
⑤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⑥周克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序阿来的小说集<远方的地平线>》，《民族文学》1989年第1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4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