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使得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在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中，都孕育出了绚丽多姿的优秀文学作品，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园地。藏族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藏族文学迈入社会主义文学的阵营，和其他区域的文学一起，共同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铸伟大中国的价值观，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其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在西藏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学都积极地介入现实。“一部当代藏族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新文学在藏族地区从无到有，逐步走向繁荣兴旺的历史。”具有深厚文化内蕴的西藏文学，在和平解放以后，用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展现西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西藏文学均以其不同的特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征程，发挥了积极的精神引领作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西藏社会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藏汉作家共同谱写时代的新篇章，显现出民族团结共创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崭新图景。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一批进藏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到西藏工作的汉族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给西藏文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他们用当时通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展示边疆山河的美丽、富饶，讴歌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幸福生活的伟大斗争，鼓舞各民族青年积极投身于藏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这些作品对当代藏族作家的成长和新文学创作产生积极、深远影响。”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是作者于1956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是如何在藏地开展工作的故事，既写出了陈子璜、雷文竹、林媛、倪慧聪等为了建设边疆，奉献青春的激情，也写出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藏族普通民众及活佛呷萨、女土司格桑拉姆是如何改变传统观念，走上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呈现出了藏汉人民共建新西藏的情怀。此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汪承栋先后出版了《雅鲁藏布江》《高原放歌》《拉萨河的性格》《黑痣英雄》等诗集，书写了西藏的今昔变化，呈现了西藏人民由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历程，抒发了自己对雪域大地和祖国母亲的热爱。此外，刘克、杨星火、周艳炀等作家也都满怀激情地颂扬中国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的新变化，展现了西藏人民开启幸福新征程的喜悦。这一时期，藏族作家也开始以诗歌的方式吟咏新时代的变化。擦珠·阿旺洛桑可谓是西藏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藏族作家，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后虽已年逾古稀，但勃发出时代的激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他有诗歌《金桥玉带》《欢迎汽车之歌》《爱国青年大团结》等，他的创作关注火热的现实，洋溢着新生活的激情，以诗歌的形式开创了当代藏族文学的先河。如《金桥玉带》书写高原的险峻和筑路战士开山劈石的果敢无畏，写了西藏通车的喜悦，告诫藏族人民要不忘党的恩情，“我们要永远紧密一条心，像水乳交融，像树干和枝叶紧紧地连着根”。在这一时期，藏汉作家共同缔造了西藏新文学的春天，展现了西藏融入社会主义征程的幸福图景，藏汉作家共铸的西藏文学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西藏和全国其他区域一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77年《西藏文学》正式创刊，西藏作家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园地，围绕刊物团结起了一批作家。1981年西藏自治区文联成立，在首届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总结了建国以来西藏文艺界的成绩，认为建国30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培养了一大批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文艺队伍，采取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方式……提出西藏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远景规划，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推进西藏文艺的繁荣。此次会议具有拨乱反正的文化意义，在事实上提升了西藏文学的发展信念，检阅了文学创作队伍，坚定了立足西藏、反映西藏、书写西藏的文化立场，为西藏文学的深入发展和文学繁荣奠定了基础。”西藏文联的成立，可以说是西藏文学史上的大事件。习近平在中国文联成立七十周年的贺词中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西藏文联成立四十年来，在西藏文联的领导下，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坚定的信仰追求、多元的艺术创造，绘就了西藏文学的灿烂篇章。
首先，西藏文学始终举精神之旗，以文化人，发挥了精神的引领作用。旧制度必然退出西藏历史舞台，新西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藏族作家，以他们切身的感受和理性思考，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昭示了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降边嘉措和益希单增这两位出身贫寒，经历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解放军战士成长为著名的作家，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创作了《格桑梅朵》《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等作品，书写藏族人民是如何摆脱封建农奴制的桎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翻身做主人的历史转变。他们的文学创作共同展现了经历过西藏巨变的藏族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的思路历程，饱含着一代藏族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蕴涵着对藏民族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和根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道路的深刻感知，将藏民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展现藏民族在中华民族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自觉地将藏族文学创作纳入中华民族文学整体格局之中，以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在革命历史题材之外，藏族作家还以普通人的生活展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改变现实处境的期冀。朗顿·班觉的《绿松石》展现了旧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以及他们对穷苦人民的压榨，通过班旦的反抗之路蕴涵着对新生力量的期冀。作品关注底层人民，写了他们备受欺凌的生活，塑造出了阿巴平措、班旦、德吉等一些底层平民的典型形象，赞美了他们的善良、勤劳，并对他们悲苦的处境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同时通过对上层官员之间的唯利是图和尔虞我诈的描写，展现了旧西藏社会制度的腐败。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抛却了传统藏族文学以宗教为旨归宣扬人世无常，皈依修行的窠臼，呈现出基于现实生活的理性审视，透射出底层民众自觉的反抗意识。拉巴平措的《三姊妹的故事》描述了旧西藏一个普通农奴家庭三个女儿的悲惨遭遇，揭露压在农奴头上的三大领主的残暴和虚伪，从侧面展现了农奴制社会崩溃的必然，指出解放军进入西藏、打破农奴制桎梏，才能使广大藏族同胞翻身做主人。拉巴平措说：“在西藏农奴制历史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庄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我把曾经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记录下来，就是要告诉世人：解放军进入西藏、打破农奴制桎梏，是帮助藏族同胞翻身做主人，怎么还会有人希望恢复以前的农奴制社会呢?”扎西班典的小说《普通人家的岁月》和《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好》通过偏僻山村普通藏族人家的日常生活变化和情感经历书写了藏区农村民主改革以来近30年的社会变迁，展现了藏族农民在当代的奋斗史和社会主义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德吉措姆的小说《漫漫转经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奶奶”一生虔信神佛，却命运悲惨，儿子被领主打死，儿媳受藏兵枪击死在拉萨河中，她自己支差摔伤，无钱医治而死。“我”则被汉人送到学校读书，后来成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奶奶”虔信神佛一辈子坎坷凄凉，“我”则在新的社会走上了幸福之路。由此指出幸福生活不是靠神的恩赐，不是在漫漫转经路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试图呈现西藏世俗生活的真实图景，以普通人的肉身遭际来展现西藏历史的发展变化，出身贵族家庭的央吉卓玛在经过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淬炼后，毅然脱去袈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锣鼓声中，开始了新生活的征程，暗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变西藏的腐朽没落。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以一个一心向佛，然而在灾难岁月里被迫还俗，在晚年了悟人生再次出家的僧人晋美旺扎的一生为主线，在历史的宏阔和生活的细致方面呈现了近半个世纪西藏历史风云巨变和社会人文变迁，在心灵层次上展现藏民族发展历程中凡俗肉身在时代变化中的感受，通过个体灵魂刻画展现西藏的精神性品质，通过对神权统治的否定展现了精英知识分子对西藏历史发展的理性审视。鲜明的思辨精神和历史意识使得次仁罗布的创作显现出开阔的境界，他的创作将西藏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现了个体的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联系。同时，通过对印自卫反击战，呈现了藏汉人民团结御辱，共同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历史图景，显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西藏文学始终怀赤子之心，铸时代之魂，扎根大地，介入现实，反映时代风貌，积极参与社会进程，以有效的路径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话语。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展现了改革开放给西藏社会带来的变化，将西藏放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去审视，有着较为开阔的历史眼光。小说以西藏农村的现代化变革为背景，以农村儿女的情感追求、命运变迁为中心，展现了社会转型期西藏社会真实的动态，将西藏的发展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之中，特别是通过达吉创业之途的描写，传达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广大农村才会有新面貌。2020年底，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而西藏的脱贫对于整个中国全面脱贫具有非凡的意义。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细致展现西藏昌都、日喀则、阿里等基层县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取得创新发展，全景式地描绘了西藏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以及最终取得的辉煌成就，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对推进西藏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其《叶巴纪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在党的领导下西藏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刻画广大驻村人员扎根基层，为民众办实事，将党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繁荣乡村发展拓宽了道路。此外，当代西藏文学不仅书写了藏民族的现代化历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诗人陈人杰一路向西，从江浙大地至青藏高原，援藏三届又调藏工作。他的诗作既对故乡满驻深情，同时又将满腔豪情寄寓在雪域大地，其精神探求也由一己情怀到辽阔的祖国边疆，并由此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爱。其长诗《山海间》展现了在强基惠民政策的影响下，西藏农村基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诗人倾情而作献给母亲脱贫攻坚的大礼。陈人杰目睹了叶巴村的层层蜕变，也由衷地体会到广大藏区的飞速前进。七年的援藏时光，从钱塘江到怒江，陈人杰目睹了脚下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站在雪域高原上，他似乎能更清楚地观察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进步与不易。诗人用饱含热情的文字，画卷般展现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果，像一部跳跃的史诗，吟唱出了西藏基层社会的改变。此外，次仁罗布不仅从本民族视角和文化出发，透视西藏的发展变化，还将笔触延伸到祖国内地，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之音。其报告文学《废墟上的涅槃》关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脱贫攻坚工作，以甘家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光明村种植花椒致富奔小康、卯家湾建设安置点，实现安居乐业的事迹，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反映了云南昭通脱贫攻坚的历程。他刻画时代精神风貌，展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基层民众的关怀，在甘家寨发生地震灾害后，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置点看望慰问受灾群众，部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抗震灾害现场，李克强总理也亲临受灾现场。他书写抗震救灾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和典型事件，塑造了一批勇于担当的基层干部形象。他扎根生活，实地调研，以深切的现实关怀，深入去探查每一个丰富的灵魂，去展现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他又从大的国家层面，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感受到的暖意和他们奋发图强的努力，呈现了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云南昭通脱贫攻坚的政治实践。作者以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和大局观念，以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广阔现实为依据，书写了中国大地的深刻变化，用文学的方式助力脱贫攻坚。次仁罗布宽阔的视野，展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繁荣的建构。扎西班典的纪实散文《那年冬天我在藏北》，通过驻村期间的所闻所感，从不同层面描摹了藏北高原牧民今日的幸福生活，展现了藏北高原牧民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牧民在内心深处所升腾起的对党和祖国的热爱。鹰萨·罗布次仁的《西藏的孩子》刻画了内地西藏班学生的成长经历，展现了国家对西藏教育的关心与支持，传达出愿西藏更美好的朴素心愿。
再次，西藏文学始终树凌云之志，不断追求艺术的新高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扎西达娃、马原、色波、通嘎、索穷、金志国、马丽华等作家的创作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特别是扎西达娃的一系列作品闪烁着神奇的光芒，他将神话与现实，宗教传统与风土民情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似真似幻的略带神秘的具有魔幻色彩的藏民族生活图景。其创作立足于民族文化土壤，以独特的感受，批判的眼光审视了藏民族的发展历程，剖析了民族精神上的痼疾，反思宗教传统存在的现实性意义，展现了对民族发展和个体生存哲学的思考，其作品所显现出的独特的民族气质和地域风貌以及在艺术上的探索创新，使得以他为旗手的西藏当代汉语文学焕发出独特的魅力，由此不再只是对内地文学审美规范的简单趋同，借助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使西藏文学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超越。而这样一种自信独立的创作精神被后起的西藏作家继承和发扬光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他们在多元文化资源中探索民族文学新的审美风范，以其绚丽的风姿和自信的表达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表达，展现了一种自由的探索精神。谢有顺言：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和表达，这是在获得文学上的高度自信之后西藏文学展现出的一种总体端倪和前行方向。次仁罗布的创作则鲜明地展现了这种先锋的探求，他的创作首先是植根在深厚的民族根基之上的，深厚的藏民族文化传统是其文学创作的内在底蕴，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藏民族普世的生活和久远的历史传统。他的创作不仅接续起古典藏族文学的脉络，而且和央珍等作家一起将藏族文学从八十年代的魔幻书写转到对脚下大地的深刻关怀，他的作品既关注俗世人生的苦乐，又有精神的高远追求。此外，次仁罗布还以多元化的艺术探求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他深谙西藏传统文化精神，又兼采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这使他的写作能自由地畅达每一个幽深的心灵，其文笔细腻典雅、入骨入魂，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风范。他总是在寻找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为自己建立新的写作难度，既有精微的写实状物，又有幽玄的灵魂漫逸，他以自由的探求和创造接通了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之间的平衡，“把少数民族的小说作家们所秉承的独特的文化信仰、文学气质和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奇妙的感觉，源源不断地输送进了中国文学的肌体里。”是为数不多的可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延展度和新鲜经验的作家。次仁罗布的创作不仅昭示了西藏文学可能的发展方向，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启示。而年轻一代的藏族作家如沙冒智化、纳穆卓玛、白玛央金、洛桑更才等的创作也展现了艺术上的多元探求。如沙冒智化的诗歌以其独异性逐渐引起当代诗坛的关注，他的诗歌关注隐幽的心灵和粗粝的现实，有对灵魂的解剖和现实的鞭挞，他的诗歌意象独特而丰富，诗歌语言组合奇特，给中国诗坛提供了新鲜的审美经验。
西藏文学的发展，还体现了藏汉一家亲，多民族作家共铸西藏文学的辉煌风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军人就热情地融入西藏文化的建设之中，以其文学创作展现了西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藏汉作家互融共同推助西藏文学发展的胜景。马原、金志国、吴雨初、马丽华、于斯、子文、启达、惟夫、刘志华、魏志远等作家和扎西达娃、色波、通嘎、索穷等藏族作家的创作相互辉映，丰富了西藏文坛，使西藏文学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势头。在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在藏汉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更是显现出璀璨的风姿。次仁罗布、白玛娜珍、格央、尼玛潘多、班丹、罗布次仁等本土作家的创作展现出独特的民族气质和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除过本土作家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作家的创作也展现了对雪域大地的深爱。在小说创作方面，敖超和张祖文的创作主要关注生活在西藏的汉族人的生活，书写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他们的创作，丰富了西藏文学的表现领域，也以心灵化的描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西藏现代化的进程。在诗歌创作方面，陈跃军、陈人杰、刘萱等的诗作展现了对西藏的拳拳挚爱和建设西藏的豪情。陈跃军多年扎根西藏，他以赤子之心在诗歌的海洋里遨游，以文字来通达对心灵和现实世界的探查，呈现出对于西藏的至诚至爱之心。如其诗作中，察隅、朗县、错那、隆子、洛扎、浪卡子……，这一个个地名串联起的一行行诗句满蕴诗人的挚爱之情，浪漫的想象和郁结的千回百转幻化成一幅幅景象，在察隅，“思念的河在奔腾”，“朝着魂牵梦绕的地方出发”，“离别的脚步怎么也迈不开”；在普兰，“这是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这是一种望眼欲穿的守望”；在樟木，“本来想和你相守一生，真的没有想过告别”；在定日，“珠穆朗玛，一直想来看看你”；在吉隆，“这个春天让人伤感，我无心欣赏怒放的杜鹃/雪花连成一条哈达，为远去的亲人送行”……此外，两度援藏并最终栖居在藏的诗人刘萱，她的足迹遍及西藏的神山圣湖、东西南北，以自己蓬勃的激情构筑了新的生活场域，也以浪漫主义的气质营造了丰厚的精神家园。其诗集《西藏三章》是诗人对雪域高原深厚的痴迷和情感上难以割舍的诗性呈现，作者以独特的“三章体”形式，把西藏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并置于这部诗集中，形成一个独特的西藏地域景观图，从生命深处传达出了对雪域大地的深沉之爱和对生命的不懈追问。
另外，西藏文学的成就，还体现在藏汉双语文学共铸西藏文学的繁盛景象。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当代藏族文学与传统藏族文学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大批藏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用文学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的崭新变化，向外界传达着西藏的独特魅力，彰显着民族的声音；另一方面，藏族母语文学创作在吸取传统藏语文学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时代风貌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开拓和创新。藏语创作和汉语创作成为藏族文学创作的双翼，共同展现着藏族文学欣欣向荣的景象。从和平解放初期以擦珠·阿旺洛桑、恰白·次旦平措为代表的老一辈诗歌吟唱者，至朗顿·班觉、旺多为代表的享有崇高声誉的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到关注藏民族当下生活的旦巴亚尔杰、平措扎西、次仁央吉、尼玛顿珠、艾·尼玛次仁、朗嘎扎西、沙冒智化等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他们以优美的母语书写雪域大地的生活，传达着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自觉进行着艺术的探求，为西藏文坛增添了靓丽的色彩。特别是以平措扎西、沙冒智化等为代表的双语作家的创作，更是显现了独特的魅力。耿予方在其著作《西藏文学50年》中强调：“提倡和重视藏语创作依然是西藏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不仅是贯彻我们党民族语文政策，发扬西藏文学传统的方向性问题，而且也是从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的必由之路。”作家用藏语文学和汉语文学两种书写方式，共同展现了对雪域大地的深情拥抱，也传达出时代的情绪，构筑出西藏文学的多元风貌。
以文化人，西藏作家以文学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将文字写在大地上，展现了高远的理想追求。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西藏当代文学更是勃发出生机，其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叙事能力都有了新的拓展，对民族和文学的担当精神使得藏族作家的作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厚度，显现了多元拓进的文学风采，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加央西热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次仁罗布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央珍、次仁央吉、伍坚多吉、平措扎西、鹰萨·罗布次仁、旦巴亚尔杰等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维护祖国统一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西藏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文学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框架内巩固与发展起来的，它突破了民族、地域的界限，与其他省份的文学一起绘就了中华民族文学的图景，共同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铸伟大中国的价值观。在已经取得诸多成果的当下，当代西藏文学如何扎根大地，介入现实，反映时代风貌，积极参与社会进程，如何以有效的路径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话语，如何发挥文学的引领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纵深发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优秀故事，是西藏文学不断获得新的突破的着力点，也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滚滚的时代浪潮中，西藏作家如何以敏锐的文学触感，感应中国社会发展跳动的脉搏，创作出兼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自觉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考验。
（注：原文注释略。）
原刊于《西藏文学》西藏自治区文联成立40周年专刊（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藏族文学研究。先后在《当代作家评论》《西藏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