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支持，中国三部伟大的少数民族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文学研究界重要的议题，也进一步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毫无疑问，少数民族史诗是一座宝库，它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写作素材，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通过将民族史诗作为叙事资源，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重新与本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连结，并用当代心灵与民族史诗进行对话。他们将自己放置在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延长线上，同时又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本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重新激活。这无疑是一个将民族的史诗和叙事资源进行当代演绎的过程。本文着重以阿来、梅卓、夏加和刘亮程的“重述”实践为例展开论述。

        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来自“重述神话”出版计划的中国项目。在《格萨尔王》中，阿来回溯民族的黄金时代，讲述藏族祖先格萨尔王从神子降生、赛马称王、征服四方、斩妖除魔、安定三界到返回天国的历程。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本身是口头传承的史诗，故事经由不同的说唱艺人进行讲述，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异文版本。因此，要将格萨尔王的故事从“史诗”转化为“小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作。面对卷帙浩繁的原始材料和庞大的故事枝蔓，如何在勾勒故事框架的同时保持原作的原初风味和民族美学风格，是作家在进行类似题材创作时必须思索的课题。在这部小说中，阿来不仅塑造了一个在神性和人性之间辗转挣扎的格萨尔王，还将史诗中原本重叠迭代的战争情节加以改造，在保留史诗原作主要战争事件的基础上力求叙述形式上的多元化，同时他还在藏语转译成汉语时尽量保持原初的生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在《格萨尔王》中采取了两条线索穿插交错的方式来解决“史诗”与“小说”的叙事矛盾。在小说中，一条线索是原史诗的主线，围绕格萨尔王的经历展开；另一条线索是描写说唱诗人晋美的漫游经历。通过双线并置，小说的文本成为复调式的结构，有了古今交错的空间感。晋美是能在梦中通神的说唱艺人，他本是普通的牧羊人，却被选中做讲述者。晋美对史诗的讲述和漫游生活是相伴而生的，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寞与在梦中史诗世界的狂喜形成了鲜明的反照。晋美就是作者阿来的化身，通过这一人物的设置，阿来找到了现实与史诗之间的契合点，也找到了用当代视角与史诗世界对话的可能。

        无独有偶，藏族女作家梅卓的小说《神授·魔岭记》也使用了格萨尔王史诗的素材作为叙事的基础。不过，和阿来的《格萨尔王》相比，梅卓的叙事切口比较小，小说以格萨尔史诗中四大战役之首的魔岭大战为背景。有意思的是，梅卓虽然是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但是却把重心放在东查仓部落说唱艺人13岁的少年阿旺罗罗出生、学习和遭际的生命历程上，并将他的成长轨迹与格萨尔王的魔岭大战交织在一起。梅卓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再现了高原的地方性知识。在她的笔下，少年成长与史诗故事交错互动，构成了复杂的文本织体。梅卓与阿来的写作，在对民族史诗素材的处理策略上十分相似。他们的这种创造性的题材处理和切入方式，为后续的类似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藏族诗人夏加则用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向本民族的经典致敬。格萨尔王史诗的原初形态就是长篇的诗体，也蕴含了藏族的抒情诗学和审美形态。在当代社会，同属于诗体的长篇叙事诗创作无疑是传承格萨尔王史诗的最好文体。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从口头形态到书面形态，从集体创作到个体创作，虽然史诗和当代白话诗歌之间的文学形式不同，但是却有连接与转化的可能。诗人抒情主体的入场则成为当代演绎的最主要的特征，也为这部古老的史诗增添了当代的气质。因此，这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是当代诗人个体与说唱艺人集体的对话。藏族批评家丹珍草在论文《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中对此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她认为：“《天子·格萨尔》的现代诗歌叙事已经不是‘元叙事’的复制与翻版，而是蕴含了诗人的个人情怀与自我创作意识。诗歌在《格萨尔》史诗特定人物的心理、语言、情感描写中有意加强细节描述，传达出更多的现代性和人性化、世俗化倾向。”就此而言，夏加的“故事新编”为“活化史诗”作出了诗性文体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于史诗传统的继承和当代演绎也体现在汉族作家刘亮程的作品中。身处新疆这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省份，刘亮程的汉语写作一向带有多民族文学的文体特质。在小说《本巴》中，刘亮程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得到灵感，将史诗作为创作的基础，从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中提炼出具有世界文学属性的主题。史诗文体影响了刘亮程的写作，《本巴》的故事带有人类初始的神话思维和原始色彩，这也使得小说文本带有了寓言性；而源自史诗的纯真质朴的语言，也使得简洁清新的文风成为该作品的一大亮点。

        关于传统和民族主义的问题，韩国学者白永瑞在《思想东亚》一书中有过深入探讨。在他看来，既往的建构论立场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者往往把“前近代”和“近代”割裂开来，似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全新的、无历史的。他反对这样的观念，认为“前近代”和“近代”不可分割，所谓的“近代的”，其实与过去的记忆有着很深的关联性。“过去的记忆不仅制约着我们现在的选择，同时这种记忆也会根据我们现实的要求而被重新忆起，这是一个变动的历史开展过程。”这里的“重新忆起”意味着个体既会被历史所规约和限制，又有着自我的能动性和选择权。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而言，“重新忆起”正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本民族叙事资源的当代演绎，少数民族作家与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以及当代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了复杂的对话。与此同时，这些史诗资源在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中的弥漫，体现了“传统”作为一种原型，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共同的心理机制，并在当代生活中演绎出崭新的时代性“异文”。

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7月1日

        汪荣，1987年3月生，湖南永州人。现当代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影视编导方向）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多民族比较诗学、当代文艺批评与华语电影。评论、论文散见《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文艺报》等刊物。出版专著《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