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本位、具身写作与文化呈现
——次仁罗布、意西泽仁儿童小说论
陈柏彤
【摘 要】藏族儿童小说是以儿童文学维度丰富中国故事、彰显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论文聚焦次仁罗布、意西泽仁的儿童小说，探讨两位作家如何立足现代儿童观塑造个性鲜明的儿童形象，以引领藏族儿童的精神成长，增强中国儿童文学形象的辨识度。引入具身理论分析两位作家对儿童文学美学规律的谙熟，如何将身体、心智和环境结合起来，通过具身书写体现成长主人公豁达的生命观。阐释两位作家将成熟的叙事方法引入儿童文学，使民族文化资源自然融于故事情境，为儿童文学领域中国经验的表达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 藏族儿童小说；成长书写；精神阐发；文化呈现；中国经验
藏族儿童文学作为藏族文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反映了藏族儿童的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同时也肩负着塑造儿童民族性格与审美情趣的重要使命，是展示民族文学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力量。然而长期以来，能够进入当代主流文学批评体系的藏族作家似乎十分有限，获得普遍关注的藏族儿童文学作品亦寥寥无几，这一现状既与现有儿童文学作品成果欠丰、传播接受的通道不畅有关；也与学界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单一认知①密不可分。因此，基于儿童立场探讨作品的文学性、地方性和时代特征，发掘藏族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是改变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刻板文学史形象的必要途径。本文之所以择取次仁罗布与意西泽仁的作品进行分析，原因在于他们用汉语写作的小说、散文、随笔等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并且出版了《奶奶在天堂里望着我》《桑塔小活佛的故事》《神奇的十三岁》《乡村假期》《白云行动》《珠玛》等系列儿童文学作品，能够代表藏族儿童小说的发展水平。那么，他们向普通读者讲述、呈现了什么样的藏族儿童故事？为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达提供了什么文学启示？
一、成长书写：现代儿童观下的主题选择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文化特色各异，形成了多元文学传统，从地域文化角度出发透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或生活情态也成为彰显作家作品独特艺术个性的重要方式。固然，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属性，也是反映民族审美理想、体现儿童生存状况和潜在心理状态的价值基础，但是如果对这一标准理解偏颇，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便会走入内涵匮乏的误区。譬如，不少成长于高山密林地区的少数民族将动物形象视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他们喜欢使用寓言形式、利用动物形象向儿童读者揭示尔虞我诈的现实、传达善恶有报的规律、表达直面困难的可贵等，为了教化儿童，这些故事往往呈现出固定的道德结构模式，使本该富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反而沦为一种普遍的伦理表达；也有一些作家自觉从心理上承担起宣传本民族文化的义务，为迎合本民族以外的主流读者而在创作中高密度地“宣讲”民俗内容，导致文学作品忽略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等元素，演化成展示民族风情的说明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古老久远的神话传说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可绕过的资源，因而内容主题过于陈旧、与时代脱节也是当下民族儿童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之一。那么，如何使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走出只有“动物文学和探险”[1]的读者印象，创造出内容丰富、情感自然且艺术成熟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作家们所面临的时代挑战，次仁罗布和意西泽仁的创作为此提供了范例。
引起上述问题的本质原因并非作家知识结构的缺失或外界环境的制约，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作家的儿童观问题。儿童观是成人社会如何认识对待儿童的看法和观点，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儿童观决定着儿童文学的基本面貌。如果作家站在成人的立场，就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设置出教育意义明显、宣传意图强烈或传统色彩浓厚的情节，很难考虑到儿童充满感情、贴近生命本真的心理需要。因此，只有从儿童视角和儿童需求出发，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触及到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从而成为真正能够影响儿童心灵成长、思维想像和精神品格的作品。对于这一点，次仁罗布在谈及文学创作时说“不能总拿着特殊说事”[2]，“要表现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在这种状况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活着的意义”[3]，意西泽仁也曾言喜欢读“对人生有真切体验的文字，因为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而且也是自己民族命运和情感的真实记载”[4]。不难看出，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学对个体生命和人生发展的意义，提倡民族性与文学艺术品质同样重要的观念，并将这一主张融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换言之，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要写到熟悉的民族生活，也要走向人性，走向儿童。
次仁罗布与意西泽仁的儿童小说不仅捕捉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儿童文学的共性特点，还关注到儿童文学能同时打动孩子和大人的艺术魅力，他们书写少年儿童在心灵智慧、情感身体等各个方面所经历的蜕变，体现出鲜明的成长特质。如次仁罗布强调亲人在儿童生命中的关键角色，《奶奶在天堂里望着我》一边描写桑珠从害怕奶奶去世（即惧怕死亡）到认为奶奶在天堂守护“我”（即死亡是爱的升华）的认知发展过程，一边从生活出发勾勒桑珠从娇气到懂事的现实经历，以亲情为媒介，通过身心蜕变的双重线索诠释少年桑珠的成长轨迹。同时，他的作品还表抒了自然对儿童心智的滋养，《乡村假期》就描述了丹平离开城市、体验乡村生活从而激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少年天性的故事。此外，藏族作家重视反映苦难和信仰对于成长的可贵，如次仁罗布《神奇的十三岁》刻画了被天神指派的说唱儿童亚尔杰经历了重重挫折之后终于拥有说唱格萨尔王的神力，其《桑塔小活佛的故事》则呈现了信念在儿童精神成长过程中的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意西泽仁的长篇小说《珠玛》亦通过描述藏族女孩珠玛在面对自己的参赛画作落选、姐姐白云被教委主任的亲戚顶替唱歌名额、放牛女孩色青梅朵渴望读书却没有机会等社会现实问题时及时调整情绪、继续努力的故事情节，展示了当代藏族儿童接纳困难、克服挫折的坚韧品质。这些不同类型的故事均从全知视角出发，细致展现主人公复杂的成长之路，不但避免了第一人称儿童叙述者难以准确表达自身思想、建构主体身份的困扰，同时还针对成长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予以合理评判，提倡珍惜亲情、回归自然、克服困难、坚定信仰等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给予阅读这类书籍的儿童读者以正向指引。
以现代儿童观为指引，藏族作家认识到儿童是发展中的人，具有和成人一样的尊严和位置，有独特的天性和感知世界的方式。他们在充分领悟儿童的社会人格及生命特征的基础上，塑造出多元立体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在他们笔下，既有聪敏严谨的桑塔小活佛，又有桑珠这样情感丰富、天真烂漫的普通学生；既涉及到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亚尔杰，又关注到生活于当代社会的孩子珠玛、白云；既刻画了穿藏袍喝奶茶、以放牧为生的草原姐妹德茜央茜，又描绘了李苹、丹平等接受现代教育的城市儿童，等等。少数民族儿童形象通常是人们心中少数民族文化的隐喻，在这一预设前提下，不少作家习惯将笔墨倾注于展示民俗风土或孩子们团结友爱的品质，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出朴实善良、坚强勇敢的标准儿童样态。这固然是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一种途径，但也容易让文学创作陷入脸谱化的尴尬境地，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削弱作品的个性趣味与辩证立场，使作家很难对人性和现实问题作出更深层次的思考，进而削弱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与时代价值。次仁罗布和意西泽仁正是从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偏于单一的审美现状出发，勾画了内心拒绝在绘画比赛作品中表现“高原人民支援内地建设和希望工程”的珠玛；应该成为榜样却经常因为思念母亲偷偷落泪的桑塔；不听大人劝阻、为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而一心探险的洛尔布、刘强和娜措等，显出充满童真童趣童心而且富有个性、生命旺盛的藏族儿童面貌。
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抽象思维水平较低，形象思维占据优势地位，模仿能力强且情绪化程度较为严重，言行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因而，面对儿童“何以成人，何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的基本命题，书写儿童成长的文学显得尤为重要。“儿童文学之于读者的影响力在于‘替代性’的经验满足”[5]，藏族儿童小说将善良真诚、热爱自然、个性勇敢、坚持信念等品质注入儿童的成长文本中，不但体现了“完整成长”②的书写思路，帮助弥合文学作品与儿童心理需求之间的参差；并且让儿童读者“以同理性同情心置换于自己身心” [6]，实现良好的情感干预和精神指引；同时，这些作品塑造出情感细腻、特征鲜明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增强中国儿童文学形象的辨识度，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
二、精神阐发：具身认知中的生命镜像
成长小说的叙事框架往往较为固定，它的基本结构为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7]，在次仁罗布与意西泽仁的小说创作中，受挫表现为：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难以接受牢不可破的社会规约，如珠玛难以认可教委主任评判绘画作品的标准，不能理解姑妈要将白云送给亲生父母的事实；或者因家庭或社会生活提出新要求，“需承担更多的责任”[8]，如奶奶去世后的桑珠、被天神选中的亚尔杰、被送回老家体验生活的丹平，等等。可见，成长主人公往往需要一个受挫的契机产生寻找希望的冲动，并在与外部环境和内心压力的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而磨练品格，适应社会。换言之，经典成长小说固定的叙事成规是一种目的论结构，它能无一例外地将叙事引向个体完成蜕变的确定结局。一方面，这种框架模式能够借人格成熟的最终结果凸显成长的价值，承担教育使命，即莫莱蒂（Franco Moretti）所说的“事件的意义存在于其结局中”[9]，但也应该注意，文学是一种极具个人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如果被程式化为共性的轨迹及心境，必然会丧失灵活和个性，令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已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学的经典性“活化在经典儿童人物形象身上”[10]，儿童文学形象是“那个审美世界中的具体的生命体，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验的精神力量体”[11]，是构成儿童文学最关键和原初的要素。因此，开拓出真正能被儿童接受、陪伴儿童成长的本土精神符号，是讲好中国儿童故事的关键所在。藏族儿童文学往往在具身体验的背景下书写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并反映其特征。
与一般儿童文学作家对少年儿童身体特征和感觉的书写不同，藏族作家将身体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具体的身体来表达抽象的认知、表征隐忍善良的民族性格。例如，次仁罗布的《奶奶在天堂里望着我》讲述了男孩桑珠从陪伴生病的奶奶到接受奶奶去世的故事，其中，促使桑珠开始思考死亡、理解生命规律的重要转折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天葬的秘密”。这章主要内容为藏文老师在了解桑珠所遭受的变故之后，在课堂上向孩子们传授天葬的来历和天葬的神圣性，他告诉学生“藏族人愿意在自己去世后把身体喂给秃鹫。原因是一旦秃鹫被喂饱了，它们就再也不会去捕捉、猎杀其他幼小的生命，也就是救了无数条生命……” [12]，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桑珠仿佛看到奶奶乘着硕大的秃鹫进入雾气缭绕的仙境，内心开始对死亡充满希望和期待。这一情节的设置不仅成为理解桑珠心理成长的关键步骤，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精神隐喻。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的产生源于身体经验”[13]，而不同的身体经验是在“具体特定的原生文化背景、生态环境和心理环境”[14]中积累产生的，藏族人勤劳智慧、爱护自然，他们去世后将身体献于大地自然，暗示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而用身体喂饱秃鹫拯救其他生命，则体现了他们相信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生命观。生死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抽象的概念，儿童“不清楚死亡是怎样一种状态”[15]，感觉“跟睡着了差不多，跟谁都不说话，什么也不理会”[16]，次仁罗布遵循儿童的认知水平，将民族丧葬习俗、身体存亡与思维方式联结在一起，更直接地向读者传达豁达向善的生死观，并引导他们认识死亡、体察生命的价值。
受传统审美惯性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儿童小说的性别书写呈现出男孩形象丰富典型、女孩形象模式相对单一的特点。譬如，杨红樱刻画的调皮活泼的马小跳、郑渊洁创造的善良勇敢的皮皮鲁、秦文君勾勒的热爱冒险的男生贾里等都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屈指可数的经典人物，而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则容易受到传统“被看”视域的束缚，类似曹文轩《根鸟》《细米》《青铜葵花》等基于男性审美视角的作品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普通读者对女孩形象的刻板认知。因此，随着社会文化和文学观念更迭，发掘多元女性形象、丰富中国儿童文学人物画卷即成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意西泽仁为代表的藏族儿童文学作家试图通过具身描写突显女孩的心智力量。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作用于人的认知，身体运动与人的心智密切相关并且影响人的思考，对于少年儿童来说，身体行为见证并反映着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心理状态。意西泽仁对少数民族女孩的描摹多是具身的：例如，五岁的央茜平时喜欢爬到阿妈背上不让阿妈直起身来、放牧时总要翻身追赶蝴蝶、被城里孩子欺负之后仍然想玩他们的排球，虽然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央茜的个性，但已借助央茜的身体行为揭示了她叛逆调皮、不计前嫌的纯真品格；再如，珠玛对老师的授课内容产生质疑，尽管在课堂上没有发表意见，却仍然坚持认为“雪亮”比“黑亮”比喻靴子更贴切，并利用课余时间“用细铁丝折了一副假眼镜挂在鼻梁上，手里拿着一根筷子在床沿上敲着”[17]、手舞足蹈地向姐姐传授雪亮用词生动的观点，珠玛通过再造真实环境、用行动感受课堂的涉身体验强化确证自己的主张，体现了她独立、富有主见的性格特点；依姆琼琼的形象则更加富有力度，小姑娘裹着一件乌黑的袍子打算走到县城卖干牛粪，一路风啸雪砸，没有梳的辫子被风雪拼命拉扯，负重前行的小小身躯既承载着不屈于困难的乐观，更象征着顽强向上的生命力。有心理学家指出，“认知的内容是身体提供的”[18]，意西泽仁以活泼灵敏、坚忍执着的身体动作表明追求自我、不惧苦难的深层心理，这一策略不但塑造出坚韧朴素、勇敢无畏的藏族女孩形象，且拓展了儿童文学写作突破女性审美成规的途径，创造出依姆琼琼这样首次被介绍到日本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形象，对儿童文学的性别书写具有启示意义。
具身认知不仅关涉身体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同时指向身体与外界的互动，因此，社会环境中身体状态的变化亦成为藏族少年精神成长的见证。《神奇的十三岁》中的亚尔杰从小就成为一名孤儿，靠放牧为生，直到十三岁时他被神明选为《格萨尔王》的传唱人，命运就此改写。亚尔杰的传唱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将丹玛虽然将经书注入了亚尔杰的脑袋里，但是他并没有理解接收，直到身体经历过不能动弹的恐惧、饥饿寒冷以及被雷电击中的疼痛以后，才正式获得神识。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凸显西藏的神秘和高深莫测，而在于展现“藏族人日常的世俗生活”[19]及精神世界。颇有意味的是，亚尔杰心智变化的每一步均与身体有关，他初步得到传唱人身份时可以听懂花草说话、语言功能被打开；他体内的神力苏醒过来时，明亮的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当他的说唱得到格萨尔王的聆听时，全身因激动而战栗。亚尔杰的身体从经受磨难到脱胎换骨的过程，既关联着心智的成熟发展，也体现了次仁罗布的创作初衷，即呈现主人公“艰难而漫长”[20]的成长历程。《乡村假期》《桑塔小活佛的故事》中的人物经历同样如此：丹平刚回老家时躲在被窝掉眼泪、出门要抓住奶奶的手，后来逐渐学会骑马游泳等技能，不仅皮肤变黑、说话嗓门大了，同时学会了与人分享，不再任性自我；小活佛从行为自由的“扎西尼玛”成为品学兼优的“桑塔”，既表明身体变化，也暗示着“舍弃亲情，不断精进”[21]、成就大爱的心理涅槃之途。少年儿童的成长是复杂的，书写成长更是困难的，藏族作家使用具身手法描述孩子们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的历程，既规避了成年叙述者自以为是的说教式话语模式，又恰如其分地展示出少数民族儿童蓬勃向上、坚强理性和奉献利他的精神，凸显他们的独特之处。
如何平衡可读性与思想深度的关系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难题之一。相对于使用夸张手法或夸大故事情节向儿童灌输坚强勇敢、机智等品质的常用技巧，藏族儿童文学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将身体、心智和环境结合起来，通过具身书写体现成长主人公豁达的生命观，并彰显他们勇敢独立、坚韧朴实、乐观纯真的品质。这不仅是少数民族儿童生命镜像的反映，而且能够切实地展现成长主人公与自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丰富儿童文学的中国童年精神内涵，从而赋予作品更为恒久的文学力量。
三、文化呈现：中国经验的表达路径
关注少年儿童成长的作品“在诞生之初便承担着启蒙重责，使得其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存在”[22]，作品内容既要服务于孩子价值观念的引导，还需着眼于各类百科知识的补充，具备教育功能。事实上，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核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历史与价值观” [23]，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关键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更是本土作家写作的底气。因此，如何向孩子们讲述有关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如何在儿童文学领域表达中国经验，就成为少数民族儿童小说需要深入勘探的问题。藏族儿童小说以不同的叙事技巧将民族元素融于故事情境和人物角色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达方式。
根植于藏族土壤的“万物有灵”的生命观从生产生活、心理、教育各个方面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生活，也熏染着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学气质。客观地说，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参透生死的禅机，成年人理解消化起来尚有难度，如何让儿童理解接受相关的道理就成为棘手的问题。藏族作家选择从叙事人着手，运用第三人称视角，透过故事主人公的行动展示文化内容，从情感上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唤起他们的同理心和共情理解的能力。在次仁罗布笔下，万物有灵观念所蕴藉的智慧能够深入儿童情感肌理，帮助他们抵御生活带来的伤痛，参与儿童心灵世界的建构。例如，《奶奶在天堂里望着我》这部小说中，桑珠因为奶奶去世受到很大创伤，他相信并希望奶奶可以获得幸福的来世，于是通过祈祷和做好事帮助奶奶灵魂到达星星，找寻转世之路，在全知的视角下，读者也仿佛和桑珠一起完成了磕长头、转经筒、烧金粉字等祈祷行为，借此逐步释然难过的情绪。而意西泽仁的《珠玛》则体现了儿童悲悯的心灵与发乎天性的宽容：当珠玛路过牛肉市场后产生“我不想再路过/城里那个牛肉市场……我想/这头牦牛被杀前/一定哭得很悲伤”[24]的感慨；她会因为电视播放沙漠绿植被砍伐的内容而难过地擦眼睛；当看到洛布叔叔打小鸟时，写出“鸟儿跌落在地上/它挣扎的时候/眼里还闪着泪光……没有鸟儿就没有春天/没有春天就没有希望”[25]这样的诗句。由此，一个热爱自然、真诚淳朴的藏族女孩形象跃然纸上。不难看出，第三人称内视点的运用使作者获得更为全面的叙述视野，所述故事情节既涉及藏族生命观的精神内涵，也包含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并且，此中的神性观念已然内化为儿童的思维方式与民族心理，并作用于孩子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的成长引导价值。
除了叙述视角，讲述什么即叙事内容的选择也是作家传达创作意图的重要方式。面对古老悠久、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藏族作家坚持儿童本位，从儿童视角出发，选择更为贴近孩子生活的文化意象进行展示和解读，使作品具备文化内涵的同时又充满童趣。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也是最能反映文化本真状态的媒介，《乡村假期》中丹平和伙伴们的假期活动就体现了多彩的民俗风情。他们吃窝窝头、糌粑和酥油盐巴烤菌子；割青稞，转水磨坊，捡牛粪，喂藏獒；玩“羊的肩胛骨”[26]，看叔叔吸鼻烟、弹唱扎年琴，等等。这些叙述自然活泼，生动展示了藏族少年勤劳简单、淳朴率真的生活态度。其他作品也有类似描写：譬如亚尔杰所生活的色尖草原繁星闪烁、皓月当空、狼群出没；桑珠在朝佛的路上看见拉萨河、两层石头房和田埂的黄牛；灵童扎西尼玛③被找到后，僧人们戴起各种面具、手持法器跳起羌姆（宗教舞蹈）；德茜央茜在放牧时遇到娜伦切梅朵、勒黑梅朵、柯郁尕姆梅朵等各类美丽的植物。这些内容大到生存环境、山川云海，小到传统食物、习俗仪式和建筑服饰，它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叙事限制，共同铺成藏族儿童小说的文化生态底色。事实上，记录藏区生活，打通读者“阅读西藏及西藏文化的通道”[27]是许多藏族作家自发愿意承担的责任，不过次仁罗布和意西泽仁并没有采取讨巧的罗列式言说方式去完成他们的“义务”，而是经过设身处地观察思考之后真正将民族性融于儿童日常生活之中，追求儿童性与民族性兼备的美学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不少涉及表演技能、语言知识等非具像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字很难表现其深度，插叙便成为作家介绍这些内容的一种叙述方式。在《珠玛》这部长篇小说中，意西泽仁通过不同章节在叙事主线以外穿插了依姆琼琼的故事，向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人公珠玛讲述了二十多年前藏族农村儿童的艰苦生活：她从小就没有见过糖纸玩具和小人书，十来岁便冒着风雪、牵着牦牛走去县城卖牛粪，想为家里换取盐巴和茶叶，最后却晕倒在雪地里。作者所呈现的不仅是依姆琼琼的个人生命体验，也是对特定时期民族命运和文化历史的真实记载。此外，《珠玛》还嵌入了许多儿童诗歌，这些诗歌实际上是意西泽仁女儿的习作，它们涉及藏族姐妹、雪山草原、哭泣的牦牛、打鸟等多重主题，既展示出孩子纯净的心灵，也反映了儿童的民族文化意识。相比于《珠玛》，《白云行动》则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作者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问题的关注。小说中的洛尔布、刘强和娜措为了寻找康定情歌的作者，拜访了登巴爷爷、格桑阿婆等前辈；探密了吉祥喇嘛寺、雅拉沟、木格措等地方；了解了五色海、公主桥、抢头水的传说；听到溜溜调、杨柳子调、二嫂子调等曲子；还接触到拈香会、弦子舞、等民俗和艺术。作者以探险为中心，将古老神话、传统曲调、民间艺术等活化石一一串联出来，使小读者沉浸于紧张情节的同时也欣赏到丰富且有趣的民族风情长图。
由上可知，次仁罗布和意西泽仁从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和叙事方法等多个维度出发，深入发掘思想观念、自然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民族文化资源，并将这些“中国经验”与儿童本位立场结合起来，打通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共有的审美价值，创作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童趣与艺术性兼备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本土发展向度和路径，为当代民族儿童文学如何引领儿童融入传统文化提供了范例。
注释：
①譬如张永刚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倾向》（《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一文中就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格式化地书写民族特色，并未发出自己声音的观点；王欢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叙事之思考： 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一文中也指出，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常存在过度书写“民族性”而忽略“儿童性”的现象，等等。
②张国龙在论述成长小说时认为：只有生理的成长不是完整的成长，只有将生理、心理的成长整合起来，成长才是健全的。
③即小活佛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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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7BZW028）。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陈柏彤，女，汉族，甘肃庆阳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与儿童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