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格萨尔史诗中的格萨尔王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一直颇受学界争议，代表性的理论假设包括先秦说、唐代说、宋代说等，也有一种放弃探寻其生活时代的综合历史人物典型形象说。从格萨尔史诗是原发于岭部落的口传族群身份文化这一点考虑，通过探寻岭部落的历史，可追溯到金沙江上游和黄河源一带，出自穆布董氏的岭部落兴起于公元6世纪。据《旧唐书·吐蕃史》和《贤者喜宴》记载，结合我国古代地图文献，加之对史诗叙事细节的综合分析，推断岭部落的格萨尔王生活在南北朝时期，格萨尔史诗也在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唱。由于吐蕃王朝崛起，岭部落分化瓦解，格萨尔史诗被淹没在吐蕃王朝的阴影里。直到宋代时，随着岭部落的复兴，格萨尔史诗的说唱再度兴起。但是，明朝后期，德格土司势力在岭地不断扩张，逐渐取代岭葱家族，史诗的说唱受到限制。因此，格萨尔史诗的传承经历了两次“波折”。这是史诗叙事中有较多历史错位的原因。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格萨尔王生活年代；南北朝；叙事；历史错位
岭部落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究竟从何时开始传唱？其中的核心人物格萨尔王历史上肯定确有其人，那么，他生活在我国历史的什么时期？这些基本问题，目前尚无定论。由于这一关键性的重要问题尚没有解决，影响了格萨尔史诗的进一步传承。比如，格萨尔史诗的影视制作。假如拍一部有关英雄人物格萨尔的电影，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图像再现的历史背景是宋代，还是唐代，抑或南北朝，甚至先秦时代？这是目前还不能确定的事情。所以，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突破，即在溯源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研究。当然，不能因此就不传承，传承与溯源并重。本文不揣谫陋，抛砖引玉，对格萨尔史诗中的格萨尔王究竟生活在我国历史的哪个朝代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学术界关于格萨尔王生活年代的探析
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格萨尔史诗究竟最初何时诞生，史诗所述的英雄人物究竟生活在什么时候，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先秦时代说
先秦时代大致是指秦代以前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包括更早的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个假说有个史诗诞生的普世规律依据。所谓普世规律，其实是一个归纳性结论，就是依照目前世界上流传下来的较著名的史诗的诞生时间，来推论格萨尔史诗诞生的时间，进而确认格萨尔王的生活年代。根据英雄史诗在英雄人物离世后不久，其英雄业绩会被传唱的规律，大致能够确定英雄人物的生活时代。比如，荷马史诗叙述的事件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在公元前8至9世纪，传唱了数百年的口传史诗经以荷马为代表的后人整理成型，在公元前6世纪形成文字记录版本；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据说在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时代就开始流传，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时期，形成定本并被刻写在泥板上；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大概产生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假如承认诗经中的颂诗商颂周颂鲁颂是固化的史诗，而诗经大概产生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按照这些史诗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推断，上至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下至公元4世纪，大概是我国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西晋（265—317）和东晋（317—420）这段历史时期，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可能诞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的某一个阶段。但是，我国另有两部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大概产生在13至18世纪。这样，时间的下限又延伸到了18世纪。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8世纪，这简直就是贯通了人类文明时代（有文字时代）的全过程。可见，普世规律基本等于没有规律，因为世界上现存史诗诞生的时间并不集中在某个历史时期，而是跨度很大，加之史诗的文本出现往往是在口传基础上，而口传的历史动辄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样，想推断史诗英雄人物生活的时间，就愈加困难，存在太多可能性。更何况，焉能断定未来不会继续诞生英雄史诗？所以说，普世规律说是一个假命题。史诗会伴随人类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的始终。
其实，普世规律说的实质是主张格萨尔史诗产生在先秦时代。其理论依据是认为人类的各个族群在使用文字之前，普遍经历过一个口传叙事时代；而史诗作为特定族群的身份文化，一般诞生比较早，基本从口传时代就开始了。格萨尔史诗既然是岭部落的口传历史，是集体的生存记忆，当然也会很早就诞生。
（二）南北朝说
这是笔者推断出的结论，下文专门论证。其他学者也有提出大致在这个时间段的判断。比如，有学者认为：“格萨尔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它产生在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即公元七至九世纪前后，基本形成。”这个论断把传说的英雄格萨尔王生活的年代框定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颇有见地。但是，大概是因为这个判断只是大胆假设，没有进行论证，因此，并没有引起学界重视。
（三）唐代说
所谓唐代说，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观点认为，格萨尔史诗早就存在，但由于吐蕃王朝的强大，吐蕃时期及以后的艺人在传唱这部英雄史诗时，把吐蕃的英雄伟业融入了史诗。比如，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十二世纪之后，散见于若干史书中的关于岭格萨尔的各种记载，它们以史实的不可辩驳的权威，支持着史诗分裂时期产生说；一方面是史诗本身的历史内涵和历史痕迹，使我们无法回避吐蕃时期的战争现实在史诗中的存在。”“格萨尔中许多战争与吐蕃所发生的战争相同。”因此，认为格萨尔史诗在内容上有吐蕃王朝的历史踪迹。其实，此种说法未必能成立。因为该论点所谓的史诗中的“许多战争”，与吐蕃时代的一些战争名称的一致，其实很可能是岭部落与一些邦国打过仗，后来吐蕃时期，崛起的雅隆部落也与这些邦国打过仗，仅此而已。倘若认为格萨尔王生活在唐以后，那也可能是吐蕃王朝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后来格萨尔王又在这些地方打过仗。因此，出现了所谓战争发生地方一致的现象。这样看来，仅仅根据史诗叙述的一些战争与吐蕃王朝发生过的一些战争在名称上有大概的一致性，就认为格萨尔史诗叙述的格萨尔王生活在唐代，显然是一个疑点颇多的推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格萨尔王生活在唐代，虽然表述用语有些谨慎，但观点十分明确：“由于格萨尔王的英雄征战事迹指伟大的藏王松赞干布（公元七世纪）的业绩，它是史诗的主要的产生契机，因而，好像是在吐蕃时代结束之后早期关于松赞干布的传说有时就以现在的史诗形式紧密地融合在格萨尔史诗之中。”这个观点认为，格萨尔王就是松赞干布，格萨尔史诗产生在吐蕃王朝结束后。不只是国外学者持此种论调，国内也有学者或说唱艺人这么认为。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赛马称王中，格萨尔的哥哥嘉擦自称“是大唐国王的外甥”。当然，“大唐外甥”说也可能是翻译上的一个误解，即说唱艺人或翻译者把中原泛称为“唐”，也就是说，艺人或翻译者认为格萨尔王生活在唐代或唐以后。正如汉及其以后的中原地区往往被周边少数民族泛称为汉地，唐及其以后的中原地区也常常被泛称为唐。这种泛称在国际上迄今仍有沿用，比如，世界上许多城市有唐人街。
（四）宋代说
认为格萨尔王生活在宋代的说法最为流行，且推断出了准确的生卒年。不过，此说依据的也只是藏族古代学者的推论。不论是安多政教史推断的“铁鼠年（1000年）和水蛇年（993年）”，还是“藏族著名学者第二世敦迥久扎益喜多吉”认为的“公元1038年岭格萨尔诞生……他于第二个甲子铁猪年（1119年）圆寂”，都是前人的理论假设。这些观点虽然是目前发现的文献中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毕竟也只是前人的推论而已，未必就是事实。
（五）综合历史人物典型形象说
这种观点基本上放弃了寻找历史上的格萨尔王。正如有学者所论，“格萨尔不是虚构的文学人物，也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而是以多康邓柯岭仓家族先祖为原型，综合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诸位王公、各个英雄的事迹，交融汇聚起来的”人物。这种观点显然不承认格萨尔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仅仅是有个原型，格萨尔史诗讲述的那个格萨尔王是“综合”诸多历史人物创造出来的。说到底，这种观点其实已经在否定格萨尔的史诗地位，把史诗等同于历史演义故事。同时，虽然否定其文学虚构性，却主张其综合、融汇许多历史人物、事件于一人，实际上是变相承认格萨尔史诗的虚构性，进而否定了其史诗性。其实，格萨尔史诗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虽然民间说唱艺人们难免不断叠加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内容，但是，从目前所见藏族格萨尔史诗的众多版本看，基本故事构架是稳定的，主要的历史事件也是稳定的，主要人物也基本确定，岭部落生存空间十分明确。这些情况表明，格萨尔史诗所述的历史和人物是源于一个确定的历史时期，涉及的氏族部落可以追寻出清晰的历史延续脉络，地方族群史志因素真实可靠，只不过在口传叙事中可能存在一些历史错位问题，或活形态史诗的自身生长问题，但它绝不是综合、交融汇聚“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诸位王公、各个英雄”后虚构出来的故事。
二、小心求证：格萨尔生活在南北朝
笔者认为，格萨尔王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此简要提供以下几点证据，就教方家，以期引起讨论。
第一，格萨尔史诗叙述的天下纷乱的大局面为框定格萨尔王的生活时代提供了依据。
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整合、融合。所谓炎黄子孙、华夏文明，就是整合、融合的结果。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自商、周时期出现千余年大一统局面后，甲骨文的运用使中华文明无可辩驳地成为东亚文明高地。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再整合、融合，到秦汉时期再次出现大一统局面，形成了汉文化圈，后虽历经磨难，但最终还是铸造了多民族相互依存的文化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就是崇尚大一统，反对分裂割据。所以，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统一安定的共享太平时候多，分裂混乱的局面时间短。
从格萨尔史诗的叙述来看，天下处在大的动荡纷争时期，不仅青藏高原上邦国林立，中原地区也处在邦国众多状态。因为史诗的多个版本都讲到汉地茶宗这个部本，大意是说，格萨尔王受到嘉域（一般指汉族人居住的地方）某个公主的邀请，率众前往消除皇帝已经去世的妖妃，经过大力士比赛（有的版本叙事中出现了五台山意象）、挤奶比赛、服饰比赛，岭国人都胜了嘉域的这个皇帝。但是，由于格萨尔王私自焚灭妖妃，被嘉域的皇帝用种种酷刑折磨，好在他法力非凡，经受住了考验，最后赢得了嘉域皇帝的谅解、认可和尊奉。史诗的这个叙事表明，格萨尔王所见的嘉域皇帝，不可能是大一统时代的某个王朝的皇帝，而只能是中原分裂时期某个邦国的国王。因为大一统王朝都有史书传世，倘若秦、汉、唐、宋等某个大一统王朝有皇帝跟格萨尔王有交往，史书不会没有记载。而且，中原大一统王朝背景下，基本不可能发生岭部落的酋长与中原王朝皇帝平起平坐、比试“斗法”的事情。
另外，从“汉地茶宗”叙述的格萨尔王返回岭地途中被误导去了秦恩（格萨尔王的仆从，没有人身自由）家乡这个细节，再加上岭国曾经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征服了黑姜国、门国、霍尔国和北魔鲁赞这些情况，表明岭国周边邦国林立；格萨尔去中原会见某个国王，并与其分庭抗礼，表明中原没有统一强大的王朝。这种天下纷乱的大动荡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很容易框定出来。从格萨尔史诗可能存在的历史时期来看，不外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最符合史诗叙述的那种邦国林立、天下大乱的大动荡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春秋战国时间太早，五代十国动乱的时间较短，其他历史时期虽有王朝更替，但至多是像两宋、辽、金、西夏这样出现几大板块各统一方的王朝，并没有出现长期的天下纷乱局面。
第二，格萨尔王不可能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商周大一统时期和秦汉大一统时代之间的一个分裂动荡时期。所谓“普世规律说”，其实是主张格萨尔史诗诞生于先秦时期。因为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以及印度的史诗等世界较著名的史诗产生都比较早，所以认为人类有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即文字诞生前的口传时代。这个时期产生了创世神话、始祖神话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文化，人们开始记述氏族部落的历史和英雄，于是产生了史诗。这大概是学界有人主张格萨尔史诗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原因。但是，正如上文所论，史诗的诞生并无普世规律，因为各民族或各个族群的历史进程各有特点。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到西汉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中原王朝对西南广大地区和青藏高原所知十分有限。比如，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打听到这些来自中国的物品是蜀地商人经“身毒国”（古印度）转运而来，他回国后“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段叙述表明，大汉与身毒国之间隔着青藏高原，不仅是路途艰险，更主要是隔着众多小邦国，存在无法逾越的政治阻隔。张骞的判断显然忽视了青藏高原的广袤，其实，他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并非直接由蜀地商人贩运到身毒国，中间还有贩运商，就是青藏高原上的众多邦国。可见，张骞时的汉代人对青藏高原上的众多邦国并不十分了解。另外，从汉代的有效行政治理情况看，“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犂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四郡”所在位置紧邻成都平原，表明汉代行政虽已探上青藏高原，但从不能直接打通到身毒国来看，并未深入青藏高原。“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这句叙述也表明，西汉时对西南夷的控制刚刚起步。汉代一度“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著者按：指上文新拓展的“四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衛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史记提供的信息足以说明，虽然早先楚国的势力一度延伸到了云南一带，但直到西汉时，我国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上邦国众多，且多是一些夜郎自大的小邦国，并没有出现岭部落那样的威名远扬的氏族部落；汉代时期人们对青藏高原的了解也比较有限；高原上的众邦国在地理环境的庇护下，各行其是，虽然与中原有贸易往来，也有夜郎、滇那样的邦国受封，但并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像史诗叙述的那样，出现了岭国，诞生了一位格萨尔王，被迎请到中原与某个王朝的皇帝平起平坐。正如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所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的这段叙述足以说明，西汉时期，人们对西南边地和青藏高原有一些大概的了解，不过，在众多君长中并没有提到格萨尔王。可见，至少到汉代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尚没有诞生声震四方的格萨尔王，更遑论春秋战国时期。
另外，从格萨尔史诗的叙事内容看，有一个生产力要素细节，可以作为铁证，证明格萨尔王生活在汉代后，最早只能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可以作为铁证的生产力要素就是马镫。据考证，马镫发明在中国，双马镫运用的大概时间是南北朝，不会早于汉代。而格萨尔史诗的叙事明确显示岭部落已经使用马镫。根据马镫的使用可以推断，格萨尔史诗不可能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格萨尔王也不可能生活在先秦时代，他最早也只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有人说，马镫可能是后代传承人加入的，但这只是一种判断。从岭部落是当时强大的军事集团来看，特别是他们通过赛马选王，表明他们十分重视御马术，且掌握了先进的御马技术，成为了马背英雄。而马镫恰恰是一种先进的御马技术，岭部落极有可能是较早掌握了马镫技术的族群。
格萨尔史诗讲述英雄格萨尔王诞生于天下大乱的动荡时代，这十分符合魏晋南北朝时出现过十六国、二十余国的历史情况。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岭部落崇尚骑术，通过赛马选王，而祝古国选王却要经过刀马箭三术比拼。赛马选王这个细节表明，岭部落的人们谙于马术，从相马、装备马到御马，都达到很高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可以从珠牡的赞马词得到印证。岭国人不仅擅选宝马，比如，格萨尔通过未婚妻珠牡和其母亲找寻到宝马；也十分看重宝马，比如，晁通想方设法想换取觉如的宝马，在赛马的最后关头祈求格萨尔救活其玉佳宝马，后来又去大食盗宝马，被追查到后，不惜发生战争也不愿归还宝马。岭国人不仅擅于识马、驯马，也非常珍爱宝马，十分擅于装备马，在马的利用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这可以从赛马称王故事中觉如通过各种手段要挟珠牡，以便从她娘家获得“黄金辔头”“黄金后鞦”“盘花黄金鞍”“四方形九宫毡”“饰着白螺环的宝镫”以及马鞭等来装备宝马得到印证。且不说岭部落富裕人家的宝马是用黄金装饰出来的，只看“宝镫”这个叙事细节，大致可以推算出格萨尔王生活的时代。据研究，“汉代骑兵采用冲击战术后，用戟或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导致长沙西晋墓陶俑三角形单马镫的出现；这种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镫，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到隋唐时期以至今日，因为双马镫早已普及，马鞍的造型反而又变得较浅，因为马镫已经为骑手提供了足够的稳定，不再需要过于高且笨重的鞍桥了”。对照马镫的发明使用和格萨尔史诗的叙述，从格萨尔王生活在有马镫时代判断，他肯定是生活在汉代以后；从他的马鞍装饰了“镂花黄金”来看，鞍桥还很受重视，表明不在隋唐后。可见，格萨尔王应该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或更具体的十六国时期，岭国人应该是较早掌握了先进的御马技术的部落。从岭部落的骑兵所向披靡来看，岭部落可能是最先掌握双马镫技术的军事集团，而双马镫技术的较早使用恰恰在南北朝十六国时期。
第三，格萨尔史诗叙述的岭部落的第一代格萨尔王不在唐以后。
按照格萨尔王生活在天下大乱的时代推断，若是在唐以后，最可能的时期是五代十国。但是，由于五代（907—960）动荡的时间较短，只有半个世纪，而史诗记载格萨尔王活了81岁，这起码在时间上不契合，所以，格萨尔王不会生活在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假如说，宋代时的格萨尔王（1038—1119）的确存在过，那么，史诗传唱的主要内容显然不是这一位格萨尔王。史诗作为氏族部落的历史，一般是从氏族部落的第一位英雄之王开始传颂。而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岭部落的第一代英雄之王生活在南北朝时期。
岭部落的历史是基本清楚的，源于穆布董氏，这支人很早就在金沙江上游和黄河源一带活动。从岭部落被史书关注的情况看，至少到司马迁生活的汉代，董人中尚没有崛起岭部落。据有学者考证：“世代以白岭地俄支为政治中心的岭葱家族，自公元6世纪以前便在今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同普境内繁衍，至现今（2005），其家族共传六十八代，格萨尔王是岭葱家族的第四十三代直系后裔。……岭葱家族称，公元11世纪，格萨尔在今德格、石渠、白玉、同普境内建立岭国。”这个研究结论基本支持格萨尔王生活在宋代，但也明确了宋时的格萨尔王是第四十三代。从11世纪宋代的第四十三代格萨尔王上推，按每隔20年为一代计，860年前基本在魏晋时代，即第一代格萨尔王出现在魏晋时期。这符合岭葱家族的源头追溯到“公元6世纪以前”的情况。可见，即使岭葱家族自称是格萨尔王的后代在可信与不可信之间，但是，从岭葱家族世居地来看，他们是岭部落的后代，这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岭葱家族的族谱可以佐证格萨尔史诗研究。而这种佐证在时间上的基本契合，显然未必是巧合。这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格萨尔史诗讲述的历史是从公元6世纪前开始，还是从11世纪开始？史诗传唱的格萨尔王是生活在公元6世纪前，还是11世纪？史诗传颂的格萨尔王是岭部落的第一代雄主，还是第四十三代雄主？按照英雄史诗的一般规律，显然会从第一代雄主开始传颂。那么，后人在研究这部史诗时，为什么会忽视岭部落完整的历史，从中间的宋代开始？笔者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吐蕃王朝崛起后，岭部落基本臣服了吐蕃王朝；不愿意臣服的部族，只能远走他乡。投奔唐王朝的党项人，后来建立了西夏；党项人很可能就是董族人中石泰安所谓的“高人”的一支，也就是说，吐蕃王朝崛起后，岭部落已经分崩离析，不可能公开继续传颂自己的历史，格萨尔史诗作为岭部落的身份文化曾经被淹没了一段时期。吐蕃王朝崩溃后，岭部落再度复兴。正如《石渠县志》记载：“宋，吐蕃势力崩溃，部落复起，石渠为岭国属地。”《白玉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北宋，岭·格萨尔势力崛起，建立岭国，白玉县为岭国属地。”地方史志记载得很清楚，北宋时，岭部落是“复起”，岭国是再度复国，也就是说，被吐蕃王朝淹没了数百年的岭部落，在北宋时重新整合凝聚起来，开始延续氏族部落的历史。这时，一定出现了一位有影响的部落首领，在人们缅怀历史的辉煌中被举为格萨尔王。这位王，应该就是岭葱家族所谓的第四十三代王。这样，很可能会在时间上发生错位，即当人们把族群记忆中的第一代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重新开始讲述的时候，被淹没了大概八百余年的英雄史诗，在口传中很容易被逐渐转移到“复起”时代的格萨尔王身上，把复起时的王当作最初缔造岭部落的格萨尔王。因此，造成了后世判断的巨大偏差。当岭部落的人们重新传唱氏族部落的历史时，可能会把不同时代的事情混合在一起，甚至发生一些错乱。但基本上不会把岭部落以外的历史融合进来，那样的话，其传颂就不再具备神圣性，传唱的内容也不再是英雄史诗。
二是岭地后来发生了德格家族崛起、岭葱家族衰落的事情，岭部落的历史叙事受到排斥、打压，岭葱家族的辉煌历史被德格家族掩盖。欲灭其国，先亡其史。在氏族部落的斗争中，其理同一。德格家族从15世纪投靠岭葱家族开始，后来通过联姻获得土地，在岭部落的地盘上逐步崛起，终至反客为主，至清末，岭葱土司原有的大片土地落入德格家族之手，剩下一小块地盘一度沦为德格土司的属地。此等情况下，格萨尔史诗受到“上层统治阶级，尤其是僧侣贵族”千方百计地贬低、压制和限制，“阻止它的传播”，并“诬之为‘乞丐的喧嚣’”，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格萨尔史诗经历了500年的复兴后，又经历了500年磨难。这是其文本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也导致后人对其认知发生诸多分歧和偏差，出现历史错位。
唐之前的确存在格萨尔王。汉藏文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贤者喜宴·吐蕃史》在叙述西藏“四边诸王”时说：“汉地之王如缠树之蛇；天竺之王如恶狼窥羊；大食之王如鹰扑鸟群；格萨尔王如系树之马，暴躁不安。如是，西藏无法同彼等作战，欲往别地，然而诸小邦不肯通融，以致兵员日减，于是失去了平原，唯依坚硬岩山而居，饮食不济，饥饿干渴，西藏苍生极为痛苦。”从这段历史叙述来看，其中所说“西藏”，应指雅隆部落。因为《贤者喜宴·吐蕃史》虽然是明代人的著述，但这段话讲述的是雅隆部落在“古代十二小邦”“四十小邦”以及吐蕃王朝早期的处境。所谓吐蕃王朝早期，至少是在公元6至7世纪前，因为“6—7世纪初叶，地处雅隆琼结的悉补野部先后兼并征服各个小邦，逐渐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地区”。可见，雅隆部落还不是很强大时，至少在公元7世纪初叶前，其周边有强大的“汉王”“天竺王”“大食王”“格萨尔王”。这里的“汉王”应指汉地之王，未必实指大汉王朝的皇帝，但一定是在大汉王朝后的时代里中原地区的某个王。因为，只有在汉代之后，才会有“汉地”“汉人”这样的称谓。也就是说，格萨尔王生活在汉代后，又是在公元7世纪初叶前，这只能是魏晋南北朝。《贤者喜宴》讲述格萨尔王“暴躁不安”，这十分符合史诗叙述的他一生东征西讨的情况。从“四王”所处的雅隆部落的“四边”来看，“格萨尔王”居于北边，这与格萨尔史诗叙述的岭国在德格、石渠、甘孜和三江源一带的位置也十分吻合。所以说，格萨尔史诗叙述的格萨尔王的原型最初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这应该是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
《旧唐书·西南夷传》中也明确出现了“哥邻王董卧庭”“悉董国”“哥邻等部落”这类词汇。可见，到了唐代，岭部落已经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小邦，而是引起中原大唐王朝注意的有声望的氏族部落集团。西汉史书没有书写到的氏族部落，唐史中有了明确记载。所以说，岭国的最初兴盛是在唐代之前、汉代之后。这样的时代首先是魏晋南北朝。多个格萨尔版本都讲述了“汉地茶宗”这个故事，其中，讲到岭国周边的邦国有木雅、阿赛城堡、戎地、汉地等。这种邦国林立的状态表明格萨尔生活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汉唐之间，只能是魏晋南北朝。因为再早的天下大乱时期是春秋战国，前文已经指出，由于青藏高原环境的严酷和后开发性，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下大乱可能引发了更多人口迁徙进入青藏高原，促进了青藏高原的开发，但还不至于那么早出现强大的岭部落；再晚是五代时期，分裂时间只有半个世纪，而吐蕃王朝在公元9世纪末刚崩溃，岭部落不可能迅速复起，事实上也是北宋时才开始复起。即使岭部落能够迅速崛起，在吐蕃王朝已经整合过的青藏高原上，虽然王朝分崩离析，但岭地周边不可能迅速复兴那么多邦国，因而也没有南北朝时期那种让格萨尔王纵横青藏高原四处征服邦国（其时青藏高原有过二十四小邦、四十小邦时代）的环境。从史诗的叙述来看，格萨尔王显然不是生活在一个曾经被整合过又分裂的青藏高原，而是生活在一个从未被任何力量整合过的青藏高原。所以，格萨尔王不可能出现在吐蕃王朝后，至少是岭国的第一代格萨尔王不会晚至吐蕃王朝后诞生。
据史料记载：“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东女王汤立悉、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逋租王邓吉知、南水王侄薛尚悉囊、弱水王董辟和、悉董王汤息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哥邻等部落皆散居山川，弱水即唐初东女国的弱水部落。悉董国在弱水（金川）西，故其王亦称弱水西悉董王。‘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自吐蕃强盛，‘皆为吐蕃所役属’。‘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旧唐书·西南夷传》）。这八个部落虽经西川节度使韦皋安置在川边，并给以种粮耕牛，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当时吐蕃非常强大，他们也潜通吐蕃，所以西川一带称之为‘两面羌’。”这段历史叙述中所说的“东女王”，应该就是格萨尔史诗中“米努绸缎宗”里女国的女王；“哥邻王”，应该就是“格岭王”，是“岭·格萨尔王”的变异说法；“哥邻王董卧庭”，应该是格萨尔离世后岭部落联盟的某个氏族部落王。这段历史叙事中出现多个如“董卧庭”“悉董王”“董藐蓬”等与“董”有关的氏族部落王，这与传说的岭·格萨尔为穆布董氏，属于董族的一支完全契合。他们“皆散居山川”，西川、金川这些地名也与格萨尔史诗叙述的岭部落的生存空间吻合。据此判断，公元8世纪末，英雄格萨尔早已离世，曾经辉煌的强大的部落联盟集团岭国已经瓦解，内部的一些氏族部落，包括穆布董人集团和他们当年征服过的一些附属邦国，在唐王朝和已经崛起的吐蕃王朝之间首鼠两端，其中的八个部落已经由游牧民族转向农耕生产，开始过安居生活，抛弃了岭国当年东征西讨的金戈铁马生涯。岭部落当年形成的军事集团中，也有面对强大的吐蕃王朝顽强不屈者，像党项人的一支，远走他乡，投奔了唐王朝，被安置到大唐的西北边疆，后来建立了西夏。可见，格萨尔王生活在汉代至唐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很有可能就是十六国时期，是可以从唐史中寻得一些踪迹的。
上面所论“汉前唐后”情况的排除，即格萨尔王不可能生活在汉代前和唐代后，除了马镫这个生产力要素证据和汉藏文献证据外，还可以举出一些证据。比如，佛教传播情况。根据佛教汉代时开始在我国传播的情况，结合格萨尔史诗讲述的岭国大军在格萨尔大王的率领下到处降妖除魔，弘扬佛法，可以判定，格萨尔王生活在汉代佛教传入我国后。从史诗叙述的细节来看，格萨尔王多次与黑教术士斗争，且当时巫术盛行，所谓“黑教术士”应该就是苯教徒。这种佛苯激烈斗争的情况，只有在佛教刚传入青藏高原并开始崛起的阶段才存在。而这个阶段恰恰在南北朝，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足以支撑这个观点。倘若到了宋代，按照格萨尔王生于1038年、卒于1119年这个说法，格萨尔王生活在佛教后弘期之后。比如，后弘期时，阿底峡尊者（982—1051，一说980—1052）曾受邀到过阿里古格王朝和拉萨附近的桑耶寺。从阿底峡尊者的生卒年可见，格萨尔王诞生时，青藏高原上佛教的后弘期早已经开始。照此推论，史诗叙述的格萨尔王到处降妖除魔、弘扬佛法就没有了现实依据。这不仅是因为设定的宋代格萨尔王生活的时期佛教已经得以弘扬，更因为经历了吐蕃王朝后，青藏高原上已经没有了那种邦国林立的背景，也没有了佛教和苯教激烈斗争的环境。其实，早在朗达玛（约838—842）灭佛时期，唐王朝武宗会昌（841—846）也启动了排佛事件。吐蕃和唐王朝的联手排佛事件，直接造成了一些佛僧潜逃到两个王朝结合部的岭地。虽然逃亡的佛教徒会在岭地转入地下传教，但是，从后弘期上、下路传法的兴盛来看，岭地确实曾是佛法的庇护地。这样说来，宋代时应该是有过一位格萨尔王，在岭部落复兴的过程中，借助佛教后弘期的力量，扩大了岭国的影响力。可见，格萨尔史诗在传唱中叠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岭部落格萨尔王的事迹。从目前流传的一些版本中，莲花生大师和汤东杰布相隔500余年的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位格萨尔王时代，足以说明，史诗把不同时代的格萨尔王的事迹叠加在了一位格萨尔王身上。
另外，从“汉地茶宗”的一个书信传播细节也可以佐证史诗叙事的主要历史背景不在唐以后。汉地七姐妹飞鸽送来书信后，只有珠牡等少数人能够认识汉字，这种情况比较符合南北朝时的历史，而宋代时已有唐蕃长期交流，且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会大大促进文化交流，青藏高原上的岭部落不会很难找到认识汉字的人。特别是岭国基本依靠口信传递消息，这至少说明，格萨尔生活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创制藏文前。若是在唐后的五代十国或宋代，青藏高原上已有藏文通行，史诗中大量的口传信息和梦示、神谕、神秘感应等古老传播方式就难以解释通，也就是说，任何族群一旦有了文字，这种能够更准确传递信息的工具就会大行其道，原始的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就会被取代。而格萨尔史诗讲述的岭部落恰恰在传递信息方面很少用文字，大量的信息传递依靠口信、梦示、神谕、神秘感应等古老方式，或是借用飞禽、动物等魔幻方式。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岭部落的独特生存方式，与使用文字并不矛盾，而且，有一些部本明确讲述岭部落使用文字。这就是史诗所谓的叙事错位造成的复杂性问题。不妨还从“汉地茶宗”的叙事细节中找寻蛛丝马迹，说明格萨尔王生活在南北朝。史诗有的版本讲述格萨尔王会见的这位“汉地十八省的主人”名叫“嘎罗更贡大皇帝”，言其“以战争和掠夺代替农耕，以狩猎杀生维持生机”，经过格萨尔王的引导，“这些不善行为都被抛弃，百姓们一心信佛向善”。从史诗叙述的格萨尔会见的这位中原王朝的皇帝的名字来看，显然不是汉族人，其行为更像是一位游牧民族首领入主中原，与北朝时期北方的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颇有类似性。口传史诗显然不可能提供精准的历史信息，但是，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具有某种神圣性的族群集体记忆，也绝不可能完全虚构，其叙事大体上隐藏着真实的历史。
结 语
总之，关于格萨尔王生活时代的理论假设虽然立论颇多，但尚无令人信服的考古发掘，能够为某一个理论提供依据。因此，格萨尔史诗传说的格萨尔王究竟生活在我国历史的什么时期，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唐、宋、元、明、清的地图上都标有“灵”“灵域”“灵卡”“灵藏”“林葱司”这些地名来看，格萨尔史诗叙述的岭部落的历史是确定无疑的，岭部落至少在唐之前已经存在，岭部落的人们曾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四川金沙江畔至青海三江源一带，其崛起的时间上限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庇护，岭部落上千年的历史得以完整保存，人们用代代相传的口传方式基本保存了氏族部落的一些生存历程，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由于故事性的原因，人们在传颂祖先的英雄业绩时，把不同时代的部落首领格萨尔王的事迹混杂在了一起，给后人认知这部恢弘的史诗巨著造成了一些困惑，但是，这丝毫不减损其人类古代集体记忆的价值。从格萨尔史诗的叙事细节判断，大部分内容讲述的是第一代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而这位第一代格萨尔王诞生在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文献研究对于阐释历史而言固然重要，但是，与考古发现比起来，在可信度上总是让人觉得差了些。当文献研究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时，考古发现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格萨尔史诗研究需要考古发掘的强有力支撑。
原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徐美恒，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文学博士。天津开放大学教授，西藏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藏族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西藏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教材、著作和个人作品集多部，主持完成了研究藏族文学的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