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藏族青年作家中，次仁顿珠是同他的小说一起走进这支年轻队伍中的一名青年作家。从《路》的开笔到《生与死》的较量，我们在众多的作家中，感受到他独到的一面，即深植于自己生活的草原，在浓郁的藏族本土气息中去发掘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表现这种现象的载体——人物在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冲突中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在目前藏文创作的文学潮还处于低谷之时，次仁顿珠这种锋芒毕露的探索，这种力图用人生的自我展露冲破某种精神束缚的勇气，是打动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学，作为人学，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是每位从事文学创作者的必由之路。尤其对藏族当代小说创作而言，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千百年流传的宗教信仰以及人对自身的认识还需依附于宗教情感的诱导和抚慰的情况下，人性多层面的展示和曝光就更应该成为作家的自觉行为。次仁顿珠的小说世界，总是在深沉低缓的悲剧气氛中，徜徉着一个个因缺乏真正的精神信仰而到处游荡的身影，人生的悲哀与无奈似乎是他们自己刻意制造的套子，并随时准备将脖子伸进这个套子中，安于一片漆黑。当他们用忍耐、坚毅、初衷不变的信仰去寄托一生的祈望，而换来的只是不知所措的悲哀时，他们却又是那么安然，那么心甘情愿地承受这一切。次仁顿珠让这些人物一一登场，麻木与清醒、高尚与卑微、本能与伪饰双双合一，在读者视角所及的范围内，敬献这古老的戏种。他，不是凑热闹的看客，而是扮演着一个类似导游的角色，牵引着一大群读者，走进他那用故事构造的一片亲切而又陌生、热情而又冷漠、神奇而又平凡的青藏高原东部草原，去探视次仁、热洛、华仁波且、旦正多杰……也许，这正是次仁顿珠的方式，我们不应该拒绝这样的旅程。
一
次仁顿珠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第一篇小说《扎西结婚》可谓旗开得胜，获得1982—1983年优秀征文二等奖。1984年，他又以《年轻的心声》一文再次荣获青海《章恰尔》文学创作一等奖。十年以后，回头重估这些作品的份量时，他声称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当初获奖的第一篇作品。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初人文坛并开始耕耘播种的年轻人来讲(藏族青年作家几乎都是业余作家)，这十年是漫长而艰难的。正是次仁顿珠的这种清醒和明智，使他敢于审视自身，也敢于正视生活，用自我否定的方式完成自我超越。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以自己的职业习惯，接受各种文化的洗礼，接触大量外国文学、当代文学，扩展文化视野，在自己的小说领域中，力争摆脱创作的“故事期”，并向纵深的人物心理环境描写方面发展。我们从《路》中的扎西和旺姆到《年轻的心声》中的才让就能发现作者的这种创作变化过程。
《路》讲述了一个“我”的同学扎西和旺姆兄妹各自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在今天来看，这篇小说仍处于一个故事的讲述阶段。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人物性格的描写还停留在表相层面。扎西从一个勤奋好学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只知到处找酒喝，半夜三更废话连篇”的浪子，其客观原因是因他“聆听”了一个在十年动乱中凭借拳头捞得县官交椅的某县县长贡保的一次关于权势与知识的讲演后而引起思想的滑坡，而潜埋在人物表相背后那岩浆般炽热滚烫的心理活动那种人本能的欲望与理智的交锋是次仁顿珠还未涉足，甚至是陌生的领域。所以，“我”只能在“旺姆那双充满了对知识渴求”的双眸中去感慨。《路》的开笔，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藏族当代文学创作者而言，次仁顿珠那种敢于正视现实生活，勇于表现生活中真实存在但又并不合理的现象的胆识已开始显露。那个“拳头县长”人生哲学谜底的一个“变”字，道出了这类人善于投机的本性，而正是一定的气候和土壤促成了这种本性的宣泻。任何时候，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都不能沦为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这是作者对当时这段生活的一种经验。虽然作品的整体描写还显得稚嫩，人物形象处于一种黑白分明的简单对比中，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次仁顿珠的创作个性是随着他在《朝圣路上》的劳累颠簸、巅波后的醒悟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内在的自我认识。小说《年轻的心声》中的主人公才让是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中出现的:一场大雪后的草原，白雪皑皑。正午的阳光刺穿低沉的云朵，在白色的雪原上洒下刺眼的光;苍茫寂静的空旷中，一个黑色的身影，由远而近，缓缓走来。这是一个失学的孩子，戴着自制的牦绒团“墨镜”，来寻找他丢失的羊群，也来寻找他失落了的梦。小说在一种低缓、沉重的背景中把主人公才让推进了读者的视线。一年前的才让，还是一名勤奋好学的中学生，是一名共青团员，也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他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在家里的壁橱上挂满写有他名字的各种奖状，贴满他所崇尚的科学家的画像。可是当他放暑假赶回家时，却发现这块属于自己的领地被剥夺了，替代往日画像的是充满神秘而威亚的各种佛画。才让第一次自我的张扬便从家的台阶上跌落而下。他虽抗争，但结局当然只有屈服。这种难以言表的痛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浸入他的潜意识当中，并时时准备充当爆发时的能量来释放，而朝圣路上的一系列插曲，便引发了才让的“叛逆”思想。才让和他的父辈兄妹们拿着所有的积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寒冷的季节，拥挤在一辆四面敞风的大卡车里，任凭寒风刺骨，露宿街头。在现代城市的一隅，点燃牛粪火，在城里人那充满了惊奇、迷惑、嘲弄，甚至蔑视的目光下，才让陷入迷惘--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千年山起海落的信誓?为了断脐之地难解的佛缘?为了寻找来世的彼岸，才这般千辛万苦?虽然暂时他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才让毕竟开始了思考。才让发出的那声感慨又何曾不是作者本人的呐喊。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作者整个情感体验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次仁顿珠带着他小说中的人物走向了一场场悲剧。次仁顿珠看起来很忧郁，但没有走向沉寂。这种诗人与作家的气质，今后也许会激发他的创作个性。我们的文学，需要崇高与阳刚之气，同样也需要作者以自己的创作个性反映客观世界的宏大与主观世界的精微。由此，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才能真正萌生。
二
也许由于作者本人是草原牧人的后代，也许是他对这片草地颇具深沉之爱的缘故吧。次仁顿珠小说的主旋律一直犹如那苍茫、遥远的地平线上传来的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向你诉说着那段没有时间印迹，而又不时发生在昨天、今天的故事。每当我们从都市喧闹纷乱和疲惫中静下来打开他的小说，你就会在那一片摇曳着五色花朵的绿绒毯上，在一片寂静的能听到尘埃沉落的旷野里，感受到另一种风格的熏陶。那里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马蹄呼啸过后的故事，会振荡你的心，再次感受精神轮回升降时的欢乐与悲哀，《生与死》就这样把读者卷人小说构划的场景中。
小说《生与死》中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盗马贼旦正多杰和“活佛”华仁波且。情节大致为:盗马贼和一位来历不明的“活佛”相互勾结行窃。两人约定了一份“合同”主凡是盗得的所有钱财，两人均等分配。在一次由华仁波且作内应，盗马贼行窃得手后，贪得无厌的“活佛”为了杀人灭口，便谋害了同宿身旁的旦正多杰。几天过去了，盗马贼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在猎狗的帮助下，又回到了村旁，但此时的旦正多杰已变得不会说话，只会哼哼几声。华仁波且得知这一情况后，声称旦正多杰不是人，而是复活了的死尸，弄得盗马贼进不了家门。因此，旦正多杰只好来到一条大河边投水自尽，憾然而死。但时至那时他仍没有发觉杀害自己的凶手竟是他日夜膜拜的“活佛”。
故事随着旦正多杰的死完结了，但留给每个观望者的却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痛楚。人性的善与恶触目惊心地交织在一起。面对着善恶交织的复合体的人本身，这与在宗教情感下时而独立、时而依附的人而言，要表现这种生活和塑造这种复杂的人物形象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总是离不开表现在藏民族衣食住行等生活各方面的宗教情感。对宗教的体验，每个藏族人自出生后就伴随着他一直走向生命的终结。普通人的灵魂是匍匐在地上的肉体对佛神圣庄严的一生支付与承诺。这支付当然包括人的生命。这种信念已成为溶融在血管里的血液，犹如人需要空气一样。几千年来，我们的祖辈就是在这种情感的潜移默化中把渺小的自我归还给了永恒的生命轮回，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平等归结为人自身的咎由自取。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并坦然地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困境。这种心态的汇集，势必会构成一个民族心态的共性。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家，要与其抗争，释放出宗教情感覆盖下的那种人的翻腾沸动的本能，没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是不行的。次仁顿珠本人就是在充满了宗教气氛、烙印着传统文化胎记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他的周围就晃动着旦正多杰的影子，摇曳着华仁波且神秘莫测的笑容。生活中的宗教还加给他太多的精神框架，《年轻的心声》中的才让背着这沉重的架子朝圣，现实回赠给他的却是父子永别;《D村风波》中的队长索嘉，用摊派的方法让村民们为修复寺庙出资，而热情耗尽后自己差点被逼疯。宗教在藏区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在藏民族的凝聚力、文化的发展以及精神修养方面，曾经闪耀过热情而又理智的光芒，诞生过无数的思想巨人。次仁顿珠敢于对轻率的迷信作出尖锐的批判。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胆量。我们没有理由去无端地加以指责，或者忽视这样的做法。旦正多杰被迫选择了死，而华仁波且主动选择了活。生命的两极在现实的大磁场中，始终没有调换一下位置。这不是延续生命方式的错误，而是强烈的磁场引力容不得你去改变这已成定律的运动。作者只是保持冷静地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华仁波且只是在一个偶然的自然奇观中碰巧走过这个部落的一名过客。骤雨初歇，虹霓当空，据说还有花雨飘落，一条哈达般伸向远方的小路上走来了这位颇有灵性、面目清俊的神人。于是乎，他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片刻没有精神寄托便无法忍受的众人们的寄托，成了这旷远部落中的一个精神支柱。这似乎有点荒唐，然而又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周围不就存在着许多荒唐而又理所应当的事吗?!“生命的泥萎落在地上，只生野草，不开花朵，这是我的罪过。”即便是罪过，华仁波且也自有他的处事哲学。他的口头禅是:“悟性虽与神通，行为却需与人合。”他在草原上浪迹，就是悟出了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物需要的是:他站着，众人将他视为神;他躺下，众人再度将他视为人。他在这周旋当中扮演两种角色。他与旦正多杰之所以能搭成一世秘密的合同，就因为吻合了他作为人对钱财的需要和旦正多杰作为贼对神佛、悔罪心理的精神寄托。当华仁波且本性中的自私、狭隘、虚伪和残暴裸露在生与死的冲突时刻，他早已脱掉了教义勒束的衣饰，残酷地把死亡的暗影投射到了“生死至交”的旦正多杰身上。生存权被这位披着僧衣的华仁波且掌握了，然而精神上的折磨也随之到来。他恐惧、后悔，经常恶梦缠身。当他看到盗马贼的母亲和妻子时，也落下眼泪，嘴里飞快地念着超度经。他甚至从瘸子顿珠的自责中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但是，这位华仁波且毕竟不是为纯洁精神信仰而活着的人，而是为地位与名利的追求积攒着精神本钱的人。所以，无论旦正多杰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走人他的视线范围，他必定要再次冒险。赶尸的借口是草原自然环境赐给他的最可靠的通行证。华仁波且的选择是多么地有余地啊!
旦正多杰，这幕悲剧的主人公，就这样死去了，带着对华仁波且至高无上的信仰，五体投地地嗑响了三个头，便按照“活佛”的吩咐，走向淹没他生命的河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悸的故事!透过那泛着冷色的纸页，我们似乎看得见次仁顿珠握笔的手在颤动。这是一个生命最终的结局。他不忍心这样去安排。每个读者在面对这样一种灵魂的毁灭方式时，总渴望有梦幻的抚慰。然而，活生生的现实在脆弱得提不起神来的迷盲大众面前总是以真实来击碎任何虚拟的掩饰。当神灵在祭坛上高高站立时，匍匐在地的人们啊，你该怎样去选择?这是次仁顿珠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暗含着的深刻责问。
《热洛》中的热洛是次仁顿珠近年来创作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自卑与自尊、痛苦与麻木、自私与宽容、丑陋与善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时时善于自我解嘲、随遇而安的人物形象。他有一个从孤儿到学生，从上门女婿到出家僧人，最后又还俗的这样一场复杂的人生经历。从热洛的身上，我们从那鼻子下面永不干枯的小溪中既能读出他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又能感受到嘻笑背后人世间的冷暖。热洛自卑，因他从小失去父爱，天生胆小、怯懦。“十几岁的时候还在马肚子上打着颤不敢纵鞭”。别人小学五年毕了业，可热洛读了八年，最后还被学校以半夜敲了女老师的门为由送他回了家。热洛自傲自强，他给别人放牛放羊，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果腹的糌粑、酥油。即便是被人哄着作了不花钱的上门女婿，养精蓄锐后依旧会萌生出自我的价值。以“我是你家的主人而不是长期雇工”为由提出正当抗议。虽然，女方家也让他出够了“看着妻子当着自己的面与别人举行婚礼”的洋相和羞辱。热洛不但鄙弃地一走了之，而且还另谋其职、另就其业。这场婚礼的闹剧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因为热洛一直处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中，他只是为填饱肚子而活，除人本能的自我生存需求外还顾及不到更高一层精神上的需求。这种情形下的热洛，来不及作任何甜蜜、深情或苦涩的感情回味。容纳他的最好归宿便是剃度人寺。在寺院里他用不着为一日三餐无着落而发愁，更不必讨他人脸色换取施舍。他几乎每天都可以饱食那用上等大米、酥油、葡萄和肉制作的斋饭。只要他心领神会、眼尖手勤便可博得师傅的青睐。因为人逢浊世，热洛不知此生怎样了结，来世更是遥远而渺茫。他也实在忍受不了那么沉重的十年面壁。热洛循入空门，原本也不是看破红尘，只是变换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罢了。所以肚子里一旦有了着落，精神便开始复苏。再说，他也忘了披在身上的这套袈裟本应是侍佛守戒的标志，而不是横行闹市饭馆、迈向小巷人家的通行证，便索性脱了它，又去寻找对岸的人间烟火。结果，热洛又以法盲身份啼笑皆非地扮演了第二幕爱情剧中的“替身”丈夫的悲剧形象。热洛状告无门，只好再次为肚子而卖掉了唯一的坐骑。天无绝人之路，热洛天性中存有的善良和侠义并没有随着一次次人生的迁徙而磨灭殆尽。他的流浪之心，最后仍在一个爱情的故事中得到了回归。虽然，可怜又可恨，可悲又可笑的热洛第三次充当了一个女法盲的“替身丈夫”，而且这个女人要服六个月的重婚监禁，但热洛，这个疲惫而又诚实的热洛却相信了她的承诺，满怀希望，诚惶诚恐地等待着他情感的最终归宿。
这就是次仁顿珠笔下的充满矛盾和多重性格的热洛。作者意味深长的白描，就是让读者在无限的思维旷野中去体味、回顾、延伸自己的想象。灵与肉、生存与意志的冲突，不仅仅是热洛个人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困惑。在创作的这片净土上，次仁顿珠始终全神贯注着他赖以生存的这片草原。注视着那诚实而善良的牧人、飘扬的经幡以及牧女那高昂的歌声。这些始终会带给他涌动的思绪。他不会在这神奇的青藏高原东部用人为的神奇来制造眩晕，他用不着玩以陌生来刺激麻木的把戏。因为，草原对于他来说不是容纳过客的处所，而他对于草原来说，也不是挥手即别的游子。这原本也许是一种前世的缘，生死相依，心心相映，有了这种血缘般亲密的关系，次仁顿珠的笔下还会有空荡荡的无奈吗?
次仁顿珠的小说创作正逐渐走向一个属于他个人风格的领域。在现实与传统交织相融的草原上，他渴望赛庆花朵盛开的季节，再也看不到在草山纠纷中暗饮自己同胞的枪弹倒伏在地上的年轻面孔。愿现实不要让他的笔饱蘸了激情的红色、梦幻的蓝色和信念的黄色后落下去的则是触目惊心的血色。愿他沉默的时候，觉得充实; 开口的时候，不感到空虚!
选自《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
次仁顿珠，藏族，1961年10月生于青海省河南县。曾从事中学教师，司法文书，史志编写等工作。1982年至今发表藏、汉文小说200多万字。著有短篇小说集两部、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四部。部分小说被译成蒙、英、法、德、日、瑞典、荷兰、匈牙利等文字，并选入藏、蒙地区大中院校教科书。多次获藏、蒙地区及全国性文学奖。
德吉草，女，藏族，1963 年生，甘肃甘南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藏族教育、藏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喀巴大师中论广释释注》等4 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省部级项目5 项。编译典籍《隆钦七宝藏论》，出版《歌者无悔》《族群互动与多元创造》（合作）、《藏族道德》《藏族简史》（修订本）、《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诗意地栖居》《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等8 部学术著作；撰写《藏族现当代文学选编》《藏族当代文学简介与批评》2 部教材。先后发表《藏族当代文学再思考》《认识阿来》《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失落的浪漫与苏醒的庄严》等学术论文30 余篇。先后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优秀奖、四川省教改项目一等奖、西南民族大学教学质量二等奖和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四川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