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到过圣城拉萨，这座高原之城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天空蓝得出奇。这幽远神秘的蓝、一尘不染的蓝、高贵而安详的蓝笼罩着高原的一切。我感到这种蓝已超越色彩的意义，成为一种充满神性的启示。

        此刻我又在一本书中发现了这种令人着迷的蓝。藏族青年诗人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给我寄来了他们主编的《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在我面对大量如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失血的汉语诗歌而感到越来越沮丧的时候，读这些藏族同胞写的汉语诗歌，却犹如酷暑中凉风扑面，精神为之一振。“我在这里／我在重新诞生／背后是孤寂的白雪／面前是明亮的黑暗／啊，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语言……”（阿来）这种自信是一种站在制高点的自信。这些藏族诗人,既用藏文又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他们站在藏文化和汉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点上，尽管带着身处两种文化边缘地带的人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困惑，但正是这种矛盾和困惑，在他们执著的思考、探索与追寻之下，已转化为他们独特的优势。瑞典皇家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评价约瑟夫·布罗茨基：“对于他来说俄语和英语是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他说过,掌握这两种语言有如坐上存在主义的山巅，可以静观两侧的斜坡，俯视人类发展的两种倾向。东西方兼容的背景为他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题材和多样化的观察方法。该背景同他对历代文化透彻的悟解力相结合，每每孕育出纵横捭阖的历史想象力。”对于这些藏族当代诗人来说，藏语和汉语也是他们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掌握这两种语言，使他们在观察世界、体悟人生和写作诗歌时，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优势。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中的38位诗人，虽然分别来自西藏、青海、甘肃、川西、云南西北部，但他们的命运都跟高原、跟藏民族紧连在一起。这个独特的地理和民族的位置使他们的诗歌境界显得既开阔而高远，又深邃而神秘。“我只想让那些／树木  石头  河流和山川／汇入我那虚幻许久的灵魂之中……”（列美平措）“天马在黎明驰过／留下朝霞，朝霞消失后大地上隆起山脉／那极净的雪水从山顶消融／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源……”(旺秀才丹)高原及藏民族的一切：雪山、草原、鹰、耗牛、青稞、奶茶、大峡谷、冰川、江河之源、仓央嘉措、《格萨尔王》、寺庙、经幡、玛尼堆、转经筒、六字真言、圣山、圣湖、唐卡、三步一跪五步一拜的朝圣者……都是充满诗性和神性的。但藏族诗人并不是简单地罗列这些事物以作为炫耀，而是既站在本土、自然和人世生活的基点上，又穿透这些事物的表象进入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更深更广的层次，以及所有的诗性和神性之源人类的精神家园。就连他们的爱情诗也超越了狭隘的甜蜜和精致的感伤，上升为某种带有神性的感悟：“在我们相爱的日日夜夜／我们化作疾风／揉合在一起／匆匆的掠过雪原、峡谷……”(郎永栋)爱情因为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而更神秘、更美丽、更强有力、更永恒。

        这些藏族诗人的阔大胸怀，不仅仅在热烈地拥抱本民族，而且也在热烈地拥抱整个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藏族、汉族以及全世界的艺术营养，因而他们的创作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跟当前汉语诗歌界许多“玩”诗歌或者把诗歌当作名利敲门砖的人相比，这些在宗教氛围中出生的神的孩子，这些在庄严肃穆的大自然中长大的高原的儿女，这些把双膝磨得鲜血淋漓的朝圣者的后代，这些灵魂像高原的天空一样湛蓝的藏族诗人，对诗歌以及人类的一切善和美有着更多的虔诚。由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成熟和庄严，他们决不轻浮地追赶时尚。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是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它憎恶主义”，在这一点上，这些藏族诗人和布罗茨基有着强烈的共鸣。对于汉语诗歌界风行一时的“朦胧诗”“实验诗”“后现代诗”“知识分子写作”(笔者并不否认它们各自的价值)，他们本能地避免了邯郸学步的悲哀。他们的诗歌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宁静。又由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超脱和开朗，他们绝不画地为牢，而是站在高原之顶从容地接纳和驾驭八面来风,以更强有力地鼓起自己的翅膀。“作为天空,我必须得到四周的世界……”（班果）尤其是一批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诗人，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以比前辈诗人更潇洒和矫健的姿态建立着一种与世界呼应的现代诗歌。

        “在积雪和流水的上面／星光灿烂的远方／你能看见他自信的脸／像月光下的一匹马／正翻过山冈……”（才旺瑙乳）这些藏族诗人对灵魂的拷问，对存在的逼视，对生命和宇宙终极问题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一步步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开始拓展无限开阔和高远的境界，就像青藏高原上空那片夺人心魄的湛蓝。尽管这本《藏族当代诗人诗选》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但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开始。

1998年春

        伊甸，1953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教书和写诗，已从嘉兴学院退休。出版诗集散文集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