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居于欧亚大陆的中心，构成了地球上地理和人文的“第三极”。红军长征过岷山，毛泽东遥望而赞叹的“莽昆仑”，西起帕米尔高原，绵延深入青藏高原。喜马拉雅、莽昆仑，还有天祁连，孕育了许多雪山和冰川，滋养了无数的溪流、湖泊和湿地，让世界屋脊成为了万水之源。养育华夏先民的“大河源”，也包含了祁连山和环境海湖地区。地理考古，湟水源头与青海湖隔开的时间并不久远，裸鲤湟鱼是活化石，见证地脉和物种的同源。自然之力不断塑造和改变着高原的风貌和气质，时光凝聚和记录无数族群兴衰的久远和过往。这块高地的记忆如此真实而神奇，构成多重文化的地理层积。“人文青海”在人类历史研究和当代文艺创作中逐渐被打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力量。
这里，笔者以几位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创作为例，谈谈青海这片神奇土地上人文内涵的多重呈现，或者说人文青海成为当代作家审美对象化的时代镜像。
一、梅卓：行走高原的史诗重述
青藏高原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地之一、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华夏文明史上流传的伏羲、炎帝、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和夏禹等都是高原古羌人。钟爱青藏高原的作家梅卓以诗歌颂赞开启文学创作的梦幻之路，而在行走高原的人文考察中深化了地域文化的审美体验，以史诗的重述试图抵达精神成长的涅槃境界。梅卓是勤勉而颇具人格魅力的作家，她对藏民族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对象化书写。不论是随笔散文，还是小说作品，多角度展现了青藏高原传奇、神秘、浪漫的一面。文笔细腻、语言流畅，既有个体艺术情怀，又蕴含民族精神力量。
《格萨尔王传》是流行在藏地和中亚地区的著名史诗，也是唯一尚被传唱的“活形态”史诗。史诗叙述雄狮国王格萨尔的一生，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格萨尔诞生在奇异的环境中；第二部分描述格萨尔率领军队南北征战，降伏妖魔；第三部分描写格萨尔年老传位，重返天国。它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它为我们了解藏族文化、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也是古代藏族文化最高成就地代表。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在不断地演进中又融汇了不同时代藏民族关于历史、 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的全部知识，熔铸了神话、传统民歌、格言和生动的民间语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1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格萨尔王传》史诗，领略其精神风貌。
小说重构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四大战役之首的“魔岭大战”，将神话与现实融于格萨尔说唱艺人阿旺罗罗的成长历程。时空变幻、斗转星移，圆光镜、九股如意能断神剑、神奇的白唇鹿、阿达拉姆魔戒等不凡事物多次出现，主人公的经历更是离奇曲折，既有史诗当中一系列传奇人物的帮助扶持，又涉及现实生活的人世变化，在超越时空的写作场域当中编织了一副充满藏文化色彩的传奇图景。小说既是历史经验的转化，又呈现了青藏高原纯粹、神秘的一面。作者在当下现实书写融进史诗内容，加之浪漫的魔幻现实主义书写，一方面是藏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赞颂，抒写民族情怀；另一方面追忆历史，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展现新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和深层底蕴。小说中雪山洁白、湖泊干净，神奇的白唇鹿知晓人物心理、能够预知未来事件的发生，这一系列地域文化生态的书写展现了在纯净圣洁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古朴本真的民俗风情。在我看来，梅卓的创作也寄寓了对生命本真的赞美，对民族历史与文化传诵的坚定，对以格萨尔王为代表的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他们都是藏地灵魂的歌者，用手中的笔辛勤耕耘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与民俗风貌，彰显民族力量与精神文化：
若无人类神灵佑助谁？
若无神助怎能成人事？
若要随心两者需相依。
——题记：藏族谚语
梅卓取材于当地文化资源，借藏族史诗的重构、雪域高原景观的呈现，把藏民族坚韧、质朴的品格、纯净向善的心灵折射出来，另外凸显了藏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厚以及对自我文化的积极性传承与保护。《格萨尔王传》是藏民族文化的根脉，史诗当中恢弘紧张的背景场面、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飞扬流动的唱词都是民族文化元素，这些元素的组合呈现书写了藏民族文化历史，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与高地情怀贯穿始终。小说通过重构史诗当中的《魔岭大战》，一方面勾起沉重的历史以警醒当下，培养民族情怀，担当民族使命；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唐卡、神帽、糌粑、煨桑、桑烟、风马；转山、供奉、祈祷、功德、加持、扎定；白唇鹿、黄岩羊、八宝图、雪莲花；酥油灯、护身符、圆光镜、药佛泉、寄魂山……无数具有民族、地域和宗教特色的事物贯穿小说始末，读来仿佛漫步在雪域高原，整部作品洋溢着藏民族独特的文化气息。
“文学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艺术。”2《神授·魔岭记》布局宏大，构思奇特，想象奇幻，作者在重构格萨尔史诗当中的《魔岭大战》时没有局限于场景的叙述，涵盖了历史追述、当下呈现、未来预想三个连续性时间场域。通过历史事件的回忆，以及对格萨尔大王心系苍生、聪明果敢、英勇善战等没好品行的叙述，结合魔王破坏世界的将会呈现的混沌场景预想，把时间维度下个体成长融入事件发展的结构布局中。小说以地名加事件为章节标题，清晰明了，交代故事发生地理环境，又分列三节小标题概述每一节故事内容，结构安排紧密，节标题简单而又充满神秘色彩，如“傍晚的白唇鹿”“奇妙之香”“藏在水里的箴言”、“镜的自述”等。加之小说中民族文化元素的交织，如格萨尔史诗唱词、唐卡、宗教信仰、禁忌、心理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各种仪式等的穿插交织，更是引人入胜。格萨尔史诗不再单纯被艺人说唱，它注入了现代性因子和理性意识建构，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精神象征，在当下被赋予诸多新的内涵，阿来“用历史来理解把握嘉绒的今天。然而，他对嘉绒大地的一切都是挚爱的。”3梅卓亦如此，她热爱自己生活的这片高地，挖掘深厚的文化积累底蕴，深情赞美、歌颂这里的万物生灵与历史传统。
小说以主人公阿旺罗罗成长为格萨尔艺人做主线，穿插了格萨尔大王与亚尔康魔国魔王大战、东查仓部落格萨尔后人合力打破魔王在末法时代企图统治世界的幻想这两条大的故事脉络。整个叙事超越时空界限，出神入化，相互推进，历史与现实交织，天地神灵、奇花异草以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元素符号皆在其中，格萨尔大王、守护神扎拉，空行女、度母、女神等具有超能力的人物丰富了小说人物塑造的庸常化，平添传奇浪漫想象；桑烟、圆光镜、白海螺、玛尼石、五色经幡等事物品项多次出现，也正是这些寄寓民族文化底蕴的事物深化作品地域色彩，展现了青藏高原独特神秘的文化气息。而作者将即将成长为神授艺人的13岁孩童作为主人公角色并有神灵加持，以他为观察视角展现民族历史和精神，既是对格萨尔史诗传唱者身份的确定，也是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希望显现。在阿旺罗罗成长为神授艺人的传奇经历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将一个孩童对民族历史的好奇、对外界自然力量的惊叹以及对自我使命的牢记充分体现出来。庞大纷繁的叙事与精细入微的文笔水乳交融，使小说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正如浮士德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阿旺罗罗也当之无愧成为一个民族的形象代表。以小见大，以管窥豹，通过描述个体成长的历史，揭示民族发展的命运与选择，这是所有伟大小说的主要特征，也是所有小说家的野心所在。梅卓女士在新作中毫不遮掩地表明了她的雄心壮志。”4 作者借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反思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民族生存与出路问题，这不仅是一位民族作家的担当，更是一位文学家的担当。
二、杨廷成：河湟谷地的诗意歌咏
热爱生活的赤城情怀，形成了杨廷成热爱青海大地的独特抒写。他写诗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扬名于1980年代。始终坚守着他所痴爱的那片土地，为人们深情吟唱令人沉醉的河湟歌谣。如果我们翻阅他的诗文集，出现的频率较高的词有：沙滩、脚印、石子、雨点、炊烟、牛车等等。从这些词汇中，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乡村孩子，在贫瘠的土地上，是怎样憧憬着一个诗一样美好的未来生活。
诚如风马先生评论所言，在整个“伤痕”“反思”的大时代背景下，人人都在言说苦难，而杨廷成先生的诗歌中却无“伤痕”、“反思”丝毫的影响。从1970年代末创作诗歌开始，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诗歌中赞美那片“湟水谷地”。正如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所说：“当一个诗人创作一首诗的时候，他创作出的诗句并不单纯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件什么事情， 而是想用特殊的方法去谈论这件事。”由此来看，杨廷成先生的乡土诗跳出了既往藩篱而显出独特的禀赋，无论写作是延续了古典文学传统式的田园礼赞、农耕叙事， 回应了现代性经验冲击下产生的还乡欲望、留恋故土、城乡冲突等主题，都有明朗的阐释空间和天然的社会伦理职能。他的写作不为迎合某种适时的乡土情怀，也不单是要在诗歌中实现对历史语境的批评，而是要发挥乡土诗歌本身所指向的乡村特有景物和意象的表现。他的诗歌不是虚幻的想象和泛滥的情感，而是立足于自身精妙细致的观察视角，将乡村中的一切都作为表现的对象：白杨树、柳树、杏花等乡村常见的景物都在他的书写之列，而且在诗集中多次出现；山村女孩也是他常写的对象（《村女》《杏妹》《洗菜女》等）。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乡土写作既满足了“乡土”具有的审美期待，包含了乡土诗历史文化传统里的题中之意，又是对其中固化部分的革新。一般乡土作家的写作在作品特征、精神气质上都根植于一种风格化的审美趣味中，在“乡土”风貌所能涵盖的文学描述中， 即便考虑到广大地理环境、历史变革等种种相关因素对这些描述的扩展或收缩， 乡土写作依然可以被概括为对土地情结、乡村景色、传统视野、乡人生存状况等方面的叙述，甚至可以被抽象化为大地、田野、村落、老父老母等意象，贫瘠、困苦、温情、淳朴等气质特征，痛苦、怀念、留恋、安逸等情感关照。这种乡土概念的符号化倾向既建立起相关语义文化内涵的积淀，又给写作带来空洞、抽象的弊端，以及对能指重新编码的困难。最极端的局面则是，乡土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意识形态的强大理性主导，乡土诗歌一度以民歌形式将乡土的原始激情转化为革命激情，但实质上是政治意识主宰的写作，想象力被虚幻的歌颂扭曲，乡土的朴素、自然意味被冲淡。经过历史对“真实”的求索，随着政治局面的缓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恢复，乡土诗歌写作中的一部分恢复到现代时期的传统中，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意识合理化进程带来的物质生活转变和城乡结构变化，使得乡土的形态、人们的乡土意识、乡村经验和具体感受都和以往任何时代不同，此时，对僵硬的认知状态和泛化的乡土感悟的转变，是当下乡土写作突破模式化思维的内在动力。
从家园回望血亲指认,逐渐形成了地域性抒情史诗的谱系和意象体系的建构, 由此拉开了地域特色、异域情调的序幕；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乡土诗歌还有一种致力于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审美追求, 以“隐现” 的艺术方法加入隐含寄寓, 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当然，在这一时期， 乡土针砭时弊的一面浮现出来, 乡土不再缄默, 乡土诗人终于找到了自我的角色定位, 以愤怒和挣扎抒写乡土的真实境遇, 完成了乡土诗歌厚重悲凉的美学风格, 也完成了乡土诗歌的自我救赎。
紫气东来，丝路西去，青藏高原是诗性的高原，河湟谷地是诗人的福地。生命的疼痛在在生活的表层和性灵的深层涵养着诗人的审美性情，王昌耀以介入者的气质打造了“青海的高车”，杨廷成以守望者的情怀点燃了 “心中的星火”。 1989年，王建民先生在《河湟文学论》里指出，河湟谷地这块特别的多民族杂居地独特文化形态，生存方式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的要义又在其精神活动，河湟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河湟人的生存方式，也自然是河湟文学的本体和意义所在。河湟风俗的杂糅与其内部冲突构成了它自己的独特性质。这样的文化内涵和生存体验在杨廷成的文学创作中有了别样的个性化展现。借用燎原先生的话说：“在杨廷成喜剧性的天性深处，伏藏着一种内核式的热力和定力，惟因如此，才使他将近30年持之以恒的乡村题材的写作中，自我造化为一个具有鲜明标识的诗人。” 多民族杂居地独特文化形态塑造了侠肝义胆的杨廷成，青春作伴，诗酒人生，恰恰对文艺女神一往情深。从不同批评的视角来看， 40多年过去，诗人绘写乡野风情或者说钟情于大地的审美个性更加鲜明和坚挺。
才旦在其长篇评述中说，这位从城市守望乡村的诗人“孜孜不倦，无所以求地用诗歌的方式抒写和赞美家乡的大地，家乡的父老，家乡的山水草木，是对家乡丰厚忠实的回报。”的确，杨廷成不为迎合某种适时的乡土情怀，也不单是要在诗歌中实现对历史语境的批评，而是要发挥乡土诗歌本身所指向的乡村特有景物和意象的表现。亦如刘晓林教授所言：“现代汉诗在青海出现后、河湟的河流、塬地、沟壑以及人文历史依然源源不断为生长于斯的诗人们贡献着灵感与资源、虽然诗体、语言的形式和切入河湟生活的视角随时间的斗转星移发生着变化、但浓厚的家园情怀、眷乡恋土的内在取向没有丝毫偏移，始终保持着从古至今一切用善意书写乡土的文字力图与大地建立健康关系的基本品格。”他从不隐瞒自己对乡土的眷恋之情。诗人心灵澄净的“乡土风语”，“似有阵阵田野微风佛面而来，让人陶醉其中。”这是葛建中先生的批评认同。诗人怀恋故乡的抒情文字里不仅仅是赞美，还有生命体验的深度回访，“青稞酒飘香，游子醉卧远方……”也就是说，诗意栖居的精神渴求滋养了“地之子”杨廷成先生执著而博大的乡土情怀。摇荡性情，其散文，其诗歌，就是诗人心灵贴近大地的深挚情感具象化的审美显现。李阳和李丹梦在《别样的“西部”——论杨廷成的诗》精炼地概括说：“杨廷成的诗犹如高原的蓝天，清新明朗。诗行里间或透出豪气，那是来自洒脱与自得。”闻名很久之后，读其诗，真的见面后，再读到这样的评价，不觉会心赞同。河湟的风情养成了诗人内秀的审美情怀，却又遮掩不了高原男性豪放的天性。文学抒情的轻与重，在诗人清新、质朴和醇厚的独特文字中辩证显现。
三、索南才让：“德州草原”的悲悯书写
玉出昆冈，河清海晏。汉唐开通西域，驼铃悠悠，驿马飞驰……沃野千里的祁连山和环青海湖牧场，不仅是西藏和青海各民族族群争夺的属地疆域，也是黄河以南藏族部落迁徙北上游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蒙元帝国和满清王朝对青藏高原的经营，为中华民族一体化交融共和做出了巨大贡献。古代汉墓海和现代原子城见证着“荒原上”岁月的沧桑辉煌，尤其是七百多年来蒙藏政教博弈形成了蒙古族与藏族互竞共荣的交融发展，形成今天青海湖畔、祁连山麓蒙、藏、回、汉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景象。
索南才让用文字记录了“德州草原”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带来的巨大变化，包括生活的温情和艰辛。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热爱是他创作的原动力。当然，怎样着力文字才能让“故事”有味道，让小说有力量，天赋敏感的索南才让已有了独特的感悟和理解。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中篇小说《荒原上》发表于《收获》2020年第5期，收入其小说集《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生活不是风景，草原上人们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索南才让获奖后，《青海日报》新闻评论《青海省青年作家索南才让荣获鲁迅文学奖》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获奖作品《荒原上》，讲述了昂冷草原上各怀心事的六位灭鼠队成员，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总有几近崩溃的绝望情绪不时向他们袭来。唯有小伙子卡尔诺追求驻地附近美丽姑娘银措一波三折的过程，能让他们猎取到些许的快乐。小说《荒原上》反映了草原深处当代牧民们的真实生活，展现了时代高速发展给传统牧民性格、精神内涵以及生活习惯等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构筑起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5
在笔者看来，其文学创作的冲动，其实就是要表达自己。要表达的就是生活在青海湖畔、祁连山下一位年轻牧民生命的懵懂甚或疼痛体验。草原上牧民的生存自由而酷烈，日常的劳作也非常艰辛。譬如冬夏牧场转场极为壮观的景象背后，必然是每一个牧人的精心准备和群体的协调，还有从小习得的应对各种气候和突发事件的经验和能力，包括勇气和胆识。《荒原上》描写了高原牧场常见的灭鼠工作。小说不仅讲述六位性格迥异的男人被召集组成一个灭鼠队去高寒草原灭鼠的奇特故事，而且极为真切地书写了“在荒原上”生命的躁动、卑微以及相互依存的集体生活。独特环境里人物的言行折射了无法自救超越的情欲压抑和精神孤独。在德州的，或者说高原牧场的寂寥感伤的体验写作中，索南才让也多次把夏夜繁星、冬季雪景、夕阳西照描绘于我们眼前。小说的浪漫因素和主观化抒情，与其富有生活气息的诗意化语言风格密不可分。“万物有灵，青草孜孜上进，勤快的花儿已然悄悄待放。”6在揣摩索南才让小说语言时，让笔者想起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一个人的经历就是其语言的风格，从中体会到他熟悉的人和事，还有四季的变幻，从而升华出一种高于现实的唯美之感。“天地肃穆，并没有因为一对恋人的分手而多出一丝变化。”7荒原景色的描写与人物的悲伤双重叠加，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来。“沿途一片荒芜，一眨眼，前方白茫茫一片，大雪飘然而至。”8被无限拉大的不只是外部世界，还有人内心迷茫的心理空间。“四野白茫茫一片，一如我们刚来的时候。”9灭鼠工作完成后返回时的雪景渲染，与小说开头的描写呼应。在空旷和荒凉的高原风雪景色衬托下，小说人物的内心情感、身世经历与性格特征自然被皴染和凸显。也就是说，小说作家索南才让在冷眼审视人性卑微的同时，在自然、生命和父爱的澄净想象中显现了自己另一幅温情面孔。他“格外耐心地描写荒原上人如何长时间无尽头地徒步行走，以双脚和大地建立起亲密无间而饱受苦难的关系，一种人与自然最初的关系。”10这类作品中很多细节，只有真的牧放过牛羊的人才能了解，它们的眼神、动作、细微的心理活动。每一个动物背后都有很多故事。典型如《我是一个牧马人》，别离的依恋和沉痛：“大通的马贩子把塔合勒拉走了。我把她送到砂路口，看着她混在一群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马群中渐行渐远，悲伤不已，我的泪水蓄满眼眶……她不回头，是因为她难过，一个疼爱她的人，到头来却亲手把她送到马贩子的手上。”11人与一切生命平等的依存关系和天地长生的意识，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牧人情感里是极为深邃的信念力量。因此，即便文字叙述的“荒原上”，也能体验索南才让内心的忧伤、良善和悲悯。“荒原”系列小说不仅呈现了青海高原环湖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好和牧人们的现实生存景观，还有对传统牧民的优秀品质缅怀和追寻。索南才让的写作追求与内心道德律的契合，遵从高原的生存法则，形成一切生命平等的悲悯叙事。这也是对游牧文化在现代进程中面临各种挑战和冲击的自觉思考。从“人的文学”的启蒙传统言之，鲁迅精神激励着新时代的优秀作家与人民的命运血脉相连。索南才让是一名牧民，在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他看到了在苦难面前草原人的韧性精神。游牧文化的远去让索南才让感伤，他用笔展现草原的深邃与辽阔，肯定展人类的渺小和强悍。简言之，从“德州草原”的悲悯书写交汇于当代西部文学的“西海牧歌”，不仅书写了今日金银滩草原日常生活的时代变迁，以此触及人类亘古的生命意识和天地意识。
四、雪归：故乡人事的深情观照
雪归曾就读北京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会员，兼任青海海东市作协副主席，其作品先后发表于《文艺报》《清明》《飞天》《朔方》《小说林》《文学港》《青海湖》《西藏文学》《北京文学》等报刊，已出版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在我之上》《这世界》、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报告文学集《柳湾咖啡馆》、非虚构长篇《风雨磐石》等。她“以文学的方式追逐时光，深切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探究一般人的生存困境”12，她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发掘创作的素材，以诗意的叙事烛照生活的幽微，更触及了全球化语境中现代人生存的诸多困境。
农本文化数千年传承中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涵养了每一个中国人的乡土情怀。“故乡”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生存场域，更是一种情感上的皈依。雪归是农家儿女，她生于河湟，长于河湟，对河湟故乡的热爱与眷恋让她不停地驻足回望。而“乡土文学在工业文明崛起之后才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文化意蕴的文学类型，因此注定要在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中确定其意义，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大多是站立于都市，满怀乡愁和忧患意识凝视故土，以现代文明与乡土社会的碰撞与冲突作为叙事的内核。”13 这是浸淫西部文学多年的刘晓林教授的剀切议论。当现代文明侵袭传统的乡土文明时，乡土作家一方面深切的祝福乡土能走进现代化的序列，另一方面又以浓烈的忧患意识担忧乡土文明的流逝，所以才有了“作为时空变化与距离的产物，”14 的乡愁。乡愁是中国士人对故乡最本质的情感，而现代化带来的危机更为这份乡愁增添了几分忧患意识。所以当父辈们守望高原大地的姿势触动了雪归内心深处的悲悯时，她从自己外在的生活体验出发，审视被现代化覆盖的土地家园，观照被现代化不断蚕食的家乡父老。
从雪归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窥隙到“乡村人攻城的路充满着挫败、伤痛、迷失，城外的人经历了重重磨难千难万险地进了城，然而太多的挫折和精神上的创伤，使他们对城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尽管身在城市却无法完全融入其中，在精神上无法认同城市的意识形态，于是回乡成了乡村人一致的内心冲动。然而他们进城的方式大致相同，回乡的道路却迥然。”15 在城市“家园感”的缺失，以及依靠土地建立起来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远离故土的人依旧心系自己的乡土故乡。雪归在小说《赵有田一亩三分地》中探寻一位知识分子的返乡之路。赵有田是一位从农村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就业于现代化的城市，在退休之际他想要通过种地，通过这种和土地亲近的过程来找寻自己的土地家园，亲自探索一下再次回乡的路有多远，但回乡的路又岂是那么容易找寻的，他的回乡最终以失败告终。赵有田对于土地家园的回望，受教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家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心灵寄托之地。中国是一个农本国家，对于农民或是从农村出走的人来说，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家园意识植根于他们的血脉中。当他们挥别家乡的白鹅土狗，背上行囊抛弃故乡，踏上离乡之路，走向城市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一直有返乡的念头，即使身在城市，但精神上已经开始了返乡之旅。雪归有着和赵有田相似的经历：从农村走出，生活于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丛林中，但城市始终给不了离乡者“家”的归属感。故乡变成了他乡，作者作为异乡人回望着高原故乡，精神情感与小说主人公赵有田的精神感是相通的。雪归通过一个“返乡者”找寻乡土家园和最终失去家园的悲剧，来揭示这种城乡“中间物”的尴尬处境。雪归以一个“在场者”的姿态进行创作，在自身乡土经验与情感的交汇中，她塑造了赵有田这一“中间物”，展示了“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对西部乡村冲击所造成的裂变”16 ，她同赵有田一样，无形中也是城乡“中间物”，然而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在现代化浪潮中求生存的乡土并没有为他们的归来准备多余的生存空间，在他们抛弃自己的土地家园时，家园也抛弃了他们，就在这种两两相弃的过程中，营造出一种悲剧感。
雪归在总结自己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说：她们“大都来自底层，她们卑微，渺小，弱力。我尽我所能地展现她们身上的坚韧、顽强、克制、隐忍。因为经历过漫长严冬，她们对光明与温暖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为敏感的反应，她们对高贵、对尊严的渴望，远远大于绝望”17。雪归以女性的视角揭示了女性努力求生存的处境。就像小说《蛾舞》中的赵玮，她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最终还是无所依靠。小说的最后，赵玮因为闯进一家黑工厂被人打倒，她倒下去的时候脑海里出现了与她有关的三个男人，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而赵玮就像一只蛾，美丽的翅膀永远都无法承载沉重的身体。小说以“蛾舞”为题，就是以“蛾”来象征拒绝平庸的赵玮。“有些飞蛾也会有美丽的翅膀，甚至比蝴蝶的翅膀还要美丽，但翅膀再美丽，飞蛾还是飞蛾，她们的身躯永远都是肥胖臃肿的。我现在就是那只有美丽翅膀的飞蛾，而且只能在夜里活动”18。这是赵玮对自己生活的概括，她一心想要拒绝平庸，也想要找寻到自己的栖身之地，最终却只能如飞蛾扑火一般难以寻求安慰。我想正是理解女性的这样一种诉求，所以雪归总是给处于绝望的中的女性一点生命的光亮，就像给没有生育的小袁一个孩子那样，给予她们的人生一点生的希望。同时在自己的生命中也燃起一堆生命之火，照亮暗黑的宇宙，给黑暗中的人温暖以希望。雪归笔下的女性人物，她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作家在赋予她们生命与品格时，赋予了她们更多活着的力量。她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对女性的命运的深层关注，更是作家作为女性对“女性关于自我、主体、存在、生命意义、女性价值等精神问题的深度思考。”19将底层女性的生活展示在读者面前，将她们被现实社会遮蔽的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鲁迅开了乡土文学创作的先河，“他将忧郁而悲伤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的乡村大地，投向在这片神奇大地上时代传衍、挣扎求生的‘古国的子民们’，尤其是投向他们在不断恶化的现代性生存境遇中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日趋硬化与蜕变，”20在启蒙与批判中他揭示民族精神深处的病态。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以别样的创作情怀，呈现了现代化给传统的湘西带来的变化，因此他用充满深情的笔调记录温情而又淳朴的乡风民俗。到了1949年以后，赵树理凭借着与土地血肉相融的关系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成为了乡土文学创作的“铁笔圣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中国乡土文学如火如荼的发展，然而在“后乡土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而又复杂的新世界，因此乡土文学的作家们因在赓续前辈们的创作中不断地创作出贴合自己时代的作品。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中说：“在现代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中，中国乡村及其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状态，被迫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21而“‘乡土’本来是在现代性中扮演一个反思性的角色，它不断被边缘化和被现代文明遗弃的形象，激起的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怀乡病。”22所以面对土地家园的转型，面对边缘化的乡土社会，离开故土家园到另一个城市生存的雪归，怀着对故乡无限的思念与热爱，用自己心中的赤城与激情展示着自己雪域高原的父老乡亲们的生存境遇。
“文学创作是一种作家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与思想观照生活的过程，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作家对于人生的深刻体悟与思考，都通过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予以生动地展示。”23纵观雪归的创作，她始终以平民的视角审视底层小人物的离合悲欢，从当下的文化语境出发，揭示当代人生存的忧伤与苦难，以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深切地关注当代人生存之困境，在她的作品中蕴含有浓烈的悲悯情怀。“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24雪归与其他西部作家一样，其作品正如笔者所深切感悟的那样，“是乡土诗意与乡土悲剧的双重呈现”25，是“乡土中国的大地上，坚守原乡精神气脉的女性，仍然依托在大地，在自我、女性、社会、乡土、现代等交织中，勃发温柔与坚实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绵延中华民族气脉，守护着一份安然静默。” 26
五、曹谁：钟情于“大昆仑”的文学想象
曹谁从昆仑和帕米尔出发，驾驭文学想象的战车，并不拘泥于一种文体的创作，正如他经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一个不会写诗歌的小说家不是一个好编剧。诗歌可以凝练人类的情感，小说可以发现生活的传奇，剧本可以具象世界的理念。霍俊明为《亚欧大陆地史诗》作的序《向没有远方的远方出发》中认为“曹谁带有当下中国诗人少有的传统性和异质性”。曹谁是一个倾心于精神和元素重建的诗人，在《亚欧大陆地史诗》中有二十双阴阳元素之歌，以野马、银豹、雄狮、巨龙、老虎、大鹰、蝴蝶、鹧鸪、风、土、火、雪、四季、太阳、独孤谁、断头台、预言为题各作一阴一阳两首诗，情感层次丰富叠加，宏大时空建构中不乏细腻的生命体验。曹谁的诗歌一半基于历史和现实，另一半则架上了想象的翅膀，从而使他的诗建构出了一个平行时空——亦是他精神中的世界。他发起的“大诗”的核心理念是“融化古今、合璧中西、和合天人”，力求诗歌显现出存在于全世界的宇宙本质的精神，他善于勾连东西历史的相似之处，将文化意象充分结合融会。
曹谁诗歌中的意象具有高度的抽象意义，其中马的意象十分常见，在《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的附录中，马被解释为“穿越亚欧大陆的信使，这是真正存在的大地的信使” 27，这一解释是在诗人创作较早的时期提出的，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中，马这一意象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象征着诗人对自由、远方的追寻和一种宏大的志向。“等待”这个词也经常出现在曹谁的诗歌中，“冬天的夜里，我沿着河流行走/西伯利亚的风吹在脸上/穿透我的皮肤/看不见我等待的人/为什么我依然在风中慢慢行走/为什么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冬天的夜里，为什么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北方的冬季多么饱满/多么像我们的家园/我幸福地坐着/等待一匹马的到来”（《冬季，隐藏的季节》），诗人等待的对象是不固定的，有时是在等待光明，有时是在等待希望，也有时是在等待爱人，但是总体上都是其身处黑夜孤寂时仍不放弃的一种精神的存在，亦是其在低谷处的沉潜。曹谁十分喜欢雪的意象，“在一瞬间经历爱恨情仇/在一刹那体味悲欢离合/我们同时伸出手/冰雪在指尖传出彼此的心跳/我们就这样并马前行/在这雪国度过一天/从日出到日落/一旦醒来就将结束/这一日就是一生”（《雪国》）,“雪，我知道你明明在渴望温暖/却为什么如此冰冷/雪，我知道你明明是那么洁白/却为什么每天忧伤/雪，我知道你明明向往春天/却为什么总在寒冷的冬天降落”（《雪，这究竟是为什么》），雪是纯洁无暇的象征，是遗世独立的孤高。在曹谁的散文集《巴别塔尖手记（有一种情叫牵挂）》中，他写道自己从小就有一丝忧郁，或许这是所有早慧心灵的共性，对万物敏感的体察捕捉，使得诗人始终无法绕过雪的浪漫和真挚。曹谁的诗歌创作内容最初是对世界的感性印象与对爱情的赞颂，诗集《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有17首诗是写给琳妃的，诗中流露出一个年轻男人坠入爱河的热烈与对恋人的迷恋。诗集《帕米尔堡的新娘》是诗人献给爱人朵咪及他们共同生活过的榆社、西宁、百色、北京四个地方的。这一时期的诗歌更具有生活气息，不再是“冷抒情”时那种冷色调的而又浓烈的对于爱情的命定性的歌吟，而归于一种田园的岁月安稳的状态。
曹谁的“大诗主义”对于今天的文学乃至文化发展都有一种逆流而上的影响意义。在大多数人安于城市生活的便利与快节奏时，他去职远游，去远离喧嚣的地方寻找精神的力量，他的创作不是为了迎合消费市场，恰恰相反，他身体力行地抵制某些物欲横流的创作倾向，而进行形而上的思索，他的感性是伴随着理性来抒发的，细节成为次要，人文与地理空间的结合。
其小说创作，特别是“昆仑秘史”系列中蕴含着浓厚的人文气息。第一部《时间地轴》随着寻找的路线，作者向我们展现了西藏的神山圣水、新疆的风土人情、大夏国等三十六国的历史遗留，并且对提及的地名都进行了解释，颇具西部文化普及的意义。地图上的山水城市在作者笔下流动起来，每个名字都显现了它背后的意义，许多意义都与古老的天地神话相连，沿袭使用的过程亦是当地人民对于自然敬畏的重要表现，主人公的游记同时也是一部少数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简介与掠影。宗教的精神也贯穿其中，龙昊这一行多次受到道人与僧人的帮助指点，故而总可以化险为夷。找寻地轴的过程，就是将西部地区一页一页地展示给读者，青藏高原与吐鲁番盆地的自然景象与异域风情似乎就在眼前。
第二部《传国玉玺与罗马皇冠》探索足迹的范围扩大，从美索不达米亚向西到犹太、埃及、希腊，向东到波斯、印度、中国，从罗马再向西到拜占庭、莫斯科、维也纳，从洛阳再向东到京都、南京、北京，将国家与城市的风貌浓缩于每一章节，是一种追寻，亦是一场遍访。与《时间地轴》相比，第二部小说中作者的文笔更加成熟，内容更加生动，情节冲突更有张力，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人性的表现更加真实深入。如果说第一部小说胜在对自然和西部文化的诠释和注解，那么第二部就在人物的描写和情节的设置上棋高一招。
《昆仑秘史3：玛雅通天塔》将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追溯至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期从那里获得对于“昆仑”这一世界神秘的迷茫的理解。与《昆仑秘史2：传国玉玺与罗马皇冠》相隔6年出版的《通天塔》中的主人公龙昊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勇敢的背负着使命感的直率的少年，成为了一个历经风浪后沉稳而具有处事智慧的男人，而其中的女性人物的性格也与之前大不相同。《昆仑秘史前传：巴别塔尖》以建文帝朱允炆和罗马公主伊莎贝拉的相似处境作为东西文化的结合点展开情节，建构出一段新的历史，极大地发挥了其想象力，并跨越时空，与校园生活相结合。对于“昆仑秘史”系列，曹谁追求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希望大众可以看到故事的刺激，
曹谁的《可可西里动物王国》《大昆仑行走——西藏新疆游历记》等三部作品与蕴涵生态保护的人文思考。在《可可西里动物王国》中，他将自己在可可西里的见闻整理编写，介绍了当地的飞禽走兽、河山生态状况，这里是动物的乐园，是飞鸟的家园，东方的三大河流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向东流去，这里还是“龙脉之祖”大昆仑山的故乡，是真正的“山宗水源”之地。文集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的出尘气息铺面而来。我们可以反思到人性中无法脱离的兽性的再现，也会动容于万物天性中纯良的一面，去职远游是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清”。而对于山川地理的考察，也成为了其诗歌小说创作的基石。《大昆仑行走——西藏新疆游历记》亦是如此，书中记录了他穿越昆仑，左入西藏，再次翻越昆仑，右入新疆的经历，在品读曹谁的小说和诗歌时，常常会有游记的痕迹出现，作品中空间的真实性与历史的虚构性此起彼伏，相互交织，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内涵。
注释：
1.梅卓：《神授魔岭记：题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
2.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31页。
3.程光炜：《<尘埃落定>与寻根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第80页。
4.马海轶：《<神授·魔岭记>：一部藏族精神文化的认证和授权之作》，《青海日报》2019年12月27日第10版。
5.王十梅：《青海省青年作家索南才让荣获鲁迅文学奖》，《青海日报》2022年8月27日第1版。
6.索南才让《野色失痕》，作家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2-3页。
7.索南才让：《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76页。
8.索南才让：《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99页。
9.索南才让：《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75页。
10.李蔚超：《荒原上的捕猎》，《文艺报》，2021年7月30日第2版。
11.索南才让：《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51页。
12.李生滨、魏海燕：《以文学的方式烛照生活的幽微——读雪归小说丢失<丢失>》，《雪莲》2021年第9期，第16页。
13.刘晓林：《高地星空与文学书写》，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122页。
14.卢建红：《乡愁与认同：现代中国作家的故乡书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版，第1页。
15.王平：《游走于乡村与城市间的两难抉择——孙慧芬乡土小说探析》，《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
16.孙玉玲：《社会转型期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
17.雪归：《那些被我赋予生命与品格的女性》，《雪莲》2018年第5期。
18.雪归：《蛾舞》，《在我之上》，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207页。
19.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83页。
20.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6页。
21.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 年第1期。
22.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第154页。
23.杨剑龙：《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新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24.刘伟见：《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访著名作家曹文轩先生》，《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10期。
25.李生滨：《丝路文学新观察：后乡土时代与作家的情志——“宁夏文学六十年（1958——2018）”文学史散论》，《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第203页。
26.田泥：《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作家生态写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63-164页。
27.曹谁：《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北寒带诗歌沙龙，2007年，第158页。
原刊于《文坛瞭望》2023年第1期
李生滨，字若水，1966年9月生，青海平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近代文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国际郭沫若学会会员。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和西部文学，参与或主持完成各种科研项目9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五省区当代汉语诗研究》等，发表评论1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8部。曾获第九届宁夏文学艺术奖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等奖、《黄河文学》百期庆典优秀作者奖、贺兰山文艺奖成就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获得各种教育教学奖励3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