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华民族文化与藏族文学的交流融合，必须将藏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观照，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任何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和孤立发展的，每个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的碰撞、影响、交流、融合，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从未间断过，人类栖息过或正在栖息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或多或少地留下过曾经生生不息鲜活的生命印记，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包括每个民族以及每个个体对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研究中华民族文化与藏族文学的交流融合性，需要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和青藏高原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多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
一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对话，多元共存的共同体意识文化。中国多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圈本就是由众多的地域各别、风采各异的地域文化圈所共同构成，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等等。每个文化圈内因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又形成不同的子系统。比如，在独特的青藏高原上形成的雪域高原文化圈分为安多地区、卫藏地区、康巴地区等子系统。如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作纵横观，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对藏族文学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关系史的思考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对藏族传统文化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加以深入研究。
几千年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糅合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具有多元内核的复合产物。在全球化趋势和文化趋同背景下，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研究和藏族文学研究的现实环境，就本质而言，任何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深植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也正是地域空间多样性和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具体体现。
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中说:
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汉语文学只是部分，尽管是主体部分。只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和文学总进程出发，才能看清少数民族文学这些部分的位置、功能和意义，也才能真正具有历史深刻性地看清汉语文学的位置、功能和意义。离开这种整体和部分之关系的辩证法思维，就很难透视存在于其间的文学起源、原创、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很难还原各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反馈的因果关系，以及蕴藏于其间的文化哲学和文化通则。这就需要我们更新族际关系的观念，如实地承认多民族的碰撞具有二重性。从经济上、从军事上和从家庭生活看，它是个灾难，因为战火无情，会造成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在文化问题上，它往往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分离不开，打断骨头连着筋。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单一的民族。从悠远的史前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汉民族是经过漫长、复杂的多部族的相互融合和演化而逐渐形成的。汉民族的主源华夏部族的先祖们在远古时代只是黄河流域诸族中的一支，它与周围的“蛮夷戎狄”(羌苗)交错杂处。夏的祖先禹“兴于西羌”;殷商本出于东夷，“殷”字由“狄”字分化而来;周人来源于“戎狄”。那些受代代敬仰的虞夏商周的华夏先王们的血液中，或多或少的都掺杂着“蛮夷戎狄”的成分。“华夏”名称始见于春秋时期的文献，其时“华夏”族成功地融合了周围的部族。不过南方的吴，当时仍然以蛮族为主要成分。楚国合并了四十五个包括蛮夷的酋邦，故尝自称“蛮夷之邦”。秦穆公合并十二“西戎”酋邦，曾号“戎狄之国”。到战国后期，伴随着七雄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进入中原的“蛮夷戎狄”迅速与诸夏融合。秦楚也从“戎狄”、“蛮夷”转化为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因此，秦的统一正是建立在华夏诸邦族与“戎狄”、“蛮夷”、“百越”融合的基础之上的。“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辽西、辽东、云中、巴郡、陇西、上郡、九原、桂林、象郡、闽中、会稽、南海等地，有的是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有的则是多民族杂居地区。
青藏高原处于中国的西部与西南部，平均海拔4500米，是地球上最高的高原，比世界著名的巴西高原、伊朗高原、阿恰尔高原和中西伯利亚高原高出3000米左右，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这里高峰耸立，雪山连绵，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6座。青藏高原湖泊众多，大小湖泊有500多处，如玛旁雍错、羊卓雍错、纳木错、拉姆拉错……等等，均是人们熟知的圣湖。这些高原湖泊和冰川雪峰是众多著名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所以有“中华水塔”的美誉。
青藏高原也是世界上人类早期活动与多种文化交汇的主要地区之一。
据综合科学考察材料证明，约1000多万年以前，青藏高原的许多地方海拔只有1000米左右，属热带—亚热带环境，气候温润，植被茂盛，森林密布，是古猿人理想的栖息之地。至上新世晚期，由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才逐步隆起，热带—亚热带环境逐渐发展成为高寒环境。从青藏高原边缘的云南禄丰、元谋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现的古猿活动化石推断，距今100—800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就可能有古猿活动。据考古与综合科学考察资料，在西藏的定日县、申扎县、日土县、普兰县、聂拉木县、那曲县、林芝县、墨脱县、昌都县，青海的西宁市、格尔木市、治多县、共和县、民和县、化隆县，四川的理瑭县以及云南的维西县等许多地区发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物说明，1—5万年以前青藏高原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著名的“卡若文化”、“马厂文化”等是迄今已发现的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在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发现房屋遗迹28处，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以及猪、兔、马、牛、羊等猎物的骨骸。民和马厂遗址亦有大量石器和陶器出土，“从生产工具中石斧、石锛较多，可知以农业经济为主，畜牧业也占一定比重”。由此可见，青藏高原早期文化同中古其它地区相似，距今五千年左右已有原始的农牧业生产，并出现了原始分工。从文化遗物的特点来分析，青藏高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南方文化以及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卡若文化表现出是一个复合的文化，它既有本土地方特色，又包含了黄河流域的氐羌文化因素，还有北方草原特色的文化因素”。
地理学家说文化产生于自然景观。
藏族文化是从青藏高原发源，围绕雪山和高原湖泊而展开。自然环境几乎不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恒定性始终顽强地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和形成。这种最强大最持恒最稳定的制约因素使得在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区域都更独特更鲜明。
华夏部族与周边部落诸族的接触以至不断融合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但当时人们还没有与现代接近或相同的民族概念。“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分大多以地域为界，但地域的区别随着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往往无法也不足以构成宗族间的绝对界线。如果从人种血统上的差异来区分，又往往因为各部族杂处通婚的广泛和频繁使得种族繁衍难纯难粹。
所以，我们看到孔子反复赞扬夏商周三代，都是立足于文明开化的角度。“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孔子赞扬管仲抗御北狄的功绩时流露出来的口气看，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分别，更多是倾向于文化的区分。孟子也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朱熹《四书集注》注“得志行乎中国”句说:“谓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而其所谓“道”，即为“志”，应指中华道统之道，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思想。可见，不管地域居东或居西，四夷之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若合符节”，都可“得志行乎中国”。而且这里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夷”也丝毫无鄙视辱称的意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这表明孔子对夷狄的不鄙弃态度，其民族理念是兼容的。
二
秦以后，在华夏大地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民族通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方式不断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正如钱穆所言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称为—中国人。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但中华民族的元素也由此而不断丰富起来。
民族的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平行的，文化的融合也是如此。我们以西域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为例。西域文化之所以具有神奇、特殊的魅力，与西域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贯穿，是多种古老文明的交汇，是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加之部落、族群的频繁流动、民族的迁徙等等，促进了西域与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
早在商代，西域与中原就有了密切的联系。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女英雄妇好的墓中发现了七百五十余件玉石雕刻品，据鉴定，玉雕材料为西域的和田玉。这说明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已存在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更加地频繁密切。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之久。东汉班超步张骞之后，两次出使西域，曾长期留居疏勒(现新疆喀什市)，他在西域经营三十年之久。班超去世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也走上通往西域之路。张骞及班超、班勇父子不畏艰险，多次率众奔赴西域，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行者。他们首次向中原传播了西域的知识，西域各国的地理状况、社会生活、物产以及奇风异俗等。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之路开通了。从此，西域各地各国的使者及商贾来中原者络绎不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使者及商贾的足迹遍及中原各地。而中原使者与商贾赴西域者也不在少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传》)据此记载，中原赴西域的使者以每年十批、每批二三百人计算，那么，每年赴西域的汉使、商人可达二三千人之多，且在那里滞留多年。汉代中原与西域关系之密切，可从中窥见一斑。自汉代起西域便正式划入中国版图，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相当密切，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互动的，西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原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汉代起，中原汉地便开始形成一股强烈的“西域胡文化热”。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食、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在长安和洛阳，胡人、胡姬随处可见。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对胡姬有所描写:“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窈窕，一世良无所。”
到了唐代，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西域文化影响之所及，上至宫廷，下至百姓。从李唐王朝的血缘渊源看，其血缘中就有胡族血统。《朱子语类·历代类序》中说:“唐源流于夷狄。”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稿·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一文中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窦氏，即乞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李唐王朝初期几位君主身上都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当然也渗透着游牧民族崇尚武功、追求军功、勇敢无畏的性格气质，这显然与西域少数民族的气质相吻合。唐代很多著名诗人也是少数民族出身，如白居易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出于鲜卑。李白的出身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裴斐先生说:“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许多大臣、名将都出身异族，甚至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异族血统，如果李白出身异族或有异族血统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居，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吗?”这种民族交融的精神气质同样影响着整个国家、民众，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气质，已渗透到中原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原，无论是在朝廷或是在民间，形成一股强劲的崇拜西域文化的热潮，以着胡衣、骑胡马、食胡食、观胡舞、唱胡曲为时尚。西域的乐舞与绘画艺术，对盛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乐就占五部:《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康国乐》，西域乐舞不仅受到宫廷的垂青，也深受民众的喜爱。
诗人元稹感叹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在《法曲》中这样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一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胡姬”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李白的诗句中，如《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李白的另一首诗《前有樽酒行》云:“琴奏龙们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长安洛阳就如今天的国际都会，多民族群集，广州、扬州等港口，外商及多民族商人也动以千计。
唐代少数民族官员之多也较之历代为罕有，有一技之长者，均得跻身朝廷。唐室于马上得天下，汉族重文轻武，而少数民族弓马娴熟，从军后常致高位。唐代少数民族武官于两唐书有传者就有四十人上下。唐太宗在与侍臣谈论自己成功时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夷狄如中华。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按唐玄宗时的版籍，总计有州郡三百多个，而其中有近百个州郡有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氏活动的踪迹，占全唐领土的几乎三分之一。
《新唐书·承乾传》记载，唐太宗之子承乾好突厥语言、好着突厥服、喜好突厥俗。他愿意住毡房，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系幡旗设穹庐，烹煮羊肉，抽佩刀割肉而食。他还使户奴数十百人习声学胡人，鼓乐声昼夜不绝。王宫贵族对于胡俗的偏好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唐代的边塞诗就是在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影响下繁荣起来的，诗作中自然地表现出由于胡汉民族气质的渗透而产生出来的浪漫质朴、粗犷豪放、雄浑深厚的艺术风格。唐代诗人岑参、高适、王维、陈子昂、李益等都曾出塞，他们在自己的边塞诗中也都表现出一种与中原汉地迥异的文化气质，表现出西域民族的精神特点和奋发向上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唐代边塞诗是这一历史时代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已有许多学者对唐代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和历史文化地位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还有《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等等。
西域的戏剧有悠久的历史，西域戏剧《弥勒会见记》与西域佛教剧、西域歌舞戏对中原戏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佛教长期盛行于西域，印度佛教戏剧通过西域传播到中原，并对中原戏剧产生影响。除西域佛教剧目大量传入中原外，一些戏剧用语也随之传入，并融入中原戏剧之中。据杨公骥先生考证，中国戏剧中的“旦”和“末”来源于梵语戏剧的词汇。“旦”在唐宋歌舞中为引舞，而引舞称之为“旦”，来源于梵语中的“dandava”(舞蹈)一词;“末”是唐宋时期以唱念为主的戏剧，在梵语中与唱念有关的词均以“ma”为主要音节。经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佛教戏剧，对中原戏剧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深远的。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交流，对于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再比如元代文学的发展，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代。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是雅文学(诗、词、赋、文)为主体的时代;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到俗文学(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为主体的时代。雅文学与俗文学谁为文学结构主体的问题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差别。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南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是造成古代文学结构在元代发生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蒙古族入主中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化政策兼容并蓄，多种宗教并行，草原游牧文化对中原封建传统观念的前所未有的冲击，造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相对自由的氛围。一批曲作家，适应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进行杂剧和散曲创作，使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得到空前繁荣。元代和元代之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典型人物形象。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红娘，《窦娥冤》中的窦娥，《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张飞、关羽、曹操、刘备，《水浒传》中的李逵、林冲、武松，《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元代蒙古族在促进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汉族作为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中原地带发祥极早且文化悠久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伸展中，不断地兼收和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滋养。于此同时，在这片国土上生活的各个少数民族也不可避免地承受处在主体文化位置上的汉族文化的冲击与辐射，汉族文化对边缘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族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并不是仅仅表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化对自己单向的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也向汉族文化输送了丰富有益的养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平行互动的特征。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行交流与互动，早已形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三
历史上，汉族与藏族语言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过。
从藏语史和藏族文化史看，自公元7世纪初吞弥·桑布扎创制新藏文以来，藏语文作为藏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教育主体以及文学创作的独立主体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据《敦煌古藏文写卷》《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记载，634年，吐蕃与唐朝建立了通使关系。此后，吐蕃人与唐人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青年被送到长安学习汉文经典，有人已谙熟汉文五言诗的写作。汉文书籍被带到逻些(拉萨)，汉文经典和文学著作也被不断翻译和改写成藏文。佛经、佛经文学和非佛经文学的翻译也很有成就。同时，吐蕃王朝也将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
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时期，唐蕃之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松赞干布遣使与唐朝修好，唐朝也派臣入吐蕃。《新唐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把汉地的各种生产技术带进吐蕃，如404种医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四种医学论著，六十种营造与工技著作，还有各种农作物种子……等等，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近40年。这次联姻使中国中原与吐蕃之间建立起了正式关系，从此，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吐蕃也成为唐朝与天竺之间的交通要道，唐高宗显庆三(65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经过吐蕃出使天竺，至今在西藏吉隆县的还保存有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710年，赤德祖赞时期唐中宗派专使和吐蕃的迎亲使者一起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百官隆重送行到始平县。731年赤祖德赞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左传》等典籍。赤祖德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733年唐蕃双方在赤岭(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于赤岭、甘松岭互市，双方边将和官员参加，并通告各地，双方和好。据历史记载，从西元705年至822年，唐朝和吐蕃共会盟八次，其中第八次会盟碑至今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因为第八次会盟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年至822年)进行的，所以也称为“长庆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贞观四年(630年)开始，到842年，双方来往共191次，其中唐朝官员入蕃66次，吐蕃官员使唐125次。
两宋时期，西北地区是中原王朝及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角逐之地，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宋仁宗封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后又封唃厮啰为“检校太保充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从西元11世纪开始，宋朝在原吐蕃王朝一度占据的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等藏区，招募藏族弓箭手，以共同防御西夏人的入犯及袭扰，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藏人从事垦种。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宋朝专设市场上进行，开始了尔后数百年藏族地区马匹与汉族地区茶叶的长期交易。
元、明、清三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一大特点就是藏人学习汉文，汉人学习藏文。
元代藏族大学者萨迦四祖萨班·贡嘎坚赞，五祖八思巴都能广读汉文史籍，元朝中央王朝著名的藏族宰相—首任宣政院使桑哥“多知识、通语言”，懂藏文、蒙文、汉文、回纥文。《明史录》洪武17年4月甲午条记，在14、15世纪时已在岷州、松州开设儒学。嘉庆《四川通志》载，永乐二年(1404年)天全六招讨司高敬让来朝，谴子入国学读书。据《典故纪闻》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邹干等奏:“永乐间，翰林院译写蕃字，俱于国子监选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学习，滥求进用”，当时人们争相学习藏文。这当然是明承元时旧习，厚礼藏族僧人。至今，北京、四川、山东、广东、福建等地，都有许多具有藏族文化特色的古建筑。如尚存至今的北京北海白塔寺、五塔寺、嵩祝寺、兴教寺、法海寺、居庸关等这些明代建筑上都刻有藏文的颂词、藏式的法轮、海螺、伞盖等八宝吉祥图案，寺顶部装饰的铜质琉金经幡、法轮、鹿等。
明末清初，在藏汉接壤区设有许多书院，均有藏人学习汉文，汉人学习藏文。当时，藏文化对汉人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世章嘉·若贝多吉，精通藏文、汉文、满文，他将西藏的经学制度引入北京，曾经为乾隆皇帝灌顶，是乾隆皇帝的佛学老师。乾隆皇帝一生学佛、习佛、还学藏文讲藏语。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四川派兵驻防，汉商日多，即在巴瑭打箭炉设立私塾，就有藏人学习汉文，汉人学习藏文。1904年，伍文元办大同学校，王锡珍办官话学堂(所谓“官话”即汉语)，强迫藏族子弟入学。1907年5月间，“清王朝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棠”创办的《西藏白话报》出刊。该报以汉藏两种文字印刷出版。可见，维新运动在西藏也进行了文化革新的尝试。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成了中央政府对蒙藏地区的治理管辖体系，曾在西藏的拉萨和昌都等地创办过学校，其中1938年开办的“国立拉萨小学”较为有名。学校设有藏文班、阿拉伯文班、汉藏文班。
古老的藏族著名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口头说唱与书面文本不断互动的宏大叙事系统，分布于我国多民族地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七省区，在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普米族、纳西族(包括摩梭人)、傈僳族、白族、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布依族、撒拉族等13个民族中广泛流传。在长期的流传和演进中，已然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口头传统和文学遗产。在国外，格萨尔史诗的流传遍及印度河流域、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和卡尔梅克、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地区、不丹、尼泊尔东部地区以及锡金的雷普查人。由此成为见证长期以来藏族与其他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宝，成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史诗的国际流传带，在“一带一路”的壮丽行程里，为世界吟唱的一曲绿水青山生态之都的华美诗篇!成为中华文化交流史、世界文化交流史版图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据不完全统计，格萨尔史诗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目前有蒙古文、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印度文、土耳其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十几种语言文字的译本，流传于海外。文本的跨语际、跨国境、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推进文化发展、创新繁荣的主题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极其珍贵的多民族文学关系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方式不断走向丰富与多元，正在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并通过文明互鉴而深度融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有效地连接了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时间与空间，其内容与形式经过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淘洗和锤炼，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构筑起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藏族文学所包含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信息，格萨尔史诗所颂扬的英勇无畏、悲悯大善的精神品质以及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彼此融通。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作为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和口传文学经典，也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享誉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把“史诗”还原到实践之中，在多民族文化的世代相承中，无论《格萨尔》《玛纳斯》还是《江格尔》，都不仅只是口头说唱、书面文本或历史的集体记忆，而是当代生活实践中多民族相互凝聚的精神生活，是连接现代性审美意义的多元人生。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华民族文化自古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及世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占有重要的位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族间的文化既需要大开大阖地充分交流，又需要有充满自信自尊精神的个性化推进。“各民族之间在进入高频率、深层次的文化交流的同时，在本民族充分借鉴了他民族优长的情况下，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尽力防备在不知不觉中走失了自我的个性，以便能够长久地保持一己在中华文化及人类文化当中的世袭领地，以便本民族文化能够持续性地向祖国以及世界文化提供有别于他民族的奉献。这种作用力，主要是个性化的追求，它追求的是‘趋同暞大环境下的‘存异暞。”多元文化的共存应该是建构独特性与互补性共存、差异性与沟通性共存的世界，是一个“道并行，不相悖”的“大同世界”。全球化给这个多元化世界所提供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场景，一个使各种文化互相看视的平台。丧失了民族文化个性的民族，与他民族的交流也势必是不复存在的。真正的交流，只会在存在着不同个性的事物之间展开。
传统藏族文化的分类和学科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在古代，由于西藏位于中原和印度两大文明之间，自然接受了这两大文明的洗礼，对其思想文化和行为实践方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民族把传统学科分为十种，总称“十明”，即:声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内明“大五明”和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等“小五明”，显然受到了古印度文化分类概念的影响。古印度人认为，文化有十八种。据《俱舍论》记载，十八种文化分别是:音乐、床事、生计、数学、声学、医学、宗教、工艺、射击、因明、行者、听闻、回忆、星象学、历算、障眼法、先辈历史、讲故事。《毗奈耶经》中说:十八种文化是密宗续部、仪规细则、因明学、吠陀学、语法、翻译学、明智、释义、韵律、星象学、考究学、游泳学、旅游学、顺世学、胜论学、六十续、吞咽学、居住学等。
印度的三大诗学理论经典和三小诗学经典，其中《妙音项饰》和《云使》两部对藏族后期诗歌理论的形成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居功至伟。其中包括对贡嘎坚赞的《智者入门》中的理论观点均产生了影响。《诗镜》研究著作均由藏文撰写，阐释方法多样，内容丰富，不仅主导当时文学创作，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创作，不仅是藏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成为东方文学的宝贵遗产。
根据《诗镜》理论，藏族通常把偈颂、散韵结合体也视为诗歌的一种形式。认为，没有诗歌，会成为俚语而不雅，在智者面前就没什么价值。索卡尔罗追杰布说:“国王虽然相貌好，无饰会被人们笑，同样如果没有诗，纵使大智也是糟。”
总之，印度《诗镜》的翻译和传播，对于藏族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它一经译成藏文，就逐渐与藏族固有的诗歌文学理论相结合，拓展了藏族诗歌理论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具有藏族风格的诗歌文学理论，为后来培养和造就丰富的诗学人才和诗歌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犹如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虽然出自罗贯中之手，但无疑也是多种文化元素通过多元互动而产生的结果。《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唐玄奘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撰写《大唐西域记》，还有很多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戏剧演出，再到神魔小说《西游记》的过程。同样，《封神演义》的成书也是从历史记载到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武王伐纣评话》)、戏剧演出，再到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这些文化经典的产生、形成与被称为“藏三国”“藏西游”的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经典化过程殊途同归，这些历史故事、英雄故事、神话传说已经作为好听的经典化的“中国故事”，成为了中华文脉和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纵观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史中的各种文学叙事，都是在长期演进中不断受到多种文化元素的滋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文化精英的等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与藏族文学等各民族文学长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群体的共同体意识会潜移默化甚至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经典化过程中。一个民族的经典文本，一种文化事象、文化因子从历史真实到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戏剧演出，经典文本一旦形成，就会在传承流变的过程中渗透到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发挥着传承文化的功能。这些文化因子广泛地联系着民间心理、民众信仰、民俗事象、乡土情调等民族历史文化要素。正是有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交相辉映，才有了中国文学的精彩纷呈。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各民族恰恰处在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错带上，互鉴融通，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多民族文学。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重视构建现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充分认识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辩证方法论，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七辑）
丹珍草（杨霞）， 女，藏族，博士、研究员。现就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文旅部民间文化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作家文学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藏族文学理论与批评，格萨尔史诗，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