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岁那年知道甘南有一个诗人叫丹真贡布。那一年我想象的中的丹真贡布披着衣服凝神坐在窗前，他的身后是书，是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们的书。那一年是1975。1975年的中国还处在灾难中，那时的丹真贡布早已从西北民族学院教师的职位上被下放到甘南，但那时我想象中的诗人丹真贡布是高贵的，是神圣的。丹真贡布自从被下放到甘南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甘南。《诗刊》曾要他到《诗刊》社工作，他因为家庭困难而没有前行，后来，西北民院，中央民族大学都曾调他，他都没有去，他留在了甘南，留在他的故乡。80年代，我曾不断地与丹真贡布见过面，也交谈过。那个时候的丹真贡布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生活中具体起来。1995年我在《飞天》做编辑时回到甘南和他约稿，他坐在窗前，身披着衣服，他说他病了，已经病了一个月了。之后，他住进了医院，他得的是白血病。住进医院一个多月后，他去世。他住院期间，我曾不断去探望他。我最后一次走进他住的病房时，他躺过的床空空荡荡。在那个病房里，我和他的儿子道吉坚赞抱头痛哭。

丹真贡布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到了他的故乡夏河县的天葬台上。九年以后，另外一个诗人伊丹才让去世，他的一半骨灰也撒到了夏河的天葬台上。伊丹才让在2004年10月去世，在那一年的五月，我和他还有扎西东珠老师坐在一起，他说，他是被两个地方养育大的，一个是他的故乡青海，另一个是甘南，甘南是他的另外一个故乡。

2008年，当我在兰州惊闻道吉坚赞病危时，我立即赶回到甘南。甘南重要的小说作家道吉坚赞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挚友，是我的兄弟。他是诗人丹真贡布的儿子。我赶回到甘南的第二天，道吉坚赞去世。几天后，他的骨灰也撒在了夏河的天葬台上。

以上甘南几位重要的诗人和作家都离我，或者说，离我们而去了。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研讨甘南文学时其实也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一次告慰。

甘南文学是由几代人努力而呈现出现在这样的面貌的。第一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丹真贡布、益西卓玛等。丹真贡布在上世纪50年代以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在全国一举成名，并使他成为中国藏族三大诗人之一。当时的三大诗人为丹真贡布、伊丹才让和饶阶巴桑。三大诗人中的两位都与甘南有关。与此同时，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以丹真贡布、益西卓玛为代表的第一代甘南文学创作者在艺术上树立起了一种高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甘南的文学其实也是有着相当成就的。冉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金色的大雁》在全国放映。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作家益西卓玛的短篇小说《美与丑》发表在《人民文学》，后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据我所知，这是甘肃第一个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而诗人丹真贡布在上世纪80年代后也不断推出新作，他在这个时期的诗作日趋成熟，也更显现出一种宽广和深邃的意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甘南的小说创作在全省都是领先的，以作家尕藏才旦为代表的一批小说作家的作品相继发表和被转载于《人民文学》《收获》《飞天》《西藏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作家尕藏才旦在进行创作的同时为甘南文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他和甘南其他前辈的努力下，汉文文学期刊《格桑花》和藏文文学期刊《达赛尔》得以良好地发展。两个刊物的良好发展，为甘南的藏汉文文学创作创造了难得的园地。上世纪80年代甘南的大部分小说作家都是从《格桑花》上起步的。雷建政、扎西东珠、蔡磊、道吉坚赞、陕海青、张存学相继从《格桑花》上起步而走向甘南以外的天地。

在这里，应当深深地感谢扶持甘南作家诗人们走向成功的《格桑花》编辑们，他们是尕藏才旦老师，齐运中老师，扎西东珠老师，完玛央金女士，以及《达赛尔》的几代编辑们。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甘南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阿信、完玛央金、桑子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诗人崛起。以李城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甘南的藏文创作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繁荣的，以仁青才尕、拉加才让、希多才让、嘎代才让等为代表的藏文创作者在诗歌等形式的创作中卓有成果。藏文创作是甘南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以《达赛尔》为园地的藏文刊物中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藏区、甚至海外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关于藏文创作，有年轻的嘎代才让先生做专题综述，这里不再赘言。

从以上叙述可以归纳出甘南文学的一些重要标志，一是诗人丹真贡布在藏区的巨大影响。二是益西卓玛获得全国第三届短篇小说奖。三是一大批小说创作者和诗歌创作者在甘肃乃至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发表或被转载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中国作家》《诗刊》《民族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等刊物上。这些作家和诗人是在全甘南六十多万人口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比例可以说是在全国都少见。四是甘南藏文创作走在了全国藏文创作的前列，影响力在不断加深。

但这样看甘南文学仍仅仅限于表面，甘南文学重要性在于它呈现的精神品质。

甘南大地是神性的大地。大地在隐含、在聚集、在内敛，同时，大地在努力内持中又显现着它的无穷尽。在这种无穷尽中大地与神与天与人共聚，人在其中是倾听者，是道说者，是遵从大地言说的通过者。在甘南这块土地上，人在无形中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并降低人的主体性而谦卑。在寂静之中的草原上，在炊烟袅袅的毡房前，在高山与海子之间，在金顶闪现的旷野里，人听命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听命于一种无形背景的声音。甘南的丹真贡布是在这样背景中从容写作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他遵从自身的限度而走向深远，走向宁静，走向本真，同时也走向了古老精神的源头。这样的诗人从不张扬，从不理睬外在的喧哗，但他的身影长留在人们的心中，他的影响力也不断延续。甘南的后起者们都沿着这样的精神轨迹而谦卑地面对文学，面对创作。尽管他们身上仍严重地滞留着所谓时代的东西，但他们在不自觉中走向纯净。

或许，甘南文学的这种品质是文学最重要的品质。

（本文转自张存学新浪博客，系作者在“文学甘南”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存学，甘肃靖远人，生于甘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发表于《收获》《十月》等刊物，出版有中篇小说集《蓝丽》，长篇小说《轻柔之手》《白色庄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