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记》，王小忠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兄弟记》是王小忠新近出版的长篇叙事散文。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客观的态度和严肃的立场，回溯了自新世纪以来甘肃南部地区农村在向城镇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历程。

        《兄弟记》分上下篇和补篇，上篇讲述了一个大家庭里四兄弟分分合合的故事，从文学与社会学的理性高度，对“兄弟”进行观察与书写，同时对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下的村庄发展和人们的观念变化进行了描述和表达。下篇讲述移民之后的创业故事，重点关注移民后的新生活与新希望。补篇讲述的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间的故事。作为“60后”“70后”，兄弟们从奋斗、挣扎、拼搏和体验中逐渐变得明智，在不断老去、不断历练的人生中，逐步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意义。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把一生的奋斗都寄托在儿女后辈的成长上。

        《兄弟记》真实展示了西部农村的社会机制，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口多、底子薄似乎是新世纪前中国农村不容争辩的事实，也由此成为一个多子家庭解构的原因。不过，《兄弟记》中的四兄弟，虽然分家后各自安家，但生活中潜藏的生存压力，始终不允许他们躺平在土地上无所事事。面对乡土大地发生的变革，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我”是作品中的主要叙述者，身份是从乡土走出去的“成功人士”。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我”永远情系乡土，与三兄弟之间存在着“砸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亲情。“我”无法回到乡土的怀抱中，但又无法舍弃土地对于自己的养育之恩。于是，叙述者成为一个“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觉醒者。

        作品中的大哥另起炉灶，开始漫长的创业旅途。他是新农村中有理想、敢创业的新一代农民代表。他善解人意、为人大方，又有着同情他人的传统美德；他也善于凝聚人心，从不计较鸡毛蒜皮之事。大哥形象隐喻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中“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践行者。

        二弟没有太大的出息，只是在大哥这棵“大树”下乘凉。

        三弟守着旧家，负责操心父亲的养老送终问题。他虽然能吃苦耐劳，但因没有远大理想而变得十分浮躁。三弟在农村吃家族老本，代表着以土地为资本，试图追赶时潮、紧跟市场的农村创业者。但当下的农村中，许多农民选择舍弃庄稼，集体性种植经济作物，试图发家致富，终因贪心和缺乏商业头脑而被卷进市场大潮，亏得血本无归。三弟就是其中一员。

        而“我”是一个跳出农门、生活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不断地被寄予厚望，但“我”也有无法言说的苦衷。“我”的人生成功中，凝聚着父亲的智慧和母亲夜以继日的辛劳。所以在作品中，“我”变得理智并且知书达礼。

        作品中的三叔、堂哥及家族里的亲戚等组成了乡村社会的关联纽带。在人际交往与日常琐事中，“我”发现了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这让“我”产生了无限的忧思。

        《兄弟记》可以说是一部行走的叙事散文。作者不断徘徊于城市与乡土之间，人情味、烟火气让作者不断地怀念亲人，怀恋乡村传统文明。但在历史前进的大潮中，乡村大地不断发生着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也因此各不相同，作者在行走和观察中触发了更多思索。

        作品中的胡林生是“我”的玩伴，是党的惠农政策沐浴下逐步走向成功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勤劳、智慧、觉悟高，服从国家移民政策，乘着国家脱贫攻坚的东风，到瓜州打拼出一片天地，和“我”之间演绎了一场“阳关送别”。在岁月的磨砺中，他变得更加坦荡、直爽，也变得重情重义、慷慨大方。

        总之，《兄弟记》中，作者把思辨、感悟、世故人情、党的惠农政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投射于四兄弟和胡林生这几个人物身上，从家族内和亲情外展开对新世纪以来及至新时代甘肃乡土大地的全景式书写，以人物构成文本的叙述主线，以回乡攀谈和访友调查建构了文本的言说方式。在这部作品中，人物是时代变化的坐标，是作家回望甘肃乡土大地的窗口，成为地理意义上作家不断归乡的理由，也成为其精神意义上的情感牵引。

原刊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12月1日

        朱永明，藏族，甘肃甘南人。文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创作，评论散见《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兰州学刊》《中国民族报》《名作欣赏》等。

        王小忠，藏族，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中短篇小说集《五只羊》，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多部。小说集《五只羊》入选“202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曾获《红豆》年度文学小说奖、《莽原》年度“非虚构”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