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少年后，不知道阿布还能记得9岁那年春天的种青稞场面。那年藏历新年刚过，父亲就带着阿布一起，前往蹲在半山坡的寺院，向喇嘛请教开种日子。喇嘛的嘴里轻缓地吐出和往年一样的谚语：“昂宿上山，耕牛下河；青稞低头，镰刀跳舞。”
走出寺院，第一次跟着前来寺里的阿布阿爸：“喇嘛说的什么？没听懂。”
阿爸笑着回答：“我第一次跟着你爷爷来问喇嘛时，也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你爷爷就告诉我：昂宿星走到西边山顶上的时节，就要赶着牛到河边去种青稞；青稞穗低下头时，就到了该收割的秋天了。”
“哦，青稞下地的日子，是谁来定的？”
“应该是青稞种子进地的日子，是喇嘛根据历书、星宿运动、雪化的程度、天气的转热情况来确定，开播时，就得开犁下种。”
回到村子里，阿布看见阿爸、阿妈和村民们开始为春耕忙碌。从懵懂记得事起，阿布就觉得每年的开种青稞，是生活在河谷一带的藏族人的一件大事，是一个节日，是一场狂欢。到了喇嘛选的吉日清早，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像一只水泵，将整个村子抽空了。穿着鲜艳的人们走在村子通往河谷地带的路上，仿佛一条臃肿的彩色巨蟒，在曲折的小道上蜿蜒着，耕种的鼓点在它的腹腔内跳动；装扮一新的、选出来参加开耕仪式的牛走在最前面，那是彩色之蟒不断向终点探去的信子：耕牛的额头上贴着酥油图案，牛角根部拴着两条红色飘带，架犁的木辕正中间是不知多少根哈达绑紧后竖起的、一根看上去像皇冠一样的哈达捆，中间插着一束彩色的塑料花，这让那些牛看上去更像走在迎娶路上的新郎；牛的脊背上也披满了哈达，每两头牛都用一根粗粗的木柱子架在一起，构成我们小时候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二牛抬杠”，连牛脖子上的缰绳都是新换的，尾巴上也挂着红色的尾饰，耳朵两边垂上鲜艳的耳坠，经过装扮的牛更像是一盆盆移动在小路上的黄色炭火。
作为村里选出来，在耕种前向天地敬献切玛和青稞酒的代表，阿布和另一位年龄相同的的女孩德吉，一人捧着青稞酒壶，一人端着切玛盒（藏族人民举行重大的庆典仪式或者欢度藏历新年之时所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是一个精制的斗型木盒，中间用隔板分开，分别盛入炒麦粒和糌粑，插上青稞穗、红穗花和酥油花，象征着人寿年丰、吉祥如意，作者注）跟在牛后面。跟在阿布后面的，才是村里的大人们。这哪是一场耕种，确切地说是一场狂欢的前前奏，男人戴着各种颜色的毡帽，穿着黑色的皮靴、缀满银饰件的腰带将藏袍束了起来，女人也是穿着五颜六色的节日盛装，男人和女人们的脖子里都挂着白色的哈达。那条彩色的巨蟒顺着山坡间蜿蜒的小路往下而行，到河谷的耕地前，阿布和站在身边的德吉，给每一头耕牛喂青稞和青稞酒（哈，这些喝酒的牛），给牛的主人敬上青稞酒。村民们也拿出自己带着青稞和青稞酒，一边说着吉祥话一边给身边的人和牛敬酒。那些喝酒的牛，嘴里吐着一股股的酒气。不远处，桑烟在煨桑的仪式中悄然升起来，有人不断地往里撒树叶、青稞，桑烟越来越浓，噼里啪啦的青稞爆裂声，被村民们的敬酒声、唱歌声压了下去。
除了保证开耕的牛，其他喝多了酒的牛，开始到处乱跑，摇摇晃晃或者踉踉跄跄的样子，逗得围观的大人小孩笑了起来。
敬青稞和青稞酒的仪式结束后，男人们一字排开地站在地埂上，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左手握着青稞，一起高声吟诵吉祥祝福的话语，最后向上用力抛撒，青稞像一粒粒黄金粉屑飞舞着。他们身后，是一字排开的耕牛，如同发令枪响之前蓄势待发的运动员，一旦主人的吆喝声响起，便拖着犁铧向田地中间奔去，男主人在后面后扶着犁紧紧追逐，女主人踩着犁铧划出的沟槽，往里面撒着青稞种子。煨桑升起的烟雾仿佛一台演出过程中使用的喷雾剂，造成了一种仙境般的错觉，耕牛是这台演出中的主角，拉着犁往地中间走去，扶犁的男人在夸张的声调中吆喝着牛，邻居们在地埂边唱歌、喝酒。
第一次见到这个情景时，我确实并不知道这些人和牛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们举行的什么仪式，不知道站在地埂边的男人朝天撒的是青稞种子。那是我搭乘拉汽油的油罐车从拉萨前往尼泊尔考察西夏后裔的途中，看到雅鲁藏布江边的一幕，便让开车的雍强师傅停下来。
接着我看到了这样一幕：那些耕种的人，来回一趟后，就停了下来，到地埂边参加到喝酒者的行列中了。我忍不住拿内地的耕种效率责怪这些人，雍强立即劝告我：这不是效率问题，这是藏民族对待耕种青稞的态度。青稞时间！我在那一刹那间想到了这个词汇，这是一个民族对待他们视为第一作物的态度，是放在天地间敬重的植物。
看着那些欢快的人们，选择了唱歌、跳舞、拔河、耕地等不同娱乐方式，也有不少青年男女悄悄地走向不远处的树林。我写下了这样的诗：
种子入地，农歌从牦牛背上跳下
沿着河谷林丛间的小径
向一座花园走去
就像一首诗写好了
等待懂的人去欣赏
你们没讲出的故事被桑烟裹住
那才是我了解青稞秘密的钥匙
我下车，慢慢走下山坡，走到他们中间，走进一团好客热情的火焰里。这个民族，让一个个村落成了好客的海绵，很快将我吸进了他们的狂欢之海中，几杯青稞酒下肚后，我问那家地的主人：“是不是再过几年，拖拉机开过来，牛就不用了？”
“那怎么会？拖拉机会吵着土地的，被吵着的青稞是睡不好的孩子，我们喜欢牦牛种的青稞。”
“怎么不会？拖拉机到来是迟早的事情！你看，还有几个人骑着马放牧？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放牧的越来越多了，摩托车不也吵着牧场和牛羊？”旁边的一位发表了不同观点。
后来，我再次经过雅鲁藏布江谷地，看到那些公路边交通便利的村子，基本全是拖拉机在耕种青稞了，那些给牛喂青稞和让牛喝酒的场面，那些端着切玛和酒壶的少男少女们出场的仪式，逐渐淡去。
在一个偏僻的村子，我听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县上的科技人员到乡下，给当地藏民传授小麦种植技术并留下了足够的种子，希望能以小麦替代青稞，为的是当地人也能吃到自己种的小麦。来年，科技人员到村子里一看，村民们依然种的是青稞，根本就没种小麦。科技人员很纳闷，问原因，得到这样的反问：“上年来时，我们问你，种小麦是不是能酿酒？你们说可以，我们想，把小麦种下去，然后长那么长时间收割了再酿酒，还不如直接拿种子酿酒多划算。”
科技人员急了：“你们把小麦种子拿来酿酒了？”
“是呀。”其实，他们懂得小麦的作用，那样做，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让小麦占据了属于青稞的土地。
在雅鲁藏布江边遇到的那一幕，我以为只有那里的藏民是那样对待青稞的，后来，在祁连山西麓的青海北部地区，在横断山深处的甘孜州一带，在澜沧江边的青稞种植区，种植青稞的藏民语言和服饰不同，但对青稞的态度是一致的：青稞是上天赐予高原的厚礼！
二
和内地农区种植庄稼不同，藏区的人们挤不出很多时间给青稞，就像他们在繁忙的放牛羊、挤牛奶、织毡氇时，扔在毡房旁让牧羊犬陪着的孩子，这也是他们对青稞种子力量的信任：多冰冷的地面，多厚的雪压着，也挡不住种子的出土。
青稞种子是在寒冷中走进地下的，哆嗦着，蠕动着，温暖大地之胃，以生命的脉率搅动地下漆黑的僵硬和懒散，以成长的力量唤醒沉睡的地气。在长冬夏短的高原，相比其他作物，它们得忍受多阔大、多漫长的寒冷与漆黑，像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的：“我们活过的刹那，前后都是黑夜。”，它们在短时间内积聚多大的力量，才能让单薄的身子裹挟着冰冷顶破寒硬的地表，它们的喉道里，集聚着向烟火的人间出发的一道道集结令。冒出大地后，它们以生长的姿态，抬升着春天的身高，彰显地球上海拔最高处发芽的人间作物的身份与卓越，那一毫米、一厘米的绿，与荒凉和冰冷抗衡着，如果遇上一场雪，那种绿的漫延就会遇到更大挑战。一粒出土的青稞，就是给枯燥的大地和死寂的空气发出的挑战书，就是向天空投去关于生命与绿色的证书，也是一份向阳光和春雨发出的邀请函。它们摆脱了被冻死在地下的危险，穿过地下的黑暗隧道，向大地报到，给蓝天请安，向耕种者递交希望。
一株株青稞，每一天都在写满渴望中度过，都在改写自己身高的努力中，给寂寥的青藏送去生命的颜色和温度。每一片青稞地，就是一场小小的团体操，连接起来，就是在青、藏、川、滇、甘等地区构筑的雪域高原上，跟着阳光的指挥棒合奏出的一曲绿色大合唱，是撒在平地和河谷间的音乐，是接受太阳和月亮轮流洗浴的瓦蓝胴体，是和牛羊一起成长的捕获，是蓝色烈焰向星星飘渺去的诱饵，是在耕种者的遗忘中锻造的盛开与孤独，是在季节的耳朵之外成长的音节。
耐寒，耐旱，耐碱，耐瘠，和时间展开赛跑般的成长，让青稞简直就是一株株时间锻造的铁树，是一列列站在烈日与冰雹下的卫士，是一趟趟通往高原秋天的专列。
青稞出苗后不久，就开始呼唤妇女们准备薅头道青稞田里的草。禾苗出完后，就接着薅第二道，每一道薅草，就是她们给禾苗腾出更大生长空间。青稞在这个时候，也给一部“青稞史”留下了藏族人创作的诗句：“长在垄上的幼苗，好像织女钉织桩；分岔的禾苗，像公羊的角儿；三岔的禾苗，像三根整齐的发辫。正在薅头道的样子，像乌鸦在灰尘里翻滚；薅第二道青稞的样子，像黑牦牛在土堆上玩角枝。青稞出穗的时候，像英雄男儿把喝完酒的铜杯倒放在前面；清除野燕麦的样子，好像美女分头发。”
青稞的整个身子还没长到足够高度，就迫不及待地孕育着果实，当穗子突破叶鞘的裹护时，太阳看见的是惊艳：在雪域高原，雪只有一件白色的外套，草有青与黄两件衣裳，长大的青稞却有五种颜色，那是向天空递交的关于和时间赛跑的一份彩色的档案，当然，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青稞，是一片让大地发烫的金黄，是太阳和汗水接吻时的颜色，也是青藏的笑脸；是白天递向蓝天的宣示，也是晚上送给月亮的邀约。
青稞熟了，让它的耕种者的梦想也熟透在黎明的树枝下。这是那些出门在外的游子回归家乡的召唤，也是对怀念与乡愁的呼唤。是对要离开家乡者的友好拦截，是让亲人围着青稞跳舞、歌唱、劳作的舞台，是让劳作之歌唱到最高处的音符，也是让汗水如籽种落地一样滴向大地的再次播种。
青稞的种与收，体现了耕种者自始至终的两种态度：种是向大地埋下一份希望，收是感恩大地的回馈。在青稞舞蹈的春天，我听到了一个词汇：望卡果。在青稞沉思的秋天，我看到了围着青稞丰收时跳舞的场景，这才明白，这是那些怀揣对土地和粮食的敬重的耕种者，以跳舞的形式感激从地下窜到人小腹部位的青稞。虽然，在藏语里，对青稞只有一个简单的词“乃”来对应，但在他们的眼里，和虫草一样，青稞是有神性的植物，是上天安排到人间的使者，是应该受到敬畏的。从地下钻到地面，再到半空中摇曳着一株株修长的身子，到入场、碾打、磨成面甚至酿做酒，和一个母亲孕育、抚养孩子一样，是有时间过程的，因此，成就了藏民族对青稞的态度。
“收割青稞有讲究，左手握或抓住一大把，右手挥舞金镰刀；割完三把捆一捆，满地的麦把像鸟群；满地的麦把堆起来，好似坝上一群猪；麦把驮在牛背上，好似手铃口朝下；一对麦把扔上架，好像高空大鹏飞；麦架上的青稞哟，好似汉人叠的纸垛儿。”当达瓦将那曲古老的收割青稞的民谣唱出来时，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歌谣中唱的收割、捆扎、堆架、驮运等一系列的动作，像一条流水线上的工序，守在各自的环节上。
在藏地，我确实曾看到过那种节日般的氛围：当一株株青稞犹如脱下瓦蓝的帽子向天空或者它们的主人亮出金黄的头颅时，每一株青稞都向大地礼敬，将黄金的头冠垂向大地，那时从灌浆后就筹备给土地和耕种者的礼节，那是向阳光和雨水致敬中亮出的谦卑，每一株青稞的成长都书写着和时间的发令枪赛跑的速度。青稞耕种者们，便有了以青稞作为主角的节日：望卡果。庄稼在藏语中叫“望卡”或“兴卡”，“果”是转圈的意思，望卡果指围绕着丰收在望的庄稼转圈，然而，在整个藏区，在藏民的心里，有哪种作物能超过青稞的地位呢？他们的概念中，青稞岂止是从地里长出的？更像是上天赐予的。望卡果，其实是藏族农民跳给青稞的锅庄。最早流行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的望卡果，就像那时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崛起的吐蕃王朝的铁骑一样，跨山越水地走向一个个远方，从山南到拉萨，从林芝到昌都、阿里，让一圈一圈的望卡果跳动在收割前的青稞地头，从开镰收割前的一种简单的农事表达逐渐变成了具有赛马、射箭、唱藏戏等内容的节日。变成了收割者对青稞的隆重敬献、歌颂与祭礼。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我看到过那些抬着用麦穗编成的“丰收塔”，挥着彩旗转地头，举行煨桑、赛马、演戏、唱歌、敬酒、跳舞的场面。然而，到了青海，却很少看到盛大的“望卡果”。我参与的割青稞也是在一种寂寥、单调的氛围中进行的。那是我在青海和西藏交界的囊谦县觉拉乡的孤儿院支教的几年时间里，恰好遇到收青稞时节，周末的孩子们都去帮家里人、亲戚收青稞，一个个弱小的身子被埋在黄色的金浪里，男人们去远处的高山夏牧场放牧，收割青稞的事情多成了妇女和孩子的事情，这就让我看到了两种镰刀，大人手中挥舞的是类似电影《静静的顿河》中全村人割草时拿的那种长柄割刀，孩子们手拿的则是短柄的割刀，这也多像我在有着中国火腿之乡宣威县城里，看到一个个摊位前站立的女人们面前，根据砍割猪的不同部位而摆放着大小不同的刀。
收割青稞，意味着砍断伸向天空的那层黄金的波浪，那不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在《生如夏花》中所描述的“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而是镰刀和青稞在蓝天下碰撞的风景，是收割者脸颊的汗水和如黄金般的乳汁从青稞穗的乳房里蹦出后相遇的声音，是劳作者年年重复的辛苦和愉悦的混合，那是镰刀的银白之光和汗水如盐晶晶闪亮像两道灭火的喷剂，浇向从大地升腾出的金黄火焰，将它们拽回人间。
前去囊谦支教的那几年，我能从澜沧江边的那一垄垄青稞地，看到整个青海甚至整个藏区被青稞披上了帝王之袍，也看到青稞倒下的刹那露出白刃的镰刀发出的光芒，更能看得到自驯化到今有3500到4000年的历史长河间溅起的青铜般的浪花，也就能听得见一株株青稞高唱的归家曲。同样是割麦，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那首《孤独的割麦女》里的苏格兰女性是这样的：“在开阔的田野间收割/一边割一边独自歌唱”“！她独自把麦子割了又捆/唱出无限悲凉的歌声/屏息听吧！深广的谷地，已被歌声涨满而漫溢！”“如此迷人的歌/在沙漠中的绿荫间，抚慰过疲惫的旅客。”我在青海大地上看到收割青稞的高原女子们，没有一边割麦一边歌唱的浪漫，没有雅鲁藏布江边庆贺收割青稞的盛大场面，那些孤独得只有劳作和青稞相陪的女子，在男人远牧的日子里，带领孩子们，在蓝天下默默磨镰开刀。青稞以每年的轮回，丰富着其耕种者的口胃和生活内容，也让收割时的简单动作，像流水般没有尽头，一年又一年，在一代代高原女子的身上传递。
曾从新闻报道里读到一组数据：青海省青稞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青稞产量约占全国藏区青稞总产的20%以上。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青稞在青海的命运写照，本来，青稞是一种散文般的植物，不宜像长篇小说那样铺张，也不宜像诗歌那样讲究精致，藏民总是在一种散淡心情中去种植，不会刻意、精致地去耕作，但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随着青稞酒数量的盲目增加，青稞犹如马戏团里那些被驯化后挣钱的动物一般，种植面积也随意扩大，和牧场争夺资源，导致局部地方的生态发生微妙变化，草场退缩后的绿色减少，让本来青葱的高原露出越来越多的干黄。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遇中，青稞种植面积扩大和青稞酒厂增多，或许是农耕文明唱起了胜利的凯歌，但或许也印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话：“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三
青稞在其成长中体现着一种和时间赛跑般的快，一旦向天空献尽青铜的歌唱后，被收割的青稞却体现着高原上的慢，它们不像内地农事节奏催促下的庄稼一旦收割后得抓紧碾磙，而是像它们的高原主人一样，并不着急离开生长的田地，杆身被捆好后立在地里叫做“麦把”，努力地将那些死了也不褪色的穗子朝天而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青稞的主人们无法忍受青稞割完后倒地，他们此时有个满含敬意的词：上架。那是在地里用木头搭起一个个架子，把编好的麦把架在木架上，那是以青稞捆做键、为丰收季节定制的一架架弹奏着黄金音符的“竖琴”，弹奏者是那些劳作者，天空和大地都是听众。上架时也会有歌声对起来，扔麦把的人唱道：“编好的麦把扔上去了哦。”青稞架上架麦的人对道：“扔上来的麦把像藏马鸡飞上来了哦。”
为了防止麦架上的青稞被雨水浸湿，麦把被架成马鬃状，且要在架子的最高处插一把青稞麦把。架完后，站在架子上的人会大声念道：“田里的神仙们，别不要滞留在地上，请来到青稞架的顶上！来吃牦牛肉，来喝青稞酒。”他们搭建的青稞架，成了神仙栖居的黄金屋。
无论是收割、上架，还是后面的打青稞，高原上的人不仅仅将青稞视为自己劳动的成果，他们都会有意无意中将青稞的籽粒撒落在地上，并不去捡拾。开始，我以为那是他们在高原上养成粗狂的耕作习惯。后来，和一些老人聊天，才知道这背后有讲究：就如在我的家乡，乡民们摘果子时，要给鸟儿留点过冬的食粮一样，青稞的主人们是故意要在田间、村口、路上撒落一下青稞穗或颗粒，作为鸟雀越冬的粮食。
打青稞的环节不仅仅是一项劳动，也是诗歌流淌在汗水之河：“青稞从麦架上放下来的样子，就像清纯的泉水从闸门里放出来一样；麦场上打青稞的情景，就像英雄格萨尔激烈战斗的场面；女人们在风中扬青稞的样子，就好像水中掀起阵阵浪花一般；筛好的青稞装在皮袋里的样子，就像英雄男儿砍断了的板筒整齐无比。”以前，青稞被放在中间有孔，孔中插着木棍的石头中，用木棍去打，往往是村里的人互相帮助，今天大家到你家，明天到我家。我在村子里确实听到过她们唱的《打青稞》，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歌颂丰收的欢快之情能感受得到。青稞，在脱离母体走进谷仓的过程中，忍受着疼，带给高原人民创作的灵感和丰富的生活。后来，在高原的村寨行走，看到用连枷打青稞，用脱粒机等现代工具，让种、收、打、运等环节中的青稞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似乎丢了些什么，就像那些带着汗味与亲情的劳作场面，被德乾旺姆、阿兰等歌手搬到电视台的晚会上一样。不少朋友看完那些表演后，大呼“震撼”，便问我：“打青稞是这样的吗？”我无语了。
四
在高原上，青稞更是一种古老的流通货币，是一种其他作物交易时的参照，是丰年与歉收之年的镜子，是衡量一家人富足程度的标准，是亲情面前也不动摇的交易原则，是人性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典，这在“青稞的价格定好后，麦子和豌豆自会有价”、“阿舅是阿舅，青稞还是三斤半”、“青稞面前，所有的嘴和胃是平等的”以及“仁波切吃的青稞，和牧民的没什么两样”等民谣里，有着足够体现。
看到一个新闻消息说，青稞约于1700万年前从粗山羊草、乌拉尔图小麦以及冬小麦中分离出来。考古工作者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日喀则廓雄遗址找到了距今3200年的古青稞碳化物，那是目前青稞在雪域高原上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暂且把廓雄遗址视为青稞在中国境内的原始起点，它何尝不是伴随着那些行走在山河间的商人，成就了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何尝不是伴随征战的将士，成就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吐蕃王朝？
青稞被收获、脱粒后，像亲人归家一样被背回库房、厨房。开始新的使命。面对被抟成的糌粑，酿成的酒，我不禁赞叹起来：青稞不仅会走，会跑，甚至会飞。
在高原，青稞是实用性被扩大到极致。一次，我和玉树州文化馆馆长扎哇开玩笑说：“青稞有两个儿子。”
他立即提起兴趣：“哦？哪两个？”
“糌粑和青稞酒呀！”
“那它们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读者们，你们说谁是青稞的长子？谁是次子？还有没有第三、第四个儿子或女儿呢？
父亲扎西坐在毡房里给儿子小扎西猜谜语：“铁院子里一个卖马人，把马赶得东跑西跑。这指的是什么？”
儿子一脸愕然，不知道谜底。
扎西的头朝毡房门口转了转，嘴呶了呶，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做出了个嗅的动作。
儿子一偏头，被扑鼻而来的一股香气启发，大声地说：“炒青稞！”
我倒纳闷了，走出去一看，扎西的妻子正握着大木勺，翻搅着被烧热的铁锅里的青稞，顿时明白：牦牛粪的火苗舔热的铁锅，被形容成了一个铁院子，锅里的青稞被誉为马，炒青稞的人是卖马人，翻来覆去搅动的青稞成了跑动的马。海拔3000米以上，水的沸点只在90摄氏度以下，不足以煮熟食物。作为主食的青稞要被炒熟，为了让青稞粒里外都能同步炒熟，生青稞粒需要掺在沙子里炒，一般是猛火炒热的半锅沙子里有三分之一不到的青稞，炒青稞的人搅动铁锅中的沙子，里面的青稞粒随之来回翻滚，蹦跳起舞，逐渐散发出独有的清香，炒熟的青稞从沙子中被筛出后，晾晒后，才能被磨成面。
就像拥有牦牛与护羊犬、毡房与酥油桶一样，一台小巧的手摇石磨，是每个青稞人家的必备之物，有了它，炒熟的青稞才能改变形状，从颗粒变成面粉。在藏族人家，青稞不仅是一种植物、一种食物，而且是文化、民俗教育的载体，往往通过猜谜语和实际劳作的场面来完成这种教育。小扎西的母亲端来炒熟的青稞磨面时，也会像一代代高原上的母亲一样，不失时机的再来小扎西一个谜语：“台上羊羔在蹦跳，台下堆着茫茫大雪。”
扎西给我把奶茶缓缓倒进盛有青稞炒面的小木碗里，左手小拇指托着木碗底沿，其余四个指头握着木碗，右手五指轻轻探进木碗，顺时针方向轻轻抟动，一边问我： “下面是海子，上面是雪峰，峰上飞来五只鹰。这个应该是什么，你该猜到了吧！”这简直就是一道开卷考试的题。那一刻，我看到青稞面和奶茶的完美相遇，手指为媒，促成了高原上千百年来芬芳如初的事物：糌粑。
青稞，就这样贯穿在藏族人的家庭教育的每个环节。
糌粑让青稞开始动了起来、飞了起来。商人、使者、僧人、求学者、朝圣者，背着青稞行走在群峰与江河间，让青稞动了起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不少走出国门的藏民们，将糌粑带到了海外。听到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博士毕业的藏族博士告诉我，他在国外读书的那几年，每次出国都带着青稞面和加工成固体的奶茶块、酥油块，不久，那些国外的同学不仅没能影响到他去吃面包，反而一个个因为跟着他吃糌粑而上了瘾。不是很多人有这位博士的机缘的，很多走往海外的人，带走或带来的是亲人的牵挂与一份乡愁，到了遥远的异乡，吃不到糌粑的日子，故乡就成了一种思念；那些从遥远异乡归来的人，糌粑就成了眼前的诱人与美味的回归。军人、探子、逃犯们则使青稞飞起来，在一个个陌生地方喂养一个个焦急的胃。
写到此处，我想起在曾北京遇见的一位青海来的歌手，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漂，和他在青海大厦吃饭时，看着一桌子菜和几个外地朋友，他感慨的一句话：“外地的一桌美食，抵不上家乡的一块糌粑。”
碧绿的叶子、金黄的株杆、瓦蓝的籽粒；破土的惊呼、成长的私语、爆籽时的裂响，一旦被酿制成酒，青稞生命力度颜色与声音，古时的陶罐与皮囊也好，今天的瓶子与杯子也好，都沉于一片澄明中，以液体形状开始自己的另一场生命。在精美的藏地民谣前，我们的描述常常显得笨拙甚至会产生谬误，至少关于青稞的酿酒过程，我还是喜欢这首民谣的高度概括——
“妈妈舀来雪山泉，泉水洗手洗三遍，青稞淘沙淘三遍，无锈铁锅洗三遍，煮熟青稞粒儿晾一晾，撒上酒药窖三月，如此酿成青稞酒。”从中还是能看到面对青稞时的态度。“妈妈双手很干净，青稞粒里无泥沙，铁锅里面无锈垢，火烟里面无毒气，酒壶里面无尘灰。”这样纯天然状态下走出来的青稞酒，清透如玉，饮者的口福自是一般，但，且慢，以神性作物酿制的酒，藏族人还是有讲究的：“英雄饮酒讲明智，好汉饮酒重礼节，笨汉喝酒丢性命。请酒请酒请喝甜酒，敬神敬神敬天神，祝愿风调雨顺年景好；敬神敬神敬地神，祝愿人寿畜安事如意，敬神敬神敬山神，请神日日夜夜来保佑！”这首民谣简直就是一份有趣的酿酒说明书。
高山牧场的牧民喝，河谷农田的农民喝，本地土著居民喝，外地游客也喝。当年，在青海探测青海湖深度与河源的普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等探险家喝青稞酒御寒，诗人海子在德令哈小城喝青稞酒抵抗孤独，尤其是用生命将自己磊成一座诗歌纪念碑的昌耀，更是以那首《酿造麦酒的黄昏》，撕开了一道沉醉青海大地的醉意伤口，来到那些来到青海的真正诗人们，蘸着悲楚下酒，醉在黄昏还没来及退出的暮色里，任凭夜风赶着昆仑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的积雪走进空酒瓶，酿造出一地踉跄的诗意。我想，我是他们中的一位，和他们的区别可能在我在酒杯荡漾的眼神里，常常看到自己的孤愤被酒精点燃，一地灰烬呈现出青稞的底色。
“来，唐，羌通。”行走在青海大地尤其是果洛、玉树等地，这句话让我知道，这是邀请我喝酒的意思，“羌”是青稞酒中的低度酒，“阿拉”是烈性酒。青稞在高原上的被视为神性作物，青稞酒同样有这种待遇，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使者，也是餐桌或节假日中的快乐调剂，更让内地人想不到的是，它还是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我最初在寺院里看到当地百姓在佛像的供桌前摆有酒，很是纳闷，那些提酒而来的人告诉我，那是他们敬祭神佛的。在海拔4000以上的山地上，在氧气稀缺中的环境中生长，在风雪与暴雨及烈阳中淬炼而成，在汗水与歌舞中脱粒，再在神圣仪式中酿造而成的青稞酒，自然有资格被它们的耕种者敬奉到神的眼前。
五
青稞酒的出现，开始让山河趔趄，群峰晃荡，让一股股有灵魂的水流淌在青藏高原的历史脉络中，滋润着高原上众多民族的心灵，浇灌着高原人的心田，成就着藏地的神韵和酒意生活。
记得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很多都通过快运方式将家乡的美酒运抵学校，课余时间，做东的学兄会带几瓶，邀请三两好友悄悄走出校门，找个临街的小馆子，推杯换盏中交流着文学与各地的风土人情。相比那些盛产名酒的地区，我所在的省份产的酒实在有些拿不出手。所幸隔壁住的是来自青海省作协的秘书长邢永贵，他将青海人的喝酒与青稞酒的高度提到了班上的最高处：直接托人从酒厂定制了不少“天佑德”的青稞酒，是用装纯净水那样的塑料桶装的，半个宿舍地上全是酒桶，像挤在草场一角的一群白牦牛，静静地反刍着它们的前世青稞的味道。邢永贵老兄常常提着个塑料桶到我宿舍前，心领神会地一努嘴，一偏头，就能将我们引到小酒馆。鲁院进修的日子，简直成了我们集体热爱青稞酒的时光，用酒后的醉意与狂狷，举办着一场场仰望青稞的祭礼。加上那时中国大地上的很多城市集镇的街面上，出现诸多醒目的“天佑德”青稞酒的宣传条幅、喷绘，恍如一个个看不见的酒瓶子带着青藏的青稞香，集体游行在神州大地。进修的日子里，过成了被青稞酒泡得香软的时光。
整个青藏大地，哪个地方能说自己的青稞是最好的？那个地方能说自己所产的从青稞变身而来的糌粑是最好的？到目前，也没个标准答案。但最好的青稞酒生产地却有，那就是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
招待外地人时，当地人会善意地提醒：这酒喝起来上头，但绝对是纯粮酿造，喝了不伤胃，不喝伤感情！在诸如此类的劝酒令中，一杯杯带着青海高地酒文化的互助曲酒，就缓缓地流进宾主双方的胃里。真佩服那些明末清初来青海经商的陕西客商，一把对他们来说陌生的黑青稞，一口打上来的井水，让他们看到了从地上到地下的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玄机。谁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呢？在中国有着传统酿醋和酿酒的山西人，走进了那几个陕西商人的视野。掌握杏花村白酒的酿造工艺的山西制曲工匠，在重金和酿制一种陌生酒曲的双重诱惑下，穿过吕梁山、贺兰山、祁连山，来到威远镇酿酒作坊，引进，这也是现代青稞酒里有一种山西白酒的味道的原因。清朝到民国时期，威远镇的酿酒作坊逐渐增多，这些酒坊成了消化青藏高原上的青稞的另一个巨大的胃，一棵棵从田地里走出的青稞走进打晒场，接着走出生长的村寨被拉运到威远镇，在一座座作坊里完成固体到液体的嬗变，这种形体的改变背后，就是青稞酒的出场和亮相，青稞酒香就此从威远镇散出，沿着从村寨步出走到威远镇的方向，走进高原上的一个个村落、酒事。
1929年前后，天佑德、文合永、永胜和、义兴成等20多家酒坊，成了青稞酒的主要生产者。从远处贩运青稞来的商队和从这里往出运输青稞酒到西宁及各个州县或牧区的商队，形成了青稞酒为链条的骡子、毛驴驮运到西宁及各个县城，甚至长途贩运到牧区的风景。
一首流传在互助一带的民歌这样唱到——
黑驴儿驮着个酒来了,酒坊家挂着个望子;
立立儿看一趟你来了,灌酒是做了个样子。
(望子:悬挂在酒坊、酒铺门前直径约为70公分的圆形纸花环,作为酒坊的标志。立立儿:方言,专门。)
第一次见识青海人能喝酒是1990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所住的西宁宾馆出来，白天里看到的都市景色被巨大而深沉的夜色掩盖了，这时候的西宁更像一个集镇，繁华与喧闹全隐退进夜色的深处了，大街旁一个接一个地搭起了烧烤的简易帐篷。那时西宁和内地烤的羊肉串不一样的是，每串很大，肉很多，几乎是内地的一倍。我走进宾馆旁的一个烧烤帐篷，要了几份羊肉串，边吃边要了几瓶啤酒喝着。突然，走进了一个看起来很黑很壮实的藏族汉子，嘴里咕咕哝哝的说着藏语，大概意思可能是要吃肉，只见摆摊的给他切好一大块羊肉，热乎乎地冒着气，他还没吃就从看起来很破旧的藏袍里拿出一瓶白酒，用牙齿一咬，瓶盖就跑离了瓶体，接着，一扬脖子就喝下去了几乎一大半，委实让人吃惊，随后，他拿出自己佩带的一把藏刀，很爽气地切着肉，大块大块地吃着肉，不时地喝着酒，很快，地上摆了三个空酒瓶，看着他一个又一个地从藏袍里往出拿酒，我真不知道他那宽大的藏袍里到底装了几瓶酒。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位标悍的藏族汉子兀自喝掉了4瓶白酒，肉也吃完后，他拿着最后从袍里拿出的一瓶酒，用他那很硬气也很白的牙齿，咬下瓶盖，喝了大概有2两多，付完帐后，跌跌撞撞地走出帐篷。这时，帐篷里面的人才从观察这个藏族汉子中清醒过来。老板说，这个人一看就是从牧区里来的。这么多年来，我在内蒙古大草原还是青藏高原，是在南国的酒吧还是西部的乡下，在朋友圈里是以酒量出名的，可真还没见过这么能喝的人，我好奇地走出帐篷，跟着这个藏族汉子走了一阵，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不时还喝上几口。走着，走着，慢慢地停下了脚步，倒在一个桥头上，兀自睡去了。不知道他是果洛草原深处来的呢，还是从河曲藏区来的，藏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家，城市不过是建筑和牧区不一样而已，喝多了，他们就随地而睡，那宽大而暖和的藏袍是足以让他在睡着后能抵御高原上的风寒的。
这便是西宁，一个中国省会城市中最男性化的城市，酒香给这种男性化贴上了一个明显的标签。
除了都市酒桌上的青稞酒外，在青海东部农业区的农户人家，更是盛行以本土出产的青稞、燕麦为原料，土法酿造而成的酩酒和曲酒（酩酒是低度白酒，酒味香甜中透出特有的辣味）。以前，在东部农业区的庄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能土法自酿，用几十斤青稞就能酿造出一缸酒，成本很低，但透出一种浓郁的乡土酒味，逢年过节家中招待客人，乡邻婚嫁喜事上送礼也少不了送一“娃娃瓶”酩。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我发现青海人利用青稞研制出的青稞啤酒，更是中国酿酒史上的一个创新。
我在青海大地上行走，可以说是闻着、踩着、品着一地青稞酒香而行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高寒气候，使青海人在一杯杯青稞酒里避疫瘴、祛寒湿、活血脉、增友谊。淳朴民风使他们在接待外地来的朋友时，捧出的一杯杯升满酒杯的青稞酒，更是成了一种待客的诚意和从历史深处溢淌出的酒文化。在青海喝酒，喝的岂只是一种应酬场合的饮品？更是青稞酒香中的文化意味。
青稞酿制的酒，最大的消费者自然是青海人。而西宁作为青海的省会城市，自然是青稞酒最大消费之地。西宁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白酒消费城市。这种消费名气不仅体现在西宁或在西宁定居的青海其他地方人的酒量上，更体现在他们喝酒时独特的酒文化上，酒具的使用就是这种文化的呈现之一。听年龄大的“资深酒家”介绍，旧时青海人饮酒时对使用的酒具也颇为讲究。酒具包括酒壶和酒杯。饮用烧酒的酒壶称酒嗉子。这种酒壶的壶嘴颈部形如鸡脖子及嗉囊状，故名酒嗉子。多用黄铜制成，中间有火筒,下侧有炉膛内有炉箅,壶中注入酒后,可在火筒中放上煤火热酒。酒嗉子多为圆肚形，也有八棱形的。根据盛酒的多少,有斤嗉子(可盛约1斤酒)、七两嗉子、半斤嗉子。这种独特的酒嗉子前面呈现的是旧时西宁人的饮酒风俗，背后站着无数制作酒嗉子的无名工匠，而这些工匠以大通县东峡衙门庄和湟中县鲁沙尔镇的工匠最为有名。在青海乡下，我还见过一种无把手、有提梁的“提嗉子”，没有火筒但容量约三至四两，供一人独酌时温酒用，多用含锡合金(俗称广铁)制成，也有银制的。
在青海的酒文化中，常常会听到一个词汇：“蛋蛋”，这是一种饮用酩的、当地烧制的有黑褐色釉的圆蛋蛋陶瓷壶，被老百姓俗称为“蛋蛋”，每蛋蛋能盛酒半斤左右。酩的酒精度约为30度至40度，一般酒量的人喝完“两蛋蛋”就差不多醉得很了。因此，在西宁或青海东部地区就有“两蛋蛋就把你砸平了”的说法。除了“蛋蛋”外，盛装酩的还有形状圆如西瓜的当地烧制酒具“西瓜瓶”和高低相当于一个两三岁的小娃娃故名“娃娃瓶”的酒器，构成了青海独特的酒具。 如今，“蛋蛋”和“西瓜瓶”、 “娃娃瓶”已经退出了青海的酒席，被时下流行的玻璃、陶瓷等酒具代替了。
饮酒自然就衍生出酒歌或酒仪，青海大地上的蒙古族、汉族、藏族、土族、哈萨克族多是善饮者，少数民族酒文化中灿烂而丰富的酒歌更是青海的另一种声音：酒桌上，酒歌响起时，客人们在一支支纯正而嘹亮的酒歌中，饮下一杯杯青稞酒。土族的《唐德格玛》、藏族的《敬酒歌》、蒙古族的《祝酒歌》等成了各自民族的经典酒歌。一杯杯青稞美酒、一支支酒桌上飞扬的酒歌、一场场带着酒香的宴席、一个个酒瓶旁踉跄的步伐，构成了青海酒事的丰富内涵和情趣。
原刊于《青海湖》2021年第9期
唐荣尧，诗人、编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散文学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著有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非虚构专著《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帝国传奇》《王族的背影》；人文地理专著《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大河远上》《贺兰山》《青海湖》《小镇》等；新史学专著《西夏史》《中国回族》等。曾受邀担任《中国国家地理》《国家人文地理》《环球人文地理》《中华遗产》等大型人文地理杂志主笔，刊发大量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文地理类文章;受邀担任2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回族》总撰稿，央视大型记录故事片《神秘的西夏》《六盘山》《贺兰山》总撰稿、总编剧、文字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