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唤醒黄河，有很多种方式，兰州城郊的黄河水是被桃花叫醒的，河套一带的黄河水会被炸药引爆后以“开凌”的方式叫醒，晋陕大峡谷一带是被开船后的信天游叫醒的，郑州一带的黄河，或许是被白玉兰绽放时的声音唤醒。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河源的水一定是冰雪融化时的滴答声叫醒的。在我的认知中，黄河源头的水，是被一阵阵读书声叫醒的。

        沿着传统的青康公路、今天从西宁到玉树的“共玉高速”公路而行，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城东郊的黄河沿时，“黄河源”的指示牌，似乎告诉至此的你：黄河的源头地区在玛多县境内。

        让我带着你，沿着“共玉高速”公路继续向南而行，到达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长江边（此段叫通天河），逆江而上进入曲麻莱县境内，看到“黄河源第一小学”时，对黄河源头的所在地就会有新的认识。

        漫长的冬天里，那些因为气候严寒、大雪封帐而无法读书的高原孩子们，只能冬眠似蛰居在各自家中的毡房里。高原上是没春天的，夏日的阳光照在巴颜喀拉山上时，冰雪开始融化，这些孩子像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被父母用牦牛或摩托车送到距离黄河源冰川2公里处的“黄河源第一小学”，看着孩子们走进4排12间的土木结构的教室里，再望一眼大门口的弧形铁架子上的“黄河源第一小学”的字样，才放心地离开这里，继续回到自己的牧场去放牧。按照现代中国的小学评估，这所学校实在是不能达标的，中国的教育制度规定的小学春秋两季开学与放学时间，在这里显然是失效的。年平均气温零下3℃、最冷时达到零下40℃的天气、虫草收获季节全民挖虫草的习俗让孩子们回到牧场去挖虫草、对现代教育的认知等原因，让这里的孩子春季开学晚、冬季放学早。

        开学季节，黄河源一带的孩子们，像一条条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被父母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不等的地方送到“黄河源第一小学”。孩子们的读书声，就是唤醒黄河源冰川的一座闹钟，第一滴水从冰川中渗出，滴在地上的声音，是高原和江河一起复苏的呵欠。而高原上升起的朝阳是一名称职的翻译，把冰川即将醒来时的声音译成了水滴落在大地上的歌唱，那是黄河的初啼，是一部黄河之书的最初序章；高原上悬泄下来的月光，照着这片地球上零污染的地方，冰川仿佛一个倒立的白色大烟囱，每条从冰川里流出的溪流，就是倒着走出的一道炊烟，袅袅娜娜地贴着大地向远方走去。

        “黄河源第一小学”距离距曲麻莱县城近300公里，我去的那时，全校每年能保持的学生人数也就30人左右，这里距离繁华很远，但距离河源很近，是黄河源头最先闻听到人类呼吸与声音的地方，坐在4800米的海拔上，是海拔最高的寄宿学校，既是离黄河入海口最远的学校，也是离天、离太阳最近的学校。我第一次去时，从50公里外的乡政府驻地到这里，坐着挤满乘客的“高原神车”五菱汽车，走了3天才到没有电和通信设施的这所“世外校园”。在我心里，“黄河源第一小学”体现着教育的高度和难度。我来到这里，除了自己选定的寻找黄河源头、考察河源的生态与教育情况等自定的作业外，还替著名诗人余光中来看黄河，替那位“黄河的奶水没饮过一滴”、血系中却“有一条黄河的支系”的诗人印证他说的“黄河断流，就等于中国断奶。”

        提及黄河，我们很敬重它对中华文明的哺育之功，但这种文明视野常常是体现在中下游流域里中原文明的直径，雪域高原产生的文明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半径却是长期被忽略、遮蔽的，“黄河源第一小学”是最接近黄河源头的学校，是高原孩子接受现代文明的奶瓶，它的存在才是保证一条文明之河不断奶、不断流的象征。来到黄河源，我还想替余光中先生完成一件事。先生在他的《当我死时》这首诗歌中这样写道：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一个连黄河都没来过的人，却想葬在长江和黄河之间，除了诗人，这世界上还谁能有如此壮阔的念想？诗人并不知道，曲麻莱县，恰恰就是黄河源和长江源之地，这里，该是先生理想的精神之冢、诗歌之冢，也是他的灵魂长眠之床；是黄河走出源头后的第一处晾晒湿漉漉衣装的高台，是寻孕育黄河文化的最初的子宫，是巴颜喀拉山抖落积雪后第一个站姿，是走进岩画的牛羊献给黄河的第一道人文之光，是大河神话的发祥地。曲麻莱，请允许我替诗人找寻一片草地，作为诗人灵魂栖居之床，请允许我替诗人迎请一片落雪，作为诗人长眠时御寒防晒的被子，让诗人的双手，在这里弹奏起黄河与长江的两管滔滔音乐；诗人，请允许我替曲麻莱邀请你，作为黄河之书的第一位读者，端坐在白云之上，请允许我替曲麻莱邀请你，为她代言大河的童年时光发布者，听那汩汩细响叙说初唱的纯音。

        在“黄河源第一小学”，我看到的景象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没有正规的课桌和桌椅。夏日飞雪是常态却没有取暖设施，墙皮像生锈的铁皮上逐年剥落的锈片，窗户上的铁丝网因生锈而变黄，像是横竖构成的黄金线条。老师和孩子们的宿舍里，几个土墩上铺着一个木板床，我仿佛看见从江源湿地上窜出的冷气，越过床板直接浸入孩子们晚上盖着的三层被子。从一年级开始，学生数量一直呈现出金字塔状，年级越高，学生数就越少，很多孩子到2年级、3年级后，不是家里回去放牧，就是进寺院当喇嘛去了。唉，孩子在教育和宗教前，都是稀缺资源。悬在大门口的铁架上的字、院子里的国旗和几个坚守的老师，是一条浩荡之河在童年时期聆听到的教育之声。

        无论是文措、尕松求仲等老师，还是扎西、文姆等学生，大家都喜欢在课余时间走出校园，去河源的草地上散步、玩游戏，看不远处吃草的牦牛，看更远处的雪山，看河流像一条细铁丝那样从雪山的肚脐处缓缓钻出来。学校连院墙都没有，不远处却横着一道铁丝网，让我以为那是老师为了防止动物进入校园伤害孩子们而拉起的一道铁丝院墙，没想到，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了意外而正确的答案：“那是为了防止游客走进河源，污染了源头的那道圣洁之水。”

        距离校园最近、也是距离黄河源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周围50公里内唯一的一户人家，女主人才仁卓玛每天早晨都会背着用黄色哈达悉心装饰的水桶，走到从自家毡房前流过的的小河边，这条河叫玛曲，是黄河的童年，也是黄河的乳名；取水之前，那个自然的、向不远处的约古列宗双掌合适礼敬的动作，像露水会准时挂在黎明的枝头，像星辰在女主人早起时退出天空一样自然地出现。每次，她的丈夫去300公里外的县城给她买来新衣服，她也要拿到源头去祭一下才穿。

        才仁卓玛的忧愁日益增加，从家里到玛曲要走不近的一段路，背水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路途远点不怕，可怕的是河水越来越小，像是从牦牛的腿变成了牦牛的毛一样了，在河源却缺水的困扰一直在这家牧人和“黄河源第一小学”的师生中间都存在。站在那条牦牛尾巴般的水边，我看见它将草和大地染得湿淋淋的功能正在退化，此岸和彼岸之间，仅仅剩下一个牛蹄的距离。

        那道铁丝网，究竟隔是什么呢？文措老师告诉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看到喷有诸如“大型黄河生态考察”之类的字样的大排量越野车，像误入草场的野牦牛群一样开过来，也能看到从万里之外花上几万元钱到这里后却只拿出随车带的几本书或几件衣服捐赠的“公益事业者”，更能看到在车体或衣服上写有各种环保身份的字样者，他们在各种媒体或个人社交圈内发表着自己的“善举”和到黄河源上的“环保行为”，上演着人世间另一种版本的“黄河故事”。很少有人注意埋在地上的那块“国家地理标志”，那是三江源头国家考察队于2008年就设立的。全球变暖，不仅让黄河源的冰川面积萎缩、雪线抬升、雪豹遁迹、羚羊撤离、棕熊消失，出水口距离那块地理标志牌逐年变远，它像一头哑声的藏獒不断发出警告，却基本没有听众。如果诗人余光中看到这种情形，不知会不会还能听得见一管永生的音乐在这里奏鸣，

         “国家地理标志”设立后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才仁卓玛家的草场划进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这意味着她家的牛羊不能像它们的先辈们在这片草场吃草了，他们家秉承了千年的生活方式要彻底改变了。雪山还是那座雪山，河流却不再是那条河流；草地还是那片草地，但生活却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就像才仁卓玛家的煤油灯和马被电灯和车取代一样，就像她男人喝惯了的青稞酒被啤酒代替一样。

        河源的这片地方，藏语叫约古宗列，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才仁卓玛，藏语中是长寿的仙女。草场恢复让让约古列宗一带种植的青稞退走了，烧开水也用电器替代了传统的铁锅，医疗条件的改善，让人的寿命在延续的同时也注重让河源的生命也能延续。才仁卓玛家，不仅仅成了一户河源地区的人家，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3042 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中的一个，他们的牧民身份也变成了生态管护员，每天都会在源头的草原上巡逻、捡垃圾，再把垃圾投放到回收点，由乡镇政府定期安排垃圾转运车，送往县城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是游客带来的，捡拾并拉运垃圾的成本，远比那些游客在曲麻莱加油、住宿、吃饭花的钱多得多。“黄河源第一小学”的一个老师悄悄问我：“难道政府还不如我们这些牧民会算账吗？”我显然给不了他理想的答案。

        一切都在变，雪线的海拔数字在变，“黄河源第一小学”的寄宿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逐渐被麻多乡政府旁出现小学取代的。才仁卓玛的大女儿森吉拉姆就是在麻多乡小学完成的小学教育，然后在县城读完初中、高中。 

二

        黄河是有门槛的，黄河源的门槛更高，这让内地人或外国人抵达这里，也就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即便是余光中先生，身为中国人却不能亲眼目睹到他“血系支流”的黄河，即便是生活在黄河边的人，也不是谁都能抵达这里，即便是时下便利的交通条件下，高海拔与路途遥远更是将很多怀揣黄河梦的人挡在了抵达河源的路上，即便是闻名中外的那些优秀的探险家，也是如此。

        时隔百年之久，我抵达河源要比普热瓦尔斯基要幸运得多。尽管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的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还是没想到，他在接近河源时，5月中旬的气温竟然这么低！令他懊恼的是，那个从西宁招募到的向导，虽然能说汉语和藏语、蒙古语，过了青海湖后，嘴巴上好像被贴上了封条，很少再说话，兀自骑着马走在前面，像一尊马背上移动着的塑像，给这个由15名俄国军人、探险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构成的探险队带路。普热瓦尔斯基是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派的考察队队长，他负有将沿途地名记下来的责任，踏进鄂墩塔拉草原后，普热瓦尔斯基问起经过地方的地名，那个向导一直摇头，普洱瓦尔斯基不知道向导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不告诉他答案。

        面对大致都相似的地貌，普热瓦尔斯基失去了前几次中亚考察途中对一些地方命名的兴趣，在他的日记里，少有的出现了地名记录的空白。那一天黄昏，考察队在离鄂墩塔拉峡谷出口不远的地方支起帐篷，不远处的几条小河里，浮动着密集的鱼群，考察队员们忍不住兴奋，有的拿出随身带的渔网，有的直接跳进河里抓鱼。那些捞上来鱼还在岸边扑棱着乱跳，队员们还没来得及收拾，普热瓦尔斯基就看到了惊奇的一幕：成群的藏鸥和鹰、秃鹫、雕从不同地方飞来，藏鸥敏捷地叼起考察队捞到岸上的鱼，得意洋洋地飞到半空，然而，大多数嘴里叼着鱼的藏鸥还没从幸福中回过味来，就被尾随而至的鹰和雕们猛地窜过来，在半空中上演从藏鸥嘴里抢鱼的精彩片断；被抢走鱼后，藏鸥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再次冲向地面叼鱼，却再次遭遇被抢，完全扮演了一个鱼的提供者角色；仿佛受感染似的，水边的高原秋鸭也赶过来参加抢鱼吃的游戏，远处山岗上棕熊也似乎闻着鱼味了，慢慢向这边移动，怯于考察队员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流着口水，盯着岸边跳着的鱼。鱼成了调动高原上从空中到地上的各种力量的指挥员。

        普热瓦尔斯基没有沉醉于观赏眼前的“群禽抢鱼”游戏，他默默离开考古队员，看见自己的身影在夕阳映照下移动在地上。他右手拿着那架沙皇太子专送给他的铝质单筒望远镜，缓慢地朝不远处的那座山丘顶部走去，他想看看远处还有什么能为下一步的行动提供线索。山顶上的视野开阔多了，透过望远镜的镜筒里，普热瓦尔斯基看到了两条较大的河流，闪着银色的光，向一面大湖汇去，那两条河流的起点处，会不会就是自己这一次来要寻找的黄河源头呢？暮色渐至，远处的河流像渐渐失去光芒的银器，更远处的雪山，似乎向他发出了一份神秘的暗示或邀请。

        第二天一大早，普热瓦尔斯基就让其他队员原地待命，自己带了两名哥萨克士兵和向导，准备了3天的食物，骑着马朝昨天看到的那面湖走去。望远镜里看着不远，但他们骑马走了一天也没赶到，一则是海拔高造成氧气稀薄，马无法快行，二则是他们中途射杀了3只藏熊，并制作了标本，耗去了不少时间。第三天早上醒来，普热瓦尔斯基发现，后半夜突然降临的一场暴雪，把帐篷几乎埋住了。使劲掀开帐篷的帘门后，普热瓦尔斯基看到帐篷外站立的马，四肢全陷在积雪中，马将头努力地朝上伸着，冻得直打哆嗦。如果他们再迟点起来，这几匹马恐怕就得冻死在雪地里了。放眼望去，哪里还能看的见前天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湖和山，它们仿佛被变了魔术般的消失了，他的眼前全是白茫茫一片。积雪让普热瓦尔斯既看不见前面的路，也找不见昨天来时的路。长时间盯着积雪地面辨认路，让他们的眼睛很快就红肿起来且泪流不止，那位向导却很有经验地拿出马鬃做的防雪眼罩戴在眼眶上。

        普热瓦尔斯基问向导，那面大湖叫什么名字？向导摇了摇头。普热瓦尔斯基不知道，自己带的这个团队一路捕杀动物做标本，让从小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向导开始反感。普热瓦尔斯基在后来交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称，那两条从远处流来的河，是黄河的河源。

        事实证明，普热瓦尔斯基“发现”的那两条河，还不是真正的河源。自大的俄国探险家认为他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河源探险者，普热瓦尔斯基并不知道，比他早604年，就有一支中国探险队就来到这里，后者比普热瓦尔斯基走得更远、更接近河源。那是公元1280年4月的一天，大元帝国的招讨使都实和他的随从阔阔书等人，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从大都出发，一路行至银川，把银川视为大河探源的起点，逆黄河而上。经过4个月的跋涉，这支探险队抵达今天的星宿海，也就是普洱瓦尔斯基的帐篷和马差点被雪埋住的地方，都实带领他的探险队继续向西行进，绘制了一幅河源一带的地图。站在草色渐绿的高原上，都实指着融化的雪水充实起来的一条条河源支流，告诉阔阔书：“当年张骞受命出使西域，除了探寻通往西域之路、联合西域各国抵御匈奴外，还有探寻黄河源头的任务，他认为发源于昆仑山的河流经过罗布后，潜入地下然后流向中原，矫正了《尚书 禹贡》中认为黄河之源在我们这次逆河而上经过的积石山，武帝刘彻根据张骞的报告，提出‘案古图书，河出昆仑’；现在看来，《尚书》的记述和张骞的说法都不对，当地人称这里为火火敦淖尔，河源应该在这里。”

        都实前往星宿海考察35年后，翰林学士潘昂霄据阔阔书的讲述，把都实一行的考察经过编撰进《河源志》，这是中国现存有关河源勘察的第一份报告，认定黄河的河源在都实看到的那片“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七八里，且泥淖溺，不胜入迹，弗可逼视，履高山下瞰，灿若星列”的地区，一面面小湖犹如天上的星宿构成的海，当地人所称的“火敦淖尔”，就是指像星宿一样的海，星宿海因此得名。

        在普热瓦尔斯基进入星宿海前102年，还有一支中国的黄河源探险队来到这里，将河源探寻的脚步继续往接近河源的地方延伸。具体的时间是公元1782年的夏天，这支探险队的领队是乾隆皇帝亲自任命的阿弥达，探险队的全体队员穿越星宿海后继续逆河而上。阿弥达看到远处的坡地上，泉水潺潺涌出，沿滩地汇成宽不过两米的小溪，由西南向东北流去，沿途又接纳众多的泉水，汇成一条水清见底的大溪流，溪流两岸鲜花盛开，远处的牦牛悠闲地承袭着它们的祖先千百年来生活于斯的生活。藏族向导告诉阿弥达：藏族人把这里称为卡日曲，意思是指红铜色的河；蒙古牧民称为阿勒坦郭勒，意为金色的河流。阿弥达带领探险队继续向河源走去，没想到，他遭遇了和普热瓦尔斯基一样的命运：突然降临的一场暴雪，让本就沼泽遍布的高原变成了一片辽阔的白色画布，天地陷入一片白色的死寂中，考察队只能望着眼前白茫茫的世界兴叹，他们再也无法前行了，阿弥达便把这里认定为黄河之源。

        阿弥达带领的探险队离开了卡日曲，将探险结果留在文献中；普热瓦尔斯基带领的探险家离开了星宿海，他的报告让俄国人或知道他探险成果的西方人，笃信黄河之源是在火墩淖尔。

        阿弥达抵达卡日曲170年后，1952年8月2日，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勘探队，60多名队员们在项立志、董在华的带领下向黄河源进发，他们工作的并不是探源，是为黄河下游堤防工程的全面建设和策划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担负着规划工程线路的实质性查勘的任务。

        阿弥达当年看到的那股从卡日曲流出的河水，穿过100余公里的峡谷，在巴颜喀拉山下与约古宗列曲汇合。项立志带领队员们从约古宗列曲出发，逆行勘测了河源地区和通天河支流色吾曲入口处，通过走访当地藏族群众，勘察组界定北纬35°00ˊ28〞和东经95°54ˊ44〞的坐标点为黄河源头，也就是海拔4500米的雅拉达泽山下一处草地上，三眼泉水流进三条小溪处，是中国人第一次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确定的黄河源头，由于这个结果和前人的调查不符合，改写了长期在国人心中形成的河源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但这个观点很快流传并一度被写进教科书，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确认约古宗列曲（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一处叫玛曲曲果的地方树立了黄河源标志。

        项立志和队员的河源之行后7年的一天，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的谈英武接到一纸调令，上面清楚地写到：让他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勘察设计一队第一大组副组长，率队前往河源地区，勘测南水北调西线引水线路。第二年8月的一天，25岁的谈英武带了4名测量员和一个炊事员，在成都军区某部派的一位副排长和4名战士的保护下，乘坐一辆嘎斯车从四川省石渠县出发，经过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前往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

        在玛多县城玛查里镇，谈英武雇佣了12匹马、5头牦牛和2名藏民向导，离开县城时，他看到海拔表上清楚地显示出这里的海拔：4251米。他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下了出发日期：1960年8月20日。离开县城，沿着黄河往西而行，海拔逐渐升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几天艰难的行走后，他们离开玛多县进入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麻莱县麻多乡境内，那是当时黄河源地区唯一的“生产队”，在那里住宿一夜后，接着继续他们的河源之行，最后抵达雅拉达泽山下那块幽静的盆地，谈英武认定他们已经到了8年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确定的河源地约古宗列曲。

        1978年6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曾再次派出南水北调西线考察队，其主要任务是考察从通天河穿越巴颜喀拉山引水到黄河的可能性，确认黄河源头是他们的“另一份作业“。时隔近30年后，当年参与考察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尤联元研究员在接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采访时如是而言：“这次考察对黄河源头的确认是一个关键的任务，我们当时也想把黄河源头弄清楚，到底哪条是黄河正源，是到了弄清楚的时候了。”尤联元随考察队到鄂陵湖、扎陵湖后，测量出了两个湖的深度。在玛曲曲果，他们看到26年前，项立志等人立下的、汉藏两种文字刻写的“黄河源”木牌依然立在那里，在那样荒野的地方，立着的不止是一块木牌，是中国人探究大河之源的精神之碑。

        测量完约古宗列曲的河宽、水量和河的长度后，尤联元带人专门前往卡日曲，进行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的对比测量，经过详实调查后，考察队认定黄河不是一个源头，而是分南北二源，分别起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下的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就像耸立在4600米至4800米之间一对高耸的乳房，千百万年不停地挤出乳汁，开启了流程万里的黄河童年；它们也是黄河童年时期的两个家。这两条乳线，在当年让普热瓦尔斯基却步的星宿海以西16公里处合汇，形成了黄河源头的一条主河，藏人称之“玛曲”。

        尤联元所在的考察队在河源进行考察时，由青海省政府出面联系青海省军区、青海省测绘局、青海省民族学院等单位，邀请国家测绘总局、中科院地理所、解放军总参测绘局、新华社等单位，组成了另一支考察队，也向河源进发进行考察，考察结果由青海省政府对外发布，确定卡日曲为黄河源头，刊发在1979年5月的《人民画报》上。这篇文章被著名的地质学家杨联康看到后，他对这个结果心生质疑，决定对黄河进行徒步考察，以民间考察的方式确定河源。1981年7月19日，杨联康抵达黄河源地区考察后，提出卡日曲支流拉郎情曲应为黄河源头，此举拉开了中国民间考察河源的序幕。1982年11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河源头考察文集》，3个月后，新华社以该书为资料来源，对外发布黄河源在卡日曲的消息，这是中国第一次经过权威媒体发布黄河源头的确认地点，也引发了1983年的《光明日报》和《人民黄河》杂志为两大阵营的河源之争高潮，出现了黄河源有多源说、卡日曲之源说和约古宗列曲之源说等三种声音。

        1985年7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再次派出南水北调勘察队，这次考察成果结合了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并尊重当地藏民的习俗，上报水利水电部，确认卡日曲为约古宗列曲（玛曲）支流，玛曲为黄河正源。并于7月4日在约古宗列曲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竖立了河源标志，上面是当时78岁的原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先生题写的“黄河源”三字。1999年，国家水利部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在北纬35°01ˊ15〞和东经95°59ˊ24〞处的玛曲曲果共同竖立了黄河源头碑。

        国际上最常用的河源确定标准是“河源唯远”，2004年，刘少创先生按照这一原则，确定北纬34°29ˊ37〞和东经96°20ˊ23〞交界的那扎陇查河为河源区，这是继杨联康后又一个以个人名义发布源头区者。2008年，香港探险家黄效文在那扎陇查河上北纬34°29ˊ31〞和东经96°20ˊ24〞交界处，测定并宣布为河源区。

        德国著名的"新传记派"著名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尼罗河的传奇》一书中，谈到探寻尼罗河源头的那些探险家时如此盛赞：“发现者的不朽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地图上，但只隐蔽在某一个角落，而不是树立在某个地方。山脉、江河、湖泊和源头上没有铭刻他们辉煌的名字。”上述我所列举的、中国的黄河探源者们，连在地图上都没保留名字，但我想，他们的名字已经刻在了河源的记忆里。

        黄河源头之争，似乎还没到划句号的时候。

三

        告别“黄河源第一小学”和才仁卓玛家后，看着白银般的积雪在群峰上沉默，看着细如藏族女孩发辫的涓涓溪水，我转过身，放弃了逆着那条细流而上的想法，放弃寻找大河的第一滴出水之地，那是探险家们的事情，一个作家该做的，是顺着玛曲的流向，替一条大河寻找它的童年史。

        玛曲和卡日曲汇合后，那条逐渐有了河之型的水，像一个领到出生证的孩子，地图上对它的标注已经显示为“黄河”。携带着无数细细之流的黄河流出麻多乡时，一头扎进一面湖水，后者像个巨大的集纳盒，归纳、整理从远处流来的条条细流，更像是一个大会场，邀约而来的这些细流像是赴会的代表，齐聚这里。

        这面湖水，就是扎陵湖。

        当年，普热瓦尔斯基带领他的探险队来到这里时，滞留了10多天，测量出了扎陵湖和其东边的鄂陵湖海拔和周长，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当地藏民的警觉与反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探险队雇佣的哥萨克士兵打死了40名当地藏民。普热瓦尔斯基称他们“用武器赢得科学描述这些湖泊的可能性”，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行程中，一路上喜欢以自己的思维命名地方的普热瓦尔斯基，将这两个湖命名为“探险队湖”和“俄罗斯人湖”。

        在地图上，扎陵湖看起来像是一个头朝黄河源、肥胖且显得有些笨拙的小狗，这条小狗的头部在曲麻莱县境内，身子却在玛多县境内。那张开的小嘴，恰好就接住了从约古列宗方向来的两条大支流；那碧蓝阔大的肚子，就是扎陵湖的湖面。

        从扎陵湖流出的水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一群犯人，一离开狱门后就迫不及待地走乱队形，沿着各自的路慌乱而去，穿过一条长约20公里、宽300多米的峡谷，流进了东面的一面大湖时，这就是鄂陵湖。鄂陵湖像一个背对扎陵湖的、仰天观星的小狗。

        措日尕则是位于鄂陵湖和扎陵湖之间的一片草原。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自拉萨赶至这里，随行人员搭建起来一座座牧帐，被随文成公主一路而来的汉族书记员记录为“柏海行馆”。在后人的传说中，江夏王李道宗代表唐王，在这里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主持了一场浪漫的婚礼，而松赞干布也以女婿身份拜谢李道宗。传说是美丽的，能透过1300多年的时光，让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时藏地最高领袖的婚礼，平日寂静的措日尕则草原，那天陷入巨大的欣喜和狂欢中，蓝天下的舞蹈和赞歌，夜晚中的酥油灯火通明，漫天星光见证了一段跨越文明、跨国度、跨种族、跨年龄的婚姻，记录了两大王朝经由一个内地女子纤纤细手的连接，数百年的厮杀和征战顿时哑声，长期的敌视化为鄂陵湖水般的晶洁。那一幕过后，措日尕则草原像个年长的阿妈，左手鄂陵湖、右手扎陵湖，牵着一对盛满彼时记忆的孩子，长久地矗立在高原深处，达措日尕则的佛塔和长达数十米刻着“奄嘛尼叭咪哞”的六字真言经墙、寺周挂满经幡，似乎在帮着达措日尕则草原补充着那些记忆中被淡化的细节。

        那时，英俊威猛的吐蕃之王站在湖声之侧，迎娶来自大唐帝国的公主，新娘带给他的不仅是此后贯穿一生的幸福和甜蜜，更是公元 7世纪大唐王朝和吐蕃王朝间蜜月般的和平时光。两面湖水是镶嵌在古老的唐蕃古道上的白银镜面，映照着那场诞生在海拔4294 米的爱情。高原上的风吹过，在鄂陵湖和扎陵湖的湖面上泛起涟漪，蝴蝶效应般地掀起了公元7 世纪时期的历史波浪，一双大唐的绣鞋和一双雪域藏靴相遇，一列大唐的车队和吐蕃的马队相遇，一个叫文成的公主和一个叫松赞的王子相遇。湖水边，一点红唇轻轻启动，命运牵领出最高处的爱情祭坛，传递去了唐朝政府的意愿；一幅青稞酒香染红的笑容来到这里，然后又继续向雪域高原深入走去，点燃了一盏和平之灯，消弭战争与误解的灯光，闪耀在一片巨大云雾之中，笑容与爱情、皮袍与丝绸、茶叶与松绿石、唐卡与植物种子在这里交融，融合成了一部关于爱情与和平的盛典，主角的名字叫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他们在湖水边合栽下了一株恩泽雪域的树苗，闪耀着银质的光芒，从此，那棵和平之树根深叶茂，安详的经幡飘荡在鄂陵湖、扎陵湖辉煌的神祗之下，风中的颂词一直书写到现在。

        扎陵湖东侧，有一个相对高度200-300米的山丘，这就是巴颜郎玛山，我掏出海拔表一看，这里的海拔是4620米，抬头望去，山头上矗立着一座碑身如牛头，碑质如犄角矗立的铜碑，上面刻着的字显示，铜碑立于1984年，前来这里的游客大多习惯称呼这座山为牛头山，称碑为牛头碑。碑身上刻镌着胡耀邦和十世班禅分别用汉文和藏文题写的“黄河源头”四个大字，旅行者大多将来到这里合影留念为到黄河源一游，其实，这里到黄河真正的源头还有200多公里非常难走的路。

        在地图上仔细看，我觉得鄂陵湖又像一头把屁股对着约古列宗的小象，从扎陵湖流来的九条小河，像是一张神奇的弓射出的九支箭，齐齐落进鄂陵湖里；九条小河也像一个巨大的扫帚张开后，帚稍分成九瓣。箭头也好，帚稍也好，进入鄂陵湖后，撑开了这头小象的胃和身骨，绘制出了那头小象的轮廓，让黄河源来的水，在这头小象的肠胃里穿越、蜿蜒、对话，最后将力量集聚在小象的鼻孔里，小象的鼻子抬起，朝着东北方向猛力一挥：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小象吐水画面。从地图上看，接住小象鼻孔之水的，是一头低着头、张着嘴向西行走的马，马的头部突然伸出一个角，角尖部和小象鼻尖完成了一个空中之吻。

        告别鄂陵湖往东行走17公里处，我遇见一头18米高的人造“怪兽”横卧在黄河干流上，日夜发出轰鸣声。读者朋友，千万别以为那是与奥特曼交手的水上怪兽格拉斯，那是1998年4月8日破土动工、投资总额近8000万元的黄河上第一座水电站，撑开一个巨大的胃，装盛了24亿立方米的黄河水。后来，我曾因写一部关于黄河的《大河远上》，选择了对黄河很多地段徒步的方式，长河孤旅后走才发现，那些拦腰斩断黄河的大坝，貌似是人类对水征服取胜的证据，就像鄂陵湖东边的这座水电站，它的出现结束了玛多县城和黑河乡、扎陵湖乡的机关及部分牧民靠着柴油机发电、家用太阳能照明及蜡烛、煤油灯构成的生活。然而，它也像一把绳索，勒住了黄河的童年，尤其是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设施普及后，当地百姓的用电不再依靠水电站了，拆除这座水电站的呼声越来越高，它完整地上演了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身需求上的一道轮回。当人类利用风能、太阳能、核能发电的水平足以替代水能发电时，水利发电所依靠的大坝失去功能时，想必就是大河解除束缚的时日，大坝这种人类面对大河而进行的、伟大的失败就终结了其使命。

        那匹流水勾勒出的、岩画线条般的野马尾巴末梢位置上，是黄河流入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第一个乡：扎陵湖乡政府所在地。

        我走访的上年纪牧民中，回忆起这里的草场变化时没有一个不感叹其日益恶化的环境。一直在扎陵湖边上放牧的老牧民扎西，望着碧波粼粼的湖面告诉我：25年前，这里的牧草长得足够一尺来高，扎陵湖周围草场上放养牛羊的牧户有四五十户。而现在，牧草又少又低，牛羊根本就吃不饱，原来的牧户们多数都走了，只有他和其他5户牧民还在支撑着。 

        在扎陵湖乡，我知道了一个和内地行政单元不一样的组织：牧业社，社里的牧民大多有几百头牛羊和近200亩草场。在以前，这是一个足以让社里的牧民生活富足而悠闲的资源。然而，由于草场的沙化，重要的是大批内地游客开着大排量的越野车前往湖区来参观，这些游客不知道，在海拔4500以上的地区，一辆大排量的越野车碾过，车辙和废气足以让本已脆弱的高原生态遭到重创，一些车辙过后，被压伤的青草需要一到二年的恢复，那些脆弱的植被还没恢复，另一辆车便会随着另一批游客的欢笑碾过，久而久之，昔日草场丰美的鄂陵湖和扎陵湖区，在夏秋季节变成了外地游客的临时停车场。扎陵湖乡牧业社第四社的支部书记卡多曾经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组数字：全社390万亩草场中，95%以上已严重退化、沙化，牲畜基本无草可食。望着日益裸露的草场，牧民们只好过起了“乞牧”生活，翻越布尔汗布达山和昆仑山，前往青海海西州的都兰县、格尔木市等临近市、县境内的牧区，遇上天旱少雨的年份，有的牧民甚至到青海、四川、西藏三省区的交界地带“乞牧”，这不仅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艰难，还常常和前往的牧区牧民发生冲突。最严重的年景，牧业社46户牧民中曾有30多户有过别离家园外出“乞牧”的经历。这些远走他乡的牧户大多数连续几年不见踪影，其中毫无音讯时间最长的有6年之久！他们或许不知道，随着环境的恶化和大批内地每年递增的游客开着车来到牧区，在整个藏地大牧区，又有哪片牧场不是面积萎弱下降呢？

        我常常像惦念一个远方的朋友一样，但又无力去看望他，只好盯着他居住的地方默默祝福。距离上次去扎陵湖乡已经10多年了，在国家生态恢复政策下，不知那里的草场是否回到了当初的、应该的样貌？ 

        那年，告别扎陵湖时，望着我常年背着的行囊，望着那些呼啸而来匆匆拍个“到此一游”照片的游客，望着迁徙而去或驻地留守的牧民忧伤而无奈的身影，我在此呼吁：山河本应敬重，高湖必须仰视，看过这本书的内地读者，别再开着大排量的越野车进入藏地牧区！

        离开扎陵湖乡，继续赶路的黄河之水，像个长跑冠军不停接受来自赛道旁的祝福一样，它不停接纳从两边流入的支流，更像个长成的少年，完全具备了河流的模样，开始有了势不可挡的勇气和威力，奔至214国道和从西宁到玉树的“共玉高速”公路上时，让乘车来往于这两条路上的人们，看到黄河在此长成一个英俊少年的模样。

四 

        任何一个沿着214国道或新修的“共玉高速”公路来往于西宁和玉树间的人，在玛多县城东郊的山岗上、桥梁上、大路边，都能欣赏到黄河至此像一瓶水被打翻，在一张宣纸上肆意漫流的景观。淌出玛多黄河大桥的河水，像是站在一排起跑线上的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声后，争先恐后地向东南方向奔跑，平坦而辽阔的高原就是它们的赛道，多钦安多郎山就是这条赛道的终点，赛跑的各条支流至此被拦住，集体列队后折向东南方，陆续和黑河、热曲等支流汇合，让黄河有了在峡谷和高原上穿行的更大能量，黄河流域第一个以黄河命名的乡政府所在地就在这里。黄河流到黄河乡后，像一辆加好油后的车，继续顺着东南方向，行至歇柔桑山下时，黄河不再单独穿行于玛多县境内了，而是在玛多县和达日县、甘德县三县交界处的群山间低调地流淌，流经的不少地方峡深山高，人类的足迹难以抵达。人们对黄河在这一段的认知常常是空白，在一个喧嚣标签的旅游时代，黄河在这里反而得到了它应该拥有的安静。按照黄河在玛多、达日和甘德先三县境内的流向，它似乎应该继续往东南方向而行，穿过久治县后作别青海。然而，大自然这个编剧却为黄河在流出久治县、进入甘肃省的玛曲县后，设置了一个逆转的剧本，安排了一个精彩的回转，让黄河这辆车像是舍不得青海似的，在甘肃的玛曲县内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是猛打方向盘，将前行方向做了大调整，再次向西北方向逆进青海，依次流过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海东市境内，也让它再次产生了峡谷和大坝相遇的风景，让能抵达这里的人领略到黄河上游的大峡风范。

        峡谷是一种奇特的地理现象，它是由水和山两种地理单元构成，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上，峡谷不仅构成了一种地理现象，在峡谷水利开发中逐渐添加经济现象，并成为国家局部地区的经济动脉，有的峡谷因为地势险要，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丰富了中国军事史。

        我摊开一幅中国的水坝分布图，清晰地看到，在东经103度以西的中国西部地区，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等著名的江河上，峡谷遍地，黄河在青海境内的再回头，和这里的高山相遇，造就了龙羊峡、拉西瓦峡、李家峡、积石峡等峡谷，人类在这里修建的水利大坝，成了人类征服黄河的一种成就感展示。

        公元前2953年，埃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座水坝，宣示着人类对河流的征服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人则在公元前453年建立了第一座水坝：智伯渠。驯服烈马的似乎才是好骑手，人类对水的驯服似乎只有体现在对大江大河的拦截上，在中国，对黄河的驯服一直是个古老但从没停止过的话题，建筑水坝就是其中一个。黄河在青海境内的高海拔与复杂地质，决定了在这里建筑水坝的难度比平原地区更大，尤其是黄河上游出现的几处水坝，更是中国的“高坝”。

        黄河在进入甘肃境内的玛曲县后，突然高唱起一曲《再回首》，收敛了向低海拔处奔腾的姿势，百转千回中以舒缓的身姿进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的茶纳山麓时，两岸150多米高的花岗岩石壁，像一个提前约好私会的少女将家里的两扇大门半掩，留住一缕爱情的光；黄河就是那被约却迟到了少年，迫不及待地拿自己充满活力的身子，侧身一探便挤进这道30多米宽的石门，形成了万里黄河上的第一峡口，这是黄河第一次以穿越峡谷的样子改变走型和步率，这是黄河和深山峭壁的第一次约会的私生子：峡谷。人类没以修建水利工程的方式干预这里前，河水在这里由大缓变成了大急，仿佛一群暮色中被暴雨催着急忙归圈的羊，被赶进一条狭长的通道里，显出几分慌乱与紧张。龙羊峡水电站修建后，黄河水位的提升形成了水库，水流从大动变成了大静，昔日的奔腾喧嚣变成了一种承载和蕴集巨大能量的沉默，人类利用科技力量改变了黄河的模样和性格。

        草原上的牧民驯马时得有驯马杆和技巧、智慧，大坝就是人类驯服河流的驯马杆。站在龙羊峡大坝前，看着被人类以大坝的形式驯服的河水，我的记忆里很快涌现出电影《红樱桃》来。相信看过那部影片的观众，一定记起电影里那个被外国友人亲切地称为罗小蛮的男孩来。罗小蛮的原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1940年8月，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第一个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自然科学院，不满14岁的罗西北走进这所高等学府大门。3年后，罗西北和朱德的女儿朱敏、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一道被送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随后，罗西北考进伊万诺沃机电工程学校。1946年回国，两年后，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水利建设需要，罗西北再次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始5年的水能利用专业学习。1953年10月，罗西北回国并被分配到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水能室任主任工程师，参加黄河水能考察。不久，他又到水能丰富的大西南，履任成都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之职，此后开始的10年时间里，他经历并参与了大西南200多条大中河流的勘测工作，成了新中国名副其实的大河之子。

        1964年的一天，罗西北被时任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召见，动员他到黄河上游、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建设工地刘家峡去负责施工，开始了他从大西南到大西北的转变。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来临，罗西北被打成反革命，被迫离开了他的“黄河之旅”。直到1973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被关押囚禁6年之久的罗西北出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党委常委和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院长、总工程师。

        站在兰州的黄河边，罗西北常常摊开一幅黄河流域图，将眼光锁定在龙羊峡：“龙羊峡不建水电站，黄河上游这片所谓的国家水电富矿最终富不起来，落后的青海地方经济永远落后！”罗西北奋笔疾书上书中央、水电部和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一旦建成，将是国内外最大的“蓄电库”。

        2008年秋天，我以《国家人文地理》杂志主笔的身份前往龙羊峡，站在离黄河源头1600多公里的地方，滔滔河水被人类引诱进一座大坝前，犹如一头高原上的雪豹被诱捕进牢笼后关起来一般变得温顺，这多像里尔克的《豹》中描写的——“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河水在远处的咆哮与被关在大坝里的低声的沉吼，让我彷佛听见1954年的印度巴克拉大坝建成时，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激动地赞叹声：“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些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它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象征，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这种赞叹，何尝不合适出现在黄河上游的第一座大坝龙羊峡大坝甚至其他大坝呢？然而，人类的这种壮观与宏伟之举，到底能坚持多久呢？人类信念与勇气承担的国家象征，能坚持多久呢？那些被关在大坝里的水，能知道答案吗？

        隔着33年的时光，我似乎看见1975年冬天的龙羊峡，罗西北带领勘测设计院的几十名工作人员，一人一个简单的行李铺盖，在冰天雪地中迎着凛冽寒风，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来到海拔2600多米的茶纳山下。阅读找到的一本《共和县志》，我了解到那时的龙羊峡，除了夏天偶尔流牧至此的藏民外，没有定居人口，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70%。在这里流传着“三个一样”：吃不吃一样（缺氧导致人缺乏胃动力，吃不吃饭都感到肚子胀乎乎的）；睡不睡一样（缺氧导致睡眠质量很差，睡觉和醒来一样迷迷糊糊、头昏脑胀）；干活不干活一样（指人由于缺氧，在这里空手走在平地上就像负载几十斤东西一样）。罗西北的到来，身负着完成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施工的第一座水电站建设的使命。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作，使罗西北在刚挖出地勘洞时就赶到现场查勘地质情况，在开会、看现场、计算设计的重复中和时间赛跑，被山谷夹拢着的龙羊峡，就是他的人生跑道。当时设计过程中遇到的18个重点问题，有14个是罗西北提出解决方案或组织解决的，时任国际大坝主席谬勒站在施工的龙羊峡水电站现场上感慨地说：“中国人正在进行一项挑战性工程！”

        罗西北主持完成有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之称的龙羊峡水电站，它成了178米高的拦河巨兽，肚子里装着247亿立方米的水，嘴里吞吐着32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这使它成为当时中国最高的拦河大坝、中国最大的库容水利工程和单机容量最大的中国大坝，当时国内乃至亚洲建造难度最大的大坝。相信，罗西北和那些建设者们，如果得知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临龙羊峡视察时，深情地挥笔写下“向根治黄河，造福中华民族的同志们致敬”的敬辞，一定也是心安了。

        源头的雪山像一头有着很多乳头的母兽，年年向外渗出大量的雪水，诸多细流不断汇集后奔流而下，让任何大坝只能短暂挽留大河的脚步，却不能永久扣留它的身影。驻足停留，让峡谷变成了河流的客栈，60层楼房高的龙羊峡水电站大坝，是黄河急匆匆奔流至此的第一座大客栈，歇息好了的河流，冲出大坝后会继续它的脚步，奔赴人类给它建造的下一处驿站。 

        1975年冬天，罗西北一行是逆着黄河前往龙羊峡的，从兰州到龙羊峡，沿途的黄河峡谷一一装进了他的头脑。给黄河修建了“第一座客栈”后，罗西北将“第二座客栈”选址在李家峡。他从勘测院抽调了30多名技术人员，徒步行进在龙羊峡到李家峡的河段。46年过去了，写作本书时，他那时说的话如云似雾般漂浮至我的笔下：“这次查勘的重点是大的梯级电站如何布局，龙羊峡水电站之后开工哪个电站？如何布置勘测设计力量，局、院领导听着你们的意见。”那些勘测人员带着他的叮嘱，顺着黄河的水流而下。

        艰苦的交通条件，让我们在时隔46年后依然很难徒步复原勘测人员当初的线路。今天，我们前往李家峡，还得从青海省西宁市出发，踏上兰西高速后一路向东，路过平安县以后会看见指往阿岱方向的指示牌，沿着这条指示牌方向，踏上向南的平（安）阿（岱）高速，到这条高速的尽头，再沿着指向尖扎县方向的指示牌指向，向南继续行驶36公里，就到李家峡了。

        通往李家峡的路上，山色逐渐变成了红色的丹霞地貌。我几次都是秋天去的，蓝天、白云、红山、金黄的庄稼构成了一副立体的油画。连绵的丹霞地貌跨越了青海省的尖扎县、化隆县、循化县以及甘肃的积石山县，构成了黄河流域最大的丹霞地貌区，黄河至此变成了即将出阁的新娘，丹霞是她头顶的盖头，迎娶黄河的新郎是谁？

        1977年8月初的一天，水电四局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罗西北派出的查勘组的汇报，会上对李家峡能否开发兴建大坝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时，罗西北的声音响起：“黄河上游最精华的龙李段，布置龙羊峡、拉西瓦、李家峡三座大电站。”1个月后，水电部和青海省政府收到了罗西北签署的《黄河干流龙羊峡至李家峡河段查勘报告》，至此，拉西瓦，这个黄河万里路径中根本不起眼、罕为外界知道的峡谷，也走进了中国现代大坝建设的名录中。

        拉西瓦峡谷距离龙羊峡只有32.8公里，罗西北当年指出：“龙羊峡有水库，拉西瓦有水头，我看可以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系统，一个库容、一个统一的电网调度，经济优势很大。”拉西瓦峡谷就此也迎来了现代意义上第一支勘测设计人员。2006年4月，拉西瓦作为黄河上游河段梯级开发的第二座梯级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6台70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420千瓦的“装备”，使拉西瓦水电站成为黄河上游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和750输电网架的重要支撑点，拉西瓦大坝，这个黄河怪兽的身高是250米，这个黄河上的大坝高度，再次书写了青海境内大坝出大河的壮观景象，具体点说，龙羊峡大坝有60层楼房高，拉西瓦大坝则有83层楼房高。

        龙羊峡和李家峡大坝的修建，让罗西北萌生了以此为母体构建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想法，黄河之水，在青海境内有了新的功能。从1986年提出这一构想后，他一直为这些能发电的峡谷呼吁着，到1999年10月，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西安挂牌成立，黄河上游的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也相继纳入了这个公司，黄河水似一根线，串起了上游的大峡谷，形成了一条黄金峡谷带。

        黄河，一直被国人视为母亲河，是指她孕育了两岸的动植物尤其是粮食作物，水电站的修建，则让黄河真正变成了黄金之河。

        进入茶纳山麓的黄河，犹如一个参加障碍赛的运动员，一个峡谷就是一道障碍，考验着黄河的耐力和能量，黄河流出拉西瓦峡后不久，就进入坎布拉大峡谷，大自然在这里以黄河为核心速写出了一幅红、绿、黄交织的立体画面。黄色两岸，丹霞地貌给人一种山峦被燃烧起来的视觉，黄河水在18座丹霞山峰和1.5万公顷的森林公园间蜿蜒而行，深山厚水间，黄色之水穿越红色山峦和绿色林草中，也成就了一处处修行善地，大批藏传佛教的高僧来到这里，一代代僧侣的努力和民众虔诚的信仰，使这里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复兴地，峡谷四周也成为青海唯一的僧、密、尼同时存在的宗教法地。黄河在这里证明了：人们追求的天堂，其实就是人间，但人间未必或者绝对不是天堂！

        从坎布拉大峡谷到黄河出青海的上百公里路段中，丹霞地貌一像黄河这位出阁新娘的盖头，风吹不走，雨刮不掉，伴随着黄河向东而行，沿途的奇峰、洞穴、峭壁、寺院及山下的人工绿洲、村庄，让黄河不再像是河源地带那样呈现出一个蹒跚而行的青涩童子，而是奔跑出了一个热情少女的模样。

        夏秋季节，穿越在坎布拉峡谷，两岸的山体在深浅不一的绿色植被和黄色的农田里，顽强地透着那份大自然赋予的褐红色，这份红色的逼仄之下，黄河之水呈现出了大气而收敛的曲线，湍急而厚重地穿过坎布拉的视线，高原上的阳光洒在水面上，碎金细银般的耀目着。

        黄河在青海的赛道上继续着自己的障碍赛，流经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自治县交界地带，迎来了公伯峡，峡谷的地理优势也让这里迎来了黄河上游第四个大型梯级水电站，这是罗西北倡导成立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后，该公司实行滚动开发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它创造中国水电建设上造价最低、工期最短的样板工程，也创造了两年筑造一座百米高坝的世界水电建设上的新纪录。。

        如果说坎布拉峡谷两岸的丹霞地貌像是上天抹给黄河两个嘴唇的浓艳口红，到了积石峡，虽然丹霞地貌依然延续在两岸巍峨的高山上，但这道口红就像是隔了夜一般淡了许多，有的地方仿佛一段行书圆润自如，有的则如刀刻般完成的版画，有的山形陡峭入水，有的山脉绵延展伸，让25公里长的积石峡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你根本就想到下一秒从他的手里会变出什么惊奇来，让到这里的人时时保持着好奇和期待。最为惊奇的一段最窄处只有4到5米。枯水季节，狐狸也能从这里的水面跳过去，当地人称这里为“野狐跳”。 黄河在此亮起了一个让人精绝的一个手笔：一个在建的水利枢纽，像一个手持菜刀的村妇，朝蜿蜒而来、浩浩荡荡如一条绵长而辽远的面条般的黄河切去，让我看到黄河似乎来不及发出“嗖”的一声，便急急忙忙地钻进了两个双人床那么大的隧洞，又仿佛西方贵妇盛行束腰年代里的一把精美的腰带，使黄河在此急速瘦身，将整个身子喂进了那个隧洞里去了。

        因为这里积石如云耸立，一道细细的峡谷不仅将黄河变得身瘦骨硬，也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位势，引得历代王朝的决策者下令在这里筑关驻军，积石峡成就了“积石锁钥”的积石关，尤其是明，清两代，这里成了河州卫所辖的二十四关中的第一关

        出了积石峡，黄河迎来了在青海跑道上障碍赛的最后一个峡谷：寺沟峡，黄河在这里向青海做着最后的回望，形成的八道湾似乎是对青海依依不舍的八次回身拥抱，一次贴得比一次紧，一次抱得比一次浓烈。如果说黄河流过青海高地，和水流两边的群山“合谋”出的一个个峡谷，是镶嵌在黄河上游的一本峡谷之书中的精彩章节，寺沟峡就是这本书中的封底，她和龙羊峡首尾相望，构成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记。

        大坝是大河的客栈，峡谷是大河的跑道，谷地则是大河的牧场。黄河奔出寺沟峡后，进入大河家谷地。大河家，既是青海和甘肃共享的一个古渡的名称，也是一片两个省共有的一片河谷地的统称，既是古代从甘肃进入青藏的门户，也是甘肃境内的一个临河古镇。一块稍稍平缓的坡地上，百十户人家紧紧地聚在一起，一条街穿过古镇通到黄河边，古街连的不仅是小镇和黄河，更是连接着古往今来。大河家，不仅是连接甘、青之间的渡口，更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上的纽带，以前，陕、甘、青、藏的行旅客商，都要搭乘牵缆木船过河。如今，车辆仅仅用几分钟就能从大桥上跨越过去，桥梁让大河对岸的人对此岸的人与事失去了神秘感和距离感。站在河上新建的那座桥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远处来的黄河，出现半河清澈半河褐红的景象，流到桥前，竟然完全变成了黄色。从源头一路而来，黄河从清澈、淡黄到半河清半河灰黄，再到一河浑黄，黄河更像是一个富家小姐，到特定的河段就换上了特定的盛装，这种变化里透着沿河地貌的变化和生态变化。

        且慢，别以为黄河流出大河家，就算是和青海分手了，它仍以西靠青海，东滨甘肃的“界河”角色，以谷地的地貌，和青海开始最后的缠绵。

五

        山脉和河流的相遇时，前者稍微谦逊地往后退一下，让河流舒缓一下脚步，节奏慢了起来，河床宽了起来，便造就出了谷地。黄河即将离开青藏高原，奔向黄土高原怀抱时，在青海东部的众多山脉间的穿行、冲刷、冲击、扩散；两边的群山像是后退几步后列队的士兵，向黄河礼敬般，给奔腾的黄河腾出越来越宽敞的地方，在800多里长的河道两岸，这些相比而言显得宽敞的滨河之地，断断续续地如一部电影中凝固的几个精彩镜头，形成了几个黄河谷地，它们常常以周围所在地方的名字后缀谷地名称。第一个精彩的镜头因为临近贵德县城，黄河改变了离开玛多县附近后一直急速奔走的状态，水流得慢了、宽了，水色自然就清澈了，出现了“天下黄河贵德清”的景观。在恐龙生活的温暖潮湿的侏罗纪，这里的大部分土地逐渐发育成红色，上亿年的岁月沧桑，红色的底层被埋在了地下。但是风和流水如盗墓者一般，又让它重新露出来。风像剥蛋壳一样，剥离了盆地上面的地层，而流水长久的侵蚀冲刷，最终让大量的红色山峰重见天日，数十里奇形怪状的火红山峰重重叠叠在湛蓝的天空下，像是仰卧的滨河地带向蓝天白云呶去的红色嘴唇。在一些迎风的岩壁上，还可以清晰地见到一些圆润的小洞穴、凹坑，这就是高原上的风裹着沙粒或尘粒，不断撞击磨蚀裸露的岩石表面，形成一个个风蚀龛，小的直径不到几厘米，大的却可以达到两米左右。

        谷地更合适人类以自身的行动干预河流，千百年来，这里形成了万亩梨花装扮春天的盛景，有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誉为“能治病的泉水”带来的温泉旅游效应，有来往穿梭的商旅和探险家，有唐蕃古道带来的传奇故事，有羊皮筏子向下游放飞的梦想。

        如果说这些谷地群是一颗颗珍珠，河水便是将这些明珠串联起来的银丝，从西到东，依次形成了贵德谷地、尖扎谷地、循化谷地和官亭谷地，这些谷地，是游牧民的冬天牧场，也是农耕文化进入青藏高原上后依赖黄河扎根的见证。和中国的著名谷地比起来，这些谷地显得小而没名气，它们在大山峡谷的拥簇中，带着几分与世隔绝的韵味，犹如养在深闺中的绝色女子。山河交错的地貌增添了她们的美姿，黄河水的浸润带来温润的气质和丰饶的物产。

        和贵德谷地因贵德县得名一样，尖扎谷地以尖扎县而得名。黄河至此已经变黄了，从空中看下去，多像一位深情的少女张开两片红唇噙含一线金黄，嘴角流出的岂不是蜂蜜般的色泽与光彩？谷地就坐落在高天之兰、高云之白、黄河之黄和丹霞之红相间的四元色彩包围中。目前，从西宁去往尖扎的大路只有一条，这条大路在山中蜿蜒向前，彷佛要将走进者带到一个魔幻般的丹山碧水中，只有进到这片谷地，才能领略到坎布拉的丹霞风情，才能听得见古老的南宗寺和现代的李家峡水库之间的对话，那是黄河作为主持人精心布局的一场巧妙安排。

        在几个谷地的穿越过程中，我最喜欢被美誉为“青藏高原上的西双版纳”的循化谷地。白骆驼驮来的穆斯林风情、中国最大的滨河丹霞地貌之壮观、高居云端的孟达天池之宁静，在这里书写了黄河在此的独有篇章。

        官厅谷地是其中最为平淡的一处，它像是伸出一只长长的手，从远处牵来黄河上游最大的河湟谷地，让黄河在这里扮演了两种角色，一是向青藏高原做着难舍的、最终的分别，二是向黄土高原做着投身其中的准备。黄河在这里展示了一句诗意：所谓结束就是开始，所谓开始未必就是结束。黄河在这里已经因一河宽阔的黄色挤满身体而名副其实了，两岸的庄稼地在不同季节里呈现给黄河不同的色彩，而黄河水也以自己的无私浇灌出这些庄稼，更为惊奇的是，在两岸的坡地上，油菜花盛开季节，一方方的油菜花就像一个个团队表演出的集体舞蹈，那是油菜花在一个季节的金黄，给四季浑黄的大河送去的一场观演。

        走出官厅谷地，在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永靖县三县交界处的山庄岭和党家坪之间的开阔地上，黄河才算是作别青海。站在民和县的山庄岭上，看着黄河向东流去，不远处，甘肃境内的刘家峡是它进入甘肃的第一座驿站。看着那一河大水奔流而远，仿佛一个参赛的长跑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后，蹭的一下，飞身而起，向着漫漫长路起跑，我仿佛听见上帝站在这里大声喊道：起跑吧，黄河！

        我轻轻回转身，我陪着少年般的黄河，走完了青海境内。从河源处细如蜂眼地娩生自雪峰，至出官厅谷地时以一河澎湃之状告别青海，这大河长卷中的童年时光，被我仔细丈量后抄写在大地上，像一位无可替代的喇嘛将真理抄写在经书里，更像一位虔敬的画师，将佛的足迹，描绘并珍藏在唐卡上！

原刊于《黄河》2021年第5期

        唐荣尧，诗人、编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散文学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著有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非虚构专著《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帝国传奇》《王族的背影》；人文地理专著《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大河远上》《贺兰山》《青海湖》《小镇》等；新史学专著《西夏史》《中国回族》等。曾受邀担任《中国国家地理》《国家人文地理》《环球人文地理》《中华遗产》等大型人文地理杂志主笔，刊发大量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文地理类文章;受邀担任2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回族》总撰稿，央视大型记录故事片《神秘的西夏》《六盘山》《贺兰山》总撰稿、总编剧、文字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