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弯曲骨骼，静脉如源头的河流，那畅通的和曲折的，那碰触的和疏离的，在规整那块色彩斑斓又暗影重重的光阴。记忆在被串连的血脉间传递出母性的智慧和柔性，这是一篇关于零碎记忆拼凑的一次回望。
外曾祖母隐约的印象像被简化的素描时常被母亲拿来回忆，说她是一位比自己母亲更亲的人。说世间在她眼里只是一个过渡的驿站，在那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年代她可以把日子过成一种超然物外的淡然。食不果腹时笑着说就让风在体内自由地吹一会儿，心含着一口露水。说在她平静的脸上从未展露过任何情绪的影子，像高原深秋的晴天。我重复地用自己的想象勾画着母亲讲给我的那一个清晨。
四十多岁的男人急匆匆走来，那扇低矮的木门吱嘎一声向里打开，一个黑影带着凌乱的光线一同走进屋内。空土灶里没有火焰。外曾祖母坐在灶旁的用牛皮编织床板的木床里，稍稍陷落在被牛羊皮毛呵护的一种姿势中。男人单膝跪地拉起外曾祖母的右手放在额头，“请再给我您身上的一条小绳，这次路途遥远，也可能难再回来，佑我魂归故里。”外曾祖母嘴角向下，轻轻闭上双眼用额头去碰触男人的额头，“我的东西没什么用，既然你总这么说，就如你愿吧。”她从自己的羊皮袄里拔出一小撮羊毛，一下两下把它捻成一条小绳，用双手放在自己的额头，然后交给他。据说男人为了养家糊口，那次像往常一样要出远门，不料走之前跟彪悍的妻子发生口角。当他从木梯上下来时，愤怒的妻子不泄气，一脚踢到了他的胸口。他应该先是愣住了几秒，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他走后，外曾祖母用手背抹去了那一窝眼泪。男子果然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再也没有回来，说是过河时被河流带走了。
母亲说，那时她只有十一二岁，不太清楚死亡的意义。她只知道，假如外曾祖母饿死了，她也跟着去死。为了不饿死，她每天都会像一条饥饿的狗去扒拉角角落落。跟孩子们抢夺军马拉下的马粪，说马粪里有还没消化掉的谷子。
“万物终将散去。”外曾祖母寿终时母亲说仿佛天就那样暗暗地压了下来，压了好多年。
外婆在我的童年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人，我就像她的尾巴，她去哪儿把我带到哪儿。她就像只候鸟，在母亲和大姨娘家来回迁徙。记忆最深的是，有次夜里，我恍惚躺在沸热的液体里，周身被层层莫名的软体物越绕越紧，没有疼痛，却有种灵魂将要被挤出躯体的压迫感。说那次我深夜发高烧，没带去看医生，外婆抱着我念了一宿的心咒，我微弱地呻吟了一夜，到天快亮时才安静地睡着了。
外婆的各种心咒从小就灌输给了每个孩子的心里，天黑前集体做晚课，诵出群体嗡嗡的声响，仿佛每一个细胞在发出轻盈的紫光，以此传递某个隐秘的能量，在夜幕间来回轻刷视觉之外的空间。
我叫过阿妈的第二个人是大姨娘。她就像所有孩子的母亲，她的心里装满了别的生命。小时候我所有的小碎花棉衣棉裤和裙子都是她的手工缝制，也包括其他孩子。就说关于一只母鹿的事情。大姨娘养了一只受伤的母鹿，等它伤好就放回山里，但怕被人伤害，脖子上挂了条红绳，每天都向每个到县城买粮食的牧民叮嘱说，一只脖子上有红绳的母鹿，可能在某山上，请你们千万不要伤害它。后来有天母鹿带着一只小鹿来到了家门口，那时大姨娘家已搬到州上。邻居们把母鹿又放回到山里。她怕一只不太守规矩爱到处乱窜的乌龟饿死在院子的某个角落，用了大量的人力搬动大大小小的杂货和大块的木头，最终还是没找到。说乌龟属于土地，猜测它回到了它的地底王国。
母亲和如母亲的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传递某种力量，这力量无形如风，带着轻盈的滋润之物。母亲总说，我这一代是一个分水岭，总觉得需要做到承上启下的某种责任，偶尔也会像是不经意地随口谈起。我却像是水与火属性的音律间的那一截断片，木然失语。
我姐多次叫我早上在自己的窗台上用小的器皿煨桑，说这对整个空气和环境都有好处，尤其在这种特殊的疫情时期，那种特制的草药和香料，就如同给负伤的人服了药。我总说好好，但一直没能行动。早上我总能闻到那种香草味，小区里总有人在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有一次她被楼上的住户找上门，说桑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还做了取证的照片（窗台上一个小碟上冒着稀稀疏疏的烟），言辞铿锵。我姐首先道歉后做了一些解释，说它的作用和她做这件事的用意。
另外一个认识的大姐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她说住在城市楼里就是不方便，只能停止煨桑这件事。我姐又去找楼上的住户，想商量煨桑的时间点。她说屋主再见到她时，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还说那是民族习俗，以后煨桑时他们把窗户关上就可以。我姐说，她也不知道就一会会儿的工夫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她把煨桑时间主动推迟到早上他们上班后的时间段。
向后望去，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在我来时的路上，以相差无几的步伐走着相差无几的道路。所有选择都带着自己的标签，道路选择认为正确的，东西选择认为坚固的，人心选择向善的，向善的心又有几种条框，善恶的分界线又画在何处，带着过多的疑问，等我们认真看向自己时，偶尔又忍不住流泪。
错了改错，悔了忏悔，不断地重复貌似不同实则相同的境遇。眼泪与微笑框在同一个面孔上，一张丰满又细腻的脸。岁月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刻凿出它的深意。每个柔化的情绪上限到某个点，变成晴天雷雨，只是周围的人并没有准备好去认证所有情绪的走向。
“看到表弟腿受伤的照片，虽然知道不严重，但眼泪哗然而下，办公室的同事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把他们都吓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控制不住。”她说完立即又补充说，“我觉得自己有一些小抑郁。”我说，嗯！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抑郁。告诉我自己可能有一些抑郁的人她不是第一个。当时满山秋色，落日下的万物显出一种暖意，我们在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上缓缓行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把目光投向远处山顶上的小寺庙，我们猜测路的位置和修路的耗费等问题。岔开的话题如一面暗涌的湖水，不知道该如何正确陈述它的内核，或像是埋在心底的一把匕首，仅仅只是为了遏制某种邪祟。
往东部市场的路总是比其他路更堵，眼睛和耳朵各顾各的。坐在副驾驶的她，比我差不多小一轮岁数，现在也已是一位忙碌的母亲、妻子和儿媳。
冬天，省城西宁可以说人满为患。按当地人的说法，州县的人一下来，哪儿都是人，就做生意的人最高兴。这不，她下来没几天，听到我要去东部市场买些器皿，就马上跟着来了，说要给明天过生日的七岁女儿买件特别的礼物，最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了七个净水碗，说要以后让女儿也传给下一代，语气跟我的母亲一个模样。老板说东西都是尼泊尔的货，用多长时间不变色不过时等。我们哪懂这些，觉得视觉效果哪个好就选哪个。最后的程序是讨价还价，这是最难的部分，说少了怕对方生气，说多了怕自己吃亏，不还价仿佛是对现实的一种敷衍。这种时候最好遇到的是看着忠厚的老板，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更准切地说是信自己的大概或某种直觉。
老板是个话能说到点上，事能做到要道上的中年男子。他的口音掺杂着三区方言，交流更多的是我的“什么？”的重复和他的解释。母语自带稀释某些东西的力量，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远。最后回归到谈价格的点。他把右手放到自己的袖子里，像躲进地洞的田鼠，等着另一只田鼠走进去交头接耳。这古老的谈价方式，来的比较突然。自己的拘谨和生分显得有些拉低了传统仪式的质感。我只能笑笑。说袖子里的还价不太会，也确实没有经验。他也笑了，说也可以用现代的方式。拿出了计算器，上加下减，左乘右除的，拿出了一个数字，说是以最划算的价格给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两手各提着几个袋子，说完“才仁罗佳”，浩浩荡荡地出门，不久却又转到他的店里。我们略带尴尬地说走不出去了，他笑着指出一个方向说，直走再右拐。最后我们还是多转了几个行道才能出去。
她说生一个孩子笨三年，说自己连续笨了九年。我说传统文化里，说女人多生孩子有益于开发母性的智慧。她傻傻地笑。说她的智力全用在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可是她自己并没有察觉，对我来说她已修炼成一个美食家。她的做饭锅具和工序我经常是看的目瞪口呆。
对彼此太了解时，细节构成了宏观上的不同，所以当有人说我和她长得像时，我们一般都会很不信地说，有吗？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里的有一个重要的画面，当有人告诉男主，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和别人看到的自己是两个模样时，他只是稍微顿了一下。他的淡定，来自于他知道矩阵的存在，他微乎的迟疑是不知道自己原来还陷在其中。
视觉对不熟悉的事物只做出一个囊括，我们直面启动它最大的功能，所见之物也仅仅只带着个人的视角。感官像是向外的探测器，它们以各自的习惯做出不同的结论。小时候吃饭，要是先闻起食物，就会受到家长的训斥，说不要对食物不敬，吃饭不能像狗一样。这时感官放在心的后面，端起一碗食物，要端出一颗心的敬意。色香味排在食物之后，感官作为心的佣人，不能做出逾越权限的事。
几天前，她在家族群里发他们乡镇给孤儿们过生日和发放新衣物的图片和视频。她说是自己在抖音里看到一个救助山区孩子的组织者，就向他说明了他们乡镇的孤儿情况，人家核实完该核实的信息，没过多久就收到各个地方寄来的爱心包裹。新衣服和鞋子，还有学习用具和各种玩具。乡镇的领导和干部们按孩子的大小分配好东西，给他们穿上新衣服，还给所有孩子过了一个盛大的生日。中间摆出一个有好几层的大蛋糕，说是蛋糕店的老板免费提供的爱心蛋糕。她说几乎所有孩子都是第一次吃蛋糕，吃的有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照片里一个五六岁女孩，红彤彤的脸蛋，露出快乐的笑容。说第一次抱她时只有八个月。父母在挖虫草时当场被雷劈死，孩子当时抱在母亲怀里，虽保住了命，但全身烫成像黑柴。记得小时候，说打雷是雷神和魔女在作战，大人们就会一把匕首插在柱子边，用来辟邪。说是被雷神追赶的魔女没来得及使出自己的武器，只是躲在人影下，雷神的火烧不死人，烧死人说明恰好魔女也使出了自己的火焰，人就会成为夹在中间的肉饼。有些老人还能听出雷电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雷声打在地上是单向，打在半空是双向。山里经常会出现雷劈事件，烧伤烧死的人和动物，说是肉体浇灌的是铜水。在传统文化里，地狱里有各种酷刑，包括铜水浇灌体内或在里头煮等等。一说到铜水感觉就有种超于现实的一种惨状。
父母双亡留下五个孩子，大的男孩和女孩也只有十几岁，男孩当了和尚，女孩当了尼姑。国家规定没完成义务教育的孩子不能出家，但有些家庭条件和各方面的原因，只能悄悄出家。小的被亲戚收养。说大的比小的更容易被收养。我说那是，不用太费心。她露出那排整齐又白的牙齿，笑的很用力，她笑的总是这么用力。我打趣说她，低调点，不用把你最好看的那么用力地展露出来。她笑的更夸张。
她说不全是，说收养孩子这件事上也有江湖。我问怎么个江湖法。她说大孩子一般都会被叔叔或舅舅领走，剩下的没人领养的小的孩子一般被姑姑或姨娘收养。我又问为什么。她笑得有些得意，换了个舒服的坐姿。看到她把袜子露在紧身裤腿外边，我说白色运动鞋好看，但这种穿法像是没有穿外裤一样。她没说这是年轻人的流行穿法，笑着立马把袜子塞回鞋子里。
说大的孩子上学可以放在孤儿学校，放假就可以带着上山挖虫草，有的一个月可以挖上几万块钱的虫草，说是在养，没有多大压力。小的养是真的在养。一般养孤儿的亲戚生活条件也并不好，但又不忍心交给那些想养的外人，觉得亲戚血脉这层关系怎样都比别人强。乡镇的工作人员每年都会收钱给那些家庭条件差的人，买米买油什么的。说现在还能得到全国爱心人士的帮助，压力没那么大。
路上她一直在说这些事，越说越激动，仿佛找到了某种伟大的事业，还给来年定了好多个计划，比如请一些志愿者来看望那些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孤儿，还要送他们一些当地特产。问我送什么好，我开玩笑说送虫草好啊。她说有送虫草的条件那就不用救助了。还说有些家庭条件太差的，鼓励把孩子交给有爱心有条件的本地人养等等。
我说她在积赞好能量，对自己也有好处。她微笑着说，“我只是不忍心看他们可怜的样子。”我大姐去世时，她也只有十来岁，母亲把我们一起养大。我笑着说她现在已具备了做大事的气质，她说像她同等资历的人里只有她什么待遇都没有，说她是被埋没的好苗子，说完自己也不好意思地大笑了起来。
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让她取包裹的电话。他们单位的门卫把收到的包裹放到一间屋里用棉被和其他大件的东西像包孩子一样包成一堆的图片发给她。我说这是干嘛，又不是会冻坏的东西。她说这些都是别人的心，不能让贼惦记，放假期间要藏好。这种干扰视觉的方式也只有他们才会想的到吧。
经过以前的汽车站，想起和一个朋友的留影。我们在一群奔腾的骏马雕塑前照了一张照片，她身穿红黑相间的夹克，我身穿黄黑相间的运动衣。背后留了几个字：“九九年十月十九日，永久留念。”那年我们师专毕业，也算是青春年华里最后的合影。后来她出家，我出嫁。我生孩子时她来看我，说羡慕我有像我母亲那样的母亲。她出生时母亲过世，后来父亲也过世。我把这话告诉母亲时，母亲眼里顷刻噙满了泪水，后来这让她心酸了很久。
“朋友，你还有我。”说完就装成不经意的话，说完我们依旧开怀大笑。她拿出她的经文说不要打扰念经，我拿出自己的书本，说她好像不用考试一样。
回家路上，天开始蒙蒙黑，尘世的灯火此起彼伏地又亮了起来。
原刊于《青海湖》2023年第1期
那萨，女，藏族，又名那萨•索样，青海玉树人。曾获第三届蔡文姬文学奖、第八届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歌奖、首届师陀小说奖·优秀作品奖、《贡嘎山》杂志2015年度优秀诗歌奖、第三届唐蕃古道文学奖等。出版诗集《一株草的加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