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宣读学术论文

本文系2023年8月14日作者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摘要：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包含健康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宇宙学等理论。这些学科理论体系在我国青藏高原上产生、发展和完善，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身体、心灵和自然界本质的独特发现与诠释，展现出我国藏族人民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探索能力，以及生存与生命智慧。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对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固、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发挥过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推进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智慧与现代科学理论的深度契合，同时也能满足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新的作用，做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藏学五大理论 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

前言

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包含健康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宇宙学等理论。这些学科理论体系在我国青藏高原上产生、发展和完善，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身体、心灵和自然界本质的独特发现与诠释，展现出我国藏族人民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能力，以及生存与生命智慧。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体系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形成和发展后，跟藏族人民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并逐渐在整个藏民族文化理论格局中居于核心地位，渗透到广大藏民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的文化情感、文化意志和智慧的综合。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以下简称“五大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身体、心灵和自然界的本质进行了独特诠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五大理论中，关于健康观的医学理论体系典籍有207卷，其中的代表作《论述续诠释》，在《四部医典》中有集中论述。清代著名藏医学家第司·桑杰嘉措所著《蓝琉璃》第二部分《论述续诠释》中，有三十九章的庞大篇幅。藏医学的健康观以三因学说为理论核心，把整个生理与心理组合视为整体，认为人的身体和健康与周围的环境密切相关，注重心理和情感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藏医学致力于令身体内各元素回复本来的自然状态，其神髓在于“平衡”，达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因此，根据藏医学的健康观，藏医在治疗疾病时并不是仅仅关注患者的病症，而是全面地了解患者的体质、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推测三因在人体内的盛衰，然后通过药物达到治愈疾病的最佳效果，令患者体质回归健康。

五大理论中，关于人生观的伦理学体系理论典籍有10卷、80部经典书籍。其中代表作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盟”代表性人物萨班所著《萨迦格言》。该书用哲理格言诗的方式,以生动和形象的比喻把世间的道理娓娓道出。《萨迦格言》共有9品、457首诗，强调知识、智慧的作用，宣扬“仁慈”“爱民”“忍让”“施舍”“利他”“正直”“诚实”“精进”等具有传统道德学色彩的伦理观念。

五大理论中，关于历史观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典籍有360卷。其中代表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等的《西藏简明通史》。该书共有七个章节，是全面系统展现我国西藏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和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研究西藏地方史的通史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五大理论中，关于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体系典籍有150卷。其中代表作是著名学者萨班的《量理宝藏论》。该书共有11品，全书分为入论分支、真实论义、造论究竟之事宜三大部分。西方哲学和量理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基本概括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因明逻辑学属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探究客观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关系的重要方法，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

五大理论中，关于宇宙观的宇宙学理论体系典籍有100卷。其中代表作是帝师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全书共有5品，重点论述了“中、成、住、坏、空、大”六劫说。《彰所知论》集诸多典籍之精华，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宇宙观的一系列内容进行简要而又系统的再阐述，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他归纳和思辨的卓越才能，因此，《彰所知论》几乎浓缩了传统宇宙观的精粹。

五大理论体系对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固、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发挥过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推进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智慧与现代科学理论的深度契合，同时也能满足了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发挥新的作用，做出新的贡献。

一、关于健康观的医学理论

藏医学健康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内容之一。藏医学健康观的理论，要追溯到吐蕃王朝时期。著名藏医学大师宇妥•云丹贡布在古象雄医学基础上，又从古印度医学、中原医学中汲取精华、取长补短，撰著了公认的藏医学理论典籍《四部医典》。这部书是藏医学理论根源，其第二章中专门阐述藏医学健康观理论知识。

（一）、藏医学健康观的历史渊源

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上的古人类，从大自然采集野果和狩猎生活中，对身体产生的各种疾病很早就有最原始的应对办法。这充分说明，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对在恶劣环境中喝生水、吃野果等生食导致消化不良等症状，已有敏感的反应。自从知道用火可以取暖的道理之后，发现烤肉吃、煮水喝就容易消化。从此有“最早的疾病是消化不良，最原始的药物是开水”之说。古人类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也发现了自然界各类植物中“有毒就有药”的道理，并在采集野生食物中，有些植物的药理功效得到了印证。在原始狩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动物的血、肉、器官对人体能产生医治作用。

这些实践经验，经过漫长岁月的反复验证，青藏高原先民对自我治疗和对治各种疾病，摸索除了一套独特的方法，为后来古象雄医学之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古老的象雄时期，雍仲苯教祖师辛饶弥沃切在原始宗教和医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雍仲苯教和较为系统、成熟的象雄医学和历算学。目前，古象雄文明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辛饶弥沃切于公元前1917年在冈底斯山下诞生。在古象雄王朝第一代具金甲茹赤威尔王的大力支持下，辛饶弥沃切把象雄医学传授给其祠子解布赤协等弟子，培养了很多象雄医学人才，救治当时象雄民众疾病，为形成古象雄医学的雏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藏医学健康观的发展脉络

吐蕃时期，著名藏医学大师宇妥•云丹贡布在古象雄医学基础上，又从古印度医学与中原医学汲取精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不断完善和总结经验，撰著了吐蕃医学理论典籍《四部医典》，形成了完整的藏医学实践与理论体系。目前，藏医学中的《四部医典》，已成为公认的藏医学实践与理论依据，也成为一部国际性的医学理论。

古格王朝时期（宋代），医学大师宇陀萨玛继承和传播了《四部医典》实践疗法和理论要义。到了元朝时期，西藏著名学者萨迦班智达开创了完整的藏文化“十明”学理论体系，首次在西藏萨迦寺创建了包括医学院（曼庄林）在内的十明各学院，培养了各类精英人才，推动了藏医学在蒙藏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

到了明代，医学大师强巴·朗杰札桑和苏卡·年姆尼多杰，成为《四部医典》的两大传承和传播者。清朝时期，藏医学家第司•桑杰嘉措在拉萨药王山建立医学院，培养了诸多医学大师，后来在蒙藏地区各大寺院相继建立了医学院（曼巴扎仓），并传承延续至今。

（三）、藏医学健康观的理论框架

2012年，青海省藏医院编纂出版了《藏医药大典》。该书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全面呈现了藏医学健康观的理论内容，在民族医药界引起很大反响。《藏医药大典》全书共60卷，附总目1卷，6000万字，分为藏医学史、古代医籍、四部医典、临床医著、药物识别、药物方剂、药材炮制、仪轨颂词等8大总义78章492节，收录了638部藏医药经典古籍和近现代代表性论著，涵盖了藏医学从理论到实践几乎所有的内容，跨越从公元前1900年至今有3900多年的历史，是对藏医学理论实践和历史成就的一次全面系统的集大成，充分展示了藏医学源远流长、完整体系和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

作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中关于健康观的医学理论体系典籍有207卷，其中代表作《论述续诠释》在《四部医典》中有集中论述。清代著名藏医学家第司·桑杰嘉措所著《蓝琉璃》第二部分《论述续诠释》中，有三十九章庞大篇幅，其内容框架具体如下：第一章，认识人体。包括：身体形成、身体结构、身体生理；第二章，认识疾病。包括：疾病内因、疾病外缘、发病途径；第三章，行为预防。包括：日常行为、季节行为、临时行为；第四章，饮食预防。包括：怎样饮食、食物禁忌、适量饮食；第五章，药物疗法。包括：药味化味、药物性效、药物剂型；第六章，用手疗法。包括：医疗对治、疾病预防、直接诊断；第七章，治疗方法。包括：治疗总则、治疗明叙、治疗医生。

（四）、藏医学健康观的历史影响

《四部医典》所涉及的藏医学健康观理论，传播好影响区域颇为广大。除了在我国青藏高原广泛传播之外，还对印度北部拉达克、锡金、尼泊尔西北部、不丹等国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元朝时期，西藏著名学者萨迦班智达前往参加凉州会盟时，用藏医学治愈了阔端王的皮肤重症，得到阔端王的敬崇和臣民的爱戴。由于蒙古汗皇室家族的极力推崇，藏医学在蒙古汗统治的主要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推广，进而传播到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境内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藏医学健康观又逐步传播到西方国家，包括波兰、瑞典、瑞士、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现在，欧洲等西方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里，都有专门从事藏医学健康观的研究机构，有的还举办过数次国际性的藏医学学术研讨会。

（五）、藏医学健康观的现实意义

藏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和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治病方法有饮食疗法、行为疗法、药物疗法、外治疗法等四大方法。治病先要从忌口、注重饮食起居和吃药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若这些方法无效，才动用外治疗法。藏医学对肿瘤患者有独特的治疗理念，患者养身首先要养心。

藏医学对寻找健康的现代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不妨对藏医学这种充满正能量的健身方法做个尝试，让现代无处不在的健身运动，与藏医学无奇不有的修身养心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为热爱健康的人们提供有益的身心修炼方法。保持乐观向善的心态，这有助于身心的健康，有了身心健康才会有幸福的生活。

我们应该加大传统健康观的修身养心方法的推广力度，把有利于每个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养分，融化到日常的生活中，让传统健康观的养生方法独放异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健康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会场

二、关于人生观的伦理学理论

中华藏学人生观的伦理学，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科学，是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它以人类的普遍道德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即两者谁决定谁、以及道德对经济有无反作用的问题；二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两者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

五大理论中，关于人生观的伦理学体系理论典籍有10卷、80本书籍。其中代表作是“凉州会盟”的关键人物萨班的《萨迦格言》。全书共有9品，用哲理格言诗的方式,以生动和形象的比喻把世间的道理娓娓道出，具有传统道德学色彩的伦理学科。

（一）、《萨迦格言》的内涵与价值

《萨迦格言》是我国藏民族的一部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也是藏学人生观的伦理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萨迦格言》共分九章：第一章：辨别智者；第二章：辨别君子；第三章：辨别愚者；第四章：辨别各色人；第五章：辨别恶行；第六章：辨别性情；第七章：辨别悖理；第八章：辨别事业；第九章：辨别佛法。

《萨迦格言》的写作缘由，应该与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由于13世纪藏族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观来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萨迦格言》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诞生的。它直接规范着人们的言行，起到了习惯法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主角以圣人、国王、贫民、王臣、贵族、学者、高士、愚人等各种角色形式，在各个章节中逐一登场，进而对各类人物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价值判断。很显然，在格言中对智者是绝对肯定的，对愚人是绝对否定的。这种善恶分明、赏罚清楚的道德准则，像一把尺子丈量着世道人心，并起到约束的作用。萨班把诚信、智慧、忠贞、谦和的品德寄寓藏族人民自身的修养准则中，把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作为区别智慧与愚昧的界限。他的格言，凭着智慧和知识的力量，抚慰和充实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萨迦格言》对启迪青少年一代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做事，学会与人为善、友好相处、懂得感恩与分享、学会生存教育诸方面，都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和教学资源。此外，萨班“不强求一致”、重视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的观点，也具有弥足珍贵的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萨班及其多元一体文化教育观

《萨迦格言》的作者萨迦班智达，也是一位杰出的藏族教育家。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其侄八思巴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被元朝封为第一位帝师，曾为元朝创制文字“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是藏族的第一部道德教育学名著，有“藏地《论语》”之称。这部格言体哲理诗共分九章，语言精练、比喻生动，寓意深刻，不仅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除了曾被译为汉文，还被翻译成八思巴文、蒙古文，以及英、法、印度、日本、捷克和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

萨班认为，“众生之欲各式各样”“强求一致是闹纠纷的根源”。这与我国古代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都有相通之处。萨班非常重视社会和谐。在处理族群、教派和人际关系等方面，他反对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的简单二元论观点。这些可贵的思想，对于充满“文明的冲突”的当代世界，无疑是金玉良言，对于我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萨班还认为，“一滴水珠虽然渺小，进入湖泊就不会干枯。”元朝初年，萨班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亲赴凉州会盟，促成了青藏高原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为统一和繁荣的元初时代作出了贡献。萨班的国家统一思想和历史伟迹，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

（三）、《萨迦格言》与21世纪教育的“四个支柱”

《萨迦格言》蕴含的丰富的教育教学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个支柱”：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相处，学会生存。从这四个方面解读《萨迦格言》的当代教育价值，是最好不过的方式。

学会学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好学乐学。萨班劝聪明人要学习，“哪怕是绝顶聪明的人，也很少能精通一切事情，哪怕是极其敏锐的眼睛，也不可能看见声音。”他还指出，缺乏智慧的人更应学习，“如果自己没有智慧，就该虚心请教学者，空手未能杀死敌人，手中就该拿上武器。”2、理想远大。萨班指出，学者应树立远大理想，因为庸人虽然了解很多，但只求有益于自己，也就“只不过是一丝星光”，而学者应研究广博的知识，精通后就能造福世界。智者志于学之后，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聪明而正直的大臣执政，举国的愿望都能满足；端直的箭在善射人手中，想射哪里就能射中哪里。” 3、知识观正确。学习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而非简单地记住知识。萨班认为，“人们是不是有学问，在于能否明辨是非；与尘土混合的铁粉，只有磁石才能分开。”4、虚心请教。向学者请教，要有诚恳的态度：“一心一意钻研经典，诚诚恳恳向智者求教，帮助你的人也会尽力，将来自然会有收益。”即使渊博的学者也有缺点，求知的人还是要亲近他：“雨水虽会剥蚀房屋，世人还是喜欢它。”5、重视辩论。藏学教育向来重视辩论，《萨迦格言》强调了学者之间开展辩论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智者不经过考问，怎能了解学问的深浅；乐鼓不经过敲击，怎能区别音质的好坏。”6、勤学苦练。《萨迦格言》里说：“自己所需要的经典，必须天天逐句铭记；如蚂蚁筑巢酿蜜，久而久之必成学者。”世人都尊敬有学问的人，要想有学问靠自己努力。努力而得不到的学问，抱怨别人又有何用。

学会做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深思熟虑，谨言慎行。做事之先，要思考清楚能不能做，该不该做。不能做到的事不要做。萨班认为，“终究办不到的事情，再好也不要去妄想；消化不了的食物，再香也不要去贪食。”2、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两个学者一起商量，就会有更好的主张；姜黄和硼砂配合好，会变成更美好的颜色。”与人商量不仅可能会获得更好的主意，而且本身就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3、勤勉奋进，持之以恒。治学离不开勤奋，做其它任何事情也一样。萨班认为，不肯辛勤劳作的人们，今生来世都不会有成就；没有精心耕种的土地，再肥沃也长不出好庄稼。

学会相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严于律己，提高修养。萨班指出，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挑拨是非、谣言诽谤、谎言欺骗等恶劣行为，会使人失去友谊和帮助，“忘恩负义夫，谁敢跟他做朋友；费力而无收获的土地，哪个农夫愿意耕耘。”2、宽以待人，和睦相处。《萨迦格言》中说：“有德操修养的人，能与众和睦相处；同一种类的牲畜，都能够聚集成群。”和睦之道在于善于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想为自己谋福利，先要为他人谋福利；只为自己打算的人，自己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学会生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何保存自己，安身立命，这是人的动物性生存；二是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和尊严，这是人类的生存。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克制物欲，善待身体，善待他人，以求安身立命。萨班告诫人们，要合理对待自己的身体:“身体是痛苦的根源，就像是自己的敌人，倘若能够很好的驾驭，身体也能成为谋福之本。”2、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之为人，离不开对人生价值意义的反思和追寻。“用卑劣手段得来的财富，谁能说它是真正的财富；猫和狗吃饱了肚子，还会做出丢丑之事。”

（四）、《萨迦格言》与新时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由上可见，《萨迦格言》不仅是我国藏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也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教育资源，而且语言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如话家常，很有感染力。比如，“只有学者才热爱知识，庸人对知识哪会关心；蜜蜂才热爱芬芳的花朵，苍蝇怎会把鲜花赏识”，这样的话能使人油然而生向学之心。

该书条理清晰，在开展新时代传统文化教育时，可按照上文的“四个支柱”加以梳理。《萨迦格言》强调知识、智慧的作用，宣扬“仁慈”“爱民”“忍让”“施舍”“利他”“正直”“诚实”“精进”等具有传统道德学色彩的伦理学科，增进各民族了解藏族文化，促进民族交往，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一角

三、关于历史观的历史学理论

历史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借古鉴今，是前人对于历史学的一句形象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过去。过去是什么样子，过去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些都是历史学的任务。懂得了历史，也就懂得了过去。

（一）、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

历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说明过去，它的另一个任务或者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启迪和校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五彩缤纷的文化现象，是从何而来？是如何产生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懂得现实。不懂得历史，也就不会深切地懂得现实。历史学还有第三个重要作用和功能就是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而预见未来、开拓进取、创造新的生活和美好的明天。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文明民族、文明国度，任何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历史人物，都非常重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都非常重视积累历史资料，编纂历史。把历史作为自己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加以尊重、保护、继承和弘扬，也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加以搜集、整理、编写和出版。不仅重视本民族的历史，也重视学习和研究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同时还要学习和研究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实。

（二）、藏族历史学的传承脉络

藏民族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也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内容非常广泛，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民族。从时间上说，藏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时代，有上万年的人类活动的历史，以及有释比文明、古象雄文明、吐蕃文明、古格文明、藏族文明等历史发展的阶段。从领域上说，藏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演变，都有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藏民族也非常重视学习和研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如汉地佛教史、印度佛教史、蒙古宗教源流，甚至世界广论等等，都可以证明这一论题。从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故事，到不计其数的编年史、宗教源流、传记以及大量的文献档案和文物古迹等，也都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个论题。

在对藏族历史传承脉络的梳理方面，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中，关于历史观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典籍有360卷。其中代表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等的《西藏简明通史》。全书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远古时期；第二章，悉补野王统世系；第三章，吐蕃赞普王统；第四章，西藏分裂时期；第五章，元代萨迦巴统治西藏时期；第六章，明代帕木竹巴统治西藏时期；第七章，清代甘丹颇章政权统治时期。其中用充足的历史事实、大量的史料和严密的分析，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有助于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共同体意识，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西藏简明通史》体现了我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三）、《西藏简明通史》的史料价值

《西藏简明通史》旁证博引，资料翔实。主要体现在：第一，该书根据藏族的历史事实，主要参考资料皆以藏文史料为依据；第二，该书对于某些不同的观点，尽量使用搜集到的有关史料，在此基础上，努力进行全面的对照和比较，最后选择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加以阐述，同时也做必要的说明；第三，在藏文史料中没有记载或记载不清楚的地方，该书从已经译成藏文的汉文史料中采纳了若干补充性材料；第四，有的历史事件在普通史书中记载不详或不太清楚，该书凡在这方面获得的史料，在各个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尽可能全部使用。《西藏简明通史》在编写中仅参考书籍就多达百余种（不含论文），而且都是藏文史料。所以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四）、《西藏简明通史》的实用价值

《西藏简明通史》编撰科学，通俗易懂。近几十年来，许多藏文古籍都用现代编辑方法和印刷技术重新出版和得以传播。但是由于原作本身产生年代较早，无论编排，且表述用语对于现代一般读者和使用者来说，尚有许多不便之处。如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等辞藻纷繁；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文字古奥；《朗氏家族史》等有大量方言土语等。《西藏简明通史》则与前述史籍不同，这具体体现在：第一，该书对于有的非常重要而难懂的史料，在直接引用的同时，也译成了现代书面语，使之通俗明了；第二，该书对于典籍史料用现代语加以叙述的同时，也详细注明了这一史料的出处来源，如果读者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追本溯源；第三，该书对于有些文字过于繁琐的史料，在扼要叙述其内容的同时，注明了具体的可参阅史料；第四，该书对于各个时期历史的叙述，都注明了史料来源及其出处。总之，为使读者便于流畅阅读和能读懂，编著者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参考实用价值。

（五）、《西藏简明通史》的学术价值

《西藏简明通史》深入研究，有所突破。在通史类著作中，这部书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所涵盖的专门领域的广度上，或者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度上，都有一些明显的突破。从时间跨度来看，从藏民族起源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之际；从所涵盖的领域看，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对外关系、科技、医学、天文历算等，涉及众多领域；从西藏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介绍和叙述方面，不仅尽可能吸收了各方面的资料、观点和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多方考证，对我国西藏历史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读者只要深入研读，细心领会，从族名、族源、第一代赞普等开始，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六）、《西藏简明通史》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西藏简明通史》实事求是，观点鲜明。过去有关藏族历史的不少著作，因为作者受阶级的、宗派的、时代的局限，在史料的取舍、人物的评价、事件的叙述等方面，都有诸多偏颇，这是可以理解的。到了近现代历史著作中，不乏客观、公允之作，但也有一些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蓄意歪曲、篡改历史的书籍。《西藏简明通史》则在大量搜集、翻阅资料的基础上，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进行比较和研究，实事求是，寻根究底，去伪存真，不带偏见地指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史学姿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对待科学，也只能用科学的公正态度、科学的严谨风格。而那种假借历史和科学之名，兜售“私货”的“伪史”，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真相的披露，被人们所唾弃。所以，这本书又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七）、《西藏简明通史》对各民族互鉴交流的衔接价值

通过《西藏简明通史》，更多的读者可以直接地了解藏民族的文化、历史与思想，以及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从而更立体地了解和感受有关藏族文化的知识，增进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爱好藏族历史的读者或史学家，这部著作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了解和掌握藏文史料和藏族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机会，有利于交流学术，取长补短，共同促进藏族历史研究向新的高度和深度推进。

（八） 、《西藏简明通史》促进社会发展的意识价值

《西藏简明通史》把我国藏族历史的研究放置广阔的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步引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这是藏族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藏族历史的研究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和领域，如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进步，都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与进步则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生产力即直接的物质生产者和科学技术，则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最基本动力。而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标志。特别是元明清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需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四、关于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

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体系中的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藏传量理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化遗产，也是研究一种现实的人类文化现象。

因明学经典著作中，涉及了许多有关理性思维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基本概括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因明逻辑属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探究客观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关系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各学派之间互相辩论时，主要是用因明学的思维方式来衡量长短与成败，也称为 “工具学”。量理学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的一门哲学学科。

（一）、哲学观量理学的重要性

量理学这门思维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事物、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的工具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形成具有雪域文化特色、实用价值很高的一门学科。探讨它的深层次内涵，挖掘其理论价值，是时代赋予量理学研究者的责任。人们通常也把量理的学问描述为“新知”。这一方面是指事物是不停发展变化的，因此人们认识事物也不能静止不变，永远停留在一个恒定的观点上，而应准确洞察和反映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中的“此刻”状态；另一方面是指利用量理的认识方法，更容易捕捉和发现新问题、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故名“新知”。

量理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其功能体现在它能解决许多涉及理性思维和哲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困惑着人类的一些极其复杂的思想“谜团”，诸如因与果、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虚无、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语言与思维、具体与抽象、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对立、相对与绝对、肯定与否定、现象与本质、事物与名称等等问题。这样看来，古老的因理因明学，与中国早期的先哲老子、庄子、墨子所致力探究天、地、人的关系和万事万物的本相，与爱因斯坦、普朗克、费曼等西方科学家，利用量子学原理，去认识宇宙、探究事物本相和原理，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也可以说，作为一种认识事物、提高理性思维能力的思想工具，因明逻辑学在一千多年来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加上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提高，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也毫不逊色于西方现代科学、而且实用价值很高的一门学科。了解了这门学问，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五大理论体系中，关于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典籍有150卷。其中代表作是著名学者萨班的《量理宝藏论》。该书共有11品，全书的论述分为入论分支、真实论义、造论究竟之事宜三大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

（二）、《量理宝藏论》对本体论的思考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认识归为是物自体给予人的印象和人的先验能力共同使然的结果，这与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中对认识来源的分析具有相同之处。萨班认为，通过对“境”的直观产生现量，通过认识主体意识的作用产生比量，现量和比量共同形成认识。但是康德认识论与萨班认识论最终导向的结论却并不相同：前者因此杜绝了对本体进行认识的僭越行为，使作为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成为不可知之物；后者却给出了朝向唯识学方向而认识本体的可能性。造成这种差异结果的原因在于，康德将进行认识的主体之“识”规定为他证性，而萨班则认为识具有“如是觉许觉，即成觉自证”的自证性。

（三）、《量理宝藏论》的认识论体系

自康德开始，西方传统的“元哲学模式”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认识论从此有了取代本体论哲学地位之势。康德把认识来源归为提供感性印象材料的物自体和提供先验认识形式的主体自我两者，从而将知识普遍必然性的基础，建立于人的先天认识能力之上。他继莱布尼茨之后，以非心理性的“统觉”作为先验自我意识。这一先验自我意识具有统合作用。它以形成先天综合判断的方式而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体现主体能动性。萨班在以《因明七论》为根据的《量理宝藏论》中指出，现量是根识对物的直接感受、比量是认识主体遵循逻辑概念推理的结果，它们共同形成了人的认识。在对认识的分析中， 萨班与康德同样重视物质的刺激和认识主体的直观能力，并且都否认因果等逻辑概念的外境生成性，一致将之视为是主观能力的一部分。

在分析过程中，康德认为因果诸范畴具有先验性，它们是与认识主体不可分割的知性能力。萨班则强调因果等逻辑概念的虚拟性，认为它们虽然是隶属于心的一种能力，但是认识主体可以通过对“心”的认识而摆脱其束缚。此外，针对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从何而来、自我意识是否能完成对其自身的考察等问题上，康德一概予以了不可知及否定性回答。康德也否认了萨班所持的识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证的观点，而认为经验中的认识主体属于依仗认知外物而才能证得自身存在的“他证”范畴。与康德相反，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萨班则基于心的自明性而在《量理宝藏论》中承许，识能够进行自我反省，间接说明了个体可以通过认识而深入了解、体悟本体。他所强调的“圣教量立场”即是自证分发展的极致结果，宗喀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因明看作达到内明的必由之路。

（四）、《量理宝藏论》的超验向度

萨班在《量理宝藏论》中通过汲取假相唯识学思想，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识的经验性“自证”意义。他认为境与识在本质上最终都可消融于内观时明清的识之自证中，从而许可唯识学将“相分”视为是“见分”的对象性证知、将“见分”视为是“自证分”的非对象性证知以及承认具有自身意识的“自证分”与“证自证分”二者之间有相互内向作用的观点，由此推论出认识主体在真正通达自心时，实际上也就能够如实了知万法。《量理宝藏论》因此在阐明名言认识真理的基础上，完成了由自证式认识论而朝向本体论的努力。同时，这种将因明学视为是由认识论趋入本体论的桥梁的观点，在传统教育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藏学往往在教学过程中将量理学作为唯识学等课程教育的前期基础，也正源于在前者对名言真理的关注中必然会引发朝向终极本体的拷问。西方哲学和量理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基本概括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因明逻辑学属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探究客观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关系的重要方法，要深入学习和研究为藏学哲学观的量理学理论，为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光彩。

五、关于宇宙观的宇宙学理论

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伟大而神奇的人类群体，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古老悠久而又璀璨夺目的大中华文明史。其中藏族人民所创造的藏族历史文化，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中，藏族宇宙观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深远的形成渊源。

五大理论中，关于宇宙观的宇宙学理论体系典籍有100卷。其中代表作是帝师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共有5品，其中 “中、成、住、坏、空、大”六劫说，引人注目。《彰所知论》集诸多典籍之精华，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宇宙观的一系列内容进行了简要而又系统的再阐述，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八思巴归纳和思辨的卓越才能。可以说，《彰所知论》是传统宇宙观的精华之浓缩。

（一）、《彰所知论》作者帝师八思巴

帝师八思巴示寂已经七百余年。但数百年来，人类并没有将他忘却，相反，他的声名越传越远，其事迹可谓遍布全球，国内外研究帝师八思巴的著述也难以数计。因此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再研究他是否还有必要？另外，帝师八思巴一生著作宏富，为什么单单选中《彰所知论》来研究呢？对此，笔者有必要略加解释。

13世纪时的中国，是一个极不统一、多民族地方政权并存的国家。当时大漠南北以及中原各地均处于人心不安、饱受战乱之苦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藏区亦然。自从朗达磨灭佛起，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地方僧俗权贵和封建领主割据而治、互不统属的混乱局面。可以说，西藏和中原各地民众都已饱受国家分裂、时局动荡之苦，都渴望和呼唤一个能够安身立命、休养生息的和平统一时代。而此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故而蒙古汗国的力量顺势而为，得到迅猛发展，大有威震大漠南北、直逼中原、一统中华大地的不可逆转之势。

人称“圣者”的八思巴，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生而成为了萨迦派法定继承人，并师从其伯父萨迦班智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而有了后来特殊的经历，并能继承萨班事业，完成特殊的政治使命：在萨班联合阔端之后，继续联合忽必烈，并与之共同继承前辈事业，促成了西藏正式归顺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再度统一这项光辉伟业。可以说，客观上是时代造英雄，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八思巴这一杰出的人物。然而，除了时代因素，与八思巴本人毕生不懈的主观努力也密不可分。

多数史家和学者笔下的八思巴这一历史人物，自然地主要着墨于其作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来陈说和描述。这样一来，当然就更宜于主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八思巴，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已经非常丰富，研究也颇为深入，可谓蔚为大观。但是，把八思巴作为一位学者来研究的著述则相对较少。而八思巴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伟大的政治使命，是以其渊博的学识密切相关的。如果他不是一位大学者、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智者高僧，是很难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的。

王森先生谈及八思巴时说过：“八思巴著述三十余种，其以为元太子真金所说的《彰所知论》最为流行。”这不无道理。此书除一般宇宙学知识外，还讲述了一些西藏历史、蒙古王统等方面的内容，为历来学者们所重视。早在本世纪30年代，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广治民族关系史、西域史时致力于《蒙古源流》考证，发现《蒙古源流》之基本观点和编制体裁都渊源于《彰所知论》。

（二）、《彰所知论》的版本源流

《彰所知论》的版本，常见的一般有藏文、汉文和蒙文。汉文 《大藏经》小乘论部的首篇，就是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汉译本是《彰所知论》作者之弟子沙罗巴所译，共两卷，分为五品：第一是器世界品，详述须弥山说，即四大洲等传统的佛教世界观；第二是情世界品，叙述地狱、饿鬼等六道说，转轮圣王之起源，印度佛教之兴隆，释迦尊者之世谱，进而叙述吐蕃、蒙古之王统世系与藏学传播状况；第三是道法品，将修行次第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五阶段；第四是果法品，叙述善果之种种相，说明四沙门果乃至十力、四无所果上之法；第五是无为法品，谈论无为之境界，即阐说虚空等三无为法，最后又以器世界、情世界、道法、果法、无为法等五法总摄一切所知之法。简言之，它是一部富有代表性的、融民族历史知识和俱舍论知识于一体的宇宙学纲要书。

（三）、《彰所知论》宇宙观的渊源

在《彰所知论》下卷，八思巴明言自己摘录了《俱舍论》和《大乘五蕴论》的某些段落。除了借鉴上述宇宙学论著之外，《彰所知论》中还直接引用了世亲所著的《俱舍论》。

在萨迦讲学院传承史上，向来重视《俱舍论》的传授。据说萨迦讲学院每年在三个月中，高等讲师必须向学员们讲授各门学问，而学员必学的理论学科有25种，其中就有《俱舍论》和《俱舍杂集论》。在萨班为八思巴传授的理论学科中，《俱舍论》自然不可或缺。在《萨迦世系史》中，就有不少关于萨迦讲学院各辈论师们闻习《俱舍论》的奇异传说。可见萨迦论师们多么看重《俱舍论》。在传统文化中，它是宝贵的唯物主义理论学科。因此萨班《俱舍论》传授八思巴时，也一定把它视为重中之重。八思巴把唯物主义理论学科《俱舍论》进行“本土化”的专著就是《彰所知论》。书中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宇宙观的理论体系，也是这部藏学宇宙观理论著作至今仍然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影响广泛。

《彰所知论》器世界品，开篇即讲世界形成的藏学宇宙观，说世界形成之体为地、水、火、风四大种。这在《俱舍论》第三品里即有谈及。在谈到 “度量世界身相”（即物质大小的度量）时，两著所载几乎完全相同。《彰所知论》中指出，“最极微细者曰极微尘，亦名邻虚尘，不能具释。彼七邻虚为一极微，彼七极微为一微尘，彼七微尘为一透金尘，彼七透金尘为一透水尘，彼七透水尘为一兔毛尘，彼七兔毛尘为一羊毛尘，彼七羊毛尘为一牛毛尘，彼七牛毛尘为一游隙尘，彼七游隙尘为一虮量，彼七虮量为一虱量，彼七虱量为一麦量，彼七麦量为一指节；三节为一指，二十四指横布一肘量，四肘为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卢舍，八俱卢舍成一由旬。此是度量世界身相。”《俱舍论》同样指出：“极微为初，指节为后。应知后皆七倍增，谓七极微为一微量，积微（量）至七为一金尘，积七金尘为水尘量，水尘积至七为一兔毛尘，积七兔毛尘为羊毛尘量，积羊毛尘七为一牛毛尘，积七牛毛尘为隙游尘量，隙（游）尘七为虮，七虮为一虱，七虱为禾广麦，七麦为指节；三节为一指，世所极成，是故于颂中不别分别。二十四指横布有肘，竖积四肘为弓，谓寻竖积五百弓为一俱卢舍。一俱卢舍，许是从村至阿练若中间道量，说八俱卢舍为一窬缮那。”显而易见，八思巴直接整段整段地引用了《俱舍论》的内容，只是在个别文字上有所改动。还有“器世界品”，通篇各个段落都可以在 《俱舍论》不同地方找到来源，但八思巴把它们再创造后，转化为一部完美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本土化、社会化的整体理论学科。

（四）、《彰所知论》宇宙观框架下的历史叙事

如前所述，“器世界品”主要叙述须弥山说，即四大部洲等传统文化世界观；“情世界品”叙述地狱、饿鬼、傍生等六道学说，转轮王之起源，印度佛学文化之兴隆，释迦王室之家谱，进而谈及西藏、蒙古王统世系与佛学文化传播状况；“道法品”将修行次第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五阶段；“果法品”叙述佛果之种种相，说明沙门果乃至十力，四无所果上之法；“无为法品”讲述无为之境界，即阐述空等三无为法，最后又以器、情、道、果、无为等五法总摄一切所知之法。

《彰所知论》既是一部宝贵的关于宇宙观学科的纲要之书，又是元朝王统世系史方面的重要典籍。就历史方面而言，《彰所知论》中着墨不多，仅在“情世界品”有些段落中谈及，依然是以弘扬宇宙观为主线，从释迦王室世系到吐蕃王统世系和蒙古王统世系，一贯到底，展开叙述，寓佛学文化兴隆于历史发展之中，使佛学文化发展史与蒙藏社会发展史相映成趣，互为依托，合而为一。既讲述了佛教兴隆的历史，又赞颂了元朝王统以“弘佛治国”的伟业。

《彰所知论》所描述的释迦王室世系，在印度早期佛学史著中已有完备记载。八思巴在其著作中还谈到关于如来灭度后佛法在印度、吐蕃和蒙古的传播史实，从而为其讲述《彰所知论》中的释迦王室世系和吐蕃王统世系，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其次，萨班和八思巴都生活在元朝发展时期，八思巴还经历了元朝开国的历史阶段，并长期在内地生活，长期随侍元朝皇室首领，中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他都得以耳濡目染。因此，《彰所知论》中的元朝王室世系部分，可以说是八思巴通过对元朝中央政府发展历史方面的亲身经历而撰写的开创性成果。他所开创和撰述的这部唯物主义宇宙观理论学科《彰所知论》，从元明清一直影响至今，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发挥了更大作用。

结论

传统藏学历经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构建，形成了完善的五大理论学科体系。毫无疑问，传统藏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学科中的健康观、人生观、历史观、哲学观和宇宙观等，分别对应和解释了人与身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等深层次相互依存关系，是引领和帮助人们更清晰、更准确地认识身体、认识自我、认识成长、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生命的学问与理论。每个人只要能深入地了解和弄懂五大理论体系，就有可能成为富有理论修养、思想格局和美好人生的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并且能具备以下六个方面的素质，即身心安康的人生；爱护社会的初心；造福人类的梦想；实现梦想的事业；创新事业的智慧；控制欲望的知足。你若能具备这六方面的素质，你就拥有了清晰的价值观和美好的人生。

与此同时，这些理论体系能在中华大地青藏高原上形成、繁衍、发展和完善，生生不息，深入人心，也显示了我国藏族人民对自身生命、人类社会和养育了万物生命的天地自然发展规律的孜孜不倦的认识与探索能力。这些理论学科体系是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对历史进程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身体、心灵和自然界的探索和认识的有效诠释，也是传统藏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特殊贡献。

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渐渐形成和完善的过程，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滋养和有力支撑，所以说它们也是中华文化宝贵遗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元明清以来，具有高深智慧的思想内涵和深邃的哲学理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对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一直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发展到今天，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断地为五大理论学科体系注入新的光亮与活力，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学科体系中诸如爱护健康、爱护他人、爱护社会、爱护自然、爱护生命等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其实质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与思想、智慧和现代科学理论的相互结合，同时也能满足人们自身发展、自我革命的需要，为进一步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发展，推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藏学五大理论理应担当起新的时代使命，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噶尔哇•阿旺桑波活佛，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昆氏家族，是十世班禅大师侄子、系北京白塔寺开创祖师大元第二任帝师亦怜真第二十六代传人，青海文都大寺昆氏座主、西宁宗喀大慈宏觉寺住持。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系统性学习和研究五部大论等佛学理论体系，荣获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特级经师资格。先后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活佛大专班、深圳弘法寺本焕佛学院汉语系佛学本科班、西安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科班毕业。

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省因明学会会长、班禅因明学院院长、南海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因明逻辑与藏文化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