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藏族格言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王尧对现代中国藏学史研究时期的划分，基于译本考察将藏族格言诗汉译史划分为萌芽时期、新生时期、沉寂时期、全面时期和深入时期五个阶段，全面考察不同阶段其汉译特征。藏族格言诗汉译历程与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历程一致，其汉译特征与藏族典籍汉译普遍特征也高度一致。藏族格言诗汉译活动既是长期以来藏汉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更是民族政策作用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牢铸进程的具体镜像。

关键词：藏族格言诗；汉译史；译介特征；《萨迦格言》

三、藏族格言诗汉译特征

藏族格言诗汉译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译介特征。循着各个分期汉译特征，从历时角度全面考察藏族格言诗的汉译特征，发现藏族格言诗汉译呈现出跨学科的诸多特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呈现出民族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点。对少数民族典籍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绘制出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网络图景，是翻译出版界的重要研究领域。”［7］藏族格言诗的汉译特征符合民族典籍汉译的普遍特征。从民族学分析，藏族格言诗构成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汉译历程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从翻译学分析，其涉及丰厚翻译、转译、翻译目的等翻译学内容；从传播学分析，其出版方式和传播途径多样；从语言学分析，其涉及藏、汉、英等多种语言。

(一)起步晚，发展快，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

藏族格言诗汉译萌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真正译介始于20世纪50年代。相比14世纪初期开始的蒙译和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英译，藏族格言诗的汉译明显处于落后状态。然而，从汉译萌芽出现到当前深入译介，藏族格言诗产生近20个汉译本。相比早期的蒙译和英译，藏族格言诗的汉译发展快速，成果丰硕。

藏族格言诗汉译的每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均与彼时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伴随着民族典籍译介的发轫、发展和深入，藏族格言诗汉译同样经历了相应的译介阶段。藏族格言诗汉译本产生较多的时期有3个，即1950—1965年的汉译新生时期、1977—1995年的全面汉译时期以及1995年以后的深入汉译时期。新生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组织整理和译介了大量民族典籍。全面汉译时期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化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民族典籍得到进一步整理和翻译。深入汉译时期，我国改革开放战略持续深入，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近年来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8］治藏方略指引下，西藏社会文化快速进步，藏族格言诗汉译呈现丰厚性翻译和整体化传播。

(二)译者以诗译诗，传递多元翻译目的

自藏族格言诗汉译以来，除郭和卿的《萨迦格言》汉译本为文言文形式以外，其他汉译本均保留了诗歌形式。藏族格言诗汉译者以诗译诗与译者身份密切相关。藏族格言诗汉译者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精通藏汉语言文化的学者、精通诗歌翻译的学者、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师。这些译者尽量以诗译诗以传递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

通过阅读比较各个译本的副文本，可将译者的翻译目的归结为四类，即传播藏族文学文化、宣传佛教思想、挖掘教育价值以及渲染政治色彩。在这四种翻译目的中，传播藏族文学文化占据主流。王尧、何宗英、耿予方、次旦多吉、延恺、景福、佟锦华、李午阳、李正栓等从这一角度出发汉译或转译藏族格言诗，在前言后序中肯定了藏族格言诗的文学文化价值。“格言诗，是藏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学的一种独特形式。千百年来，它不仅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颇有影响，而且在祖国文学宝库和世界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9］“它(《萨迦格言》)不仅为我们研究西藏文学史、思想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同时，也可作为文艺创作的借鉴。”［10］

索达吉堪布和班典顿玉、杨曙光从宣传佛教思想的角度出发汉译《萨迦格言》。索达吉堪布在前言中特别提及《萨迦格言》对佛教弟子修行的重要性，并指出王尧“未将本论之前后礼赞、回向等颂译出，也未按原版藏文字数相同的格式翻译，且所译用语与原版藏文特指的佛教用词之含义(内涵)差距甚远。”［11］由于过分强调《萨迦格言》的字数对等和格式相同，索达吉堪布汉译本通俗性欠佳。班典顿玉为了弥补索达吉堪布译本的不足，更加广泛地传播佛教教义，与杨曙光合作汉译《萨迦格言》，旨在把其汉译本打造为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均能读懂的诗体译本。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教研组古藏文研究生指导小组和百种藏汉文对照惠民图画书编委会注重挖掘藏族格言诗的教育价值。前者将《萨迦格言》作为大学生学习藏语的教材在学校刊印，以藏汉对照排版的方式进行印刷，并增加诸多副文本，为学生学习藏文提供诸多便利。后者通过藏汉对照排版，附加藏文评论，增加图画的方式解释了《萨迦格言》中31个诗节内容，此外，该译本被列入国学丛书，突出藏族格言诗的教育价值。仁增才让、才公太、达文波特的《〈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采用简朴易懂的语言，以藏汉英三语对照排版的方式为藏族学生提供学习汉语和英语的课外读物，同样凸出《萨迦格言》的教育价值。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族文学翻译专业71、72级学生和萧金松的藏族格言诗汉译本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政治色彩。前者的《〈萨迦格言〉选批》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为“阶级斗争”服务，该译本对《萨迦格言》中蕴含封建思想的诗节进行大力批判。萧金松的藏族格言诗汉译本文学性较强，但其《〈萨迦格言〉第一、二品译注》发表在台湾地区1986年的《边政研究所年报》，《〈萨迦格言〉第三品观察愚者品译注》和《藏族格言诗水木火风四喻译注》被列入“台湾蒙藏委员会”的《蒙藏专题研究丛书》进行出版，这为其译本沾染了一定政治色彩。

(三)汉译以《萨迦格言》为主，译本逐步趋向完善厚重

《萨迦格言》的问世开创了藏族格言诗创作的先河，后世藏族学者争相模仿《萨迦格言》，并创作出大量格言诗，由此形成“藏族格言诗文化”。由于《萨迦格言》开创性的文学地位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萨迦格言》成为最受译者欢迎的藏族格言诗。在藏族格言诗汉译活动中，《萨迦格言》汉译本数量最多，且不断有新译本问世出版。同时，《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火喻格言》《风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等格言诗也得到整理和汉译，其中大部分格言诗均有汉语全译本存在。

在藏族格言诗汉译过程中，其汉译本趋向完善厚重。一方面，藏族格言诗由《萨迦格言》单部格言诗的汉译逐步扩展至藏族格言诗的全面汉译。藏族格言诗汉译以1944年左右郭和卿汉译《萨迦格言》为开端，随后的40年间产生六七个《萨迦格言》汉译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其他格言诗的汉译本。20世纪80年代，藏族格言诗汉译取得重大进步。藏族四大格言诗《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均出现汉语全译本，《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喻格言》出现汉语选译本。另一方面，大部分藏族格言诗均经历了由节译到全译的翻译过程，并且副文本内容逐步厚重。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译本最能体现该特征。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由1956—1957年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到195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其汉语全译本由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的初次出版到201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重新出版，其内容由节译到全译，愈加全面，其文本体例逐渐增加，愈加厚重。

(四)汉译本出版方式和传播途径多样

藏族格言诗汉译本在出版方式上呈现多元局面。出版方式多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单位在地域上分布广泛，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国外；二是排版方式多样，含有一种语言单独排版和多种语言对照排版。

藏族格言诗汉译本的出版单位包括青海人民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台湾蒙藏委员会”、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福建莆田广化寺、中国藏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多伦多出版社等，分布在青海、西藏、甘肃、台湾、四川、福建、北京、河北等国内省市以及加拿大。在排版上，藏族格言诗汉译本呈现多样形式。例如，王尧、何宗英、次旦多吉、耿予方、索达吉堪布等人的藏族格言诗译本为汉语单独排版；中央民族学院、班典顿玉和杨曙光、百种藏汉文对照惠民图画书编委会的《萨迦格言》汉译本为藏汉双语对照排版；李正栓等人的《雅言宝库》和《普世智慧》为英汉对照排版；仁增才让、才公太、达文波特(美)的《〈萨迦格言〉藏汉英对照本》为藏汉英三语对照排版；萧金松的汉译本为藏文、汉译、对音、语词四栏对照排版。

由于独特的文学性和宗教性，藏族格言诗呈现出多样的传播途径，其中图书发行为主要传播方式，报纸连载、期刊选登、内部传阅、课堂讲义、寺院与网络传播等方式备受瞩目。王尧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次旦多吉等的《萨迦格言》汉译本在成书之前分别在《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上以连载的形式进行刊登；高景茂、耿予方、佟锦华、星全成、萧金松的《萨迦格言》汉语选译本，延恺、景福的《火喻格言》《铁喻格言》《宝论格言》的汉语选译本以及耿予方的《国王修身论》汉语选译本均在期刊上进行刊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翻译专业71级和72级学生的《〈萨迦格言〉选批》和何宗英的《〈萨迦格言〉释文》为内部传阅资料；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教研组古藏文研究生指导小组印制的《〈萨迦格言〉讲稿》为课堂讲义；索达吉堪布的《格言宝藏论释》通过网站、博客、光盘、电子书和寺庙流通读物的形式进行传播。多元的传播途径促进了藏族格言诗在国内的全面传播。

四、结语

藏族格言诗汉译史是我国民族典籍汉译史的缩影，其汉译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典籍的汉译特征。同时，藏族格言诗汉译史大致反映了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历程，其每个汉译时期与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基本保持同步。将藏族格言诗汉译史纳入民族典籍汉译史和现代中国藏学史的范畴进行考察，丰富了民族典籍翻译史和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凸显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以藏族格言诗汉译史为纽带考察其民译史和外译史，具体映射出藏汉民族间的密切关系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藏族格言诗汉译史的系统梳理丰富了民族典籍汉译史和现代中国藏学史，为进一步具体分析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和传播奠定了资料基础。

参考文献：

［1］低·却拉布吉．《善书宝藏》和蒙古族古代格言诗的关系［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

［2］刘艳春，赵长江．国内民族典籍英译现状、成就、问题与对策［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3］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郭和卿．郭和卿其人［EB/OL］．(2019－09－11)［2021－10－11］．https://www．douban．com/note/733962704/?．

［5］四川省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819．

［6］赵春龙，许明武．文学经典与文化认同———藏族格言诗域内经典化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7］胡丰月．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探索与思考———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出版谈起［J］．出版广角，2016(19)．

［8］索林．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J］．西藏研究，2020(增刊)．

［9］李午阳，王世镇，郑肇中．藏族物喻格言选［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1．

［10］萨班·贡嘎坚赞．萨迦格言［M］．次旦多吉，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2．

［11］索达吉堪布．格言宝藏论释［M］．甘孜: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1996: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编号:16BYY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春龙(1985—)，河北邢台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李正栓(1963—)，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典籍翻译和英美诗歌研究。

原刊于《西藏研究》2022年4月第2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