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藏族传统天文历算学是中华民族传统历算学中的一枚瑰宝，是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从祖国内地吸收了时宪历和阴阳五行以及从印度翻译了时轮历，逐步完善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承。《时宪历》作为汉历传入藏族地区开发展成具有藏族特色的《时宪历》，得益于于第五世DL喇嘛和清朝康熙皇帝的大力推进，创造了《时宪历》的发展空间，培养了专业人才。其传入藏族地区后对藏区的纪日、纪时的算法以及生活、生产、医药、文化等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时宪历；传入藏区；渊源；藏传时宪历

藏族传统天文历算学是中华民族传统历算学中的一枚瑰宝，是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从祖国内地吸收了时宪历和阴阳五行以及从印度翻译了时轮历，逐歩完善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藏族天文历算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文献丰富，在或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天文就是日月星辰在天幕呈现的有规律的运动形式。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王权政治的密切联系造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夏念，这便是是君权神授、君权天授的朴素知识，它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影响帝王统治权力的基础。历法是利用天象的变化规律调配年、月、日、时的一种纪时法则，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一、藏传《时宪历》的渊源

天文学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其对于农业经济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所以古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教导人们不失农时，因为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观测天象是决定时间的唯一准确的标志。因此，在远古社会，掌握天时的人便被认为是了解天意的人，或者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这种天文与权力的联系，古人理解得相当深刻。很明显，由于古代政治权カ的基础来源于古人对于天象规律的掌握程度，来源于正确的观象授时的活动，因此，天文学作为最早的政治统治术话便成为君王得以实现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并由此发展为君权天授的传统政治观。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都要创建各种规章制度，规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还要配合天象、民情、习俗、数理等各种形式来编制历书，因此，历书就成了具有特殊功能的工具。15世纪欧洲己经有了望远镜等天文观测工具，这已经超过我国的天文观测水平，于是有一批中国学者向西方学习。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制定出新的历法书一百三十七卷，取名《崇祯历书》，但由于当时政治动乱，还没有来得及颁布施行，明王朝就灭亡了。公元1644年清朝在北京建立政权后，西洋他教士德国人汤若望(Johann・Adam shallvon Bell 1591-1666年)把这部书删改成一百零三卷献给清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将其与明朝的大统历在实际应用中见到实际效果后，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6年)正式颁行，并给这种历法定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时宪历”，后来乾隆年间编纂讳，改为《新法算书》，依据它制定年历的形式，被称为《时宪书》，民间简称之为“宪书”。⑴解放前每逢年初，有人在街上卖“宪书”的，“宪书”就成了年历的同义语。凡是皇家统一制定，颁布全国通行的历书都叫“皇历”，又因使用黄色封面，又称为“黄历”，二者同一。藏族一般直接借用汉语“皇历”作为其同义语，写作"hbang li”或称之为“rgya rtsis kyi li to"“汉历历书”。

从历史文化传承的各种现象来看，特别是宗教和文学不带有历法、天象的色彩。“黄历”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因此，编制历书是一件如履薄冰的事情，稍不留神，违背了统治者意志，就有脑壳搬家的危险。⑵到了明朝仍然沿用元朝的授时历，并更名为“大统历”；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北京建立政权，次年就颁布新的历法“时宪历”。由于封建社会历来对天文学家非常支持，天文观測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天文活动，其实不然，它从一开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所以当时学习和研究天文历算的人都是在朝廷里，民间没有学习的权利。汉族皇帝对本民族的官员和百姓尚且如此严格控制，对于“异族”当然就不不在话下了。正如藏族的天文历算学家们所说的“汉族的历法知识的关键部分不推出钦天监的门槛，所以藏族学者学不到”是符合事实的。[3]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从内地学习天文历算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仅不传外民族，就连本民族民间中也不传授，这对传播天文历算有一定的影响。到了明朝晚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观测天文技术方面出现了新挑战。明朝万历至崇祯年间，预报日月食，屡次发生失误，天文历法改革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于是以古代著名的以科学家徐光启为首的有志之士冲破了禁忌，向外国的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到了清朝，少了许多禁忌，用汉文写成的历算书籍才有可能传入别的民族地区，这是时究历能够传入藏地的社会历史。[4]

从先秦至清代，编制历书都是官方的专利。明代以前的历书实名历日，东汉郑玄注“周礼”时就提到过这个名词。历代皇朝都有君主向群臣赐日历的习俗，官方也特役专门机构主持其事。泰汉以来历代以太史令掌管天象历法，唐代用设太史局和太史院，明清两代改为钦天监。

明钦天监每年编发“大统历”，封面印“大明口口年大统历”字样。并印有红色印记，印文写有：“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方赏银伍拾两，如无本监日历印信，即同私历。”可见明代对于历法的管制是非常严历的，目前存世最早的明历有“大明永乐十五年大统历”。

清代沿袭明制，每年印日历。顺治元年接受天文学家汤若望的建设，改为时宪历，乾隆时为避弘历之讳，改为时宪书，封面多黄色，故又称黄历，也有红色，黄历一般是清代官方颁行的历书。它是实行政权、礼制的基本标准，具有现行行政命令的权威性。黄历因流传广，历史久远，不仅在官方作为一种古历法传承沿用，在民间也广为流传。在公历盛行的今天，黄历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已不多见，但在民间仍旧盛行不衰，其范围也不只限于记载农时节气，春种秋收之类，而是集星相学、历算术及江湖术士的所谓五行、阴阳、吉凶、福祸、命运、婚配、住宅、丧葬等内容，几乎成为民间各种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指南。甚至连人的生老病死也不遗漏。这与最早的皇帝颁行历书的初衷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旧时的历书每年一本，用农历编印全年的月建大小、每日干支、二十四节气。大部分历书在每一日下注有吉凶宜忌、祸福休咎以及草木萌芽、生产知识等，其用途十分广泛，因此历书又叫通书。现以香港著名历学家祭伯励先生主编的香港永经堂有限公司出品的一本历书为例，来说明黄历编制的一般体例及内容包括：春牛总图、山向月利图、百岁图、天官赐福图、立命定局、排定小限局表、中西纪年对照表、轩皱黄帝四季骨、定期节气光黑较钟法、张天师灵应神符、三娘煞、洗头日、裁衣日、安床日、探病方位等。眼跳耳鸣等法，周公解梦吉凶书、六甲胎神、小儿关煞、小儿受胎图、二十八宿、九星图像解说、五行星男女值年表、五行星花枥、小儿十桥歌、二十六关煞、花甲相冲及吉凶神方位表、吉凶星宜忌、金钱卦、天罡时、算命不求人、土地杯图解、董公择日要解、相法择要解、相法歌决、秘本诸葛神数、电报新编、电码代月代日对照表、孔子问答、绘图孝经读本、绘图千字文、绘图朱子治家格言、绘图释音百家姓、绘图増广贤文、书体简介、福寿全图、出路十二则丰年耕种、地理千金赋、阴阳历之异同、阴阳历对照百中经、杂事宜忌撮要、烧饼歌、大图符等，总共五十多类，除了“大字通书”一类编历书外，其他的内容就是神佛仙鬼，儒道释，医卜相，所谓“通胜专家、包罗万象”。实际上无非是一锅杂炫而己，大部分与天文历法是风马牛不相及[5]。根据以上香港董历编制的体例，庞杂的内容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时宪历”范围。时宪历一般指的是农历或夏历，译为“汉历”，曾有人曾译为“dus kyi skar yig”(时之历书)未能通行，一般笼统地称之为“rgya rtsis”，即“汉历”。

时宪历的不断完善和科学化，也促进了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蒙藏两个民族都值仰藏传佛教，这两个民族佛教界的学者特别注意日月食的推算，根据推出的具体日月食时间进行修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佛经里记载的释迦牟尼证道成佛，是在氐宿月望(月星圆)日后半夜出现了月全食。因此，为了修行的需要和对佛教的信仰，历代高僧特别注重日月食的算法，以日月食期间加强修行，力争得到正果。因此，藏区引进时宪历不仅有外在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内在的主观原因，在具备这两种条件下オ顺利的引进时宪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二、藏传《时宪历》的发展

时宪历能触传藏区主要离不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第五世DL喇嘛，另一个是康熙皇帝。第五世DL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是在历代DL喇嘛中地位比较高、影响比较大的一位，清顺治九年(1652年)，应清世祖之邀去北京，受到清廷隆重的欢迎和款待，被清政府朋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DL喇嘛”，确定了其宗教领袖的地位，顺治十一年(1654年)，亲赴扎什伦布寺看望四世班禅。此后，于前后藏新建13座寺院，还为寺院制定了组织机构、僧管任免、学经程序、寺内紀律及佛教仪式等一套完整的僧制。他精通历算，在自己的专著《黑白算答问》一书中充分肯定清朝皇帝对天文历算的重视，两度观其历书，并细究其法，与藏族历算中浦派相同。近代的琼热闹布大师说：“五世DL观察紫禁城钦天监所出之汉历后曾说，可以用我们时轮历的语言去表达它”。［6］因此他的目标很明确，翻译态度坚决。在清朝的时候钦天监里有学习天文历算的蒙藏人，其中有些人是五世DL喇嘛派来学习的，是为引进时宪历做准备的。康熙皇帝，他对天文数学有很大的兴趣，他命人用满文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星徳的《几何原本》供他学习之用，还亲自在畅春园作天文学的日影观测，组统了把百余卷的巨著《西洋新法历书》修订成《历象考成》的工作，充分说明了他对天文历算的关注度。他关于数学方面的说法更受人关注，据来华耶稣会士的文件来看，康熙向耶酥会士学习西方天算始于1689年。从此他醉心于西方科学，连续几年每天上课达四小时，课后还做练习[7]。以后几十年中，他喜欢向宗室和大臣等读论天文地理数学之类的知识。尤其是公元1682年康熙到辽东，晚上宿营时，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能根据天空星座的位置说出时刻来。清朝除康熙皇帝外，雍正皇帝也在宴请西方耶酥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兄，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9]。天文书《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的原本是《西洋新法历书》是一部巨著，内容相当深奥，其算式方法主要釆用三角学和几何学。因此，我国内地的传统天文学中的代数算式方法发展到元代的授时历时已经是达到它的顶峰，倘若再要向前发展，必须有新的算式方法来进行运算。因此，从西方吸收三角学和几何学方法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必经之路和必然趋势，而这些正是西方天文学的特长。

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王权政治的密切联系导致天文学成为统治阶层的特权，民间无权学习天文学知识，更不能传播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尽管执行得不一定很严格，但是原则上民间不能学习应用，且在明朝以前禁止私习。这里所说的“民间”是指凡未担任钦天监等官方天文机构的工作，又未参与过官方天文学活动的人，无论他做官与否，皆属民间[10]。到了清朝之后，禁令都被取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天文历算不仅传入民间，同时还向外民族传播，汉族时宪历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藏族地区的。尤其在第五世DL喇嘛和康熙皇帝的支持和推动下，先后翻译了《汉历大全》和《马杨汉历要旨》。时宪历传入藏族地区后，经过本土化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时宪历。

三、藏传《时宪历》的形成和作用

《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简称为《汉历大全》，此书目前有:在拉卜楞寺原喜金刚院珍藏的精抄本和布达宫DL五世书库所藏的木刻本，这个刻本精致，每卷都有黄缕裏硬纸板的首叶和府叶。本书由康熙皇帝命御前侍卫拉锡(khe ya bkra shis)主持，要求汉蒙大译师共同译成蒙文，又命阿旺罗卜藏和格隆丹巴加木参二人为钦使，携此蒙文译本，送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其译为藏文，于是以大师为首的译师团队共同译成，进献于帝。“予奉旨校阅刊版，细勘蒙藏两文，难处则对勘汉文；浑天仪等图绘制者为汉人算术博士刘亚思，大清康熙五十四已未(公元1713年)刊版。”[11]

《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泽本》刊版后的30年左右，北京雍和宫有一位蒙古喇嘛将此书学通学懂，他认为一般的蒙藏历算学子学通它不容易，推广起来有困建，于是他编著成通俗易懂，尽量接近于藏族传统时轮历的运算方法衔接起来，便于他授，井用藏文写下来。其中杨索巴嘉参本，全称为《汉历中以大都北京地区为主之日月食推算法》，是马杨寺(在内蒙古与甘肃省交界处)的索巴嘉参写的。通称《马杨汉历要旨》，简称为《汉历要旨》。

从内地传入藏区的《马杨汉历要旨》和《汉历大全》之书，虽然两部都相继传入藏区，但翻译的质量有所区别，《汉历大全》只是单纯的翻译，尤其是直译的较多，主要供从事研究时究历时参考，而《汉历要旨》在翻译当中主要釆用的是意译，并带创造性的翻译，尤其是与藏族传统时轮历的运算方法相同。同时通过自己的学习、吸收、钻研后写成的，而且文中加进不少的注释，这样容易理解，对学习者理解时宪历的内容有一定的帮助，在藏区各时轮学院将其当作教材来使用。因此，通过《汉历要旨》的翻译传入，藏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研究时宪历的学派，尤其在学习时宪历时，必须以《汉历要旨》为学习内容，其对从事推算年月日以及编历书具有重要的作用。

藏传时宪历《马杨汉历要旨》从18世纪的40年代起，由北京雍和宫流传到内蒙古和阿拉善旗与甘肃华锐地区东北部交界处的马杨寺一带。但是从此时到19世纪60年代之间，约120年间似乎未发展，但仍继续往西传。到了19世纪中叶，重新掀起了一个高潮，出现了几种时宪历著作。如，甘肃北部天祝县天堂寺的赛钦·扎巴丹增所著的《汉历发智自在五篇》手写本21叶，对运算步骤的先后作了调整，部分有所补充，他还著有《皇历编制法》手写本21叶，介绍了时宪历民用功本的编制方法。甘肃西南部拉卜楞寺的图登嘉措所著的《纯汉历日月食推算法·文殊笑颜篇》手写本13叶和《历书编制法·文殊供华篇》，及《醉峰嗡嘈篇》杂收《春牛经》《二十四方位图》《汉历简史》《释迦年代考》《汉蒙对照历法用语》等短篇多种，他还著有一部《第十四丁卯周甲子年起六十年(1864-1923)积日表》。恭息・隆多丹增策在尼玛著有《北京地区日月食推算法》通称《恭息历书》木刻本12叶，历元子年(1876)。麦许・曲培内《日月食推算法，慧创光华篇》木刻本32叶，历元为庚子年(1900)。《汉历所需节气等数值2520周期表·白莲花束》木刻本，有详略两种，详本42叶，略本6叶。是五行、七曜、八卦、九宫、十二建、六十干支的最小公倍数构成的周期。オ旦夏茸编的《汉历文殊悦容篇》木刻本8叶，附表10叶，篇幅较小，但日月食及历书编制部渉及了，是进一歩简化文本。青海隆务寺第钦喇嘛编的《汉历聪人遂愿篇》木刻本，8叶、表6叶。历元丁卯年(1927)，专述历书编制，不包括日月食。扎贡巴黎・嘉样丹巴嘉措编的《第十六丁卯周(1927-1986)积日表，智者意趣庄严》木刻本6叶中，此法所用的六十五年一闰周，与汉历原法不符，故求得的积月应作适当调整。此外还有二世阿嘉呼图克图・丹比嘉参（1708-1768年)所著的《京师地区合法》56叶，《五行占之年首答问》12叶，这两篇是讲五行占的，但涉及汉历中的年首与岁首，孟春与季春，子月与寅月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关系时，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和疑问[12]。还有桑珠嘉措著的《汉历文殊喜悦供》，崔臣群觉编写的《天文星算学发展简史》，西日群培著《时宪历文殊喜悦供云》等诸多藏传历书。历代高僧大德对《时宪历》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时宪历》的传入提高了藏族历法的推算法的准确度，通过用时宪历的方法，准确預算每年的月食和日食、历书，对藏区的纪日、纪时的算法以及生活、生产、医药、文化等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藏族天文历算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尤其到了清朝，汉文的天文历算著作不再是禁书，开始允许外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时宪历オ传到藏区，这是得益于第五世DL喇嘛和清朝藏熙皇帝这样两位有力人物的热心促进下，オ有了时宪历发展的空间，并培养了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先后从内地翻译的同时，与时轮历进行融合，形成了藏传时究历的算式方法和理论体系，对藏族天文历算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4][11][12]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2][5]黄世平.中国传统天文历法通书[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

[3]江晓原.天学真原[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6]傅千古.藏族天文历算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7]洪若翰1703年2月15日致R·Pdelachaise国恥神父的信[G]//清史资料(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阮元.畴人传[M]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9][10]江晓原，钮卫星.欧洲天文学东渐发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第一作者简介：傅千吉，男，藏族，甘肃甘南人，西北米组大学藏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语言、民族教育、藏族天文历算。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总第132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