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柔克义旅藏路线图是珍贵的清代西藏历史地理文献。文章利用现代卫星地图(天地图)、《西藏自治区地图集》与柔克义旅藏路线图进行仔细比对,完整复原了柔克义由藏北至藏东的探险路线,并对沿途所经各处地点进行了今名对照。柔克义绘制的经纬路线图具有地点测绘精准、地名翻译准确、文献考证广泛等特质,不仅为清代汉文西藏方志中地名定位提供了关键线索,而且有效弥补了《谭图》在藏北一带留下的历史空白。
关键词:柔克义;西藏;地图;历史地理学
三、柔克义旅藏路线图的特征
柔克义在西藏地理测绘方面表现出的科学家精神,对于汉藏语言的熟练运用以及对中外相关西藏方志、舆图、游记与报告等文献的广泛征引与考订,使得《柔图》在精良方面超过同时期任何一幅中外西藏地图。
第一,《柔图》地点测绘精准。中国传统地图绘制主要有计里画方法与山水形象画法两种,清代汉地学者多采用传统的山水形象画法绘制西藏地图。此法绘制的地图因缺乏统一标度和精确比例,地图上显示的地点方位以及各地点之间距离精度不高。在乾隆末年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所附地图上,南墩(今芒康县帮达乡然堆村)处在古树(今帮达乡孜龙村附近)北偏东、莽里(今芒康县莽岭乡政府所在地)正南、石板沟(今芒康县措瓦乡泥瓦果村)正东。嘉庆初松筠《西招图略》所附地图上,南墩处在古树正北、石板沟正西、莽里东北。在光绪末年安成《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上,南墩处在莽里正西、石板沟正东、古树西南。虽是同一地点,在不同的中国传统地图上方位相差悬殊。而在《柔图》上,南墩(Lhamdun)所处位置就与现代卫星地图一致,即在古树(古乎Guhu)东南、莽岭(Mang li)西南、石板沟(Nyewa or Shi ban gou of Chinese)西北(远隔90英里左右)。采用经纬实测法绘制的地图,在方位与距离的精度上远超以传统山水形象画法绘制的地图。
不仅如此,《柔图》经纬度控制得极为严格与精细,在彼时欧美同侪中亦属佼佼者。其经纬最小单位分别为1度,1度之内再等分为12格,每格约为0.083度。如此,不仅确保每个地点定位精准,研究者亦更易获得每个地点之经纬度。1892年8月16日,柔克义一行宿营在萨果尔塘(Sagotong)村,柔克义赋予该村的经度是95.20,纬度是31.58,与现代卫星地图显示的萨果尔塘经度95.22,纬度31.57几乎一样,《柔图》精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同样采用经纬制图法,英国上尉鲍威尔(Bower)1891年旅藏时所绘制的路线图,经纬皆每2度为一个单位,北纬30度向北一个单位是32度,东经94度以东一个单位是96度。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Bonvalot)1889-1890年旅藏时所绘地图则更加粗疏,经纬最小控制单位为10度,北纬30度向北一个单位是40度,东经80度再东一个单位是90度。如欲通过经纬度快速定位某个地点,鲍威尔与邦瓦洛特的地图远不如柔图方便。
图3柔克义西藏探险路线示意图
柔克义亦将大小河流在路线图上一一标出,此类河流在地名定位中起到关键作用。1892年8月8日,柔克义一行来到本曲、索曲及连曲三河交汇处东边的Traze lung,这是今天的哪里?如果没有河流作参照,想准确定位这个地点难度很大。因为根据路线图并不能总是十分精确地换算出经纬度,除非该地点恰好落在细分的经纬刻度线上。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如果以河流作参照,再比照现代卫星地图,就比较容易确定Traze lung即三河交汇处连曲东侧今那曲市巴青县杂色镇查斯囊村。鲍威尔地图此处标示了两条河流,但只给索曲赋予了名字,邦瓦洛特地图亦标示了两条河流,然均无名字。后者整幅地图也仅标注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几条大的河流,中小河流则一概阙如。加之前面提及的经纬控制粗疏,柔克义因此认为,邦瓦洛特的地图在地理学方面无甚价值。
第二,《柔图》地名翻译准确。任乃强先生谈到国人所译康藏地名时说:“昔人游此间者,皆不通藏语,随意译音。或更因缘藏音,牵附汉义。又因汉字读音,各省不同,以至译音歧出,莫衷一是。”[8]柔克义自称对藏语、汉语皆十分熟稔,故能以更接近当地的拼写规则与拉萨的发音来转写西藏地名[9]。其藏地译名不仅比欧洲同侪更准确,较国人汉译亦为佳。1892年8月22日,柔克义一行到达类乌齐镇附近的格曲(Ke chu)。鲍威尔与邦瓦洛特都曾途经此处,关于格曲名称,鲍威尔写作Kichi,邦瓦洛特记作Setchou,均与今日格曲之名有些距离,柔克义的转写Ke chu则与实际发音十分接近。1892年8月25日,柔克义一行来到恩达(Nyulda),即今类乌齐县桑多镇恩达村。关于恩达村名,柔克义有一番考察:邦瓦洛特称此地点为Houmda。鲍威尔称之为Memda,而其地图上写作Logamda。中文文献记为Enta,当地人读为Nyimda[10]。柔克义依据当地人发音与中文文献记载,构拟出一个最接近恩达的读音Nyulda。柔克义并将恩达的三种读法Enta、Nyulda or Nyimda全部记录下来,让研究者知道恩达的几种异读。相比之下,邦瓦洛特的Houmda,鲍威尔的Memda不仅为唯一写法,且均有欠准确。1892年9月9日,柔克义一行经过日许村(Rishod),即今芒康县措瓦乡日许村。《西藏志》《卫藏图识》《西藏图考》记此地均作“黎树”,柔克义在游记中亦载其汉语名为“Li Shu”。“Ri”与“Li”的发音还是有些差别。今日称该村为“日许”而非“黎树”,恰恰证明“日许”更接近Rishod的正确发音。
第三,《柔图》实地考察与书面考订并重。柔克义对藏北、藏东实地考察的同时,充分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中文地理文献《西域同文志》《卫藏图识》《圣武记》等,更多的则参考西人在西藏的探险报告、旅行日记等,如英印政府班智达纳恩·辛格(Nain Singh)、基申·辛格(Kishen Singh)的调查报告,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Prjevalsky)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英国上尉鲍威尔的《旅藏日志》,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的《勇闯无人区》等。在参考这些资料时,柔克义不盲从,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自身的观察,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
1892年8月18日,柔克义一行来到T青(Chyibo Ten chin)。柔克义在日记中介绍,T青是噶鲁(Kar Pai hu)地区最重要的村子,拉阿(Laha)则是纳鲁(Nar Pai hu)地区最重要的村落。鲍威尔上尉亦曾到过此地,在其地图上,纳鲁被置于卸曲北面,噶鲁被置于卸曲南面,柔克义认为鲍威尔将这两个地点记反了[11]。柔克义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旅行队中有一位向导叫贾桑,恰好就是纳鲁地区的。在《柔图》上,丁青标在卸曲北面,虽然未标注噶鲁,但应与丁青同在卸曲北;拉阿及纳鲁标在卸曲南面。借助向导,柔克义纠正了鲍威尔的错误,留下了关于纳鲁与噶鲁准确方位的记录。再如,在英印探险家纳恩·辛格绘制的地图上,其将扎加藏布河(Hotasangpo)处理成从恰规错(Chargut Cho)发源,并向东流淌。事实上,扎加藏布河系从唐古拉山西北部发源,以向西流为主,间向南流,最终注入色林错。柔克义亦指出辛格这一明显违背事实的记载[12]。
四、柔克义旅藏路线图的价值
首先,填补《谭图》之空白。《谭图》清代西藏部分至今仍是难以逾越的高峰。然而,“西藏”“喇萨日喀则地区”两幅地图仍有缺失,需补充完善。从打箭炉、巴塘至昌都一线,因系入藏主要通道,诸多文献皆有记载,驿站标注相对完备,如芒康的南墩、古树、江卡、黎树、阿拉塘,察雅的阿足塘、洛加宗、乍丫、昂地、王卡、巴贡,昌都的包墩、浪荡沟、恩达等均可在《谭图》上找到。但昌都以西至那曲安多一带,除类乌齐、索克(今索县)、巴青、那曲等几处大的地点外,《谭图》几乎空白,这或许与青海入藏线路利用率不高有关。这条线路人烟稀少,食品燃料供给困难,除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驱逐准噶尔初次使用、乾隆五十六年(1791)福康安率军驱剿廓尔喀再次使用外,偶有商队往还,近代地图亦不标注此线路[13]。柔克义避开人众,选择从青海入藏,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依据《柔图》,至少可补充如下地点(见表1)。
表1《柔图》可补《谭图》地名表
表1中,属今那曲地名10个,今昌都地名27个,均不见于《谭图》清代西藏部分,诚可补其阙。与之相对照,邦瓦洛特地图标记藏北地名12个,鲍威尔地图标记数量与柔图相当,但二人皆因不懂藏语,译名准确性欠佳,远逊于《柔图》。
其次,为清代西藏地名定位与对勘提供依据。清代汉文西藏方志《西藏志》《卫藏图识》《西招图略》等所载入藏程站名,部分体现在《谭图》之中,借此可以了解其大致方位。然而,还有一些程站,仅知其名,不知位于何处,尤其是地名今已不存者《,柔图》则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拉贡是清代川藏线上的重要驿站,频繁出现在清代汉文西藏方志中。《西藏志》卷四“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载“喇贡……六十里至恩达”。《西藏志》未附地图,故不知喇贡(拉贡)具体方位。《卫藏图识》“察木多至拉里道里图”记程站云:“拉贡……二十里过松罗桥,上山四十里至恩达寨。”《卫藏图识》所附地图上,拉贡位于昌都南面偏西。然而,欲在今卫星地图上找到拉贡并非易事。不仅因为该地名今已不存,更因传统山水绘法地图的地理信息标注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但根据《柔图》上的经纬以及河流名称,不难判定,拉贡即位于今类乌齐县滨达乡喀塘村至滨达村一带,处于昌都正西,拉贡的定位问题迎刃而解。若无《柔图》,我们对拉贡的认知可能将永远停留在其名称上。
在记述某一地点时,该地点若有汉语名,柔克义必定予以记录。1892年9月1日,旅行队抵达帮迪村(Pungde)。关于帮迪之名,柔克义补充道“in Chinese Pao tun”,即汉语名为包墩,此即《卫藏图识》《西招图略》中的“包墩”,《西藏志》中的“奔地”。若仅凭传统的地理文献,很难精准定位包墩,因汉译不够准确,无法与今名对应。由于柔克义对该村藏汉名称的两记,再借助《柔图》经纬定位,就可以确定包墩即今昌都市卡若区埃西乡帮迪村。类似的还有甘多(Gumdo or Olunto by Chinese),《卫藏图识》《西招图略》皆称“俄伦多”;泥瓦(Nyewa or Shi ban gou of Chinese),《卫藏图识》《西招图略》皆称“石板沟”;滚热(Gura or Kung la in Chinese),《西藏志》称“工拉”,《卫藏图识》称“公拉”,以上清代汉文西藏方志中之地名,在柔克义旅藏日记中均有藏汉两种名称记载,通过《柔图》皆可确定其在今地图上的位置。
余论
作为一名学者型探险家,柔克义鲜有民族偏见,其游记只是客观地记述他眼中的西藏。《柔图》更是基于实地勘察与测绘,亦有对中外西藏地理文献的广泛考订,虽偶有失误,但瑕不掩瑜。《柔图》地点测绘精准,地名翻译准确,为清代汉文西藏方志中地名定位提供了重要线索。而其保存的一个个西藏地名(大半今已不存),更是有效弥补了《谭图》在昌都西北至那曲一带留下的历史空白。在清代西藏历史地理文献匮乏的情况下,以柔克义为代表的西人旅藏路线图及其游历日记、探险报告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值得学界给予特别关注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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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杨学东(1980-),男,满族,辽宁新宾人,西藏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古旧舆图与方志。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总第164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